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86岁的邓小平来到发妻墓前，对邓楠说：她比照片上更漂亮

众所周知，邓小平的妻子名字叫做卓琳，他们相识于战争年代，南征北战，同甘共苦，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邓小平和卓琳总共育有五个子女。1990年，邓小平在上海视察时，带着女儿邓楠，专门去了一趟上海烈士陵园。

86岁的邓小平来到一处墓碑前，深情地凝望着墓碑上的照片，伫立良久，向邓楠说道：“她比照片上更漂亮。”

墓碑上面镶嵌着一名女子的照片，刻着五个字——“张锡瑗烈士”。

祭扫过后，邓小平又让邓楠跟“张妈妈”告别。可是，邓楠的亲生母亲是卓琳，张锡瑗是什么人，邓小平为何要让邓楠喊张锡瑗“张妈妈”？

邓小平深情款款地说出“她比照片上更漂亮。”这张张锡瑗的照片，又勾起了邓小平心中什么不为人知的往事？

1926年初，一个叫邓希贤的年轻人，受到中共旅欧支部的派遣，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勤工俭学。

在这里，邓希贤认识了一个女孩，她的俄文名叫多加多娃。多加多娃性格活泼开朗，身材窈窕，长得非常漂亮。

而这个叫邓希贤的年轻人，有另外一个名字——邓小平，这个长相非常俊秀的女孩“多加多娃”，就是张锡瑗。

1906年，张锡瑗出生在一个铁路工人家庭，父亲在铁路上上班，母亲便在火车站摆个摊子，卖一些杂物补贴家用。

时局混乱，火车站鱼龙混杂，各色人物应有尽有，有达官贵人、富家阔太，也有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吃不饱饭的工人、乞讨的老人和小孩。

从小在这种环境下生长的张锡瑗，感受到了社会的不公，越发对军阀统治感到不满。

尽管家庭生活条件不是很好，但是张锡瑗的父母依然很开明，没有放弃对张锡瑗姐妹三人的教育。

在姐妹三人中，张锡瑗排最小，两个姐姐先她一步去新式学堂上学，回家之后便把接触到的新思想、新文化、革命精神讲给张锡瑗听，年幼的张锡瑗在新思想的耳濡目染中慢慢长大。

1919年，“五四”文学运动爆发，北京成了青年学生的主要阵地。几年之后，张锡瑗考上大学，也参与到文学革命中来，她也如愿以偿地见到了“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先生。

当时，由于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邀请孙中山北上，因此国共两方关系比较融洽，北方的革命运动迅速开展。

1925年，为配合孙中山北上，助力国民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发起了国民会议运动。

张锡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参与了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召开，她也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下半年，受中共中央北方党组织选派，张锡瑗来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就这样，莫斯科中山大学里，二人初遇了。只不过，邓小平非常保守，在学习期间，他并没有把自己的爱意过早地表达出来。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制是两年，然而由于国内革命形势吃紧，1926年底，组织便把邓小平从莫斯科调回来，把他安排在冯玉祥的部队里工作。

邓小平回国之后，便和张锡瑗暂时断了联系，可是爱情的种子已经悄然萌芽，张锡瑗的音容笑貌时常萦绕在邓小平心头。

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之后，蒋介石下令四处搜捕共产党人，北京的冯玉祥并没有听从蒋介石的命令，而是悄悄把邓小平等共产党人转移出了北京，邓小平先到了山西，后来几经辗转终于来到武汉。

同一年秋天，张锡瑗回国，她领导了保定的铁路工人大罢工运动，此次罢工运动之后，为躲避蒋介石部的追杀，张锡瑗也来到了武汉，在武汉中央秘书处工作。

命运的巧合让两人再度相遇，他们又并肩战斗到了一起。

两颗火热的心再次碰撞到一起，邓小平和张锡瑗都格外高兴。

重逢的当天晚上，他们从二人的经历聊到革命历程、对时局的看法，一直聊到半夜，邓小平才依依不舍地把张锡瑗送回了她的住处。

可是谁料到，国民党是铁了心地要背叛革命，1927年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也开始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武汉的形势越来越严峻。

中共中央决定，把武汉的党中央机关迁到上海，邓小平和张锡瑗同船而行，两人感情迅速升温。

来到上海后，邓小平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而张锡瑗也在邓小平下属的秘书处工作，两人朝夕相处，互诉衷肠，邓小平沉稳干练的性格越来越吸引了张锡瑗，而张锡瑗端庄秀丽的外表、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也让邓小平对她的爱慕之情越发深厚。

他们相知、相爱了。

1928年春天，邓小平和张锡瑗结成了革命伉俪，那年，邓小平不到24岁，张锡瑗还不到22岁。

囿于当时的革命形势，邓小平主张婚礼一切从简，可是为了庆祝这对年轻的革命者喜结良缘，中共中央还是特地在上海一个川菜馆里面办了酒席，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党中央的同志都来喝了喜酒。

