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迟浩田正在唐山指挥救灾,深夜突接中央急电:速速回京
1976年7月28日,一场相当于400枚广岛原子弹在距地面16公里的地壳中猛然爆炸的特大地震在深夜突然席卷唐山。
顷刻间,房屋倒塌,山崩地裂,无数的人就这样永远地沉睡在了梦里。
地震发生后,中央经商议决定把第一时间带队前往唐山,并开展灾后的救援与灾区重建工作的重任交给时任北京军区副政委的迟浩田。
这边,迟浩田的赈灾使命还未落幕,他却在一天夜里,刚完成繁重工作,正准备休息时,突然接到了北京中共中央办公厅打来的紧急电话。
电话刚接通,他就听见对方急切地下达了让他快速交接好手头工作,并抓紧时间收拾一下,等待明早专机接他回京的命令。
还没等迟浩田回过神,电话便已经被挂断了。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让中央如此迫切地想要召回正在灾区组织工作的迟浩田?
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53.8秒,随着一阵轰隆隆的巨响,唐山被夷为了平地。
此次唐山地震的突然爆发,直接造成了242769人死亡、164851人重伤,544000人轻伤,造成的经济损失也高达30亿元。
当迟浩田一队人,星夜兼程地赶到唐山以后,映入眼帘的,满是尸横遍野、断壁残桓,满身伤痕的男女老幼抱头痛哭的景象,他们的心像是被针狠狠刺了一下似的。
尽管迟浩田常年征战沙场,见惯了生死,但在这样的情形下也还是没能忍住红了眼眶。
不过很快,他便整理好了心绪,因为他知道抗震救灾行动刻不容缓,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只有抓紧时间尽快制定出一套抗震抢险救灾的方案,展开救援,才能从死神手里救下更多的生命,才能尽量挽回国家损失。
迟浩田作为抗震救灾指挥部副总指挥,他很快召集干部在唐山机场附近,搭建了一个简易帐篷,充作指挥所。
冷硬的干馒头,就着开水,这便是他一天的菜单。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仍旧有条不紊地引导唐山救灾部队相继开展抢救幸存者、转运伤员、运送物资、防病防疫、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等紧张工作。
救援部队还立下了“将生的希望留给人民,将死的危险留给自己。”的革命誓言。
他们在倒塌房屋的废墟中,用双手搬运石头,扯断钢筋,即便指甲盖被抠掉了,手掌也早已磨出血泡,鲜血直流,疼痛万分。
他们也没一个人叫痛喊累,大家都坚定地守护岗位,拼尽全力用自己的行动为救援工作带来更多希望。
在迟浩田与救灾部队的不懈努力下,地震灾区人员安置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
灾区人民的生产生活逐渐回归了正轨,只是这边的工作还没有完善,新的重担却又悄悄降临了。
10月6日夜,迟浩田在反复巡查了一遍灾区恢复情况后,回到指挥所才刚刚坐下,办公桌上的电话就突然响了起来...
正如前文所说,接通电话后,他便收到了中央让他回京的调令。
挂断电话时,迟浩田忧心忡忡,他不知是不是有比大地震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了,以至于中央如此急迫地要召回他。
在询问北京军区政委秦基伟同志相关信息无果以后,迟浩田怎么也睡不着了。于是,他干脆起身,将换洗衣物、洗漱用品、还有最爱的《贞观政要》,一并打包进了行李箱中。
他一夜未眠,在煎熬中等待天亮。第二天,早上8点,一架伊柳型专机准时抵达唐山机场。
迟浩田与同志们告别以后,便登机了。抵达北京机场后,迟浩田刚下飞机,就被一辆黑色轿车径直接去了中南海紫光阁会议室。
在这里,迟浩田见到了北京日报社社长孙轶青和郗汉生,还有差不多和他同一时间到达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郑屏年、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李普等人。
待要员到齐以后,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耿飚走进了会议室。
耿飚非常高兴能够与众人在此相聚,他以军人的方式表达自己浓厚的感情。他走上前逐一拥抱了到场人员。
接着,耿飚开始向大家讲述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央中央政治局,一举粉碎“四人帮”的经过。
迟浩田这才得知,“四人帮”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现已被拘捕并进行隔离审查。
耿飚他们也已经奉命控制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把舆论主权从四人帮手里夺回来,掌控在人民手里。
随后不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纪登奎走进会议室,给大家下达中央指派的任务。
纪登奎询问迟浩田:“迟浩田同志,中央让你回来,是有一项大任务交给你。经过研究,大家觉得你很适合到《人民日报》社去,你愿不愿意?”
