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北京女子协助母亲跳楼，获刑3年不服上诉：请判我死刑

2020年1月10日晚上，北京市一个居民小区内，一位名叫戴真的女子陪着她的母亲来到10楼的一个窗户边上。母女二人相顾无言，却不约而同一个劲儿地叹气。

“天气冷，回去戴个帽子，再戴条围巾吧。”母亲看着女儿心疼地说到。

北京的1月份正是最冷的季节，夜晚的一阵寒风穿过走廊，戴真不禁打了个冷颤，她不放心地看着母亲，但还是听话地回家去穿戴了。

就在这个晚上，戴真搬着椅子和小凳子，摆在窗前，然后小心翼翼地把母亲扶上去，茫然无措地看着母亲单薄的背影和随风飞扬的头发...

随后，母亲一跃而下...

戴真在窗前愣了很久，不知道该探出脑袋向下望一眼，还是收拾好眼前这些东西考虑下一步的计划。

罗翔老师曾说：“正常的社会并不是黑白分明、非此即彼的，有时，善与善也会发生冲突。”

戴真很爱她的母亲，母亲也很爱她的女儿，但她们似乎都别无选择，戴真亲手帮助母亲完成自杀，当面对法律时，她恳求法官判自己死刑。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这家人做出这种非同寻常的决定和举措呢？

第二天早上，距离母亲跳楼9个小时以后，戴真在自己家中拨通了报警电话自首。警察马上赶到案发地点，母亲已经毫无生命体征，满地的血液，也早已在冰冷彻骨的冬夜里完全凝固了。

戴真痴痴地坐在沙发上，面对警察的询问，她直言，母亲想自杀，她只是帮助母亲完成了自杀的过程而已。

随着警方的深入调查，该案件很快被侦破，过程也非常顺利，事实真相和戴真的说法基本上没什么出入。

最后，法院因戴真协助他人自杀，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戴真三年有期徒刑。

正当众人以为此事就这样了结的时候，戴真却对判决结果表示不服，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要求更是令众人瞠目结舌，她认为法院的判决太轻，要求加刑，甚至要求判自己死刑。

戴真向法院提起上诉的理由是否充足，需要根据案件的细节来进行判断，但母亲为什么要自杀，以及戴真为什么要帮母亲完成自杀，才是本案的关键之处。

1994年，戴真出生在北京市西城区，父母都是北京户口，而且都拥有比较体面的工作，戴真从小就受到了万般呵护与宠爱，她性格像小公主一般天真浪漫，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幸福美满。

后来，因为拆迁，他们家得到了一笔拆迁款，于是全家又搬到了丰台区，手上留了一笔财产。

戴真在这样一个家境殷实、无忧无虑的家庭中长大，学习成绩不好也不坏，最后顺利考上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幼教机构当了一名老师。

或许是因为从小就生活在父母的庇护下，独自生活和工作对戴真来说，还需要一段适应的过程，仅仅过了两个月，她就辞职了，因为觉得自己不喜欢这份工作，也不喜欢独居的状态。

于是，戴真就回家了，此后她就一直呆在家里，没有重新找工作，也很少出门。

如果这件事放在普通人家，父母一定会焦急上火，但戴真的父母也没有因为此事而过多计较，反正家里条件不错，一个女孩子，多在家呆一段时间也没什么，等她呆腻了，自然而然会出去的。

那一年是2016年，戴真在家里一直呆到年底，尽管有时候父亲看着女儿的状态，心里觉得不是个滋味儿，但话到嘴边总是咽下去，毕竟女儿是心头宝，既然她现在不愿意找工作，那也没什么办法。

但命运的转折正在悄悄酝酿，一个美满的家庭即将走向支离破碎的结局。

在某个毫无预兆的一天，戴真的父亲突发心脏病倒地，母亲和戴真从没有遇到过这么紧急的事，顿时手无足措，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最后，当急救人员赶到的时候，父亲已经错过了最佳抢救时机，救护车还未到达医院时，父亲已经不幸离世了。

