19世纪日本“人种改良”计划:全盘西化与欧美白人通婚,结果如何
1868年,与中国一水相邻的日本发生了一件大事:
刚刚上任的明治天皇发布了《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原有的幕府制度,改日本的政治制度为君主立宪制,以此开始对日本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史称“明治维新”。
在此期间,为了缩短日本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包括明治天皇在内的日本进步人士与学者,认定了改革要走全面西化的路子,不遗余力地
带领着日本社会向先进的西方学习。
得益于他们的努力,日本社会在极短的时间内飞速进步,仅仅几十年的时间,日本就已经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制国家发展为成世界级别的工业化大国。
可就在明治维新这一过程中,受全盘西化路线的影响,日本社会中也诞生了一些骇人听闻的想法和理论,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人种改良论”。
所谓人种改良,就是当时的日本部分进步学者为了“弥补东亚人种与欧美人种的身体素质差距”而提出的一种“奇葩理论”。
其主要观点可以通俗地解释为:支持日本本土女性与欧美男性通婚,以此改善新生儿基因。
但令人意外的是,这样的“奇葩理论”,竟然在日本社会中收获了众多专家学者的支持,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严格意义上来讲,日本人种改良论的起源大致在我国的宋朝时期。
那时候的日本正值历史上的平安时代,人口稀少,国力衰微,国民身体素质极差,平均身高仅有1.4m左右。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日本的一部分年轻女性经常会不远万里地来到中国,寻找精壮的男子行房怀孕,以此来增强日本下一代的身体素质。
宋人周煇就曾将这种事记载到了他的笔记《清波杂志》上:
“倭国(日本)一舟漂泊在(宋)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日本)妇女悉被发,遇中州(中国)人至,择端丽者以荐寝,名‘度种’”。
由此可见,利用本国妇女来进行人种改良的风俗在日本可谓是由来已久。
到了十九世纪上半叶,西方欧美世界都在迅速地发展,英国、法国、俄国、美国等国家在工业革命的潮流之下逐渐地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强国,日本则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陷入了贫穷与落后之中。
1853年,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和祖·阿博特等率舰队驶入江户湾浦贺海面,以绝对的武力打开了日本封闭已久的国门,日本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之中。
在此情境下,为了能够拯救国家,日本的大名、藩士、学者甚至平民都纷纷举起了救国的旗帜,明治维新则在这一历史契机下顺势而生。
在明治维新运动中,为了能够全力弥补日本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日本政府多次公派进步分子与知识青年前往欧美等国家学习交流。其中便包括了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福泽谕吉、日本近代著名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森有礼等人。
这些留学、考察的经历让他们深刻地认识得到了日本与欧美之间的差距,工业国家高耸入云的大厦和车水马龙的街头,给他们的民族自尊心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霾。
与此同时,这段经历也让这些进步人士认清了一个现实,那就是日本想要在短时间内追赶上欧美国家,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全盘的西化。
从经济制度到政治制度,从国家立法到社会道德,从民族文化到日常风俗,无论好坏,一律向西方学习,哪怕是人种都要努力地向西方靠齐。
那些进步学者们认为,日本人矮小的体质是阻碍日本进步发展的一大阻力,想要做得真正的全面西化,还要努力地将日本人种改良成西方高大威猛的人种。
毕竟在工业革命的时代中,只要强壮的身体才能够操作更多的机械设备与军事武器,只有强健的体魄才能够带领日本人民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对此,日本朝野声称:
“为使我国屹立于二十世纪的世界舞台,必须使军事、商业、工业更加文明、进步发达,而其中最必要的是全体国民身体健全强壮。”
在这种思想的催动下,日本诞生了一大批的“人种改良论”支持者,他们企图通过文化教育与生物进化等多个角度研究帮助日本人获得更加强大体魄的方法,想要让日本人的身体素质在极端的时间内达到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甚至是超越他们。于是一时间,日本国内的人种改良之风尤为盛行。
比如在1879年,日本著名教育学家森有礼在东京发表演讲《教育论——身体的能力》,想要以此唤醒日本民众对于身体素质的重视;
此后不久,日本著名哲学家加藤弘之也出版了相关书籍《日本人人种改良之弁》,向日本社会宣传有关人种改良的优势。
但众所周知,人种改良涉及人体上最为神秘的基因,而生物学界有关基因的研究在20世纪的50年代才初有成效,所以在明治维新期间,想要通过生物学的角度来改变日本人的基因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度种”的传统方式便再次回到了相关学者们的视线中:既然此前可以通过度中国男人的种来提高身体素质,那么度西洋男人的种又有何不可呢?
