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我党特工身中27枪牺牲，妻子收到一个烟盒，打开后泣不成声

1949年11月29日，山城重庆西北郊的歌乐山上，朔风凛凛。

相比于山中浓雾笼罩的阴沉，歌乐山下的松林坡，更是散发着血雾弥漫的阴森之气。

伴随着旁边被称作“活棺材”的渣滓洞监狱中传来的惨叫，一批戴着镣铐的“罪犯”又被秘密带到了这里。

清脆的枪响接连响过，三十二名“罪犯”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之中。

1949年11月30日，人民解放军主力推进至重庆市区，正式宣告重庆解放。

整理殉难者名单时，牺牲在松林坡的这三十二名“罪犯”才被正名——他们都是中共革命志士与地下党特工。

对战进行到终末期，作为游走在敌方一线的特工，一旦被逮捕，等待着他们的必定是对方怒极跳脚的残酷折磨。

“这个人中了27枪！”

很快，一声惊呼过后，地下党特工钟奇的遗体就瞬间被战友们包围。

望着从钟奇身上发现的遗物——写着字的香烟盒，解放军们不禁红了眼眶。

原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为党献上宝贵生命的钟奇，还留下了对家中怀孕妻子最深情的叮嘱……

与世无争的日子过得好好的，为什么国民党特务会突然上门把丈夫带走？

1949年10月，对于丈夫钟奇的突然被捕，萧德琪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

前一天晚上，丈夫跟她说，想去川东做一期采访，已经跟报社领导请示过，明天就出发。

虽然觉得有些仓促，但考虑到报社记者这一职业的特殊性，萧德琪还是表示理解，连夜替钟奇收拾起了行李。

可让她意想不到的是，凌晨时分，夫妻俩还没来得及好好告别，行色匆匆的国民党特务就持枪冲进了她们家里。

剑拔弩张的场面，吓坏了刚刚怀孕四个月的萧德琪。

面对国民党对丈夫“中共地下党”的指责，她更是一头雾水：怎么可能？钟奇从未跟我说过。

然而凶神恶煞的对方并没有留给萧德琪任何辩驳的机会，直接带走了她的丈夫。

为了能尽快将丈夫从国民党的魔爪下解救出来，钟奇被捕后，萧德琪不得不带着身孕，寻找可以帮忙的中间人。

在萧德琪看来，丈夫钟奇在国民党军报报社任职，且没有任何异常举动，是完全跟“中共地下党”这五个字沾不上边的。

但一个中间人的回答，还是无情戳破了她内心仅存的一丝幻想。

原来，从进入报社开始，钟奇就已经成为了中共安插在国民党内部的眼线。

甚至，就连这次的所谓川东采访，也是钟奇为了转移电台而想到的应对方法。

这一真相，让被蒙在鼓里的萧德琪非常意外。

“不要太担心，眼看着形势就快定了，钟奇应该很快就能平安回来！”

似乎是担心还在怀孕中的萧德琪过分忧虑，有人这样安慰她。

虽然内心十分慌乱，但自己确实帮不到狱中的丈夫什么，左思右想间，萧德琪只能顺着旁人的安慰，焦急的在家等待丈夫归来。

可她没想到，这一等，等来的竟是丈夫的死讯。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还不到，察觉大势已去的国民党开始了疯狂的报复，将关在狱中的钟奇及其战友残忍杀害。

直到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腹中还怀着钟奇血脉的萧德琪才接到了这一噩耗。

在送来的钟奇遗物中，写着字的香烟盒引起了萧德琪的注意。

怀着悲痛的心情，她将香烟盒慢慢展开，熟悉的黑色字迹映入眼帘——

“不要哭，眼泪洗不尽你的不幸……我最后仍是爱你的。还有一宗，你一定要再结婚。祝福，我至爱的贤妻！”

