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软禁54年，张学良给周总理写过2封密信，1961年周总理回复16字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将军因此惹毛了蒋介石，被扣押在重庆。

在软禁期间，张学良曾冒着巨大的风险，给周恩来总理写过2封密信：柱国兄来谈，悉兄一本初衷...

周恩来总理收到密信后，眼眶湿润，心中感慨万千。

为何张学良在紧要关头选择给周总理去信？

这两封密信里到底说了什么，让周总理如此动容？

众所周知，“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被日军攻占，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从此被“赶出了”东北。

受此大辱的张学良，对自己先前奉行的“不抵抗政策”无比懊悔，一心想通过抗日，重新夺回东北。

然而，张学良却发现，蒋介石对于抗日的态度并不坚定，反而为了巩固自己的军权，热衷于“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策略。

为了清扫自己在中国建立政权的“障碍”，蒋介石将张学良调往陕北，要求他“围剿中央红军”。

但当时的张学良和东北军众将士，一门心思想抗日，不希望搞内斗，毕竟，抵御敌寇才是第一位的！

然而蒋介石一意孤行，誓要将中央红军消灭掉才肯罢休，无奈之下，张学良只好自己想办法推动抗日一事。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通过发表《八一宣言》表示：只要国民党停止进攻苏区，一致抗敌，红军愿与国民党军携手抗战，共同救国。

两个多月后，东北军107 师所属 619 团与红军作战，被打得溃不成军，东北军团长高福源与四个营长被俘。

高福源被俘虏后，深受中共抗日立场的感染，主动申请回东北军劝说诸位将领合作抗日。

4月9日，张学良前往延安，与周恩来见面会谈，双方一致认可“抗日反蒋”的方针。

次月，张学良再次与周恩来在延安密谈了一夜。两次会谈下来，让张学良对周恩来非常欣赏，他更加坚信与中共合作的必要性。

10 月 22 日，蒋介石到达西安，催促张学良和杨虎城尽快出兵“剿灭”红军。

张学良当场提出，希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想法，并说明这是全体东北军将士的想法。

杨虎城也表示，十七路军将士一心想抗日，将士们都对“剿共”有所抵触。

但蒋介石心怀鬼胎，压根不听劝阻，再次要求二人执行命令，此后蒋介石更是调兵遣将，准备出兵攻打红军。

11月初，绥远抗战爆发了，张杨二人心急如焚，再次请缨抗日，仍被蒋介石严词拒绝。

眼看“文的”行不通，张学良和杨虎城决定来“武的”，对蒋介石实施“兵谏”！

12月12日凌晨2点，张学良和杨虎城在华清池将蒋介石扣押，一同被扣押的还有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

几天后，周恩来抵达西安，住在张学良家里，与张、杨两位将军商量如何妥善解决“西安事变”的相关事宜，周恩来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也更加紧密。

12月25日，中共、张学良和杨虎城、蒋方代表进行了三方会谈，达成了三条主要共识：

一是停止内战，二是对日抗战，三是保证张、杨两位将军的人身安全。

至此，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将蒋介石释放，并亲自送其回到南京。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蒋介石再次背信弃义，趁机将张学良扣押在重庆，张学良从此失去了自由。

张学良出事后，东北军的群龙无首，面临着复杂危急的变局。

1937年初，蒋介石派重兵向西安施压，要求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马上撤兵移防，否则就向西安开战。

张学良虽然被扣押，但他已知晓东北军面临的危机，遂一再表示，希望东北军众将士以抗日大局为重，尽快撤兵移防。

周恩来深感张学良之民族大义，也从抗日大局出发，赞成先撤兵，然后再设法营救张学良将军。

可是，东北军没有了张学良坐镇，内部早已乱成了一锅粥，针对撤兵问题的态度，出现了两极分化的情况。

军中的高级将领是主和派，希望和平解决此事，以抗日大局为重。

而中下级军官则是主战派，要求蒋介石释放统帅张学良后，才开始撤兵，如果蒋介石向西安出兵，那就决一死战！

但当时以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联合组成“三位一体”军事力量，远远不及蒋介石的部队。

尤其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战斗力更弱，如果战败，恐怕日后更加没有资本与蒋介石谈判，张学良被释放的机会也就更加渺茫了！

此外，如果贸然开战，那无疑是正中日本人的下怀，最终的结果无非也就是中国自身的国防力量大大削弱！

而此时，张学良被囚禁一事也在东北军中不断发酵，激起了东北军对统帅的爱戴。

将士们对蒋介石的卑鄙行为非常痛恨，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狠劲儿：开战，把张帅救回来！

