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江西一伐木工捡到1枚银印章，公安调查后调3卡车干警搜山

1964年的一天，江西省万载县举行了全乡林业工作报告会议。在林场工作的郭桃仁受邀，参加了这次会议。

郭桃仁是万载县林场上的一名伐木工，参加这次报告会的人都是伐木出身的，大家都有许多的共同语言，聊得十分投机，郭桃仁也不例外，和众人讨论地热火朝天。

期间，他在阐述自己观点的同时，也在用着自己随身携带的笔记本记录着别人说的内容。

在记笔记的方面，郭桃仁掌握着一项其他人都不会的技能——速写，他用着只有自己才能看懂的符号，迅速地记录着会议内容。

过了很久，报告会终于接近尾声。郭桃仁开始收拾自己的随身物品，准备离开会议室。

然而就在这时，几名公安干警拦住了他的去路。在核实了郭桃仁的身份后，郭桃仁被这几名警察请去“喝茶”。

面对警察突然的来临，属实把郭桃仁给整懵了，郭桃仁的大脑飞速地旋转着，努力地回想着自己是否有过违法违纪的行为，但始终摸不着头脑。

很快，在这几名警察的“护送”下，忐忑不安的郭桃仁来到了万载县公安局的会客室。

直到一名姓潘的老警察走进了会客室，潘警官在作出详细的解释之后，郭桃仁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随后，一个尘封长达30多年的故事也随之浮出水面...

那么，郭桃仁究竟为何会被请到公安局“喝茶”？潘警官又对郭桃仁讲了些什么内容？

这还要从郭桃仁在1963年的一次经历说起...

1963年10月，对于江西省万载县林场的伐木工人来说，这正是伐木的好时候。这天，一群伐木工人带着工具浩浩荡荡地上了官元山，为首的正是郭桃仁和他的弟弟郭兴仁。

两兄弟来自湖南省平江县，因老家的条件过于艰苦，郭桃仁是家中的长子，只好背井离乡，外出谋生。

直到5年前的1958年，经熟人介绍，郭桃仁来到了江西省万载县林场。

那时候的万载林场处于刚刚开发的状态，郭桃仁被安排到这里做了一名伐木工。郭桃仁对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非常的珍惜，在伐木时十分地卖力，久而久之，林场的领导对郭桃仁十分认可。

但同时，郭桃仁也从未忘记远在湖南老家的弟弟郭兴仁以及年迈的父母。

每次发工资的时候，郭桃仁都会给自己留一小部分的工资，剩下的大头则寄回湖南老家，帮助家人们渡过难关。

5年后的1963年，万载林场的发展势头十分迅猛，同时人手方面也开始紧张起来。

为了让弟弟有一份工作，减轻家里经济负担，郭桃仁便给在老家的弟弟写信，让弟弟来万载林场工作，兄弟俩以便有个照应。

郭兴仁在来到万载林场后，像哥哥郭桃仁一样踏实肯干、不怕吃苦，同样地受到周围的同事、领导的一致好评。

在郭桃仁和郭兴仁兄弟俩的努力下，二人很快便成为了万载林场的“扛把子”。

这天，兄弟俩像往常一样带着一队人马在林场中进行着伐木工作。

然而，刚上山不久，郭兴仁突然神色紧张，感觉胃部翻江倒海。

“哥，我大概是吃坏肚子了，你在这里等我一会，我去方便一下。”

说罢便飞速跑开了。

郭桃仁只好让其他人先上山，自己则在原地等着兄弟回来。

一根烟的功夫，郭兴仁长舒了一口气。然而，就在郭兴仁准备离开时，他突然被绊了一下，险些摔了个趔趄。

郭兴仁一边抱怨着自己的倒霉，一边回头看着是什么东西将自己险些绊倒。

这一看可不要紧，郭兴仁突然发现，绊倒自己的东西散发着闪耀的光芒。

郭兴仁走近一看，是一个体积不大的皮箱，一半已经被埋在了土里，看起来它被埋在这里很久了。

郭兴仁顿时热血沸腾，以为自己找到了什么奇珍异宝，他开始憧憬着自己和家人们不用在辛苦地为了生活而奔波的美好场景，一边憧憬着一边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箱子。

