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陈济棠之子回国，建议共产党改名，邓小平掐灭烟头哈哈大笑

人才，强国之根本、兴邦之大计，所以无论在任何一个时代，人才都是最宝贵的资源之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注重人才发展的国家，特别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政府面向全世界释放出，欢迎华裔科研工作者回国，参与学术项目研究和交流讨论的消息。

当时很多远赴海外的侨胞在得知这个消息时，便有了归国建设、为祖国经济发展做贡献的想法。作为国民党名将后裔的陈树柏，凭借着自己在美国学术界取得的不菲成绩，也曾多次受到了中国政府的邀请。

1980年，他终于再一次踏上故国的土地，当时作为国家重要领导人的邓小平还亲自与其进行了会面，此后他有多次来到中国开展学术讲座。

在一次会面的过程中，陈树柏向邓小平提出希望共产党改名的建议，那么邓小平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1979年，陈树柏已经连续接到了中国大陆有关部门的两次邀请，希望他能够回国讲学，可是身在美国的他却迟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

原因很简单，身为曾经的“南天王”、广东大军阀陈济棠的儿子，他深知自己身份在中国过于敏感，因此心里便产生了各种顾虑。

1929年出生在广东的陈树柏，是陈济棠最小的儿子。因为受到父亲的影响和家庭环境的熏陶，他从小立志参军。后来，陈树柏如愿以偿，顺利考入了黄埔军校，成为了第22期学员。

1949年初，父亲陈济棠接到命令要前往海南任职，与此同时刚刚走出学校的陈树柏成为了国民党的一名军官，奉命带领部队从成都奔赴海南。

在海南驻守期间，陈树柏曾经在海口与解放军发生过十余次的交火。

然而当时的国民党大势已去，遭遇频频溃败，1950年，陈树柏奉命随军退守到台湾，第二年他决定由香港取道前往美国留学。

陈树柏的戎马生涯非常短暂，弃武从文的选择为他后来在科学界大放光彩打开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接下来的十余年的时间里，陈树柏在美国专心攻读学业，先后获得了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电机工程学学士学位、伊利诺斯大学电机土程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1962年获得博士学位学位以后，圣克拉拉大学电机工程及电子计算机系聘任陈树柏为副教授。此后，仅仅用了五年的时间，年仅38岁的他就升任教授，成为该学校唯一一位华裔的教授。

不久，凭借着发表了30余篇高质量学术论文，出版了较高学术价值著作《网路拓扑分析法入门》，一心一意专攻学术研究的陈树柏在1969年受聘成为了系主任。

1979年，当陈树柏接到邀请后，他才知道自己也在中国政府受邀回国讲学的名单中。虽然那时候他心系祖国，但是一想到自己的出身、经历和曾经在海南岛与解放军真枪实弹对战的场景，他实在不敢轻易做出决定。

由于陈树柏已经远离故土快三十年了，这些年远在美国的他也会时不时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有关祖国的消息。

随着越来越多消息传到美国，他想再次回到故土的愿望就变得格外强烈。

由于实在拿不准共产党对于他以前的行为到底是什么样的态度，陈树柏当时决定先询问一下美国官方政府，确认一下自己的访华是否会有安全隐患。

美国国务院认为陈树柏访华行程的安全是有保障的，但他仍怕访华的途中生出事端，所以又给当时的国家重要领导人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主要想确定三件事情：

第一他前往中国是否能受到一定的礼遇；

第二对他之前的行为，共产党是否能既往不咎；

第三他是否可以在中国讲学。

这封信很快就到了中南海，邓小平的亲笔回信非常简短直接，毫无虚词，并且信中还引用了“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两句诗。

后来，为了彻底打消他心中的顾虑，中国科学院院长钱三强特意与陈树柏取得联系，再一次对他回国讲学的事情表示热烈欢迎，还希望他能够尽快消除顾虑，启程回国。

就这样，陈树柏带着自己的夫人于1980年的7月到达了北京。

如果说刚到北京的陈树柏对于自己的这次归国之旅还有一些担忧，可是当他与邓小平见面以后，他才发现自己的担忧完全是没有必要的。

二人在见面的过程中，本来刻意打算对父亲陈济棠避而不谈的陈树柏，再一次被邓小平的话感动了。那么邓小平到底说了什么呢？

邓小平与陈树柏的会面气氛十分轻松友好，作为国家重要的领导人，邓小平丝毫没有官架子，还询问陈树柏自己要如何称呼他。

在经过确认后，邓小平笑着称呼陈树柏为陈教授。

紧接着邓小平又对陈树柏说：“令尊治粤8年，建树颇多，至今老一辈的广东人都非常怀念他。”

邓小平说出的这句话让陈树柏意外之余，剩下的就是由内而外的感动之情。因为在他的印象里，父亲一直都是很多国人的抨击对象，“大军阀”的帽子也从来没从他的头上摘下来过。

其实，邓小平之所以对陈济棠有如此的评价，并不是凭空而来的。

对于很多老广州人来说，陈济棠是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谜一样的男子，或者也可以说是一名蹩脚的军人。

