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津战役刚开始，杨成武三大司令到底做了什么？让毛主席勃然大怒

数以千计的宫殿庙宇，景致美丽的景观园林，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以及城内200万老百姓的身家性命……

这座已有3000年历史的三朝古都——北平能够和平解放，最终没留下一丝战争的伤痕，要归功于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

平津战役历时64天，我军仅以牺牲3.9万人为代价，便成功歼灭了国民党军52万余人，可谓是战场中极为漂亮的一仗。

平津战役作为三大战役当中的“终极绝杀”，展现出了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人伟大的革命气魄与高超的军事指导艺术。

但在战役最初打响的时候，杨成武等三大司令却遭到了毛泽东严厉的痛斥，他们究竟做了什么，让一向沉着冷静的主席屡屡暴怒呢？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国民党东北军全面战败。

坐在司令部的蒋介石坐立难安，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走来走去，突如其来的失败，让他不得不重新审视急转直下的战略局势：

共产党有东北野战军，一旦入关，国民党想要守住华北地区要难上加难。

这时一个念头出现在蒋介石的脑海中，与其让傅作义的50万大军留在华北地区螳臂当车，不如全都撤到南方保全实力。

但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傅作义不一定能乖乖听他的话。

傅作义原是阎锡山的手下，抗战时期展现出了极强的治军才能和指挥才能，也就是说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他的官衔是靠 “能打”得来的。

蒋介石表面上肯定傅作义的军事才能，实际上在他身边安插了大批军统特务。

在傅作义所领导的国民党军中，有17个嫡系师，25个中央师，“中央师”的存在，主要目的就是老蒋用来牵制傅作义的兵力。

不仅如此，两个人还曾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中打过仗，彼此之间心怀鬼胎是再正常不过了。

眼看战役局势不乐观，老蒋开始四处找帮手。

当月5日，老蒋特意把傅作义及相关将领召回南京，一同开会决定华北50万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

会议上，正当老蒋想着如何说服傅作义南撤时，傅作义先下手为强，表明华北守不住了，自己想要回绥远老家打游击战，

蒋介石一听便立刻安抚他，再多坚持坚持。

傅作义见蒋介石主动松口，又说自己不过是倒倒苦水，

北平、天津都是重要城市，随随便便丢了国军的声望何在，无论是西撤还是南撤，都是退而求其次的想法，不到万不得已使不得。

蒋介石一听也像是被洗脑了一样，也觉得当下固守在华北是顾全大局。

况且当时东北野战军人困马乏，需要一阵子的时间休养，

傅作义本人又是一员猛将，在华北地区主导的大同、集宁战役、偷袭张家口等军事行动均以成功告捷，在国民军队中的战斗力也是数一数二的，在“战斗力”上值得信赖。

傅作义说的群情激愤，蒋介石立刻拍板，同意了傅作义在会上提出的“固守平津塘依海作战”的主张，还给予他华北地区的财、政、军各方面大权，让他务必将华北地区守住。

傅作义在老蒋面前的表现，不过是做做样子，要说靠着手里的50万大军，抵御解放军日前强大的兵力，傅作义心里没什么底，拐着弯拒绝南撤罢了。

对他来说如果南撤，到了江南老蒋的地盘，他手中的权力怕是再也抓不稳了，打赢了很有可能被卸磨杀驴，打输了也不过是给老蒋陪葬，如果是这样，他还不如逃回老家绥远打游击战去。

要不是绥远地区地广人稀，物资匮乏，与平津地区相比天差地别，傅作义或许早就回老家了，

彼时，傅作义的想法是，要么拖着，要么西逃，他也想让我军认为他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试图通过谈判保留反动军队，与中央军联合治理平津地区。

思虑至此，回到北平后，傅作义立刻将50万大军部署成了一条利于“逃跑”的战线：在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唐山等地摆成“一”字形的长蛇阵，“蛇头”在唐山，“蛇尾”在张家口。