负责《人民日报》听起来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却是宣传口的重要工作。因为《人民日报》是负责党中央机关的重要报道,对国家有很强的影响力。
迟浩田闻言微微一惊,因为,恰巧两年前他就曾在报社工作过,但后来,因为一些原因,他退出了报社。
不过如今不同往日,重回报社,有了之前的经验,他相信自己可以做好这份工作。
于是,他当即严肃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接着,纪登奎宣布:“时间紧迫,任务很重。中央决定让耿飚同志牵头,主管宣传口。今天你们怎么进驻,就由耿飚同志主持,你们研究,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说罢,便离开了。
经过商议,他们最终意见达成一致:迟浩田、孙轶青、郗汉生将一起受命进驻人民日报社。
而《人民日报》作为四人帮长期盘踞的舆论阵地,必然有残留的党羽扎根在此,想要清理,就要先从一直听命于姚文元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下手。
迟浩田计上心来,他建议由中央组织部央组织部出具一封公函,宣布迟浩田等人进驻报社后的领导地位;并通过红机子电话通知鲁瑛前来开会,向他展示公函并告知他“四人帮”当前的处境。这样方能推进《人民日报》转入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之下的计划。
按原计划与鲁瑛交涉完毕后,迟浩田等人一起乘坐鲁瑛的红旗牌轿车来到位于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报》老大楼。
此时是19时50分,迟浩田要求鲁瑛20分钟以内召集报社核心成员共9人前来开会。
待人员齐聚以后,迟浩田先是让鲁瑛宣读了公函,后宣布:“过去插手《人民日报》的几位,犯下了党和人民都不能容忍的一系列严重罪行,已经在接受应有处分了。
从今天起,《人民日报》要听从党中央指挥。大家也要严肃起来,端正思想态度,一切命令听指挥,不得泄露任何机密。”
大家觉察到事情的重要性,纷纷点头。
接着,迟浩田又说:“这是我要提的其中两点。另外,我们既是受中央指派来负责管理《人民日报》的相关工作,报社有重要的事必须要请示我们,不可擅作主张。新来的同志和大家同吃同住同工作,暂时不公开身份,一切照常进行。”
散会后,迟浩田深感压力沉重,因为《人民日报》承担着国家喉舌的作用,必须要好好经营。若被不怀好意的人盯上并趁机利用,那一切就要乱套了,宣传的工作也就做不通了。
当时,“四人帮”被审查的信息还处于保密状态。
为了达到不动声色的目的,迟浩田等人在监控鲁瑛行动的同时,还采取了多种保密措施。
例如,不变动报社大门口橱窗里“四人帮”的照片。不再对第二天《人民日报》的主要版面做大的调整。
另外,为了防止出问题,迟浩田坚持自己审阅报纸大样和部分要闻小样。
迟浩田夜以继日地操劳,他在办公室里支起行军床,除了审查新闻稿件外,自己还会撰写文章。他每天只能睡上两三个小时的觉,剩下的时间全部投入了高强度的工作之中。
10月9 日的《人民日报》版上只有两条新闻,一条是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等组织关于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表示了对江青的声讨。
另一条,是10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新的《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这不仅点明了华国锋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还否定了江青在这项事务中的地位。
这两则新闻,在起着阐述中央重要决定意义的同时,还暗喻了中央领导层粉碎“四人帮”的决定。
《人民日报》还在中央的统一安排下进行了“揭批查”。
迟浩田由此看到了社内一些干部曾遭受到的冤屈和排斥,还有另一些干部受蒙蔽所犯下的错误。
他决定隔离审查“四人帮”在社里的残余党,并重新重用一大批曾未被重用的骨干力量,为报社挖掘出了宝贵财富。
到了18号,人民日报社正式发刊,同时,迟浩田代表中央进驻人民日报社的消息也被正式公布。
这代表着迟浩田他们成功夺回了《人民日报》的舆论阵地,就这样,迟浩田在《人民日报》担任工作组组长兼第一副总编共计一年多的时间,出色地完成了中央赋予的任务。
在这期间,他一直兢兢业业,坚持真理,帮助国家和人民在思想上完成了初步的拨乱反正,很快就让《人民日报》恢复了之前的生机。
因此《人民日报》如今依然能够蓬勃发展,少不了当年迟浩田的功劳。从影响而言,说迟浩田是《人民日报》史上最重要的一位掌舵人也并不为过。
迟浩田热爱生活,更热爱新闻事业。
丰富的革命经验使他成长为一名能文善武、足智多谋的战将。尽管他只在报社工作时间不长,但却赢得了报社的工作人员的尊重与认可。大家都说:
他(迟浩田)并不高大魁梧,但面部表情极具魅力——既有军人之严峻,又有文人之儒雅。说话时总带着微笑,很有亲和力。
因此,在迟浩田调离报社那天,同事们都愿意自发来为他送行。
迟浩田于1929年出生在山东招远,在他儿时的时候,亲眼见到过日本兵骑着高头大马、挎着战刀,耀武扬威地从自己身边走过。
不仅如此,迟老还亲眼见到过国家支离破碎,百姓生灵涂炭的惨状。
当时他便决心要加入八路军保护自己的国家。
1944年,年仅15岁的迟浩田加入了八路军。他已经开始想象自己英勇杀敌的景象了,可没想到来到部队以后因为他年龄小,上级便打发他去做了打杂的工作。
他满腔热血,心怀远大抱负,怎么会甘心打杂?放弃上阵杀敌的机会?
终于,他偶然向上级展现了他过人的胆量和作战天赋。
这让连长感到非常惊喜,他开始决定要好好栽培迟浩田这株难得的好苗子。
而迟浩田也没让连长失望,很快在一次战斗中,他亲手俘虏了五名敌人。
由此,大家慢慢都记住了迟浩田的名字,还给他起了“迟大胆”的外号。迟浩田自己也很喜欢。
追随粟裕将军以后,他的才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迟浩田前后陆陆续续参与了多起战役。如解放莱芜、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抗美援朝等。
他在战场上的卓越成就塑造了他勇往无前的性格,这或许也是中央考虑让他去人民日报的原因吧。
迟浩田老将军现在有九十多岁高龄,正是因为有他这样英勇为民的先驱的存在,我们如今才能拥有生活于和平年代的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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