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周总理逝世，罗瑞卿在灵前痛哭：我不该在您临终前骗您

1976年1月8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同志，因病与世长辞。

消息传出后举国哀恸，人们无法相信，一心牵挂着人民的总理就这样走了。

与周总理亦兄亦友的罗瑞卿同志得知消息后，一直表现得很坚强，然而，当他在灵堂里看到周总理遗体时，他终于忍不住痛哭：

“总理，您怎么就走了，我不该在您临终前骗您！”

前来吊唁的人纷纷朝罗瑞卿看去，好奇他为何忽然说出了这番话。

那么，罗瑞卿为何在周总理灵前“道歉”？他究竟骗了周总理什么？

这恐怕要从罗瑞卿的革命经历说起...

罗瑞卿是四川南充人，出生于1906年，他从小家境非常贫寒，有时候甚至吃了上顿没下顿。

外祖父看他聪明伶俐，是个读书的好苗子，便出钱供他读到了初中。

罗瑞卿在学校接触到新思潮后，渐渐萌生了挽救国家危亡的志气，不过外祖父却对他要求严苛，绝不允许他在外面参加活动“惹是生非”。

后来，罗瑞卿还是悄悄参加了反“佃当捐”活动（反对苛捐杂税），并组织了“南充中学上海五卅惨案外交后援会”。

外祖父得到消息后大发雷霆，严厉训斥了他，并警告道：“要么你就好好读书，上省、上京、留洋，要么我就停止对你的资助。”

罗瑞卿血气方刚，对于外祖父的旧思想非常不理解，便大声说道：

“瑞卿行得正、走得端，绝不连累你们！”

说罢，他就收拾行李离开了外祖父家，毅然踏上了追寻革命理想的道路。

1926年，20岁的罗瑞卿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这年年底，恰逢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到四川招生。

中共南充地方组织推荐了罗瑞卿参加考试，他也不负众望地通过了初试。

次年春天，罗瑞卿同众多通过初试的考生一起，乘坐轮船到武昌参加复试。

几天后，经过严格有序地选拔考试，罗瑞卿榜上有名，成为一名正式的黄埔生。

军校举行开学典礼那天，罗瑞卿同来自各地的6000余名新生一起，聆听了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等革命同志的演讲。

这次演讲，让罗瑞卿更加坚定了投笔从戎的决心。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便勾结军阀，趁着北伐军正在河南作战的时候，突然挑唆军阀进攻武汉。

迫于武汉形势的急剧恶化，罗瑞卿等新生只能提前毕业，由于他不愿追随张发奎，便愤然脱离了军校。

走出校门后罗瑞卿身怀壮志，打算将革命的道路进行到底，然而没过几天，他却忽然得了严重的伤寒症。

由于高烧不退他倒在了武汉街头，后来被一名好心人送到了教会医院，但他却交不起住院费。

一个月后，院方悄悄将他送到了四川会馆的一间阴暗小屋里，他醒来之后看着发霉的房子，一个人无依无靠的心酸感油然而生。

一位好心的师傅看他饿得已经不成人形了，便每次省下几口饭喂给他吃。

身体逐渐康复后罗瑞卿又常常感到迷茫，眼下到处都是白色恐怖，各种势力交错复杂，他的一腔救国热血不知该洒向哪里。

纠结几番后，他终于下定了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

于是，他便开始四处寻找党组织，然而之前在军校认识的党员要么被杀害，要么已经转移走了，他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找。

后来，他遇到了几位与他同样境遇的军校同学，有人劝他：“我们一块去汪精卫那里吧！”

罗瑞卿断然拒绝：“要去你们去，我罗瑞卿就算是饿死、冻死，也绝不背离共产党。”

的确，虽然他当时还没找到党组织，也还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但共产党的革命理想早已成为了他心中的灯塔！

功夫不负有心人，多方打听后他终于与党内同志联系上了，经过这些同志的介绍，他提交了入党申请书。

之后，中央军委欧阳钦在黄浦外滩公园与他接头，并代表党组织郑重宣布：“党中央批准你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听到这句话，罗瑞卿眼含热泪，心想，这些日子的苦总算是没有白白遭受！

从此以后，罗瑞卿便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了我党的革命事业中，在此过程中，他也逐渐结识了很多优秀的、有经验的革命领导人，这其中就包括周恩来。

最初相识的几年，他们两人都是互相知道对方的事迹，但工作交集并不是很多，关系也就不太密切。

1936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红军大学，彼时罗瑞卿已经是个革命斗争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同志了。

经毛主席推荐，他被任命为红军大学的教育长。

5月21日，中央党校邀请了周恩来，来学校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告。

在后来的十几天里，罗瑞卿聆听了周恩来的三次讲话，从那一刻起他感觉自己与周恩来的关系“亲近”了很多。

而周恩来也对这位身材高大、说话幽默的革命同志渐渐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之后，二人便时常搭档在一起开展革命工作。