此时此刻，萧德琪心中涌动的情感再也无法克制，眼泪混着对亡夫的思念汹涌而下……

回忆里的恩爱场景不断在头脑中闪回，萧德琪想起了互为文友的两人的初遇，对文字的热爱与一致的三观让两人一拍即合。

她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那个曾让二人结缘的文字，此刻竟变成了丈夫的催命符？

从平平无奇的报社记者，到隐姓埋名的地下卧底，丈夫钟奇到底瞒着自己多少事？

“你儿子读书也可以，但学费得从工钱里扣除。”

1929年，跟随母亲一路辗转至邹家大院的钟奇，就这样稀里糊涂做了邹氏家族孙少爷的书童。

那一年，钟奇刚满七岁。

在来到邹家大院前，他跟着母亲江淑藩生活在几十里开外的醴陵县，生活虽拮据困难，但乐得安心自在。

如果不是那些被身为共产党的钟奇父亲钟伟续狠狠教育过一番的土豪乡绅疯狂报复，恐怕母子俩还会在原地，等待着钟伟续战胜后回家，一家三口共享天伦之乐。

经由亲戚钟药客的帮助，逃出家乡无处可去的钟家母子才在几十里外的邹家大院勉强立住了脚。

邹家大族等级观念严重，对待佣人也极尽严苛。凭借着一双巧手，蒋淑藩带着儿子忍气吞声地住了下来。

不同于天真懵懂的儿子，饱尝流离之苦的江淑藩，更加明白住所对母子二人的重要程度。

成为邹家女佣之后，她一直谨慎顺从，从不与雇主发生冲突。

为儿子钟奇争取入学资格，是江淑藩做过最大胆的事。

考虑到宝贝孙子入学需要人陪同，邹家老爷最后点头同意了江淑藩的请求。

卸下教育重任的钟母终于松了口气，但属于钟奇的磨难才刚刚开始。

养尊处优的少爷喜欢欺负下人，常常命令身边的钟奇替他背书包、写作业，责骂也是家常便饭。

年岁渐长，当初懵懂的孩子如今也懂得了邹家之于母子二人的重要性。面对孙少爷的欺凌，钟奇只得忍气吞声，默默在书本中发愤图强。

可好景不长，小学毕业后，江淑藩便再也无法负担钟奇上学的开销了。

“妈！你莫伤心，事在人为！”

没有办法进入课堂读书，钟奇便开始自学，在私塾外听先生讲课，四处借书来读。

看着懂事的儿子，操劳一生的江淑藩忍不住泪眼朦胧。

借着母子俩谈心的机会，她决定不再隐瞒，向儿子交代其父亲钟伟续的真实身份。

“你父亲是共产党人，是个英雄！如今你长大了，一定要为父亲报仇！”

母亲的坦白，解开了钟奇心中对父亲的困惑。对钟伟续的怀念越重，对搅起战乱的敌方就越痛恨。

1937年7月7日，一声炮响轰开了全国抗战的大门。

已经17岁的少年再也无法抑制对敌人的痛恨，决定为国效命，为父报仇。

没有对战装备，笔杆就成了钟奇最擅长的武器。

离开母亲后，钟奇辗转衡阳、桂林、贵阳等地，始终坚持写作，试图以笔为矛，实现自己的目标。

在战火纷飞的动乱年代，比起报道前方战场的焦灼战事，后方的小媒体更喜欢博人眼球，记录些微不足道的八卦谈资，这让一腔热血的钟奇无法接受。

好在时局易转，在花边新闻中踌躇不得志的钟奇很快迎来了自己的真正战场。

1945年，因缘际会，钟奇在重庆加入了“中国民主实践社”。

在这个由共产党外围组织所创办的民间组织里，他常常负责联络其他共产党员，悄悄为大后方传递着情报。

终于，不懈努力之下，钟奇和他的战友们迎来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但让钟奇没有想到的是，解放战争的号角再次吹响，等待着他的任务才刚刚开始……