这件事对母女俩的打击很大，特别是母亲，她很爱自己的丈夫，而丈夫的骤然去世让她失去了依靠，她的情绪开始出现波动，脾气变得不那么平和，经常在夜里黯然神伤，失眠到天亮。

其实，母亲也在家里深居简出了好几年了，以前她在一家医院当护士，搬家以后，因为距离上班地点变得更远，母亲有了跳槽的想法。

后来，有次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她和同事发生了争执，一时内心不快，便索性跟医院提出辞职。

此后，她就没有再更换工作，在家里当起了全职的家庭主妇，照料女儿和丈夫的生活。

事实上，以戴家的经济条件，母亲也确实没有外出工作的必要。

也就是说，戴真辞职回家以后，母女俩一起当起了“宅女”，除了到楼下散步和去附近的超市购买生活必需品，她们很少主动出门。

而父亲不仅是经济上的顶梁柱，也是她们仅有的交流对象。

如今父亲不幸英年早逝，母亲的心顿时感觉缺了一大块，不管从经济上还是精神上，都留下深刻的伤痕。

将父亲的后事办理完毕以后，戴真和母亲真正地“锁”上了大门，购买生活用品全部转移到网上进行，有时候实在无聊了，戴真会陪着母亲在大半夜的时候，穿着睡衣下楼散散步，倒倒垃圾。

就这样过了几个月，戴真的叔叔觉得母女两人这样下去会出问题，便隔三岔五地上门看望她们。

刚开始，戴真还会和叔叔坐在一起，东拉西扯聊上几句。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本就话不多的戴真愈发沉默，最后，叔叔就敲不开她们的家门了。

事情走到这一步，叔叔感觉母女俩应该是出现了精神上的问题，就劝说戴真陪着母亲去医院看看。

毕竟，人死不能复生，正如村上春树所说：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生者坚强地活下去，才是对逝者最好的缅怀。话虽如此，但戴父的死亡对戴真和母亲的影响的确太大了，她们甚至主动切断了所有与外界的联系，任凭叔叔如何在门口敲门，戴真和母亲就是铁了心不开门。

叔叔给她们打电话她们也直接挂断，最后叔叔无奈索性直接暴力踹门。

屋子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

据戴真表述，父亲刚去世那段时间，母亲整夜整夜地失眠，白天也是一言不发，她大多数时候都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不出来。母亲偶然开门，戴真会看到她蓬头垢面、眼睛红肿、精神萎靡。

叔叔来家里的那段时间，母亲基本上不会露面，只有戴真自己在接待。

当叔叔要求看母亲一眼时，母亲卧室的门早已锁死。任凭叔叔怎么劝慰，都无法让母亲打开房门，或者回应一句话。

后来，母亲说见到叔叔就会想起戴真的父亲，这样会让她更加难受。

为了让母亲心里舒服一点，戴真从此再也没有给叔叔开过门，也没再接过电话。

经过长达一年多的自我封闭，母亲的身心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戴真经常在半夜听到母亲在自己房间内哭泣，她起身去看的时候，母亲说自己腰很痛，有种被针扎的感觉。

戴真准备带母亲去医院看病，但母亲坚决不去，说她再也不想去医院了。

无奈之下，戴真只好尽量帮母亲按摩按摩，但也无济于事。

再后来，母亲说感觉自己腹部在流血，床上和地上都是血，可是当戴真心急如焚地跑去卧室里就看具体情况时，却发现母亲腹部根本没有出血，更别说床上和地板上了。

戴真确信母亲的精神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所谓的腰疼、流血，都是幻觉和臆想，这是精神衰弱和抑郁症的表现。

在戴真的各种“威逼利诱”下，母亲终于极不情愿地被戴真推搡到了医院，做了一个全身检查。

谁都没想到的是，就是这次检查，成为压垮母亲的最后一根稻草...

