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潜伏敌人内部晋升太快，心慌请示，中央领导：大胆往上爬

1940年，夏季，南京城中。一辆从北平开来的列车驶入站台，从火车上下来了一名衣着靓丽的夫人，她名唤孙静云，是来投奔自己的丈夫，时任汪伪政府立法委员的李时雨。

在旁人眼里，这不过是普通的夫妻团聚，然而对于李时雨而言，这场团聚的意义非同一般，因为孙静云给他带来了一条重要的讯息。

两人回到寓所后，李时雨立刻紧闭门窗，从妻子手中接过了一封信函，在李时雨看到信中内容的那一刻，他不由怔住了，只见信纸上只有一句话：“时雨，大胆地往上爬，对伪组织不管它上面部门，应广泛打入。”

原来，李时雨表面上是汪伪集团的立法委员，是“人人得而诛之”的“民族叛徒”，但实际上他和妻子都是我党隐秘战线上的谍报战士，是纵横在龙潭虎穴之中的王牌特工。

而他之所以会对信中内容感到讶异，是因为他在汪伪政权的官越做越大，这个“大人物”身份虽然能给情报工作带来巨大优势，但“大人物”也意味着大目标，在一些活动中难免会投鼠忌器，所以李时雨想从上峰那里获得下一步的工作指示。

在得到中央领导的打气后，李时雨心中的石头算是落了地，而他的传奇潜伏生涯，也才刚刚开始。

1908年，李时雨出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原名李亭芳，因少年时代读了《水浒传》，对以“及时雨”宋江为首的劫富济贫、仗义疏财的梁山好汉十分敬佩，故取宋江“及时雨”绰号中的时雨二字，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时雨”。

18岁那年，李时雨孤身一人来到天津求学，并在那里结识了多名进步青年，在同学好友的协助下，李时雨的学习成绩突飞猛进，成功考入国立北京法政大学。起初，李时雨对政治并不感冒，他的梦想是在大学毕业后，为时下中国的法律事业出一份力，做一名为穷人打官司的公益律师，因此他拒绝了好友们的邀请，没有参加任何政治组织。

然而，李时雨的梦想很快就被残酷的现实所撕碎，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进而吞并整个东北地区。对于像李时雨这般远离家乡的游子而言，一夜之间，他们的故土就沦为了侵略者的战争发动机，李时雨看到国破家亡的现实后，深感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只有共产主义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于是，他通过好友联系到了时任北平党组织负责人之一的夏尚志，一番交谈后，夏尚志对这位矢志救国的青年青睐有加，在夏尚志的介绍下，李时雨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引起了全国大范围的不满，尤其是撤入关内的东北军，他们不仅承受着失去故乡的痛苦，也背负着“贪生怕死”的骂名，复仇的焰火高涨，请战书如潮水一般涌入南京。

然而，此时的蒋介石正忙着自己“攘外必先安内”的大计，对于国内的抗日呼声一概无视，而他又担心东北军的不满会导致哗变，于是命令张学良率部前往陕北，去围剿活跃在此地的中央红军，试图借共产党的手，来削弱东北军的实力。

在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下，东北军的愤怒值涨到了最顶点，党中央见状，认为张学良和东北军是可以接触的对象，是推动南京政府放弃内战，全面抗日的重要力量，于是党中央决定派人打入东北军的内部，进行情报收集等相关工作。

而作为东北人的李时雨，自然成了潜伏人员的不二之选，通过时任张学良公馆警卫室主任张学孟的举荐，李时雨成功打入了东北军内部。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作为大学高材生的李时雨，在江湖气息浓厚的东北军中就是降维打击一般的存在，凭着自己丰富的知识储备和出色的能力，李时雨很快就获得了中尉军衔，成为东北军情报体系中的一员，从此时起，李时雨就开始了为党秘密工作的漫长生涯，从东北军到西安“剿总”第四处，从中尉到少将，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爆发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在完成历史使命后，张学良选择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旋即被蒋中正软禁。群龙无首的东北军顿时陷入了混乱之中。

次年2月2日，东北军发生了针对王以哲将军的刺杀事件。不久，东北军宣布整编改组，大量部门被裁撤，此时的李时雨认为继续潜伏下去已无必要，于是在上级的安排下，李时雨和夫人孙静云准备前往北平，寻求新的机会。

不料，当李时雨夫妇抵达天津的第三天，七七事变爆发了，日军旋即攻克了天津，断绝了前往北平的交通，李时雨夫妇被迫滞留在天津，只好通过紧急联络方式，找到了驻扎在天津的党组织。

