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战死”沙场，1949年警卫员找到母亲：我们司令接您进京

1949年11月的一天，湖北省黄安县徐家村来了一位穿着军装的小伙子，这个年轻人进入村子以后，逢人便问村子里有没有一位姓石的老妇人。

可是，很多村民都表示没听过有这号人，正当这位年轻人打算换个村子寻找的时候，徐家村的村长从人群中走了出来，开口说道：“小伙子，你打听的那位老妇人，是不是叫石顺香啊？”

听到这个名字，年轻人激动地回应道：“没错，我要找的这个人正是石顺香，她儿子徐司令派我接她老人家去北京，请问她现在住在哪里啊？”

村长听到年轻人的这番话，心里顿时感到有些疑惑：“徐家老婆子是有个当兵的儿子，可前些年不是就战死了吗？怎么突然成司令了？”

虽然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可看到年轻人身上穿着的那身军装，村长还是决定带着这位年轻人来到了石顺香的家门前。

看着眼前这位一脸疑惑神情的老人，年轻人开口说道：“石大娘，我是您儿子徐司令的警卫员，他如今派我接您上北京，这儿有一封他的亲笔信，您看了就知道了。”

石顺香打开这封信件，看到上面熟悉的字迹，当场洒下了两行热泪。

原来，石顺香老人的儿子徐深吉不仅没有死，反而在抗战年代立下了诸多战功，最终成了新中国的开国中将。

那么，石顺香为何以为自己的儿子战死沙场呢？

1932年，红军战士徐深吉获得组织批准，得到了回家看望母亲的机会。

时隔两年再次回家，看到那熟悉的场景，徐深吉还没来得及走进院子，就激动地朝着屋里大喊：“娘，我回来看您了！”

老旧但却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房子里，一位名为石顺香的花甲老人正在翻动着手中的锅铲，听到家门外有些熟悉的声音，老人连忙跑出家门，看到了一个穿着军装的身影。

家门外，正是老人离家两年之久的儿子徐深吉。看到在外打仗的儿子回到家中，石顺香情不自禁的流下了两行激动的泪水，颤颤巍巍的开口说道：“在外面过得还好吧，娘刚做完饭，快进来吃点吧。”

徐深吉看到母亲激动的神情，连忙走上前搀住了老人的右手，笑着说道：“娘，您就放心吧，我在部队里面可好了，刚被组织提拔为副团长呢。”

饭桌上，徐深吉将自己在外随军作战这两年的所见所闻，一五一十地讲给了自己的母亲听。

石顺香听到儿子在外立下这么多军功，心里虽然高兴，但嘴上还是提醒了两句：“在外面打仗可一定要注意安全，这次回来打算待几天啊？”

母亲说完这番话后，徐深吉尴尬地笑了笑，回答道：“娘，我这次回家还是大部队路过咱们村子才能出来的，吃完这口饭，我就得走了，以后有机会再回来看您！”

石顺香知道，军队里面纪律严明，既然儿子吃完饭就得走，那她也不好多说什么。

一顿饭很快就吃完了，临走前，徐深吉特意安慰母亲道：“娘，战争快结束了，用不了多久我就能回家，您就安心在家等着吧。”

听到儿子的这番话，石顺香老人心中安定，她目送着儿子渐行渐远，在心中默默祈祷，自己的孩子能够平安无事。

然而，距离徐深吉离开家没几天，一个噩耗便传了过来，在古峰岭战役中，徐深吉已经为国捐躯。

几天后，徐深吉的战友来到石顺香老人的面前，向她证实了这个令人悲痛的消息。

从得知儿子的死讯那天起，石顺香老人便开始深居简出，几乎每天都生活在巨大的悲痛当中，直到17年后，那位穿着军装的年轻小伙子到来。

那么，徐深吉这些年究竟遭遇了什么？他又是如何成为开国中将的呢？

这一切，还要从1926年，徐深吉与父亲徐必名一同参加农民起义队开始说起。

1926年，对中国近代史影响深远的北伐战争正式揭开序幕。

同年，农民起义运动如疾风暴雨般席卷祖国各地，16岁的徐深吉和他的父亲徐必名，在革命浪潮下毅然加入了湖北当地的农民义勇队。

翌年，汪蒋二人公然叛变革命，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企图独吞北伐胜利果实。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湖北省黄、麻两县的党组织联合人民群众，共同发起了农民暴动，打响了鄂渝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右派势力的第一枪，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黄麻起义”。