于是1884年,日本“人种改良论”的代表人物高桥义雄出版了一本名为《人种改良论》的书籍,为日本的人种改良计划提出了具体的方法和路线。
在这本书中,高桥义雄提出日本当下的人种改良,应该从七个方面入手,分别是“人种改良之事”、“遗传及习养之事”、“体育之事”、“生计品味之事”、“杂婚之事”等。
其中,“杂婚之事”是高桥义雄理论中的一大重点。
在高桥义雄的研究中,他发现当时的日本社会婚姻中,普遍地存在着导致了日本人口稀少、身体素质差的三大问题。
其一是日本社会的结婚年龄过早,很多青年性发育尚未成熟就已经接触了男女之事并沉沦其中,这对青少年的身心发育产生了极大的危害。
其二是日本的婚嫁区域较小,往往都是一个地区之间的男女相互结婚,再加上日本人口稀少,久而久之便可能会近亲结婚的问题,对后代的基因产生影响。
其三就是日本人婚嫁、传宗接代,从不考虑血统的优劣性。
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阶级森严的封建制社会,古时的日本在婚嫁之事上极为看重阶级。
家世显赫的女性往往只能和有门第的男性结婚,没钱没势的男性往往也只能和乡村女孩在一起,各个阶级,各个世家都不屑于与其他阶级与世家的人传宗接代。这种错误的婚姻观念,致使优秀的基因难以得到传承,而劣性的基因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人。
为了解决这三个问题,高桥义雄从古代日本女性向中国人“度种”与欧洲各国相互联姻的历史事实中寻找出了解决的办法,创造性地提出了“杂婚”的方式来改良日本的人种。
所谓杂婚就是指日本人在传宗接代的过程中,应该更加看重对方的身体素质,而非是家室、美貌、阶级等,要让优秀的人相互结婚,生育后代。
除此之外,高桥义雄还提出:
“在寻求配偶的时候, 除了寻找选择本国人中质良性美的人物之外, 假若要使后代的品质获得十全十美的改良, 还不妨与外国人结婚。”
也就是说,当日本的女性在本土很难找到优秀的男性生育后代的话,大量与外国人结婚,以此获得外国人的优秀基因也是可以的。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日本人,高桥义雄的留洋经历告诉他,日本自古便是偏安一隅的东洋小国,难以和周边国家接触,只有中国、朝鲜等人曾与日本人通婚。
可日本、朝鲜、中国三国都是由相同的人种构成的,依靠和中国人、朝鲜人通婚并不能改变日本人的基因。
这种情况下,日本的青年们应该大规模地与西洋人通婚,以此来提升其后代的心性体质容貌等,并逐渐地将日本的人种改良成与西洋人相似的人种。
那么,高桥义雄的理论是否可行呢?
先说结论,从现代的视角来看,高桥义雄的理论存在一定的可取之处,但是总体来说并不科学,也并不可行。
因为单独从基因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来说,人种的定义本身就不存在,所谓人种,无非就是人类为了区别自己与其他地区其他国家人的一种标准而已。
从人的本质上来说,不同地区之间的人之所以有差距,是受不同地理环境的影响。
黑人通常会比黄种人更强壮,更高大,而黄钟人则要比其更加聪明。
这主要是由于黑人获取食物的主要方式是狩猎,他们需要更强壮的身体来狩猎动物,维持生活。而生活在亚洲地区的黄种人大部分依靠耕种为生,因此对体力的需求要小于黑人!