打开箱子后，郭兴仁瞬间傻了眼，这哪里有什么金银珠宝，只是一些破旧的文件，看起来已经有几十年了。

不死心的郭兴仁，开始在箱子里翻了起来，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一番查找过后，郭兴仁在箱子里发现了一枚沉甸甸的印章。

郭兴仁仔细观察着这枚印章，发现它已经有些锈蚀了，上面是一些自己看不懂的符号和字体。

郭兴仁没有多想，在将箱子丢弃后，将这枚印章装入了自己的口袋中，之后便快步跑向哥哥郭桃仁。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郭兴仁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了宿舍休息。这时，他猛然想起了白天在山林里找到的印章。

郭兴仁打开了灯，将印章仔细地擦拭后，拿到灯下仔细地观察起来。

郭兴仁发现，这枚印章不同于一般的印章，它是用金属银制作的。

我们知道，一般的印章是由玉石、黄金或者是金属铜制作的，几乎没有用金属银制作的印章。

一时摸不着头脑的郭兴仁，将哥哥郭桃仁偷偷地叫了过来，将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地告知了郭桃仁。

郭桃仁也开始对这枚银质印章起了兴趣，为了弄清这枚印章上究竟写着什么内容，郭桃仁找来印泥，将印章在自己常用的笔记本上盖了章。

但郭桃仁和郭兴仁两兄弟文化程度较低，几乎不认识什么字，因此对于印章上的字体和图案，他们也是一头雾水。

无奈之下，兄弟俩只好将印章收好，之后便将此事抛到了脑后。

可谁知，在这枚看似普通的印章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不普通的故事...

时光很快便来到了1964年，郭桃仁因工作能力突出，被林场领导提升了职务。

这天，郭桃仁接到通知，邀请他前去县里参加全县林业工作报告会议。

郭桃仁立即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带着笔记本和笔，向万载县出发。

郭桃仁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走进了会场，会上他用着自己的速写技术飞快地记录着会议内容。

期间，一名同事无意间看见了郭桃仁自创的符号，感到很奇怪，便向郭桃仁借用笔记本，郭桃仁没有多想便借给了他。

这名同事拿着郭兴仁的笔记本开始翻了起来，之后便匆匆地离开了会场...

眼见这名同事匆匆地离开了会场，郭桃仁大感疑惑，但他的注意力集中于会议，就没有放在心上。

终于，会议结束了，就在郭桃仁准备离开时，几名警察赶过来拦住了他的去路，于是便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那么，潘警官到底和郭桃仁说了什么？

潘警官见郭桃仁十分紧张，便和蔼地让郭桃仁放松精神。

潘警官向郭桃仁解释了请他到县公安局的原因，之后便开门见山地询问起他的笔记本里的那个印章图案的来历。

原来，郭桃仁的那名同事在拿到他的笔记本后，翻看着那些只有郭桃仁自己能看懂的符号，直到翻到那页含有印章盖上的图案，图案上的字体引起了这名同事的怀疑。

在那个年代，“反特”一直是让人们的神经紧绷起来的一个词汇，联想着前面那些只有郭桃仁才懂的符号，加上那个印章上的图案，让这名同事误以为郭兴仁是特务，在使用某种密码记录着某种信息。

于是，这名同事为了稳住郭桃仁，平静地将笔记本还给了郭桃仁，之后便匆匆地离开了会场，拨打了万载县公安局的电话。

接到举报后，万载县公安局本着“小心求证”的态度，迅速出警，在郭桃仁离开会场之前截住了他。

听到潘警官的一番解释，郭桃仁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这时他也反应过来，要是自己真的犯下了什么罪行，也不会在会客室里同潘警官谈话，谈话气氛也不会这么亲切。

说到自己笔记本里的那个印章图案，郭桃仁早已把它抛到了九霄云外，见到潘警官询问此事，便将弟弟郭兴仁捡到装在箱子里的印章，以及自己用印泥在笔记本上盖章的事一五一十地向潘警官讲了出来。

潘警官严肃地将郭桃仁讲述的事实经过记录下来，之后迅速地向局领导汇报此事。那么，这枚银质印章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玄机？