据邓小平的革命战友郑超麟所述，邓小平个子不高，其貌不扬，而张锡瑗长得非常漂亮，闹过学潮，在武汉做过秘密工作，非常优秀，也有很多人追求过她，可是都被她一一拒绝，她最后也和邓小平结了婚。

婚后的大半年时间里，他们并没有像现在的小情侣那样“度蜜月”，而是潜心从事秘密工作，

邓小平、张锡瑗夫妇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一同租住在租界的一栋小楼里，周恩来和邓颖超住在楼上，邓小平和张锡瑗住在楼下，

据周恩来总理后来回忆：邓小平和张锡瑗这对小夫妻，工作之余在经常在楼下说说笑笑，非常恩爱。

然而，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无异于虎口拔牙，国民党特务早就盯上了租界这块地方，在邓小平和张锡瑗结婚之后，为做好保密工作，二人从来没有去过电影院，也没有照过相——这是邓小平一生的遗憾。

在上海期间，邓小平和张锡瑗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邓小平行事缜密，在地下工作期间没有负过伤，也没有被捕过，但是却经历过好几次严重的危险。

1928年4月1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罗亦农因叛徒出卖被捕，被国民党残酷杀害。

事后查明，叛徒是同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何家兴，而当时邓小平刚与罗亦农接头，邓小平刚从后门出去，巡捕就从前门一拥而入，抓捕了罗亦农，邓小平逃过一劫，而罗亦农则直接被枪杀。

还有一次更为惊险，租界巡捕发现了邓小平、周恩来所租住的房子，好在特科有我党的地下工作者，提前通知了周恩来，周恩来、邓颖超、张锡瑗都撤退了，可是邓小平当时外出办事，并不知道家中出现变故。

巡捕赶到时，早已人去楼空，就在他们正准备对小屋搜查时，邓小平敲响了房门。

这是邓小平一生中离死亡最近的一次，一旦自投罗网推开门，邓小平也必将面临和罗亦农同样的结局。

幸好这时，特科的地下党同志混在巡捕队伍里面，他在屋内答应了两声，邓小平听声音不对，心生疑惑，于是赶紧快步逃走，以后大约半年时间，他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

尽管生活如此艰难，张锡瑗却从来没有对邓小平抱怨过一句话，在邓小平外出工作时，张锡瑗除了完成自己的工作之外，还把住处打理得井井有条，

邓小平晚上外出工作，无论多晚回来，张锡瑗都要等到他回来之后才能安稳入睡，邓小平不禁感叹：“家有贤妻，夫复何求。”

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了，正在军阀打得不可开交时，中国共产党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时机，准备派邓小平去广西，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发展党的武装力量。

此时的张锡瑗已经怀有身孕，尽管需要邓小平的照顾，但为了中国革命，张锡瑗还是劝邓小平前往广西。

纵有万般不舍，邓小平还是暂时告别了张锡瑗，踏上了前往广西的征途。

邓小平一到广西，就迅速发动了百色、龙州起义，创立了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工作之余，他也没有忘记家中的爱妻，时常给张锡瑗写信，希望他不要为自己担心，平心静气，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张锡瑗的爱意。

千盼万盼，1930年，邓小平终于结束了在广西的任务，奉命返回上海。

这时的张锡瑗正住在上海宝隆医院，准备分娩。

尽管事情如此紧急，但是邓小平返回上海的第一件事，还是先和党中央汇报工作，等到工作忙完之后，邓小平再急忙赶往医院。

夫妻二人分别半年多，相逢时，两人都难掩喜悦之情，再加上这个小家庭里又要增添新的生命，双喜临门，邓小平和张锡瑗更是沉浸在幸福中。

可是，在分娩过程中，孩子难产，张锡瑗痛不欲生，最后在医生的帮助下，孩子好不容易生了下来，张锡瑗却因此得了产褥热，这种病是产妇常见的并发症，但是严重时可以致人死亡。

看着张锡瑗遭罪，邓小平心里非常难受，他一直守护在张锡瑗的病床前，精心照顾，日夜不离。

然而当时医院医疗条件非常差，张锡瑗身体又十分虚弱，尽管医生努力救治，张锡瑗的病情却日渐加重，几天之后，张锡瑗躺在邓小平怀里，永远地离开了他。

张锡瑗去世了，年仅24岁，她和邓小平的孩子就成了邓小平唯一的希望，可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现实再次给邓小平迎头痛击——孩子出生之后便寄放张锡瑗的妹妹家里，张锡瑗去世后没几天，孩子也去世了。