如果以作战战线而言，这条战线相当于给了解放军随意“揪首、夹尾、斩腰”的机会。可按照逃跑战线确实恰到好处。

嫡系军队被傅作义安排在了蛇尾张家口附近，这里距离绥远更近，便于傅作义向西逃跑。

蒋介石安插给他的20万人，被他安排在了靠近唐山附近的战线上，也方便撤入江南。

重要的是，等到东北野战军攻打平津地区时，首先迎上的便是唐山一带的士兵，无论是跑还是打，傅作义和他的嫡系军队都能保全。

毛泽东面对傅作义如此排兵布阵，在作战方针的制定上自然不会遂了他的心愿，对于傅作义心中的“小九九”，毛主席早就清楚得很，甚至在他徘徊犹豫是否应该放弃平津地区时，给他打了一剂“强心针”。

在东北野战军主力休息期间，毛泽东原本是安排华北现有部队夺取绥远及太原，为下一步作战创造条件。

1948年11月8日，归绥计划执行的前一天，毛主席却“变卦”了，

原来，这时傅作义赴南京与蒋介石等人谈判，毛泽东意识到这时攻打傅作义的老家，很有可能会促使傅作义西撤，直接“撂挑子”。

傅作义的50万大军，不管是向西逃窜，或者被用于加强长江防线，对于解放军解放全国都只会增添负担，百害无一利。

为了让傅作义认为他还有机会守住平津地区，毛泽东令中央军委令于11月9日正式下达了撤围归绥的指示。

也是因为傅作义对平津地区的这份“贪心”，让中央军委科学预测到整个战役的发展趋势，成为了毛主席接下来战略的突破口。

为了平津战役获得主动权，在毛泽东的一声令下，东北野战军11月18日开始秘密行动，将入关时间提前了整整23天。

平津战役的揭幕战即将拉开。

毛泽东为此指定的作战方针十分缜密，一共派出三支作战部队完成。

东北先遣兵团，即程子华、黄志勇兵团，所属东北4纵、11纵和1个骑兵师。

华北第2兵团，即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所属华北3纵、4纵、8纵；

华北第3兵团，即杨成武、李天焕兵团，所属华北1纵、2纵、6纵以及一部分地方武装。

毛泽东在采纳了林彪等人11月15日电报中的第二个建议后，便已于11月22日，命令华北军区第3兵团做好包围张家口的准备，战役一触即发。

然而，就是在毛泽东利用强大的军事智慧，提前做好了这样周密的军事部署与科学人员分配的情况下，杨成武等三大司令却接连在执行任务时出现了错误，差点让平津战役与胜利失之交臂，引得毛主席勃然大怒。

11月25日，杨成武领导的华北第3兵团隐蔽东进，傅作义预计我军打“蛇头”，我军偏要拿“蛇尾”开刀。

到12月1日，第三军团已先后占领了张家口外围多处重要据点，从西、南两个方向对张家口进行了包围。

原本怀着“谈判梦”的傅作义猛然一惊，按照他的预想，即便是双方正式对峙也要在东北野战军到达华北战场以后，这么早便开打不符合逻辑。

惊恐之余的傅作义思虑了半响，忽然松了一口气，或许只是两军之间的擦枪走火，派一支军队去协助解决一下，问题不大。

不过考虑到交战地在战略要地张家口，傅作义便“大方”的选择将自己装备最为精良的35军从北平出发前去解围。

见傅作义如此反应正中毛主席下怀，

35军作为傅作义的嫡系军队，如果被歼灭对傅作义来说会是重大损失，

张家口作为傅作义通往老巢绥远的必经之路，又绝不能失掉，只用这一招就能让傅作义陷入不得不应战的境地。

不过，原本对于消灭35军，毛泽东想的是慢慢来，先分割包围并消灭平张线上的傅作义嫡系部队，然后集中全力解决张家口守军，包括消灭傅作义的嫡系35军。

没想到的是，负责隔断北平与怀来之间敌人联系的东北先遣兵团，却打了不该打的仗。

夜晚前进的程子华在经过密云时，在听闻密云城内不到2000余人时，动了攻城的心思。

当时密云城控制着潮河、白河的渡口，如果不动用军火，很难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将辎重装备成功运输过去，程子华便命11纵队向密云城发起攻击。