医生告诉戴真和她的母亲，她之所以经常感觉腹部或腰部刺痛，是因为母亲患上了盆腔炎，只要配合医生的叮嘱，按时吃药、复查，很容易就能痊愈。

一个简简单单的盆腔炎，在母亲的耳朵里就是一磅无法拆除的“定时炸弹”。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戴真的外婆，当年死于结肠癌，结肠癌基本上是无法治愈的，外婆离世之前也是流了很多血，在极大的痛苦中离开了人世。

于是，当母亲刚察觉到腹部刺痛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件事，因为外婆的离世也在母亲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加上她那时候精神已经变得非常脆弱，便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也得了结肠癌，是必死无疑了。

所以，她不想去医院检查，一来她本身就对医院很抵触，二来她知道检不检查都一样，反正治不了了。

当医生告诉她是盆腔炎的时候，她根本不信，并认为医生是在安慰她，给她说好话。她唯一相信的一点是——自己确实是生病了。

回到家以后，母亲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很长时间都拒绝和戴真交流。

戴真不知道母亲心里究竟在想什么，虽然两人都蜗居在家，仅仅一墙之隔，戴真明显感觉母亲与自己渐行渐远。

2019年夏天的一个深夜，刚睡着的戴真突然被几声凄厉的嘶吼吓醒，是母亲的卧室里传来的！

来不及多想，戴真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直奔母亲房间，发现母亲正瘫坐在地上，双手死死掐着腹部，嘴里发出阵阵令人胆寒的吼声。

“我受不了，好疼啊...我流了好多血...到处都是血！”

看着这让人既害怕又心疼的一幕，戴真的眼泪止不住地涌了出来。

母亲的精神越来越脆弱，自从去医院检查完身体后，她出现幻觉的频率越来越高，反应也越来越大。

可戴真毫无办法，医院母亲是再也不愿意去了，药也不吃，她知道母亲现在最主要的是精神方面的问题，然后才是盆腔炎。

可是自己根本不知道该怎样面对精神方面的疾病，或者，自己是否也快生病了呢？

此刻，她只能抱着母亲，一点一点抚摸她的头发，让她安静下来，然后把她扶到床上躺好。

看着母亲慢慢合上双眼进入睡眠状态，戴真才发现自己的泪水早已噙满双眼。

从这天开始，戴真隔三岔五地就会被母亲的惨叫和哭喊声从睡梦中被惊醒，有时候母亲没有发作，她还是毫无征兆地突然坐起来，然后侧耳倾听母亲房间里有没有动静，如果没有，她再忐忑不安地睡去。

而母亲呢，已经在日复一日的病痛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中想到了自尽，只是清醒的时候还割舍不下心爱的女儿，就只能在不断地设想和强行打断中反复拉扯。

终于在2019年12月12日这天晚上，她趁戴真睡着，悄悄地出了门。

她独自一人搬着小板凳，来到了18楼的窗口。沉默了很久以后，踩在板凳上，望着这座寂静的城市，想着死去的丈夫和单纯的女儿。

凌乱的西北风灌进楼道，她单薄的睡衣被吹得啪啪作响，长长的头发在风中肆意狂舞，她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妖魔。

可是她还是不忍心，女儿失去了父亲，不能再失去母亲。

另一方面，她也害怕死亡，这令人头晕目眩的高度让她死死扒住窗口，迟迟不敢跨过去。

最后，她还是打消了念头，再悄悄返回家里。

但问题总是需要解决的，数不清多少个夜晚，她瞒着女儿悄悄来到16楼、18楼、28楼...

也有数不清多少个夜晚，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崩溃的情绪，通过声嘶力竭的哀嚎和惨叫才释放内心的痛苦...

女儿的眼泪和颤抖让她陷入了无尽的愧疚和折磨。

最后，戴真还是发现了母亲的自杀行为。她一遍又一遍地劝母亲不要想不开，日子还要过下去，她会好好陪着母亲。

但对于一个精神状态极差的人来说，这样的安慰不仅毫无作用，甚至还会起反作用。

母亲希望女儿能帮她一了百了，由于自己不敢跳楼，母亲就让戴真去帮她买安眠药。

而戴真却不肯去买，母亲就开始哭喊，说如果不买安眠药，就是逼着自己跳楼。

就在这种煎熬的生活中，戴真也渐渐失去了自我。母亲绝望地哭喊仿佛是扎在她心口的针，一点一点地捅破了她最后的坚持和理智。

2020年1月10日晚上，戴真不知道第几次听到母亲的尖叫后，终于忍无可忍，来到母亲的房间。

“好疼啊，我好疼，让我死吧，我真的受不了了...”