那时的邓小平，也只有26岁，丧妻又丧子，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邓小平凭借自己顽强的毅力挺了过去。

广西革命需要他，中国革命需要他，邓小平来不及悲伤，他顾不得埋葬妻子，便匆匆赶回了广西。

在经过香港时，邓小平遇到了中央特科工作人员李强，便委托他替自己埋葬了妻子和孩子。

李强受邓小平所托，火速赶往了上海，把张锡瑗埋葬在了上海江湾公墓，可是张锡瑗的名字又怕被租界巡捕发现，李强便在墓碑上刻上了“张周氏”的假名，邓颖超和她的母亲、张锡瑗的妹妹张晓梅都来送了张锡瑗最后一程。

邓小平回到广西之后，迅速展开工作，纠正了红七军冒险主义的错误，在红七军生死攸关的时刻挽救了红七军，立下了汗马功劳。

1931年，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邓小平离开广西，前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也是在这途中，他结识了一位名叫金维映的姑娘。

尽管邓小平对张锡瑗念念不忘，但是斯人已逝。邓小平和金维映在前往江西的途中暗生情愫，不久之后，两人便结为夫妻。

两人的婚姻关系维持了一段时间，后来邓小平遭遇打压，金维映与邓小平的政治理念原本就不合，在邓小平最危难的时刻，金维映递给了邓小平一纸离婚协议，邓小平也不愿意牵连她，同意了她的离婚请求。

时间来到1935年，长征结束之后，红军抵达陕北，邓小平便在这里驻扎下来，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四年之后，延安来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她叫卓琳，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党性意识坚定，尽管比邓小平整整小了12岁，可是在她的眼神中却有不属于那个年龄的成熟。

在卓琳身上，邓小平看到了张锡瑗的影子，她们二人都是那么温柔体贴，工作起来都是那么一丝不苟，邓小平逐渐对这个女孩着迷了。

党组织见卓琳表现出色，而邓小平又是单身，二人郎才女貌，十分般配，便把卓琳介绍给了邓小平。

在生活中，卓琳把邓小平照顾得无微不至，十分关心邓小平，而邓小平也十分爱卓琳。有一次，卓琳患上了重感冒，她担心传染给邓小平，就吩咐警卫不要让邓小平到她的房间去。

可是邓小平刚结束工作，一到家，就不顾警卫阻拦，径直来到了卓琳的房间，耐心地询问病情，夫妻深情溢于言表。

无论邓小平身处什么样的境地，卓琳始终会以善良贤惠的一面来抚慰丈夫，人们都说：邓小平之所以能为中国革命作出杰出贡献，是因为他家里有一位温柔贤淑的妻子。

不仅如此，卓琳还十分开明，她知道邓小平和张锡瑗的爱情故事，却并不介意，反而十分理解。

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邓小平刚进上海，就带着卓琳一起去找张锡瑗的墓，受战乱影响，日本人又在墓地修建过机场，公墓早已面目全非，任凭邓小平和卓琳怎么努力寻找，都见不到半点踪迹。

后来邓小平叫来了当年埋葬张锡瑗的李强同志，在李强同志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张锡瑗的墓地。

邓小平和卓琳这才发现，张锡瑗的墓地早就被水淹没了，卓琳马上叫来人把张锡瑗的遗骨取出来，放在另一个棺木中，置于邓小平在上海所居住的房子楼下，即国民党励志社旧址，暂时存放。

1969年，也是卓琳忙前忙后，最后终于把张锡瑗安葬在了上海烈士陵园里。她的墓碑上刻着 “张锡瑗之墓” 五个字，也镶嵌着她留下来的唯一一张照片。

邓小平与卓琳共同孕育了五个孩子，女儿邓榕长大后，作为“邓小平的史官”，也希望父亲能够给她讲一下张锡瑗的故事。

暮年的邓小平，一听到这个名字，眼神变得温和起来，充满爱意地说道：“她真是少有的漂亮。”

1990年，借去上海视察工作的机会，邓小平带着女儿邓楠专门去了一趟上海烈士陵园，邓小平向工作人员询问道：“她的骨灰还在不在，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就带回北京八宝山去。”

工作人员连忙回应道：“张锡瑗烈士的骨灰已经安葬。”

年迈的邓小平轻轻地说道：“那就好，那就好，我理应去祭拜一下。”

邓小平踱步来到张锡瑗的墓前，弯下腰来，摆下一支玫瑰，寄托深沉的爱意。

邓小平抚摸着墓碑上的照片，不觉悲从中来，这个从几十年中国革命的枪林弹雨中走来的，屡败屡战的“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也有侠骨柔情的一面，当泪水渐渐湿透了衣襟，若张锡瑗泉下有知，也一定会感到欣慰吧。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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