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女儿问邓小平：这辈子和谁关系最好？邓公如何回答？

198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委员蔡畅八十岁大寿。

对于中国人来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八十高寿是鸿福，而对于老一辈的共产党员来说这个年龄则更为珍贵。

这天，许多曾经与她一起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朋友都来到了她的家中，为她的八十大寿庆贺。

其中，邓公更是带来全家祖孙四代，一同为他近60年的朋友、大姐献上祝福。

他将手中的鲜花送给蔡畅，随后两位老人的手便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这一刻，邓公的双眼湿润了，依稀中他又回到了当年在法国留学时与蔡大姐见面的场景。

那时的周总理、聂元帅都在，还有蔡大姐的丈夫李富春......

而如今却只剩下他们在建设着共同的理想。

事后，邓公的女儿邓榕问他，这一辈子，你和谁的关系最亲近。

邓公没有思索地说出了三个人的名字。

这三个人是谁？

1920年10月19日，一艘名为“盎特莱蓬”的法国邮轮缓缓地驶入马赛港口。

甲板上，有一位年仅16岁的年轻人正注视着这片陌生的土地，他就是邓小平。

随着邮轮与港口的距离越来越近，邓小平的内心不由得激荡起来，

这片承载了法国大革命与巴黎公社起义的土地，是否能寻得拯救祖国的方法？

第二天，他随着一同赴法留学的学生来到了巴黎，在欢迎人群中，他听到了一阵熟悉的乡音。

异国他乡，居然能让他找到同乡，这样的喜悦让邓小平急忙寻找声音的来源。

不一会，他便从人群中找到了先一年来到法国的聂荣臻。

在聊天中，邓小平发现对方和自己一样，来法国不仅仅是为了求学，更是为给祖国找寻一条出路。

本就是同乡，再加上志同道合的理想，邓小平就此便与聂荣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一个月后，邓小平在欢迎新的赴法留学的学生时，结识了比他大6岁的周恩来。

这次，他惊喜地发现，周恩来不仅温文尔雅、谈吐得当，更是同自己一样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

并且他已经深刻地明白自己来法的目的——学习共产主义。

在周恩来的影响下，邓小平也逐渐开始接触对马克思学说的研读。

渐渐地，他逐渐发现唯有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适用于中国的学说。

因此，他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共产主义学习中去，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结识了不少怀抱爱国热情的同志，其中便有李富春与蔡畅。

1922年6月，周恩来、赵世炎、李富春等人在法国组织起“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邓小平与聂荣臻相继加入其中。

这段时间邓小平白天要外出打工，晚上和同志们一同学习和编撰马克思主义的刊物，还要定期外出宣传，几乎每天都在劳累中度过。

但对于邓小平来说，和一群有着共同理想的朋友朝着希望的方向奋斗，再苦再累心也甜。

然而，聂荣臻看到了邓小平身体的疲惫，意识到他是凭借着精神意志在支撑。

他将邓小平身体有恙的事告知了周恩来，周恩来一直视有着进步思想的青年如同自己的弟弟一般。

听闻这个消息，令周恩来感到深深的担忧。

于是，他便安排邓小平不再进行外出宣传，专门负责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内部机关报——《少年》，并在生活条件极为匮乏的时候，将自己的面包蔬菜分给了邓小平。

而李富春也在周恩来那里得知了邓小平因为工作导致身体有恙，便把他接到了自己与蔡畅的家里同住。

在邓小平因病没有胃口时，让蔡畅煮中国的面条来给他恢复体力。

在同志们的悉心关照下，这才使得邓小平的身体渐渐地好转。

然而，物资的匮乏依旧是摆在眼前的问题，尤其在法国经济出现萧条，工厂大量裁员的情况下。

这时，周恩来与邓小平商议，在巴黎开设一家中国豆腐店，由留学生轮流在此打工。

这个提议立刻得到邓小平的响应，他也逐渐认识到这位长他6岁的兄长，不仅仅有雄心，而且实事求是。

1924年7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接受中央指派，要求选送一批思想进步的青年干部前往苏联学习深造。其中，聂荣臻被选去学习军事。

次年，李富春与蔡畅也被派遣去苏联。

面对朋友的离去，邓小平心中不免有些感伤，但他同时也为他们感到高兴。

几人相约为了共同的理想继续努力，将来一同为祖国做出贡献。

不久后，邓小平也收到了中央的指派，要求他前往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学习。

1926年邓小平从苏联返回国内，这期间几人虽都在国内，但却分别在不同的地方工作，根本无从得见。

然而，几人都明白，于道各努力，千里自同风，

他们依旧坚持着自己的理想，孜孜不倦地完成着党交给他的任务。

1927年，周恩来、聂荣臻等人在南昌发动了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1928年1月，邓小平被中央任命为秘书长，前往上海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组织局的日常工作。