看着满脸泪水的女儿，母亲像是做最后的诀别一样，说这样的日子她真的不想再过下去了，活下去又有什么用呢？每天都难过得要死，真的还有坚持的意义吗？

戴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她只是希望母亲活着，却不能让母亲的身体好起来，也不能让母亲的情绪变好，这样的开导不就是让母亲一直生活在煎熬之中吗？

于是，她答应帮母亲自杀...

时针指向凌晨一点，母女俩一步一步来到10楼的走廊窗户，这里不是太高，看上去没有那么害怕。

或许真的是最后的诀别，母亲的情绪变得异常冷静，她说外面冷，让女儿回去戴好帽子和围巾，别着凉了。于是戴真照做了。

母亲又说窗户太高了，自己爬不上去，让女儿回去带个椅子过来。戴真也照做了。

这次，母亲很久没说话。戴真只是呆呆地看着母亲，大脑好像混乱拥挤，又好像一片空白，总之完全没有任何头绪，像一个失去意识的机器。

最后，母亲还是决定要走了。

因为长期卧床，她的腿脚变得迟钝、麻木，连椅子都上不去。

戴真见状，扶住母亲的一只手，又帮她拖住腿，一点点挪到椅子上，再挪到窗台上。

母亲，就这样走了...

好像很自然，但仔细一想又没那么自然，毕竟是她的母亲啊。可是，人已经拉不回来了，还能怎么办呢？

戴真就在原地站了很久，直到突如其来的一阵冷风吹得她浑身打起哆嗦，她才瞬间清醒过来。

戴真跑回了家，眼泪再也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她看着墙上的全家福，父亲的俊朗和母亲的笑容仿佛就在昨天，母亲卧室里的床上还有一丝温度，可是，她再也不会回来了。

这个家真的支离破碎了，像一场梦...

戴真瘫坐在沙发生，直到东方的天空露出鱼肚白，她神情恍惚地拿起了电话：

喂，110吗...我...我自首...

在破案过程中，警方对戴真进行了多次审问，发现她的精神状态也是时好是坏，显得极不正常。

于是，警方安排司法中心对她进行了诊断，发现戴真患有精神障碍，在长期的自我封闭中，她和母亲都出现了精神方面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

于是，警方推断，在戴母自杀当夜，不排除戴真正处于应急反应状态，由于受到精神疾病的影响，她的行事能力和控制能力较弱，属于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人范畴。

由于她犯案后主动自首，认罪认罚态度良好，因此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判决书下来没几天，戴真却提出上诉，对于母亲的自杀，她认为自己应该负主要责任，如果没有自己的帮助，母亲不可能爬上窗户，也就不可能自杀。

她觉得法院判得太轻了，应该判处自己死刑。

纵然事实如此，但法律作为入罪的基础，伦理却也能作为出罪的依据。警方在后续侦察中，在母亲房间里发现她生前写的遗书，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感谢你——我最好女儿的陪伴，妈妈真的想好好陪伴你。我真心说给你，我现在身体大部分（时候）生不如死，也许说明我该走了。写给我的心爱——戴真。”

戴真的母亲有强烈的自杀意向，并通过亲情来哀求或要挟女儿施加帮助。

再加上戴真协助母亲自杀时，两人都处于精神疾病发作期间，没有完全的行事能力。

最终法院驳回了戴真的上诉，维持原判。

在狱中的这三年时间，戴真能否真正地“清醒”过来，接下来的人生又要如何面对，对她来说这是最大的问题。

不管选择是正确还是错误，也不管结局如何，重要的是迈出这一步，而不是自我封闭，断绝与社会的联系，沉浸在自我世界中再也出不来。否则，精神崩溃就是迟早的事。

有句话说得好：“今早雾霾蔽日，但是不要害怕，因为太阳依旧在云端。”

真心地希望她在服刑期间能够认真反省；也真心地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内心的阴霾能够早日散去，变得开朗；更希望她在出狱后再次面对抉择时，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