这种情绪也逐渐感染了十七路军和社会大众，于是主战一方得到了更多的支持。

1月27日，西安与南京双方代表在潼关谈判，就东北军撤军一事达成了口头协议。

但这天夜里，以应德田为首的主战派50余人义愤填膺，突然冲进了周恩来的住处，要求红军方面答应与其一同作战。

这些人将周恩来团团围住，逼迫周恩来做决定，并扬言如果红军不与他们一起作战，就与红军“破裂”。

此事一直闹到了后半夜仍未解决。次日，周恩来苦口婆心劝说他们，但主战派仍然群情激奋，坚持战斗。

主和派的元老得知局势发展至此，也变得动摇，不再坚持撤兵移防。

就连杨虎城将军，也“失去理智”，主张如果蒋蒋介石不释放张学良，就绝不撤兵！

一时间，周恩来一人难敌众口，主战的氛围愈演愈烈。

东北军的主战派看到红军方面态度不明，竟扬言也要效仿张学良，对中共代表团“实行兵谏”！

周恩来得知消息后，马上派人把张闻天、博古、叶剑英等送到了红军驻地三原，自己则留在西安继续协调各方面关系。

1月29日，张学良得知西安的情况后，提笔写信，紧急送到西安，要求东北军:万不能斤斤计较个人问题，以免耽误大局。

此外，他再次要求东北军依照潼关口头协议撤兵移防。

而就在当天晚上，东北军团长级以上军官在渭南开会，一致通过了“不释放张不撤兵”的决议。

该决议产生后，红军方面的处境变得非常尴尬，东北军、十七路军两友军已决心开战。

红军若不打，更会刺激他们，进而导致“三位一体”破裂，甚至当时已经开始有传言，说中共红军“出卖朋友”。

面对这样的压力，一些不了解西安局势的中央领导人，提议红军率先撤军，但遭到了周恩来的强烈反对。

30日下午，周恩来紧急赶往三原县，与张闻天、彭德怀商议，建议撤销原定的红军不参战决定。

多轮商议后的结果是：如果蒋介石向西安出兵，为了不与东北军、十七路军陷入对立，红军要与他们一道进行自卫战。

达成一致后，他们连夜向延安方面申请，很快获得了毛泽东等人的同意。

次日中午，周恩来返回西安，将红军誓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共进退的决定，通知了两支部队的相关领导。

本以为此事三方已经达成一致，算是圆满解决了，但周恩来却没想到，变故又发生了！

原来，与周恩来同日抵达西安的东北军51军军长于学忠的到来，在军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因为张学良在去南京之前，曾以手谕命令部下，听从于学忠的指挥。

而这个于学忠，对于蒋介石要求撤兵一事，态度又是主和的，并且他也已经与南京方面取得了联系。

也就是说，在过去的几天里，有几拨人同时在为这件事奔走商议，而且意见还不统一。

为了更好地解决这次危机，31日当晚，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方再次举行了最高会议。

会上，于学忠发表的主和言论又得到了原先东北军主和派的支持，杨虎城也表示十七路军和东北军采取一致立场。

短短半日时间，两友军这波忽然“变卦”的操作让周恩来有点担忧。

他最后发言表示：

“西安事变”的目的在于停止内战，联合抗日。

红军原本是主和的，但你们两方许多人主战，我们为了保持团结，也可以与你们一道作战。

但现在，你们两方又一致主和，我们当然是赞同的。

不过，请你们注意内部的团结，并设法说服你们的部下，否则可能还会发生严重问题。

就这样，三方再次达成一致，会议决定派出代表尽快前往潼关和谈，与南京方面签署撤兵协议。

然而，会上这些东北军的主和将领们，并没有把周恩来的劝告当回事。

果然，会议结果传出后，主战派的首领面对这突然骤变的局面，一下子失去了理智。

2月2日，主战派将士为了宣泄心中怒火，将主和派的元老级人物王以哲杀害。

紧接着，一群青年军官忽然闯进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见状，立马意识到出事了，这帮人是来“兵谏”的！

周恩来愤然起身，大声斥责道：“你们这是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救出张副司令吗？

...你们这样反而是害了他，你们破坏团结、分裂东北军，你们正在做着蒋介石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

一群人被这振聋发聩的声音突然惊醒，意识到了自己的莽撞。

周恩来看他们冷静下来了，转而感慨道：“蒋介石杀了我们无数的红军战士，我的头就是从他的屠刀下滚过来的！”

“我们对蒋介石的仇恨不知道比你们要大多少！我们与张副司令也是血肉难分的关系，我们对他的感情不亚于你们...

...然而，日本人要灭亡中国，国家的根本利害要远远高于任何个人、团体、甚至阶级...

