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谈刘伯承：伯承同志有没有缺点呢？我想只有一个

1942年的12月16日，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最艰难的时刻，此前侵华日军一轮又一轮的围剿，让众多敌后抗日根据地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因此在这一天，中国的绝大多数根据地都在紧张地备战或是生产，以抵御日军的围剿。

而位于山西的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却又是另一番景象，那里锣鼓喧天，张灯结彩，无数的军民们携手在山间歌唱，到处都是欢声笑语，整个根据地都是一片祥和的景象，与其他根据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原来，此时的太行山正在举办由邓小平同志主持的特意为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的祝寿活动。

在邓小平的心中，这个活动的目的一来是表彰刘伯承在过去一年中的功绩，宣传刘伯承的精神，让更多的军民向刘伯承学习；二来也是让根据地的军民们可以借机会休息一天，要知道再过去的一年中，他们的日子过得太苦了。

然而邓小平在刚刚提议这件事时，全军上下包括中央领导都是一致同意的，唯独刘伯承本人十分反对，甚至向所有人隐藏自己的生日，以此阻止活动的举办。

最后，多亏了邓小平苦口婆心地劝导，刘伯承才勉强同意，这才有了这次祝寿活动。

为此，邓小平特意为刘伯承写了一篇祝寿贺文《祝福我们共同努力的事业胜利》，文中，邓小平同志这样写道：

“假如有人问，伯承同志有无缺点呢？我想只有一个，就是他除了读书工作之外，没有一点娱乐的生活。”

那么，邓小平同志何出此言呢？这到底是对刘伯承的褒还是贬呢？这还得从刘伯承最真实的一生说起！

在刘伯承元帅的一生中，有一个爱好可谓贯穿了他94年的人生，那就是读书。在他小时候，饱读诗书的父亲和祖父就培养了他读书的习惯，无论是先秦的古籍，还是明清的小说，对于年幼的刘伯承来说，在那个贫寒的年代，有着远胜食物的吸引力。

而书籍和知识也让刘伯承见识到了更大的世界，拥有了更加伟大的理想和实现理想的平台。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苦清王朝已久的刘伯承果断地剃掉了辫子，参与到了革命之中。

次年，他便凭借着自己小时候阅读兵书所积累的知识，考入了重庆蜀军政府陆军将校学堂学习，并在毕业后加入了革命军，与篡夺革命果实的北洋军阀们征战十余年，其间他甚至在战斗中失去了右眼。

然而，十余年的戎马生涯没有打出来刘伯承想要的民主与自由，反而让刘伯承愈发地感到了迷茫。直到他的朋友杨闇公为他送来了一本叫做《共产党宣言》的书，刚一阅读，刘伯承便被书中的马克思主义深深吸引。

随着了解的愈发深入，刘伯承坚定地认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

就这样，刘伯承在《共产党宣言》中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并最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共产主义战士。

1927年，南昌起义爆发，刘伯承被委任为起义军参谋长，而凭借着他丰富的经验与过人的胆识，使得起义部队在南昌大获成功。

可惜的是，在后续的路线选择上，起义部队选择了南下广州发动“中心城市暴动”的苏式路线，导致起义最终失败。

这件事后，为了保留革命的火种，党中央派遣党内部的十几名骨干前往苏联留学深造。

此时的刘伯承已经35岁了，但当他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后，好学的他依旧接受了组织的安排，前往苏联的伏龙芝军校学习，把自己重新变成那个日日读书的少年，学习更多的知识，报效祖国，实现理想。

在伏龙芝军校学习时间，刘伯承遭遇了很多困难，首当其冲的便是语言问题。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四川人，刘伯承尽管读了一辈子书，

但他却对语言学方面少有涉猎，学习俄语的过程对他而言极为痛苦。

据他在伏龙芝军校的老师讲述，刘伯承的身边总会揣着一本厚厚的俄语字典，抽出空来，便要学习一两个单词，久而久之，他身边的那本俄语字典甚至都要被他翻烂了，

可在强大的毅力下，他成功地学会了俄语。在35岁的年纪，做到了别人十几岁都难以实现的事情。

而热爱读书的刘伯承，在学会俄语的第一件事自然是去阅读俄语书籍。

所以在1927年的伏龙芝军校中，

你只能在两个地方找到刘伯承，要么在课堂上，要么在图书馆里。

尽管刘伯承在学习上堪称废寝忘食，但由于在早年的战斗中丢失了右眼，只能装一个义眼作为代替。这就导致他在看书时，右眼眶常常会被粗糙的义眼磨得生疼。

但即便如此，刘伯承依旧手不释卷，只是将自己的义眼摘下放在一边，之后便继续专心致志地阅读。

就这样，刘伯承完成了自己3年的苏联深造之旅，学会了俄语和很多先进的军事思想，阅读了大量的西方军事巨著，并将其中的部分著作和军事词汇翻译成中文引进国内，填补了国内军事翻译领域的空白。