当上级得知李时雨安然抵达天津时，立刻给他下达了就地潜伏的任务，命令他尝试打入当地汉奸团体内部，搜集相关情报。

由于当时东北军的身份过于敏感，且又担心地下党的身份暴露！无奈之下，李时雨只能凭借着自己政法系高材生的身份委身进入了天津高等法院担任检察官。

借着这个身份，李时雨开始了他在天津的潜伏生涯。在此期间，李时雨的职务虽没有大的提升，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为我党传递情报和提供便利！

而最为人拍案叫绝的就是他曾两次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艰巨任务。

第一次是向外运送电台。在战争年代，电台是敏感的军用物资，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暴露身份，让整个计划全盘皆输。

为了避免此种情况的发生，李时雨灵机一动，前往维持会总部找自己的“老朋友”，时任“总务科科长”的吴光弼，告诉他自己老婆要去参加检察院内的太太会，自己的车又太过老旧，开出去实在跌份，希望能借用一下吴光弼家里的豪车，给自己充充门面。

吴光弼一听李时雨的请求，不由抚掌大笑，想不到你这北平出来的大学高材生也那么贪财，和我们都是同道中人啊！于是二话不说，就将车借给了李时雨。

而在总务科科长汽车的掩护下，李时雨轻松穿越了多个检查关卡，成功将电台送入了党组织的手中。

第二次是去营救被关押在天津监狱的共产党员的冯骥。作为天津伪检察院的高级检察官，李时雨利用身份之便，前往负责审理该案的书记官那里，趁对方外出之际，将冯骥的案卷迅速装进自己的皮包，然后带到家中焚毁。

几天后，书记官发现重要的共党案卷丢失了，这在当时可是要掉脑袋的重罪，情急之下，书记官只好去求李时雨帮忙，而这正中李时雨的下怀。

于是李时雨给他出了一个掩饰的主意，就说冯骥的案卷早就因战火焚毁了，这个理由虽然不是天衣无缝，但也成功瞒过了上头，并没有治书记官的罪。

而为了报恩，书记官开始趁工作之便，为李时雨各种开绿灯，在他的帮助下，李时雨成功进入到关押冯骥的看守所，他告诉冯骥：关于你的卷宗已经被焚毁，只要你在审讯的时候，一口咬定是仇家陷害，没有证据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

果不其然，由于没有相关证据，伪天津法院只得判冯骥无罪，此后一段时间，李时雨使用这种焚毁卷宗的方法，成功救出了多名身陷囹圄的同志，为革命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即便李时雨暗地里为我党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明面上他依旧是伪政府的官员！而他出色的学历和履历，让他渐渐地开始受到了“重用”！

1939年5月，汪精卫从河内前往日本，与日本当权者直接进行卖国交易，同年8月，汪精卫返回上海，筹备所谓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能充实“门面”，汪精卫派手下亲信前往全国各地，网罗能参加会议的“代表”，小有名气的李时雨也成了汪精卫的收买对象之一。

当李时雨得知汪精卫将邀请他前往南京出席伪国民党大会时，他意识到这将是一个打入汪伪集团内部的好机会，在和接替者进行简单的工作交接后，李时雨南下上海出席会议，将会上所搜集的情报全部传递给了党组织，使得我党在第一时间就掌握了汪精卫等大汉奸的动向。

而为了能取得汪精卫的信任，李时雨对照汪精卫的“曲线救国”的理念，炮制了一份未来汉奸政权在沦陷区的施政纲领，并在与会期间拿出来和“同僚”们交流，成功引起了汪精卫等人的注意。一时间，大家都对这个仪表堂堂，谈吐不凡的青年人印象深刻，好感度蹭蹭地往上涨。

靠着在伪国民党大会上刷出的好感度，李时雨成功进入到了汪伪的南京中央政府，1940年3月30日，在伪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了的第一次会议上，李时雨成为了汪伪集团第一届立法委员。4月中旬，李时雨抵达南京后，立刻以立法委员的身份拜访了立法院院长——汪伪集团第二号汉奸陈公博。

陈公博对李时雨的大名早有所闻，见这位风云人物第一时间来拜访自己，陈公博认为这是对方在向自己示好，于是他便想趁势将李时雨收入自己的门下。而经过简单的试探后，陈公博发现李时雨果然是万中无一的天才，对他的信任等级也是在不断提升。

1941年，陈公博担任伪上海市市长，李时雨也跟随前往，兼任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处长、军法处处长、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办公厅第四处处长，职权涵盖“党政军法”四个领域，在上海滩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时风光无两。

而此时已然成为“大人物”的李时雨，顺利进入到了汪伟集团的核心层，在与汪伪各类人员的周旋中，李时雨把汪伪政府的人事组织和活动规律掌握得一清二楚，收集了大量具有战略意义的情报。