1946年春，钟奇正式入职国民党军报《扫荡报》（又名《和平日报》）社。

作为曾经与共产党密切接触的爱国志士，钟奇的这一选择，让当时的私交好友分外疑惑。

回忆起对钟奇就任的这家报社的印象，好友张柄梅十几年后仍难掩唾弃之心，形容其为“臭气熏天”。

从1940年离家开始，钟奇已和文字打了近十年交道，积攒的笔力与声望，足够他去更高级别的报社从事进步工作。

在国民党军报这样一个具有高度政治吹嘘性质的报社任职，无论怎么看，都是对人才的浪费。

面对友人的不理解，钟奇永远都是笑着摇摇头，对自己的未来规划只字不提，将话题引到了别处。

原因无他，只因为此时的钟奇，正在执行一项更为秘密的特殊任务。

自从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的丑恶行径便暴露无遗，不仅无视人权，还多次派特务打压抗议群众，身为新闻工作者的钟奇，自然对国民党的罪恶行径深恶痛绝。

而另一边，重新被逼到暗处的共产党也同样难掩愤怒之意。

1946年，周恩来多次组织中外记者交流会，试图为蒙受冤屈之人讨回公道，拿回应得权益。

作为进步新闻工作者，钟奇也被邀请参会。

正是这一场集会，彻底改变了钟奇的人生方向。

交流会结束之后，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找到了正欲离场的钟奇，称周先生有要事要跟他商量。

带着激动万分的心情，钟奇被带到了周恩来的身边。一番寒暄过后，周恩来表明了来意：希望他能够留在重庆，继续为国民党军报工作。

似乎是看出了钟奇的不解，周恩来笑着解释，之所以这样安排，恰恰是因为看重了他的独特能力。

一直以来，钟奇的文风都以直接热烈出名，不惧强权，坚持写实，是抗战年代中的一抹独一无二的亮色。

眼下重庆主城被国民党所占据，如果思想领域也任由其统治，那么留给中共的翻盘机会便更加微乎其微。

想要牢牢把握思想高地，像钟奇这样的写实新闻工作人员就显得非常重要。

“你身为国民党军报《扫荡报》的记者，这是我们难以插进的险区，诚可谓敌中有我啊……”

周恩来的恳切发言，打动了钟奇原本就跳动着的红色心脏。

子承父志，他知道自己本应在革命区发光发热，堂堂正正唱着正义颂歌；但是，如果大局需要，他也并不介意自己披上一层虚假的外衣。

几乎没有犹豫，望着周恩来一行人期盼的目光，钟奇重重点头，接下了这不能对人言说的秘密任务。

1946年秋，如同料想的那般，时局再次变动。

在正面战场，两党派的冲突不可开交，而在没有硝烟的大后方，钟奇的日子也过得十分艰险。

作为共产党的“卧底记者”，一方面，钟奇要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不被身后腐臭的大环境同化；

一方面，他还需时时刻刻保持警惕，避免卧底身份被敌人识破。

再加上本身就艰苦的记者工作，钟奇忙得不可开交。

好在他并没有被眼前的困难吓退。

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本职工作的需要，频繁接触底层社会的钟奇，更加明白了国民党统治的阴暗自私。

为了能更好的向国内外民众揭露重庆生活的真相，钟奇借助工作之便，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工厂、学校，将那里工人与学生所受屈辱一一写下，以此来呼吁人们反抗。

无法用真实姓名来发表此类作品，钟奇便又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化名为“钟岚”，向其他报社秘密供稿。