...我们应该顾全大局、识大体，相忍为国！”

青年军官终于被这番见识高远的话感动，他们痛哭流涕，对自己的行为深感惭愧，纷纷跪下向周恩来请罪，这一风波算是平息了。

不过，此时外面的局面仍然是混乱不堪，王以哲是张学良的心腹，他在军中颇有威望，此时突然被杀，军中势必会再次出现冲突！

周恩来为了尽快控制事态，维护东北军内部团结，不顾危险带着中共代表团前往王以哲家中吊唁。

因为突逢丧事，王以哲的家人悲痛欲绝，灵堂也还没布置好。

周恩来见状，亲自动手帮忙布置，之后郑重行礼默哀，这一举动让在场的人深受感动。

灵堂内死气沉沉，悲伤笼罩着整个府邸，而灵堂外却是风起云涌。

当时正在渭南前线，负责阻击蒋介石部队的东北军将领刘多荃，得知王以哲的死讯后，立即撤兵杀回了西安，准备讨伐凶手！

王以哲的部下，也纷纷要求杀了凶手，为王以哲报仇。

孙铭九、应德田等东北军少壮派将领，此时才知道闯了大祸，慌作一团。

为了避免东北军自相残杀，周恩来一方面痛批应德田等人的罪行，同时暗中把他们送了出去。

另一方面，又派刘多荃的族弟刘澜波去说服刘多荃，放下仇恨一致对外。

最终，再多方人员的努力下，总算是维护了东北军的内部团结。

这次冲突解决后，三方就开始部署撤兵事宜。

周恩来极力劝说东北军高级将领驻进甘肃，不要远离红军，但他们却执意要改调到豫皖苏地区。

东北军和十七路一些官兵得知要改调豫皖苏的消息后，纷纷申请加入红军，不料周恩来却没有同意。

周恩来说：我们不能在友军困难的时候，以吸纳友军成员的方式扩大自己的规模...

1937年2月17日，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到溪口拜见张学良，并汇报了东北军的有关情况。

张学良公开给杨虎城和于学忠各写了一封信，嘱咐东北军“在抗日战场上，显我身手”！

此外，张学良还悄悄给周恩来也写了一封信，要求何柱国秘密将信交给周恩来。

这封信内容大致如下：

柱国兄来谈，悉兄一本初衷，以大无畏精神缓解这次危局，尤其对东北军战士十分维护，弟深感欣慰。

红军种种措施，更加使人钦佩。

弟闲居度数，一切甚好，请勿远念。

......

1945年，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但周恩来从来没有忘记这位“千古功臣”，一直惦记着还在被囚禁的张学良。

于是，周恩来在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时，向蒋介石提出了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的要求，但蒋介石还是没有还二人自由。

1946年4月，张学良被软禁在贵州，莫德惠（曾在张学良父亲手下任职）奉蒋介石命令前去探望张学良。

两人见面后的第二日，张学良公开写了2封信，一封是给蒋介石的，一封是给自己旧部的。

这次会面，张学良还私下写了一封信，是给周恩来的，因为莫德惠和周恩来也认识，张学良便委托他转交此信。

莫德惠回到重庆后，将信私下交给周恩来，信的大致意思如下：

分别十年，十分想念，兄当有同感。现今日寇已驱出，实为大快人心之事！

尔来兄又为国事奔走，再作“红娘”，愿天相助，早成佳果！

...

良一切尚好，勿念。

周恩来深知张学良是在怎样艰难的处境下，冒着怎样的风险写下了这封密信，于是他守口如瓶，对此事闭口不提。

但他仍然时时刻刻记着张学良为民族大义所做的牺牲，于是周恩来多方奔走，发动多方力量营救张学良。

周恩来向来心思细腻，他在为张学良奔走的同时，亦担心会惹得蒋介石心生不满，使张学良的处境更加艰难。

于是，他时常嘱咐部下：有关张学良的一切言行、报道都要注意分寸，不要给张学良造成不利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更加关心张学良，常常通过中间人，私下关怀着张学良。

1956年冬天，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主持“西安事变”20周年纪念座谈会，谈到张学良先生时，他眼含热泪。

他对与会人员说道：“张汉卿是个英雄，很豪爽...”

1961年，周恩来也托人给台湾送去了一封信，上面只写了十六个字：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张学良，他没有署名，寥寥数语足以看出他对于张学良的无限关怀。

多年后，周恩来总理患病，他还是记挂着被囚禁在台湾的张学良，希望有朝一日，张学良能重获自由，再回大陆。

弥留之际，他还不忘嘱咐：不要忘记远在台湾的老朋友！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不幸病逝。没能亲眼看到张学良恢复自由，是他生前的一大遗憾！

张学良后来得知周总理逝世，心中亦十分悲痛，然而他却远在台湾，无法前来吊唁。

但张学良对于1936年与周总理相处的时光仍记忆犹新，时常感叹那短短几天的相处，竟让周总理如此记挂自己。

张学良的一生有诸多争议，但在中华民族命运攸关之际，他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被囚禁后仍不顾个人安危，要求部下顾全大局，堪称中华民族的功臣！

周恩来总理虽与张学良聚首会晤不过数日，却能在之后的几十年为张学良之遭遇多方奔走，这份义气更是令人钦佩！

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这样的世纪友谊，终将流芳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