没想到对方守城兵力足有四个团，从12月3日到5日，花费了两天时间歼灭了一个师。

这次攻城不仅让东北先遣团没能在8日准时赶到平张线，还暴露了东北野战军部分军队已经来到华北战场的现实。

“什么？攻城队伍是戴着狗皮帽子的？”

傅作义听到前线人员的话大惊失色，立刻意识到自己中了解放军的计，全线向北平收缩兵力，连夜让35军回撤至北平。

毛泽东听闻这则消息也是雷霆震怒，“不用后卫军打密云，而用先头军打，这不是在浪费时间吗？”

身为独立带兵打仗的元帅，这点随机应变的能力都没有，保密工作做得也不好，明知军队身份不可外露，还给敌军留下诸多蛛丝马迹，真是错上加错。

为了让程子华等人理解到自己的错误，毛泽东在电报中明确指明了错误，并要求他们尽量赶进，以协助第二军团对35军进行围追堵截。

彼时，毛泽东把希望寄托在了第二军团的杨罗耿身上，希望他们能在6日或者7日，在下花园、新保安线上抓住35军或104主力军，从而进行补救。

不过，华北第二兵团的现实困难摆在前面，路途遥远，地形地势复杂，河流众多，行军困难，考虑于此，毛泽东早先就下发指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尽快到达。

然而，从中央军委原定的“12月5日或6日”，再到“6日或7日”，多个上级要求的时间，仍不见第二兵团的到来，

毛泽东后又连发三封电报，不断强调“应以最快手段”“务以迅速行动”。最终还是错失了围追堵截35军的时机。

毛泽东又一次心生不满，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从中央下发命令已有数日之久，杨得志身为元帅理应带领队伍克服一切困难到达，这涉及到了军人的使命和态度问题。

在12月7日的电报中，毛泽东严肃指出问题，并重新布下命令：“如果该敌由下花园、新保安向东逃掉，则由杨罗耿负责。”

得到“最后通牒”的杨得志兵团，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重要性，全力加速向前进。

对于毛泽东来说，阻拦35军的最后一道防线，便只剩下杨成武领导的华北第3团，可杨成武却鬼使神差的也犯下了错误，甚至他的错误更加严重。

本应截断张家口至宣化线的华北第3军团，竟然放任35军两个师的兵乘车三百余辆无障碍东去，让对方没费一枪一弹在我军眼皮子底下通过。

其中的原因则是杨成武等人自以为是地认为，随着东北先遣兵团和2兵团向平张线逼近，张家口守军“向西逃的可能性增大”，便把主要兵力投向西面。

杨成武不仅没有完成阻拦的任务，连先前被安排的“阻隔张家口、宣化之间的联系”这一任务都抛在了脑后。

毛泽东听闻第三次勃然大怒，称其作为是“极端错误的”。

眼看着35军即将脱离我军控制范围，却没想到35军将领同样也未能按照上级指令，日夜兼程地赶路，而是选择了在原地宿营一夜。

趁此时机，杨得志兵团12月8日拂晓时赶到了新保安以东，并包围了35军。

最终，在程子华兵团与杨得志兵团的共同努力下，将35军歼灭，粉碎了傅作义的主力部队，为平津战役的打响开了个好头。

毛泽东在军事方针制定过程中的洞察人心、善用谋略，为我国诸多战争、战役提供了明智的指导，为解放军解放全中国提供了强有力的“大脑”。

然而，作为解放军将领，想要真正执行好主席的命令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审时度势讲方法，克服困难不松懈，谨遵军令不糊涂。

毛泽东的电报中的严厉态度，对于三位司令未来领导军队有着诸多裨益，放在如今也值得我们反思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