同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紧急致电给中共中央，请求中共中央尽快派代表前往西安，共商抗日大计。

次日，中共中央经过开会研究，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代表团到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会谈。

除了代表团成员，还将分批派罗瑞卿、李克农等人去西安开展相关工作。

当时，罗瑞卿和周恩来等人正在保安，接到命令后，他们一行十八人，一人一匹马，在满天飞雪的天气下跨过崎岖的山路到达了延安。

在此之前，周恩来已经联络张学良，请他派了飞机到延安来接中共代表团，而前来接人的正是中共派到东北军的联络代表刘鼎。

周刘二人顺利接洽后，周恩来问飞行员：“飞机上一共能坐几个人？”

驾驶员说：“一共还能坐7个人。”

周恩来思考了一下，觉得7个人可能不够，便问道：“能否想办法加2个人。”

飞行员指了指行李舱，告诉周恩来行李舱是空的，可以躺两个人，只能一直躺着不能坐。

周恩来随即指定罗瑞卿和张子华一同去西安，两位警卫员则主动申请躺进了行李舱。

到达西安后，周恩来与张学良先行会谈，而罗瑞卿作为周恩来的联络员，则被派去与杨虎城先接洽，为之后周杨二人的会谈做好准备。

经过周恩来的多次奔走，以及张学良、杨虎城等人的协调，“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

罗瑞卿也因为这次事变与周恩来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之后二人便一直这样互相配合，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1946年6月，也就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次年，蒋介石为了一己私利，单方面撕毁了“双十协定”，之后内战全面爆发。

罗瑞卿作为当时华北军区副政委兼华北第二兵团政委，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率军迎敌，在华北战场上立下了赫赫战功。

1949年4月，罗瑞卿率领的华北第二兵团被调入第一野战军，奉命向大西北进军。

此时，罗瑞卿忽然接到了毛主席的电话，电话里毛主席交代：“部队开拔时，请来中央一叙，部队的工作找人代理。”

两个月后，罗瑞卿来到了北平，周恩来总理找到他，提出要他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

不料罗瑞卿却告诉周总理，他认为由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担任公安部部长更合适。

周总理看到罗瑞卿的憨厚样子，立马说道：“李克农还有李克农的事，既然中央已经决定，你就不要讲价钱了。”

罗瑞卿看周总理态度坚决也就没有再推辞，随后周总理又特地交代道：“今晚毛主席也要接见你，你就不要再提上战场的事了！”

罗瑞卿点点头，随后离开了周总理的办公室。

到了晚上，罗瑞卿来到了毛主席暂住的双清别墅，一见面毛主席就打趣着说：

“听说你不愿意当公安部长，还想去打仗？现在要建立新中国政权了，大家都去打仗能行吗？”

罗瑞卿赶忙告诉毛主席自己已经想通了，以后要坚决服从党的决定。

毛主席满意地点点头，并交代他日后组建公安部多多向周恩来总理请示。

于是罗瑞卿就在周总理的指导下，陆续展开了组建公安部的相关工作。

同年10月，罗瑞卿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毛主席和周总理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对今后公安工作的开展作了重要指示。

10月30日，周恩来在接见参会代表时语重心长地说道：

“军队和保卫部门是政权的两根支柱...”

“国家安危你们担负了一半的责任，军队是备而不用的，你们是天天要用的。”

这一席话语令罗瑞卿顿感肩上担子很重、责任很大，也下定决心好好搭建国家安保体系，让周总理和毛主席放心。

之后，周总理除了在工作方针、工作方式上给予罗瑞卿很多建议，还时常替他揽下责任。

在建国初期，由于周恩来既是政务院总理，又是政务院党组书记，而公安部又是隶属于政务院的一个部门。

因此罗瑞卿认为他的直属领导就是周恩来，一些工作报告也是呈给周总理，周总理批阅修改后再转报给毛主席。

1950年八九月间，罗瑞卿从李克农那里得知，毛主席对于公安部不向他写报告一事不太满意。

罗瑞卿为了避免误会加深，立即去见了毛主席。

毛主席问道：“你们公安部，为什么不给我写报告？”

罗瑞卿看毛主席表情严肃，瞬间有点慌张，赶忙解释道：“写了报告了。”

毛主席一听这话厉声问道：“写了？拿我的收条来！”

罗瑞卿立马说明，报告交到了周恩来总理那里，毛主席的情绪才平静下来。

事后，周总理得知了这个情况，专门找到毛主席说明此事并非罗瑞卿的责任，是自己忙得没顾上将公安部的报告及时呈交。

毛主席了解情况后，又对罗瑞卿说：“公安部的报告今后要直接给我，现在你那里有什么文件，可以拿给我看看。”