1941年年底，日伪军着手对江南一带的新四军展开清剿，李时雨及时准确地把日军的“扫荡”计划传递给新四军，给了新四军提前转移的时间，使得日伪军的“清乡”行动全盘破产。

而除了及时传递作战情报外，李时雨还和妻子孙静云配合，尽可能在敌人后方做一些能削弱敌人、利于人民的工作。在陈公博入主上海滩后，急需要笼络一批德高望重的社会人士，来洗白汪伪集团的卖国行为。

李时雨趁机上书陈公博，表示要筹办一个综合性学术杂志，吸引各路学者和青年来通过刊物发表文章，从而对知识分子进行洗脑。

陈公博认为此提案是一个攫取威望的好机会，当即表示赞同，于是《先导》杂志就此创办。有了陈公博和李时雨的双重保护伞，这个杂志社成了我党搜集情报，保存进步书籍和资料的重要据点，同时也掩护了大量被汪伪政权迫害的进步人士。

1944年11月10日，大汉奸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病死，陈公博、周佛海等汉奸接管了汪精卫留下的政治遗产，试图继续维持汉奸集团在沦陷区的反动统治。

然而此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日本侵略者在各个战线上节节败退，国内严惩汉奸的呼声高涨。周佛海、丁默邨等人在私底下和军统暗通款曲，希望能在战争结束后免于一死，陈公博则狗急跳墙，试图做最后的挣扎。

1945年1月，陈公博对外宣布将整理伪国民党党务，结果令他没想到的是，此时的伪国民党各级党组织已经形同虚设，所有人都在忙着“通敌”，给战后的自己谋一条出路。当年8月，陈公博决定召开伪国民党会议，结果没过几天，他心中那个不可战胜的“主子”就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对于李时雨而言，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意味着他在汪伪集团潜伏的使命终结了，就在他考虑是否直接返回党组织时，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改变了一切。

1945年9月，正在家中收拾行李的李时雨听到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开房门后，映入眼前的是一位西装革履，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男子。这人名唤余祥琴，是李时雨在汪伪政府任职期间所认识的“老友”。余祥琴告诉李时雨，他的真实身份是军统上海交通站站长，此行奉命前来邀请李先生加入军统，毕竟时下外敌方除，与中共之间势必将有一战，如果李先生加入军统，那么以往在伪政府工作的经历将既往不咎，还望李先生三思。

李时雨听闻此事后，决定将计就计，于是一口答应下来，就这样成功打入军统内部，得到了接近戴笠的机会。

俗话说“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能力出众的李时雨很快就成了军统中的大红人，被任命为军统上海站第二组组长，负责收集潜伏在上海的地下党人的相关情报。

和昔日在汪伪政府潜伏时一样，李时雨利用职务之便，将搜集到的军统所属区的指令、通报、通知等重要文件内容以及受军统迫害的党员名单及时传递出来，挽救了大量不幸暴露身份的同志。

然而，李时雨毕竟没有爬到军统的核心层，地方高层的身份无法成为他的挡箭牌，他所领导的第二组在长时间内没有任何“战绩”，这不免引起了军统高层的怀疑，于是对李时雨展开了秘密审查。

1946年3月，地下党收到了军统即将逮捕李时雨的消息后，立刻决定让李时雨撤出上海，前往东北解放区。同年9月17日，在处理好一切事务后，李时雨买好了18号前往北平的机票，以探亲为由向军统上级请假，但令人想不到的是，军统上海站副站长刘方雄察觉到了李时雨要离开军统的意图，立刻下令逮捕了李时雨。

不幸被捕后，军统立刻对李时雨展开了审讯，由于李时雨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而在被问及为何身居高位却无所建树时，李时雨说自己在军统没有建树只是因为对情报工作的不熟知。

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军统方面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便无情地对李时雨展开了刑讯逼供，用鞭条毒打、压杠子、灌凉水等刑罚拷问了他两天两夜，但自始至终都没有从李时雨的口中得到一丁点有用的情报。

而在被军统关押了3个多月后，由于实在是找不到李时雨是共产党的证据，但又不能将他无罪释放。

于是在1946年12月，李时雨被上海法院以“玩忽职守”的罪名判处7年有期徒刑。

但李时雨没有在监狱里待太久，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我军在各条战线上不断胜利，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财政状况捉襟见肘，只好大幅度削减监狱预算，搞了一出“大赦天下”，释放了所有15年有期徒刑以下的犯人，李时雨也随着这股“风潮”，成功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

从东北军到天津维持会，从天津维持会到汪伪政府，再从汪伪政府到军统，靠弥天大勇和缜密思维，谱写了一曲隐秘战线上的伟大赞歌。正所谓“龙潭虎穴十五年，刀光剑影无形战，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开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