而在解决了食物的问题之后,黄种人便可以发展智力,提升智慧,发展更先进的文明,创造更省力的工具。
这是环境对人类的自然选择,在一定的环境中,只有能够适应环境、利用环境的人才能够更好地存活下去。
这个道理放在西洋人和日本人的身上一样也是有效的。因此个子矮、身体差,并不是民族落后的根本原因。
毕竟看起来威猛高大的欧洲人在日本明治维新前的十八世纪,身体素质也并不优秀,平均身高都在1.65m左右,
现在号称是北欧巨人国的挪威,文艺复兴时期的男性平均身高甚至是不足1.6m。
而欧洲人的身体素质之所以能够在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得到飞速地增长,并不是因为欧洲也进行了什么所谓的人种改良,更多的是工业革命和饮食的改良所造就的。单从基因来说,日本人和欧美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因此高桥义雄的“杂婚理论”便存在着极大的漏洞。先不说一代又一代地与外国人通婚是否会对日本社会产生影响。
光是该理论所涉及的社会道德问题就已经足以让日本民众愤怒。毕竟婚姻应该是两个人之间自由恋爱的产物,生育也应该是在这一基础上所进行的。
如果单纯地为了增加国家的人口、提高下一代的基因,
就去执行违背本民族道德伦理,和外国人通婚、生育,以追求全方位的西化之举。
那么女性不就沦为了国家的生育机器?男性不就变成了任人挑选的“种公”吗?如此一来,国民有何自由平等?民族即便崛起又有何意义?
再换个角度想,如果日本人真的都变成了西方的白人,日本也确实地强大了起来,可日本还是之前的日本吗?
利用“度种”来进行人口改良,其根本目的无非是为了满足上层统治者的需求,真正的受益者在于统治阶级,而非是日本民众。
所以,即便是在明治维新追求全盘西化的社会环境下,即便是有相当多的专家学者对他的理论表示赞同,高桥义雄最为重视的“杂婚”理念也并没有赢得日本民众的支持,仅仅在几年后便被摒弃。
反而事故高桥义雄《人种改良论》一书中并不怎么受重视的“体育理念”却在日本社会中得到了民众和天皇政府的广泛支持,并帮助日本实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人种改良”。
由于受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影响较深,日本的传统文化一直比较注重精神和思想上的修养,对身体素质的修养的重视则比较弱。
包括日本武士、忍者、士兵等极度依赖身体素质的职业,也相对比较重视对剑道、武士道等有关“道行”方面的修养。
而在明治维新时期,当一部分进步学者将日本身体素质差的原因放在“基因”上时,另一部分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学者敏锐地发现,不重视体育训练也是日本人身体素质地下的一大因素。
针对这一点,日本近代教育学之父福泽谕吉提出了“先成兽身,后养人心”,“活泼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生来身体虚弱多病决不会有超人之智慧与判断力,即便有也难以应用”等等主张。
他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在日本的教育体制改革中,将体育教育提高到与知识教育相同的地位,以促进日本青少年儿童的身体素质提高,实现对日本人种的后天改良。
而相比于杂婚这种从基因入手的先天手段,体育训练显然是更加有效,更加可行的,福泽谕吉的众多主张也就自然而然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支持,体育教育开始在日本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其中的手段包括但不限于设立体育课程与课外体育活动、引进瑞典体操、举办登山、游泳、滑冰、田径等体育比赛、培养日本社会爱好体育运动的风气等等。
最终,在如此大力地推动之下,日本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得到了极大地提升。
根据日本学者在1900年到1955年之间的数据调查显示,在这55年间,日本7-22岁的年轻人身高、体重、胸围等各项指标都有了显著的提升,至于当下的21世纪,日本青少年地身体素质也在不断地增强。
根据医学期刊柳叶刀在2019年的数据显示,日本男性的平均身高已经来到1.72米,相比于一个半世纪前提升了将近20cm。
因此,虽然日本人所谓的“人中改良”没有按照计划中的那样去进行,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他们通过自己的手段,确实达到了自己的既定目的!如果从这一点看来的话,这个民族虽然疯狂,但在一定程度上确有值得借鉴之处!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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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赛锋 从 “夷狄观” 到 “人种论” ———近代日本对外视角的一个变动.文化与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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