徐深吉，恰好参与了此次武装起义运动，并得以在此次起义运动中，接触到了许多共产党的先进思想。

3年后，徐深吉联合村子里的其他8名青年，毅然决定加入鄂渝地区的红军部队。

刚刚加入红军时，徐深吉还只是一名传令兵，但由于他作战勇敢，经常出色地完成任务，短短两年时间，徐深吉便从一名传令兵，一路晋升为红25军218团的团长。

然而，正当徐深吉在革命道路上一路高升的时候，他却突然遭到关押审查，甚至还丢掉了团长的职务。

好在当时红四军总指挥徐向前慧眼识珠，通过一个特殊的任务改变了徐深吉的命运，让他重新能够为革命事业发光发热。

1933年2月，张国焘为了排除异己，在红四方面军内部大搞肃反运动，徐深吉就是因为在一次会议上说错了话，而遭到张国焘的排挤与打压。

在那时，张国焘搞得肃反运动不仅排挤打压其他将领，甚至还会将枪口对向自己人。

徐向前在抗战结束后曾写下《历史的回顾》一书，并在文中记述：“那时将近三个月的肃反，大约肃掉了两千五百多名红军指战员，给红军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徐深吉受到张国焘的排挤，不仅仅是前途灰暗，更是有着被秘密处决的风险。

好在徐向前注意到了这位其貌不扬的小伙子，意识到对方是个可塑之才，便将徐深吉调到红四军的总指挥部，给他安排了一个参谋的职位，并要求徐深吉绘制一份川北八县的军用地图。

当时，川陕苏军区正在规划创建当中，就是缺少一份合适的地图，可绘制地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这份地图是要用于战争的，稍有瑕疵就有可能影响到整个部队。

徐向前也知道绘制地图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他语重心长地对徐深吉道：“小徐同志，这份地图可是有大用处的，你如果觉得地图不好画，可以多去查找资料嘛。”

听到总指挥的这番话，徐深吉深感任务艰巨，他前前后后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四处搜集当地县镇的地图和县志，终于完成了组织交给他的任务。

后来，红四方面军在进行反“六路围攻”战役时，正是这张被精心绘制的地图起到了重要作用，徐深吉也得以再次受到组织重视，被调任为红31军第91师的师长。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正式爆发，徐深吉所在的红31军第91师被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386旅第771团，徐深吉则担任771团的团长。

正是在771团担任团长期间，徐深吉创下了令日军闻风丧胆的麻雀战术，并成功运用这一战术，打出了歼灭日军200余人，我方无一人伤亡的傲人战绩。

一年后，师长刘伯承在《129师抗战一周年战术报告》中风趣地说：“虽然战术名字听起来不起眼，可一只小小的麻雀，也能闹得敌人团团转呢。”

自此，麻雀战术被正式推广开来，全国各地的游击队和民兵武装，都学会了通过采取麻雀战术来抗击敌人的方式，搞得日军惶惶不可终日。

那么，这个连军神刘伯承都倍加推崇的麻雀战术，是徐深吉如何发明创造出来的呢？

1937年9月，129师需要东渡黄河前往山西一带与日军作战，771团团长徐深吉接到师长刘伯承指示，率领部队前往范村一带与日军进行游击战，以便于为大部队的行进争取时间。

范村，距离同蒲铁路和太谷县城仅有几十公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日军早就在此部署了数百名士兵，打算守住这个战略要点。