1931年，回国一年的刘伯承和邓小平一起调到了中央苏区工作，这对传奇搭档的故事也就此开始。

虽说刘伯承大了邓小平整整12岁，但俗话说“腹有诗书气自华”，知识的积累让他看起来十分的平易近人，给同为四川人的邓小平留下了“忠厚、诚挚、和蔼”的印象，所以两个人可谓是一见如故。

自此之后，刘伯承和邓小平便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在很多事情上都始终保持着共同进退。

1932年，邓小平因反对王明左倾路线而遭到打压被撤职。不久之后，刘伯承也因反对李德的军事教条主义而被撤销中央军委总参谋长职务。

等到1934年年末的时候，由于毛泽东等人的提议，刘伯承和邓小平就又双双官复原职，

并且一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为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应对日军侵华的严峻局势，党中央在1938年1月将邓小平调任为129师政委，从此“刘邓”的威名令无数敌人闻风丧胆。

为了使得部队发挥出最强大的战力，在工作上，刘伯承与邓小平分工明确。

刘是师长，主要负责指挥军队作战，训练部队与根据地的发展等工作。

邓是政委，是党的指导和政策在部队中的代表，履行党的指导权力和职责，为军队的路线和思想保驾护航。

严格来说，刘伯承所做的工作比邓小平要多很多，而邓小平身为政委，工作虽然没有刘伯承多，但他却要

监管好刘伯承的工作，决策果断，雷厉风行，敢于批评刘伯承工作中的错误。

因此，刘伯承忠厚老实，平易近人的性格则与邓小平果断，严厉的性格完美的契合，两人在思想和行动上达成了高度的一致。

在当时的129师中，有着这样的一个规矩：

刘伯承表态的事情，若是去找邓小平商量，邓小平必然会说：“按刘伯承师长说的办。”而邓小平表态过的事情若是去找刘伯承商量，刘伯承也必然会说：“政委的话就是决定，立即执行。”

此外，在与刘伯承相处久了后，邓小平也感觉出自己的这位搭档身上有一些常人难以企及的地方。众所周知，邓小平是一个性格活泼的人，爱好十分的广泛，所以在他的眼中，刘伯承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人”。

抗战期间，太行山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最为重要的根据地之一。由于它位于华北的心脏地带，周边就是日军的大本营，因此自打太行山根据地成立，就一直面临着日军一波又一波的扫荡。

尤其是在抗战初期，太行山根据地存在的问题是所有根据地中最多的。

上至与日军的作战、围剿和反围剿，下至根据地的发展和根据地军民的生存等都需要刘伯承这个师长来考虑与解决。

因此在巨大的工作量面前，刘伯承往往忙起来就不分白天黑夜！据记载，当时单单只是每日要处理的文件、电文就多达几十件，一年累计的文件便有一座小山那么高，而

且身为师长的刘伯承还需要制订详细的作战计划，而这些工作都极其地消耗脑力与体力。

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年近五十的刘伯承却能够将这些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不仅所有文件都是亲自审阅、批示，甚至连整理文件这种琐碎的工作也从不假人之手。而大大小小的战斗指挥，很多时候都是他亲力亲为。

不仅如此，在每天超负荷的工作下，刘伯承甚至能够找出一些空暇的时间发展出一些“副业”。

1940年春天，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通过多方的努力，得到了一份俄文版的苏联最新的《步兵战斗条令》。这份战斗条令在当时极为珍贵，因为它集中了苏联红军数十年作战经验的精华，反映了当时世界军事发展的趋势，对于当时的八路军来说，简直就是至宝。

因此对于八路军来说，应当尽快地将这份《步兵战斗条令》翻译成中文，并传授给全军上下。

于是，这份任务又自然而然地轮到了拥有丰富军事书籍文件翻译经验的刘伯承身上。

然而，当这份《步兵战斗条令》送到刘伯承手上的时候，太行山等一众根据地正在遭受日军的大扫荡。日军大肆推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以此缩紧各大根据地的生存空间。

