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毛主席考虑定都南京，王稼祥反对：蒋介石是浙江人

“主席，休息好了吗？”

1949年3月23日早上，周总理见到毛主席后，询问他睡眠情况。

“睡了四五个小时，有精神。”听到毛主席这样说，周总理担心毛主席身体吃不消。

毛主席非常兴奋地告诉他，“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不睡觉也有精神。”

毛主席口中的“赶考”是指中共中央及所属机构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

周总理很自信地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要考个好成绩，决不当李自成。”

毛主席等领导人进入北平以后，以此地为新中国未来的首都，“考了个好成绩”。

然而定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中间还经历过一些波折。

在定都北平（现在的北京）之前，还有哪些城市也曾被考虑定为首都？后经王稼祥指点，最后确定定都北平，他究竟说了些什么？

关于定都的问题，根据现有资料显示，毛主席早在1948年3月下旬，率领中央机关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在此时就已经开始考虑了。

当时，毛主席比较中意的首都是具有“东方的莫斯科”之称的哈尔滨。

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向盟军投降，欧洲战场结束，150万苏联红军依照《雅尔塔协议》开始对日宣战。

同年8月9日，150万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向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

苏联红军和东北抗日联军团结协作，仅用了一周的时间，击溃了关东军的主力。

8月17日，日本关东军宣布投降，东北地区结束了日本长达14年的侵略。

哈尔滨是当时全国解放最早、最安全的大城市，是东北地区政治、经济中心，而且它一直是我党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的所在地，也就是说我党在哈尔滨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政治基础。

另外，日本虽然投降了，但是国内的国民党还和美军勾搭着，疯狂地袭击解放军，而哈尔滨离苏联距离很近，将来国内万一出现什么不利我军的状况，便于我们向苏联取得支援和帮助，

因此，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特地批准其为“特别市”，为将来新中国定都做准备。

其实，除了毛主席以外，党内还有很多高瞻远瞩的人士也逐渐意识到东北地区在我国占据很重要的战略地位。

曾担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的黄克诚甚至主动向中央申请，带领新四军赶赴东北，打击国民党势力，愿意为解放东北做贡献。

他的预想没有错，待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命令杜聿明赶紧接管东北时，才发现原来中共领导的新四军早已率领部队在东北地区生根发芽了。

此时的蒋介石并不愿意就这样拱手让出东北地区，于是决定以武力的方式把新四军赶出东北，甚至还拿出最新的美式军用飞机、大炮等军事武器支持国民党军队袭击东北的中共部队。

当时，东北地区的很多大城市和农村地区已经在我军的控制之下，国民党的军队很快就被我军包围了。

被围困起来的国民党军队不仅无法开展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还因为冬季寒冷，缺少御寒物资，粮食短缺等问题多次向蒋介石求援。

我军为了尽快消灭国民党在东北的势力，由林彪、罗荣桓等人率领的东北解放军向国民党军队发动攻击。

一个多月后，蒋介石派出自认为很精锐的部队——国民党军第九兵团应战，打了半个月的仗，负责防守的军队全部被歼灭，俘虏了以该部首领廖耀湘、东北副总司令郑洞国等人为首的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

这场战役里总共有10万多名国民党各级军、兵被俘虏，这就是著名的“辽沈战役”，自此，国民党在东北不再具有任何作战优势。

解放军虽然在东北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毛主席考虑到占据南方半壁江山的国民党在美军的大力支持下，而共产党在国内还没有完全占据有力位置，能否与之完全抗衡是个大问题的情况下，毛主席也就没有把定都哈尔滨的想法彻底确定下来，同时也在思考有没有可能定都别的地方，比如黄河流域。

除了哈尔滨以外，在毛主席心里，黄河流域的几个古都也进入定都备选城市。

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流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中国古代的好多都城都定都在此，其中以洛阳、开封、西安这三个城市最为有名。

西安市是“十三朝古都”，开封是“七朝古都”，洛阳是“六朝古都”，因此，毛主席认为这些城市都有资格入选新中国定都范围内。

在肯定这几个城市的同时，毛主席也发现了它们存在着很大的局限。

开封、洛阳，这两个城市交通不便利，水患严重，短时间内是无法改变的。至于西安，地处西部腹地，地理位置太偏了。

最关键的是，它们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太理想。

据历史来看，自从宋朝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向东、向南转移，而这三个城市开始没落下去，一直没有得到很大发展，因此，毛主席只是停留在设想阶段，并未肯定要从这三个城市中选择一个城市作为首都。

说到经济重心南移，黄河流域的城市发展后劲不足，那么，江浙沪地区则是发展迅速，其中，绝对是非常值得一提的城市南京，也有“六朝古都”的名号。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它更是先后被太平天国和国民党定为国都，因此南京绝对是一个虎踞龙盘之地。