很快，稿件发表后，群众纷纷被钟奇老道而热烈的文笔所打动，这让“钟岚”这个名字在重庆山城中再一次走红。

钟奇的妻子萧德琪，也正是因此才与他结缘。

怀揣着同样的爱国热忱，一次次书信往来中，钟奇与萧德琪的心越靠越近，终于走到了一起。

有了身侧佳人的同频共振，钟奇的革命之心愈加火热了起来。

但为了绝对保密，钟奇也未曾对萧德琪坦白自己的卧底身份，即使每次妻子明确表示出对当局政府的不满，他依旧默默将话题引走，不愿妻子陪同自己冒险。

这样的地下党卧底工作，钟奇一干就是三年。

在此期间，在完成本职工作后，他笔耕不缀，将当局政府对人民的压迫与欺凌写成赤裸裸的文字，带着对苦难人民的同情与愤慨，利剑般穿至国民党心脏。

《山城即景》系列、《罢工胜利》《失踪》等作品，都是这一时期他最为引人深思的得意作品。

当文字觉醒着民众的反抗灵魂时，当局政府也逐渐注意到了这个出现在各大报刊的“反抗领袖”。

能有机会接触底层人民，文笔老练，这显然不是非业内人士的手笔。

几个来回的排查下来，钟奇就引起了当局政府的高度注意。

与之同时，反应敏锐的钟奇也察觉到了自己的危险处境。

在日后的回忆录中，曾为钟奇《失踪》一作提供素材的张柄梅就提到，早在1949年9月，钟奇就曾因此事紧急约她面谈。

“要注意隐蔽自己，从今天起，我俩不再约会，不打电话，带纸条。”

钟奇表示，《失踪》一文的爆火，很有可能引发了当局对自己的高度怀疑，作为此文素材的提供者，兼“中国劳动协会”的小组长，张柄梅同样十分危险。

即使在发表的文稿中，钟奇细心的抹去了张柄梅有关的一切痕迹，但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建议后者暂停一切行动。

“我已受到敌人的监视，组织上考虑到我的安危，叫我暂离报社，我即将离开重庆。”

交代好一切后，钟奇表示，自己也会以去川东采访的名义离开重庆，去那里暂避风头。

得知战友已将后事收整的如此妥当，张柄梅紧张的心情也得到了片刻放松。

甚至，她还曾对着钟奇打趣，称后者也要来个“失踪”，让敌人束手无策。

说道开心处，钟奇和张柄梅相视大笑。

但让二人都没有预料到的是，恼羞成怒的敌方反扑，远远比他们想象之中的快得多。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敌人就迅速对钟奇出手，将即将离开重庆的他在家中逮捕。

面对眼露凶光的国民党特务，明白此去凶多吉少的钟奇，在被带往监狱时，仍未忘记安抚受惊的妻子。

为了方便管理，特务将钟奇扔到了枣子岚娅号军统稽查处，在那里用尽了酷刑。

但让他们意外的是，即使身受皮肉之苦，痛苦不堪的钟奇也没有松口承认与共产党之间的暗线关系。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记者，你们不要抓错了人！”

钟奇的坦荡，让特务一时间有些犹豫。

可正当狱中的钟奇痛骂国民党忽视民意，冤枉好人时，叛徒的出卖，还是让他的身份暴露。

这一下，钟奇彻底沦落在了敌人的魔爪之下。一段时间的折磨后，他又被转入了新世界临时看守所，在那里继续遭受非人的拷打审问。

1949年11月29日，革命的炮火烧到重庆沿线，明白再无翻盘余地的当局政府，将无处安放的怒火发泄到了包括钟奇在内的“叛徒”身上。

似乎预感到了革命的最终胜利，在看到特务大批押送战友时，钟奇便反应过来：生命的最后时刻到来了。

于国，他无愧于自己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可于家，怀胎四月的爱妻萧德琪仍然是他放不下的牵挂。

电光火石间，钟奇迅速拿过一旁的“红金龙”香烟，用笔在香烟盒背面写下对爱妻的深情叮嘱：不要难过，记得改嫁，过新的人生。

一笔写就，钟奇心中再无牵挂，在国民党特务的押送之下，他坦然踏上松林坡的土地，身中二十七枪，英勇就义。

1949年12月4日，重庆《新民晚报》登报钟奇遇难新闻，将其追封为“烈士”，一洗从前任职国民党军报的屈辱误解。

和他的正名消息一同登报的，还有那封匆忙间留给妻子萧德琪的遗书。

发表之后，人人为之感动。

在那个动乱年代，能够放弃自己宝贵生命，无畏投入革命阵营已属实可贵；

生命最后一刻，仍不忘家中爱妻，留书一封还她全新生活，更是钟奇超出旁人的人格魅力。

如此德行，不禁让人肃然起敬。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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