为了应对日军的囚笼政策，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等中央领导正在讨论确定破袭正太铁路的计划，这也就是后来大败日军的“百团大战”。

在这种关头，身为八路军三大主力师之一的129师自然是主角，而作为师长，刘伯承的事务有多繁忙自然不必多说。

可偏偏就是在时间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刘伯承竟然在百团大战的时间间隙中，与时任参谋长的左权将整本的《步兵战斗条令》翻译出了大半。

而作为刘伯承的老战友，邓小平更是常常看到刘伯承在深夜还在点灯进行翻译和校正工作。

百团大战之后，日军向各大根据地开始进行疯狂的反扑，采用“扫荡”、“蚕食”和封锁的手段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妄图以此消灭我军根据地。

在那段时间中，刘伯承师长几乎日日都在带领着部队进行反围剿，夜行晓宿，东奔西跑，可即便如此，刘伯承还是将未翻译的稿件带到身边，稍有空隙便翻译一些，不让自己一刻歇下来。

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不少同志看到他的工作状态，都为他的身体健康而担忧，而刘伯承则摆了摆手表示自己没问题，然后继续投身于工作之中。

最终，在他没日没夜的工作下，无论是太行山根据地的反围剿还是《步兵战斗条令》的翻译任务，全部都妥善地完成了。可还没来得及休息一会儿，刘伯承便又要投入下一段新的工作中。

因此到了1942年年末，在抗战局势稍稍平稳一些之后，邓小平及一众领导才有了为刘伯承过寿的想法，这才有了开头的那一段情节。

但对为自己祝寿这件事，刘伯承是反对的，为此他将自己的生日隐瞒。不得已之下，邓小平只好将祝寿活动定在了12月16日这一天，而刘伯承元帅的真实生日则是12月4日。

刘伯承的一生都是为了工作，有时候为了更好地工作，他甚至不得不从事一些“另类的工作”！

1950年11月，新中国成立一周年之际，党中央决定在南京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而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表现出色，发挥神勇的刘伯承再一次成为该军事学院院长的第一人选。

对于这个委任，刘伯承不仅没有推脱，反而还兼任了政治委员一职。

在规划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是人民解放军第一个诸军兵种合成的高等学府，对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的要求极高。

因此，刘伯承在担任院长期间，呕心沥血，

宵衣旰食地为这所新兴的学校培养优秀教师，翻译外国教材。

可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成立和发展，完全是由刘伯承一手缔造的。

对刘伯承而言，在军事学院内的工作繁忙程度远比不上他此前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所以在成为院长后，刘伯承的日子便有些空闲了。

空闲的时候虽然还是撇不下自己最爱的书，但由于长期使用一只眼睛阅读，高度近视的左眼差点将他唯一的爱好剥夺。

就这样，也为了缓解眼睛的疲劳，刘伯承元帅勉强将散步作为使自己能够更好工作地“另类工作”。

1953年的一个周末，刘伯承刚刚与工作人员交接完工作，闲来无事的他看着身边的工作人员，提出了去附近一个公园散步的建议。

这让工作人员很是诧异。通常来讲，刘伯承元帅要不在工作，要不在读书，他的时间几乎都投入到这两件事情上了……

不过诧异归诧异，工作人员们还是十分爽快地答应下来刘伯承元帅的提议，一行人随即向着公园出发。

可一路上走过来，工作人员愈发的奇怪，因为刘伯承元帅说是散步，但是却走得极快，一边走还一边挥动着双臂，像极了一位正在前进的战士，一点都不像60多岁的老人。

而且刘伯承元帅一边“散步”还要一边和工作人员谈工作，这使得年轻的工作人员感到身心俱疲。

没一会儿，几名工作人员就被刘伯承元帅甩在了的身后，他们只能喘着粗气站在原地，看着元帅的背影渐渐远去……

纵观刘伯承元帅的一生，想必只有“纯粹”一词能够概括。

爱好是纯粹的看书，日常是纯粹的工作，就连唯一的休闲活动也就是纯粹地走步。

对于挚友邓小平而言，他是纯粹的“刘师长”，面对黑暗的旧中国，他是纯粹的革命者。

在刘伯承50岁祝寿活动中，他在所作的《自铭》中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因此，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做毛主席的小学生，为中国人民尽力。如果我一旦死了，

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十二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

如此来看，刘伯承元帅便是一个纯粹的布尔什维克，一个纯粹的无产主义阶级斗士。他将一颗最纯粹的心奉献给最高尚的党，将最纯粹的意志，奉献给最伟大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