在那个军阀割据的混乱年代，陈济棠作为雄霸一方的军阀头子，他称霸岭南，号称“南天王”，与奉系军阀的东北王张作霖、桂系军阀白崇禧等各自割据一方，拥兵自重。

然而这些还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在他主政期间，广东社会政治相对比较稳定。当时他为了巩固自己在广东的统治、增强广东的经济实力，他提出了《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

在他的治理下，广东工商业快速发展，成为全国首富地区，整个广东进入民国年间的“黄金时代”。

此外，当时广东还是民国政府的税赋大省，税赋总额高达9000万元，经过阎锡山治理下的山西才1300万元，两个地区相差了快7倍。这些数据显示，那时候的广东已经是一个经济发达的省份了！

不仅如此，直到1935年广东公路总里程达到了17587公里，不论总长度还是地理密度都稳坐全国第一的位置。

彼时，广州饮食业也尤其兴旺，这里茶楼酒家星罗棋布，各式佳肴异彩纷呈，当时较大的餐饮店已达到200家以上，“食在广州”这一说法在南方大部分地区广泛流传。

陈济棠在执政广东期间还做出了其他许多杰出的贡献，比如修建海珠桥、中山纪念堂、爱群大厦等，但令人遗憾的是，他最终都没有加入共产党。

虽然陈济棠没有加入共产党，但是他和红军之间依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在1934年与江西的红军发生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友好交往的故事。

1933年，国民党对红军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这次蒋介石笃定了要置红军于死地，他命令蒋鼎文、何健、陈济棠、顾祝同几大军阀分别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围攻红军。

在各种围追堵截之下，红军作战伤亡十分惨重。为了打破这种困境，接下来红军将要实施一个秘密的计划。

1934年秋天，粤赣军区司令员何长工奉命抵达红都瑞金，他到来是因为在不久前，“南天王”陈济棠给红军发了一封密电，希望双方开展一次秘密军事谈判。

接到密电后，朱老总在第一时间给陈济棠回信，然后党中央决定派何长工和潘汉年作为代表去和陈济棠方面的代表举行密谈，地点就选在了在江西寻乌县境内。

陈济棠为什么要一面联合蒋介石围剿红军，一面私下里越红军密谈呢？

其实，陈济棠早就看出来蒋介石的阴谋了，他无非是想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希望用围剿的办法耗红军的有生力量的同时，削弱地方军阀势力的力量，从而稳固自身的统治地位。

另外，作为老牌军阀的陈济棠在赣南粤北的兵力部署也是另有深意。一方面他表面上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围剿”和堵截红军入粤；另一方面则防范蒋介石派中央军从湖南入广东吃掉他自己的势力。

红军对于陈济棠和蒋介石之间存在的矛盾也是了如指掌，所以打算利用这次密谈，说服陈济棠为红军北上抗日创造条件。

最终，双方经过三天三夜的谈判，围绕着“双方就地停火，取消敌对状态，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等内容达成了一致的协议。

由于陈济棠履行了秘密协议，所以，红军在此期间并未受到大的损失，实现了顺利通过粤境北上的目的。由此，开始正式踏上了长征之路。

陈树柏对于邓小平评价自己父亲的话语十分深刻，第一次会面的经历让他记忆犹新。面对邓小平的坦率，陈树柏也直接表达了他的真实想法。

陈树柏此次回国，就是想亲身感受和看一看祖国大陆的发展和变化，并且他希望自己能够根据所见所闻，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而且他还直言，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人才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而人才的培养还需要靠教育，所以他认为后续中国应该在教育计划的制定和培养人才的工作上面下些功夫。

就这样，凭借着第一次会面的愉快经历，陈树柏不仅完全打消了心中的疑虑，而且还与邓小平建立了非常融洽的关系。

距第一次访华的两年后，陈树柏于1982年的8月再次前往北京与邓小平见面。两人这次的谈话更是无拘无束，然而就是在这次见面中，陈树柏说出了自己心中疑虑已久的一件事情。

他当时向邓小平建议，觉得中国共产党可以改一个名字，比如社会民主党，他觉得这样就能区分出来中国与苏联及东欧各国的不同。

邓小平听完了陈树柏的话以后，先是掐灭了手中的烟头，然后用哈哈大笑作为回应，接下来也并没有做过多解释。不过邓小平当时这个笑声里包含了深意：

首先，邓小平知道对于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的陈树柏来说，不论是在思维方式上，还是思考问题的角度上，肯定已经发生了改变，西方的文化制度和思维模式逐渐对其产生了影响；

其次，陈树柏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是很了解，因此他也很难明白中国共产党的名字，在人民心中的分量和地位。这个名字不是哪个人想改就能改的，对于所有的党员来说，这个名字代表着人民的选择，代表着心中至死不渝的信仰。

最后，虽然陈树柏与邓小平等老一辈党员在意识形态、政见上的看法有差异，但是邓小平认为这种差异并不影响陈树柏回国报效国家，特别是他在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成果，对于祖国的建设和发展将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口号，对于人才的培养与重视，不仅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做好了准备工作，而且还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腾飞打下了良好基础。

通过陈树柏建议中国共产党改名的风波中，我们可以发现，对于很多华裔学者，中国一直奉行的是开放和包容的人才政策，而且还通过各种模式广泛吸纳人才。

因此，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有无数华裔科研学者，心怀赤诚的爱国之情，纷纷回国，为国家的跨越式发展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