对于红军而言，整支部队想要顺利东进山西，同样需要拿下这个地点，因此，徐深吉的任务可谓是异常重要，关系到整个部队的战略转向。

徐深吉深知，无论是部队人数还是武器装备，日军都要远胜于我方，想要取得战役的胜利，就需要另辟蹊径，找到一个以少胜多的法子。

看着驻扎在范村的那几百名日本士兵，徐深吉站在指挥部的窗前，苦苦思索能够破局的方法。

突然，窗外枝头上的几只麻雀，引起了徐深吉的注意。

在自然界，麻雀虽然个头小、实力弱，但胜在机动性很强，如果将麻雀的这一特性运用在军队当中，是否会产生奇效呢？

想到这儿，徐深吉猛地拍了下自己的大腿，连忙将门前的警卫员叫了过来，激动地说道：“咱们别和日军硬碰硬，将整支部队拆解为三人一队的战斗小组，各个小组埋伏在坡道上，看见日本鬼子就开枪，打完就转移阵地，就这么耗他们。”

就这样，徐深吉带领的771团被他分成了好几十个战斗小组，每当日军的先头部队进入我方游击阵地时，早就埋伏好的战斗小组便会立刻发起猛烈的进攻，第一轮进攻结束以后，战斗小组便会直接转移。

范村的日军数量虽然很多，但也架不住红军战士这如同麻雀般密集且猛烈的进攻，可谓是空有劲却使不出来。

此次范村战斗，徐深吉率领的771团共歼灭击伤日军200余人，击毁日军装甲车一辆，我方则无一人伤亡，取得了战役的圆满成功。

1938年3月初，八路军129师正朝着河北一带挺进，正当大部队来到邯郸长治公路沿线一带时，771团的一名侦察兵发现了一条重要情报，这条公路每天都有许多日军的车队。

毫无疑问，这正是日军运输物资的辎重部队，如果能将这批物资拦截下来，不仅能够使前线作战的日军陷入苦战，同时还能够壮大八路军的抗日力量，可谓是一举两得。

因此，129师的副师长徐向前当即决定，哪怕付出一定的代价，也要将日军的这条运输路线彻底捣毁，响堂铺，就是最终选定的伏击地点。

响堂铺，位于如今河北涉县西部、山西黎城县东部，村南村北都是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中间则是一条狭长的峡谷，尽管日军部署了许多兵力，但仍不失为一个绝佳的伏击地点。

埋伏在两侧的八路军士兵，只需要等待日军的辎重部队全部进入峡谷以后，直接将头尾两头堵住，便可以尽情的收拾被困在其中的日本军队。

徐深吉所率领的771团，在此次伏击任务中担任右翼部队，埋伏在公路的北侧，只要日军辎重部队进入其中，徐深吉便会和埋伏在南侧的769团冲出来，对日军展开围剿。

作战任务部署完成以后，徐深吉带着771团一路急行军，早早地来到了伏击地点，一边修建伏击阵地，一边等待着日军的到来。

很快，天色逐渐亮了起来，徐深吉和战士们安静地埋伏在伏击地点，打算给日军来一个迎头痛击。

可是，等了好长一段时间，日军的辎重车队也没有到来，只是三三两两的有几辆日军的车辆行驶过去，这反常的场景让战士们感到有些疑惑，难不成日军不来了？

正当众人疑惑不解的时候，徐深吉仍然保持着足够的冷静，他缓缓开口道：“日本人向来狡猾，前面这几辆车很可能只是幌子，我们不要着急，再多等一会。”

事实证明，徐深吉的这一判断是非常准确的。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日军的辎重部队果然大摇大摆地开赴过来，1辆、2辆、3辆……直到第80辆汽车进入771团的伏击区时，徐深吉带领着771团的战士们如同猛虎下山，立刻朝着日军冲了过去。