只见印章上刻着的字体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原来，这枚印章是土地革命时期湘鄂赣省政府使用的公章！

时间回到32年前的1931年...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下均称为“中央政府”）在江西省的中央苏区宣告成立，由毛泽东担任主席，定都瑞金（今江西省瑞金市）。

为便于管理，中央政府决定制作印章，以确立政权的权威性和独立性。

然而，印章的材质选择上，却让大家犯了难。

要知道，印章的意义在于独立性和唯一性，防伪工作至关重要。

若用玉石制作印章，防伪作用几乎为零，极易被别有用心的人钻空子，给我党的革命事业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这时有人提出使用金属银制作印章，一来金属银强度较高，不易毁坏；二来金属银很容易发生变形，也会和氧气发生反应，产生氧化物以及外观性状上的变化。

这样，在盖章的时候，这些氧化的痕迹便会体现在印章的图案上，即便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可以复刻印章上的图案，但却无法复制氧化的痕迹和外观的变形，这就保证了需要盖章的文件的真实性和权威性。

经过详细的讨论之后，这个提议很快便被大家接受，就这样，在中央政府的安排下，五枚银质印章就这样制作完成了...

30年后，郭桃仁和郭兴仁两兄弟捡到的只是其中一枚。

然而，当年中国的内部环境对我党的发展十分不利。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在沈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揭开了全面侵华的序幕。

在这种外敌入侵的危急时刻，本应该全国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日寇，然而蒋介石却仍在处心积虑地打算消灭我党，完成其反共的企图。

在这种情况下，我党既要抗击日本侵略者对我国领土的侵占，又要防备着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对我党的攻击。

自1930年10月起，蒋介石就着手调集军队对我党进行所谓“围剿”，这样的围剿一共进行了五次。

幸运的是，我党在前四次的“围剿”中，完美地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对发起进攻的国民党军队予以迎头痛击，争取了主动。

但不死心的蒋介石，非但没有反思自己的过失，反而继续计划着发动下一次“围剿”。

1933年9月25日，蒋介石集结了100万大军，200多架飞机，采取“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对我党的革命根据地发起了第五次“围剿”。

然而红军在经历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后，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占据了统治地位，对毛泽东的正确提议不予采纳。加之当时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进驻中央苏区后，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实际，给红军和苏区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在一系列的错误指挥下，我党的第五次反“围剿”不幸失败，红军于1934年10月不得不开始战略转移。

在红军开始战略转移之前，中央政府使用的各类机密文件、印信等物品就必须要转移，能带走的必须带走，不能带走的则就地销毁。

这其中就包括郭桃仁、郭兴仁两兄弟在官元山捡到的那枚银质印章。

为了保护绝密文件和这枚印章的绝对安全，这些物品被装在了一个皮箱中，由五名红军战士负责护送。

当这五名红军战士带着箱子行至官元山一带时，由于他们不幸遭遇了敌人，为掩护箱子的绝对安全和大部队的转移，他们便将箱子掩埋在山林中，随后分开逃跑。

尽管箱子成功地保住了，大部队也顺利地转移，但这五名红军战士却无一幸免，全部遇难...

在这之后的30年，这只皮箱便暂时地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当中，直到1963年被郭兴仁发现。

在了解到这枚印章背后的故事后，郭桃仁备受感动，他立即带着潘警官和其他几名公安干警来到了万载林场，找到弟弟郭兴仁，将这枚印章取出交给了万载县公安局。

为确保埋藏印章的地方是否还埋藏着其他珍贵文物，不久之后，在郭桃仁、郭兴仁的带领下，万载县公安局派遣了三辆卡车，上百名公安干警来到了官元山上，打算对官元山来一次地毯式的挖掘。

上百名公安干警将官元山翻了个遍，除了找到那只皮箱和早已腐烂的文件残片外，没有任何实质性收获，但至少这枚珍贵的印章没有丢失。

后来，这枚印章经过文物工作者的鉴定，确认它就是当年红军转移时丢失的那枚银质印章。

现在，这枚印章安静地躺在湘鄂赣省委的纪念馆里，静静地向前来参观的人们讲述着当年的革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