刚刚从苏联养病回来的王稼祥得知毛主席有定都南京的想法，赶紧找他聊聊自己的看法。

王稼祥与毛主席相识于1931年3月，说起来，毛主席还是王稼祥与妻子朱仲丽的媒人，王稼祥的岳父朱剑凡是毛主席的恩师杨昌济的至交，两人因此相识。

除了私交关系，从遵义会议开始，两人在革命事业上也是相互扶持，因此也是亲密的战友。

王稼祥认为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必须要着眼于未来，定都在哪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接着，便主动向毛主席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南京在历史时期确实出现过很多次辉煌，但是定都于此地的朝代，大部分都是“短命王朝”，因为这个原因，免不了会让人多想，有点“不祥”之兆的意思。

共产党及其党员都是信仰唯物主义，自然是不会相信这些“不详”，回归到现实上来，王稼祥非常严肃地向毛主席分析了为何不建议定都于南京。

主要是南京的地理位置不好。

南京离海太近，定都于此，不利于防范外国入侵。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事实，当时，英军沿着海岸线，由南到北，后陈兵南京下关江面，以此逼迫清政府妥协退让，以签署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收场。

再者，“蒋介石是浙江人”，王稼祥这句话倒是提醒了毛主席。

蒋介石就是依靠江浙沪的财阀们的大力支持，才能够一路肆无忌惮地与共产党对峙，蒋介石倒台了，那些曾支持过他的财阀们怎么可能会支持共产党呢？

他们很有可能会进行疯狂反扑，如果定都南京，反而会给首都增加很多不稳定因素。

综上原因，毛主席不再考虑定都南京。

前面有提到毛主席看重的几个备选城市里，他最中意的是定都哈尔滨。其实，毛主席对于北平的喜爱不亚于哈尔滨。

毛主席曾两次来北平，领略了这座古老城市里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见证了中国人的觉醒。

1919年的五四运动，更是掀开了中国革命历史的新篇章。

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北平在中国的革命进程中起到了先导作用，在全国范围内起到统领的作用，因此，毛主席认为把北平定为首都也是可以的。

起初，他只是停留在设想阶段，而没有认真思考如果真的把北平定为首都会怎样。

他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不慎重”状态，主要是因为当时共产党并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共产党只是在打了几场胜仗，暂时处于战略优势地位，甚至连北平所在的华北地区都还在国民党的掌控之下，因此，政治局势不稳，对前途也不是很明确的情况下，毛主席并没有大胆冒险决定把北平定为首都。

现实很惨，但是我军战斗能力很强。

毛主席也没想到解放军可以如此快速地击败国民党军队，甚至在1948年的“九月会议”的时候，他从当前战局、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等方面，预估我军最起码还需要3年的时间才能够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才有机会建立一个新中国。

解放军用实力告诉毛主席不要太低估我军的作战能力，也不要把国民党想得那么强大。

前方战场的真实情况是，国民党已经到了兵败如山倒的地步，我军取得胜利非常顺利，势如破竹，特别是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这三大战役之后，我军在军事上已经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

华北地区的解放区和东北地区的解放区很快连成一片，那么，我军解放被国民党占领的京津地区，也就不再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了。

原本对取得北平胜利没有太大期待的毛主席看到国民党节节败退之后，他这才开始思考，北平这座明、清两朝的政权所在地，适不适合定为新中国的首都。

而当时的哈尔滨也是占有很多优势的，因此，毛主席再次陷入：是定都北平还是定都哈尔滨的两难境地。

就在此时，毛主席再次想到了王稼祥。

王稼祥曾留学苏联多年，精通国际事务，另外，他还对苏联有很深的研究，曾经还研究过苏联的一些大城市在作战时期的特殊作用，因此，在选择定都的问题上，王稼祥的意见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毛主席并没有把自己的纠结讲给王稼祥听，而是向他请教，“定都哪里？”

王稼祥给出了建议：“定都北平”。毛主席万万没想到王稼祥居然也有定都北平的想法。

王稼祥表示北平是非常适合被定为首都的城市，关于其他的城市，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在接下来的交流中，毛主席问他定都北平的原因。根据王稼祥和毛主席的谈话内容来看，王稼祥选择定都北平的原因，大致是从四个方面考虑的：

第一：北平位置好。

“北平扼守连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关内与东北，在秦始皇时期就被重视，因此才修建了万里长城。

北平连接着东北和关内，这句话直接点明了北平的重要性。

东北地区对于当时的新中国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地区，中国的很多工业基地都在那里，因此，定都的时候一定要顾及到东北地区。

第二：战略地位好。

“邻近苏联和蒙古，无战争之忧”。

当时，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非常友好，短期内不会出现战争。

另外，新中国想要得到快速发展，可以寻求苏联老大哥的帮助，这样有利于快速改变百废待兴的状态。

第三：海上威胁小。

北平靠近渤海，虽然离海近，但是不用担心，因为渤海是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拱卫之下，不会像南京那样，一旦遇到敌人入侵，根本没有防御的机会，因此在战略上是非常安全的。