在这条线路上，日军已经执行了多次运输物资的任务，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意外。

正因如此，面对此次八路军的伏击，日军的辎重部队可以说是毫无戒备，被771团的这波猛烈冲锋打得找不着北。

有的日军司机，还没来得及跳下车便被直接射杀在驾驶室里；有的汽车被打爆了油箱，不受控制地冲向了己方人群，整个日本孽重部队可谓是被打得一团乱麻。

看到日军已经彻底失去了战斗力，徐深吉一边手持机枪扫射，一边朝着日军的躲避地点投掷手榴弹，坚决执行不给日军留下任何活口的上级命令。

根据事后统计，此次战役129师取得了全歼400余人，捣毁180辆汽车，缴获无数战利品的惊人战绩。

771团的团长徐深吉，自然在此次伏击任务中厥功至伟。

1985年，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129师的副师长徐向前还曾作诗一首，纪念这场不亚于平型关大捷的响堂铺战役。

徐深吉虽然作战勇猛，但他患有多年的肺结核病，由于长时间在外随军征战，肺结核病不仅未能痊愈，反而在解放战争时期变得愈加严重。

因此，1948年5月，徐深吉完成了组建华北军政大学的任务以后，便被组织要求暂时离职休养。

正是因为获得了暂时疗养身体的机会，徐深吉这才能够重新离开战场，一边恢复自己抱病多年的身体，一边派人找寻自己多年未见的母亲。

1949年11月，石顺香和警卫员二人乘着火车来到了北京，刚一下车，石顺香就在不远处看到了那熟悉的身影。

站在不远处的，正是石顺香那阔别17年之久的儿子徐深吉。

看着自己那早已“战死”的儿子重新出现在自己的面前，石顺香如释重负地流下了两行热泪，一瞬间连向前走步的力气都要没有了。

徐深吉看着自己那面容苍老的母亲，同样忍不住流下了眼泪，立刻走上前紧紧地抱住了自己的母亲，边哭边道：“娘，这些年委屈您了，是儿子不孝，没能照顾好您。”

石顺香一边紧紧抱着自己的儿子，一边破涕为笑地说道：“娘没事，当初都说你已经在战场上死了，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听到母亲的这番话，徐深吉缓缓地整理了自己脑中的思绪，回忆起了那场差点要了他的命的古峰岭战役。

那年，徐深吉刚刚离开家，便接到了组织下达的命令，全团参与古峰岭战役。

那是一场极为惨烈的战斗，作为副团长的徐深吉，在战斗中受了很严重的伤，甚至直接在战场上昏死了过去。

战役虽然获得胜利，但身为副团长的徐深吉，却处于非常严重的昏迷状态，没人知道他能否在那个恶劣的环境下活下来。

在战争年代，部队每天都要行军作战，根本没时间等着他清醒过来，众人只好将他留在医院，紧接着便继续向前挺进。

正因如此，当时和徐深吉一同作战的战友，都以为他已经在医院离世，而等到徐深吉清醒以后，由于战争态势紧急，他连稍作停息的机会都没有，便立刻投入到下一场战斗当中。

在外打仗的这些年，徐深吉不是没有想过回乡寻亲，但那时中国正处于战乱，想要在民间找一位普通的老妇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徐深吉曾多次打听母亲的消息，但都没有任何收获，直到战争结束以后，徐深吉这才能派警卫员回到自己的家乡寻亲，阔别17年之久的母子二人，最终得以在结束了战乱的新中国重逢。

石顺香老人，在与徐深吉重新相见后，便一直生活在北京，在儿子的陪伴下度过了自己的余生。

1955年的授勋仪式上，徐深吉因战功显赫，被正式授予中将军衔，与此同时还有“一级八一勋章”和“一级独立勋章”各一枚。

在此之后的数十年时间里，徐深吉一心为祖国和人民做贡献，从不计较个人的得与失，还曾特意立下遗嘱三则：“一、不开追悼会。二、不作遗体告别。三、遗体捐献，不留骨灰。”

2000年8月8日，为中国革命事业操劳一生的徐深吉在北京离世，享年91岁。

前半生，徐深吉参与了一场又一场的战役，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汗马功劳；后半生，徐深吉积极参与祖国建设大业，为新中国的富强鞠躬尽瘁。国家能有如此之人，是我们的一大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