从这件事以后，国家公安部在编制上仍然隶属于国务院，但由党中央直接领导，而地方各级公安部门，也直接受相应各级党委领导。

尽管周总理不再直接领导罗瑞卿，但他还是时常为公安部的工作提出很多建议，甚至亲自跟进一些重大节日和日常细节，让公安部的工作逐渐步入了正轨。

除了这些工作方面的照顾，周总理还特别关照罗瑞卿的家人。

1961年，周总理打算访问缅甸，罗瑞卿被委派与周总理同行。

为了遵循国际外交的惯例，中央交代罗瑞卿带着夫人郝治平一同出国，而郝治平这时却有了“小性子”。

她认为大家都是革命同志，为何要叫自己“夫人”，罗瑞卿一边给郝治平耐心解释，一边也把这件事告诉给了周总理。

罗瑞卿原本只是与周总理闲聊，没想到周总理担心此事影响他们夫妇感情，便亲自给郝治平打电话，问她是不是对“夫人”的称呼想不通。

郝治平一看总理亲自来给自己做思想工作，倒显得很不好意思，赶忙说自己想通了。

周总理不放心，还是嘱咐道：“想通了就好，国外在外交工作上十分注意夫人的作用，我们既然同人家搞外交，也需要夫人啊！”

“这是你第一次出国，先去做几身衣服吧！”

郝治平便到服装店做了两套连衣裙，邓颖超作为郝治平的“好姐妹”，随后来到了罗瑞卿家里帮忙看看衣服。

不料邓颖超看到郝治平的新衣服后，直接说道：“不够，不够。”

邓颖超告诉郝治平这是外交工作，涉及到国家颜面的，便给郝治平交代了做衣服的款式、面料、注意事项等。

之后，邓颖超又回到家里，把自己只穿过一次的旗袍拿了出来，送到了郝治平家里。

后来在一次舞会上，郝治平穿出了这件旗袍。

周总理在舞会上看到后直夸旗袍好看，郝治平告诉周总理这件衣服是邓大姐送的，不料周总理吃惊地说道：

“是吗？她有这么好看的衣服？我怎么不知道？”

到了出国的日子，郝治平跟随罗瑞卿、周总理一块踏上了去往缅甸的旅程，而郝治平此行还有一个任务——“监督”周总理休息。

这是临行前邓颖超特地委托她的，郝治平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在缅甸的日子，周总理果然如邓颖超预料的一样，经常工作到很晚还不肯休息。

郝治平几次找到合适的时机提醒：“总理，你的工作还是太紧张了...”

然而还不等郝治平说完，周总理却打断了她：“是邓大姐交代你的吧？我没有事。”

郝治平看劝不动总理，便找到同行的女宾商量了一个办法。

第二天郝治平又找到周总理，反应女同志上午参加活动后，中午需要化妆换衣服，所以建议代表团中午回宾馆。

周总理得知是女同志有需要，思考了一会说道：“这还算是一条理由。”

后来几天，郝治平便时刻注意着，只要看到总理劳累过度，就赶紧想新的办法。

不过，周总理一工作起来总是那么忘我，时常不听大家的劝说，加上年事渐高，他的身体也就越来越不好了。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不久，周总理被医生诊断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情况很严重。

罗瑞卿得知消息后，准备前往医院探望，但由于在特殊时期没能赶过去，周总理非但没有计较，反而时常询问罗瑞卿一家人的生活状况。

有一次，周总理又委托邓颖超了解下罗瑞卿及其家人是否安好，孩子们的工作学习方面有没有什么困难。

罗瑞卿不忍心周总理在病重的情况下还操心自己，便“骗”周总理说自己一切安好，家安顿好了，孩子们工作学习也很顺利。

后来，周总理辗转得知，罗瑞卿的女儿还在延安插队，便想办法将罗瑞卿的女儿调回了北京，方便照顾罗瑞卿夫妇。

罗瑞卿看到女儿后，感慨周总理关照了自己半辈子，希望自己日后也能有机会照顾周总理，然而上天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1976年1月8日一早，周总理的病情忽然恶化，情况十分危急，医院的专家组马上展开了急救，医生们拼尽全力还是没能留住周总理。

之后，周总理的遗体被推出病房，安放到了棺椁里。

后来，罗瑞卿得知消息慌忙赶到了灵堂，他看到紧闭双眼的周总理，终于抑制不住心中的情感，大声痛哭：

“总理，您怎么就走了，我不该在您临终前骗！”

灵堂里的其他人并不知道罗瑞卿究竟“骗”了总理什么，只有邓颖超知道，罗瑞卿说的正是关于孩子工作的“谎言”。

而罗瑞卿之所以会如此在意这个“谎言”，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从此以后再也见不到周总理了！

罗瑞卿在灵前“道歉”，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道歉，而是不愿与周总理分离的一种情感宣泄。

对于罗瑞卿而言，总理对自己的关照，简直比亲兄长还用心，是自己一辈子都报答不了的。

而对于周总理而言，罗瑞卿只是他众多“兄弟”中的一个，他的爱早已洒遍了神州大地！

致敬可亲可敬的周总理，愿祖国永远山河无恙，不负总理的临终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