第四：老百姓易接受。

“北平是明清两代的帝都”。

北平位于全国的城市之首已经500多年了，哪怕是到了近代，这个城市也依然还能够聚集很多优质资源，依然在老百姓心目中占有很高的威名。

如果新中国定都北平，大家很容易认同和接受。

英雄所见略同，王稼祥推荐定都北平的理由，也正符合毛主席的意思，因此，他更加肯定了定都北平。

自从有了定都北平的想法后，毛主席和王稼祥等党的领导人开始为进驻北平做准备。

在九月会议上，毛主席指出:共产党将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各级政府、各种政权都要加上“人民”二字，要与蒋介石建立的国民党政权有明确区分。

为此，毛主席还提到，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独裁专制的国家政权，我们共产党就不能再把新中国的首都定在南京了。

会上，毛主席向一直在前线打仗的徐向前了解作战情况，得知山西的阎锡山坚持打仗，不同意与共产党和平谈判，毛主席特别担心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也会像阎锡山那样，拒绝和谈。

毛主席希望“北平不要打”，目的是为了保存好北平的完整性，以便将来做人民共和国的国都。

参与指挥平津战役的聂荣臻在会上听出来毛主席想保护北平的想法，他也在思考将采取“围而不战”的方式，和平解放北平。

聂荣臻产生这样的想法有两个原因：

一、北平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都，如果能够免遭战火摧毁，将为新中国保留了巨大的文化财富；

二、在西柏坡时，他与毛主席交流过程中，得知我党有可能会定都在北平，因此更应该尽最大的能力，将损失降到最低。

在得知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有谈判的意向后，这就更加坚定了聂荣站决定和平解放北平的想法。

傅作义的大女儿傅冬菊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加入了共产党，之后，一直负责向组织传递情报信息，

因此，聂荣臻派她回家负责提供的情报，及时了解傅作义的最新动态，以便将来制定正确决策。

形势利好于我方，聂荣臻向罗荣桓谈了自己的看法，“尽最大的可能争取和平解放北平”。

将来一旦定都在北平，到时候给中央一个打得稀巴烂的北平，连安置中央机关的地方都没有，还怎么定为首都呢。

罗荣桓支持聂荣臻的想法，他提出，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拿起枪杆子，我们要“逼着傅作义放下武器”，坚持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放北平。

此事关系重大，聂荣臻向中央军委汇报了大家的想法，明确给出建议：攻下天津，迫使傅作义就范，争取北平以不战的方式和平解放。

毛主席支持聂荣臻的想法，强调以后我军在夺取大城市的过程中，能和平解决的尽量和平解决，中国人民为解放事业流了太多的血，再者，我们也要为将来的新中国建设减少一些损失。

1月14日，天津战役打响后，经过29小时的激战，我军夺取了天津，此时镇守北平的傅作义被解放军的作战能力震撼到了，很快派出代表与聂荣臻、李济深等人进行谈判。

眼见国民党已经失势的傅作义于1949年1月20日宣布接受和平改编，古老的北平城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得以完整保存下来。

北平的和平解放为新中国定都于此提供了有利条件。

1月31日中午12时30分，傅作义率领8个军、25个师撤离北平城，与城外的人民解放军第41军进行了交接。

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莫文骅部由西直门进城，开始接管防务。至此，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毛主席担心的大问题终于解决了。接下来，要正式对外宣布这件事。

曾经无论是毛主席还是李家祥等人，决定定都北平都是停留在私下里商讨阶段。直至到了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党内才正式决定定都北平。

这个决定不仅是党内同志的心声，也是许多民主人士共同的想法。

叶剑英向毛主席讲，很多民主人士表示坚决拥护定都北平，并希望共产党在北平成立全国性政府。

在会议召开之前，考虑到中苏关系比较特殊，毛主席还向苏联方面表达了我党的想法。

斯大林派米高扬前来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并给予指导性建议。毛主席和周恩来等人向米高扬讲明了我党在战略方针、建都问题、经济政策以及中苏关系、两党关系等问题的做法。

关于定都北平，苏联方面表示同意。

七届二中全会结束不久，中共中央便从河北平山西柏坡途经保定、涿州迁往北平。

同年9月27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有623人参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了：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设立在北平市；二，自当天起，北平市更名为北京市。

3天后，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举行开国大典。毛主席站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古往今来，首都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把首都定在哪里对新中国而言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从毛主席备选了好几个城市以及多次斟酌定都哪里，可以看出他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

相较于蒋介石把都城定在南京，依靠江浙沪财阀而活，实现自己的独裁专制，毛主席和王稼祥多次商议定都北京则是从大局出发，是对党、对人民、对国家负责任。

70多年来，北京作为我们祖国的伟大首都，在国家的发展和经济建设中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