这时他们据法国分别后已有4年未见了，两个昔日的留学朋友如今成为了我党在敌人眼皮下的并肩作战的战友。

国内形势愈发的严重，白色恐怖的气氛在上海也变得极为浓烈，呼吸间都能感受到敌人的存在。

对于身居龙潭虎穴的邓小平，他明白自己的工作就是协助周恩来展开工作。

于是他对组织内的保密工作做到了极致，倡导一切都要以保密为原则。

并且提出了“党的机关群众化，负责干部职业化”的要求，务必使上海的地下工作做到万无一失。

以至于周恩来在评价邓小平地下工作时说“他是非常谨慎的，而且对同志们可亲得很。”

1931年8月，邓小平在领导完百色起义后，到达了江西的中央苏区，在这里他重新见到了聂荣臻和李富春。

与朋友的久别重逢，让邓小平的工作的干劲更加受到鼓舞，正在他打算一展拳脚的时候。

中央红军却因为王明、李德的错误不得不选择长征。

而邓小平却因为反对王明被撤销职务，甚至在长征转移的名单中也没有他。

这就意味着他将被留在江西进行游击战......

然而，这个名单被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李富春看到了，他深知邓小平的政治工作远胜于军事能力，而且这是王明的挟私报复。

于是他不顾当时斗争的禁忌，毅然决定将邓小平的名字添加上去，才使得邓小平最后参加了长征。

1935年，红军从四川毛儿盖出发，进入松潘草地。

邓小平被调任至红一军团任政治部长，而此时红一团的政委则是聂荣臻。

两位老乡多年后再次合作，彼此心中都有说不尽的话，但此时却是形势紧急。

两人来不及多聊，立刻投入了工作中，在此期间，邓小平、和聂荣臻组织基层的干部开展马列主义的学习，使得基层干部深刻认识到他们作战的目的，这不仅强化了革命军人的思想，也让军队的战力大幅提升。

1936年5月18日，邓小平与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西征，与红二红四军会合。

随后又共同指挥了山地堡战役，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然而，邓小平却因没日没夜的工作患上了伤寒，这让他的身体变得十分虚弱，只能摄入流食。

但那时的红军补给极为乏困，根本没有有营养的流食可以补充体力。

正在邓小平生命垂危的时刻，张学良表示要和红军做统一战线，并且给红军送来一些慰问品。

在得知慰问品中有几罐牛奶后，聂荣臻立即表示将自己的牛奶留给邓小平。

在聂荣臻的影响下，其余干部也纷纷表示将自己的牛奶给邓小平补充营养。

正是这些牛奶，才使得邓小平恢复了体力，并逐渐脱离了危险。

1950年2月22日，邓小平出任西南军区的政治委员，负责当地的土地改革与剿匪任务。

蜂拥而至的工作，让邓小平忙得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然而他却是开心的不亦乐乎，因为他这是在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家奋斗。

他的老朋友们却深知他工作的热情，特地嘱咐他要多注意休息，不要过度耗费身体。

1952年周恩来将邓小平从重庆调往北京，出任政务院副总理。

从此，邓小平便在政治局同周恩来一起工作，延续了当初在上海的模式，周恩来负责中央的具体事务，邓小平则负责配合日常工作。

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周恩来的看顾，邓小平的工作也不再过度劳累，生活逐渐趋于稳定。

据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回忆，周恩来对邓小平的生活照顾得十分到位，有次周恩来见到邓小平的家门口没有警卫，就责怪他们粗心大意，随后便给部门同志，让其给门口加了哨岗。

1954年9月，李富春和邓小平同时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随后，两家搬入中南海了，而这时他们突然发现两家竟然是邻居。

这让二人在惊讶之余感到说不出的高兴，此后两家的关系就更加的紧密了。

而李富春和蔡畅也记着邓小平的工作习惯，经常准备了夜宵喊邓小平一家来做客。

这样的情谊直到邓小平被下放也没有变过。

在邓小平前往江西期间，李富春特意让警卫员将生活用品给邓小平送到车上，周恩来更是亲自打电话嘱咐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向他们说明了邓小平仅仅是去农村锻炼，而且身体不好，请他们照顾一下，不要找邓小平的麻烦。

因此邓小平在江西的那段时间才得以平安的度过。

等回到北京，邓小平受周恩来的推荐开始主持工作。

但由于自己有话直言的风格，再次遭到了一些人的针对，使得他的工作无法有效地开展。

并且有部分“有心人士”搜集了他的发言稿送去审查，这个行为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聂荣臻发现了。

他看过后勃然大怒，怒斥告密者。

即使在邓小平的处境极度困难时，他也不遮遮掩掩，依旧支持邓小平。

当聂荣臻知道有些同志因为顾虑不敢接近邓小平时，生气地回应道：

“小平同志还兼着总参谋长，中央没有免去他的职，为什么不去向他请示汇报工作。”

对于邓公来说，在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中，定然遇到了各式各样的角色，结识了纷杂众多的人物。

然而，在年迈之际，面对女儿的询问时，他却不假思索的说出来“周总理，当然，还有你李伯伯，聂伯伯。”

由此可见，这三个人在他生命中的珍贵。

而若看邓公与三人的交往，其实不难看出，三个人的交往都源于他们共同的信仰，以及坚定不移的信念。

正是这种信念，让他们敢于在危险的斗争中将后背托付给对方；

也是唯有这位信念，才使得他们友谊在动乱的年代经久不衰，并且随着时间的沉淀显得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