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国大典举行那天，败逃到广州的蒋介石在做什么？

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整，庄严隆重的开国大典正式开始，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前，向全世界庄严宣布：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毛主席那充满激情的、洪亮的声音，回荡在天安门上空，这一刻全国人欢呼喝彩，大家共同期待新中国的到来。

那么，作为毛主席的“老对手”，斗了几十年的“老朋友”，蒋介石此时又在干什么？他的一天是怎样度过的？

说起开国大典，其实我党原定时间为1950年1月1日，这既是一年的新开始，又和孙中山建立民国的日期相呼应。

同时，当时西南地区还没迎来彻底解放，国民党军仍负隅顽抗，企图反扑，制空权也没被我党拿下，因此我党认为不能太急。

不过，当时斯大林却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我党应考虑国家利益和国际形势，尽早举办开国大典，建立中央人民政府，让全国百姓吃下定心丸。

就此，毛主席和共产党这才决定于1949年10月1日举办开国大典，而聂荣臻元帅也被众人推举为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

聂帅接到命令后，开始全身心投入阅兵仪式的筹备工作中。

最初的阅兵方案中，因解放军海陆军三军并不齐全，空军还没成立。1949年3月才组建军委航空局，且也只筹建一个飞行中队，飞行时间太短，飞行员的经验不足，为此聂帅并没有将空军纳入阅兵队伍中。

然而，自聂帅接到一个情报后，改变了主意，这才决定让空军参加检阅。与此同时，彭老总也认为应该让空军检阅，不仅可振奋军民之心，还能起到威慑作用。

尽管飞行技术上不是太熟练，且战机不多，但每个参加受阅的飞行员仍临危受命，他们宣誓：“一旦飞机发生故障，宁愿献出生命，绝不会让飞机落在北京城内、天安门广场或附近建筑物上。”

那么，聂帅、彭老总为何让空军阅兵呢？原来，当时我党情报人员获悉，蒋介石计划在开国大典当天“空袭”天安门城楼。

当时，尽管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可这里作为曾经的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主要活动地，残余势力并没有解决，不少特务在北平城内潜伏。

而西北、西南地区并没有全部解放，国民党残余部队也是不可小觑的破坏力量，更重要的是当时“制空权”仍握在蒋介石集团手中。

当时的舟山群岛上空依旧驻扎着蒋介石的空军部队，各种美式轰炸机在进行秘密操练活动。

在空袭问题上，我党当时吃了不小的亏，甚至不久前，蒋介石还策划了“西风计划”、南苑大轰炸。

“西风计划”的主角是被敌军策反的刘从文，此人看似老实巴交，实则贪财好色，毛人凤用重金将其收买，并让其利用投毒、手枪射杀等方式刺杀毛主席，但因种种原因没能实施。

后来，特务又让刘从文泄露主席的地址，并用飞机精准轰炸毛主席住所，幸亏聂帅及时警觉，将熟睡的主席转移到别处，这才避开这起刺杀行动。

南苑大轰炸事件中，因我党没有建立防空体系，只能看着蒋介石集团的六架B—24战机对南苑机场轰炸，此轰炸中众多房屋被毁，人员受伤。

鉴于这两次触目惊心的空袭事件，再加上破译的敌军空袭计划情报，聂荣臻等领导人决定防患于未然，加强空中警戒。

要知道，参加开国大典的不仅有我党高层领导人，还有社会各界的知名代表，更有四面八方赶来庆祝新中国成立的数十万百姓，因而务必要做好防护工作。

那么，蒋介石到底有没有空袭天安门的打算？

从史料来看，早在蒋介石得知中共筹建开国大典准备工作时，就和心腹、时任国民党空军司令的周至柔商议空袭计划，并进行反复的商议，制定严密的空袭方案。

然而，10月1日上午，人在广州梅花村32号陈济棠公馆的蒋介石，在短短几个小时内，接到周至柔的数次电话。

每次周至柔询问其是否可以启动空袭计划，老蒋总是犹豫不决，每次都说再等等看。当周至柔还想继续劝说时，老蒋直接毫不留情地挂断电话。

最后一次，周至柔恳求道：“校长，不能再等了，如果飞机不起飞，恐怕无法按时达到天安门，空袭计划将失败！”

这一次，蒋介石一反常态地说道：“任务取消，不要再问了！”

周至柔十分不解，空袭小组已筹备很长时间，并进行了反复训练，为何在关键时刻取消？他不解道：“校长，请你认真考虑考虑，我们的空袭小组准备充分，一定能按时完成计划。”

蒋介石不耐烦道：“任务取消，无需多问！”

就这样，蒋介石挂断电话，缓缓坐到沙发上，随后陷入思考中。

老蒋的内心并不像表面那么平静，他虽然放弃空袭计划，但却在日记中表示这是“至为痛心”的决定。

老蒋一大早就不断琢磨，到底该不该行动？尽管他很想破坏开国大典现场，可一旦他将天安门城楼炸成废墟，破坏开国大典的正常召开，但将迎来全国人民的怒火以及美国对其的鄙视。

北京作为帝王之都，这里留下太多珍贵的建筑，将古建筑毁掉，那他就是火烧圆明园的列强，将会成为人人唾弃的历史罪人。

当然，老蒋对空袭一事也没有确切的把握，他得到情报，称我党组建P-51野马战斗机飞行团，这让他开始慌乱，不知道自己的空袭小组是否为解放军空军的对手。

其实，当时解放军只有12架活塞式战斗机，其战斗力偏弱，只不过是为了避免老蒋空袭故意放出的假消息，没想到真把老蒋给唬住了。

不过，即便老蒋真的偷袭，也不见得就一定成功。

开国大典的“点睛之笔”就是时间改为下午3点，其实按照国际惯例，开国大典应该在上午十点开始。不过聂荣臻元帅坚持要求下午3点举行，看似这个不经意的提议，却让老蒋的空袭计划难以成功。

国民党轰炸机多为美国的B-24式，其最大时速为488km/h，最大航程为3380千米。国民党空军基地位于舟山群岛，距离北京1230千米。

如此来看，只需要3个小时，国民党的轰炸机就可直达天安门上空。

当时老蒋计划派出200架飞机空袭，这显然是不可小觑的力量，我军即便有了万全准备也不能轻敌。不过聂帅考虑到，国民党空军的致命弱点是夜航能力差，天一暗下来就丧失战斗力。

与此同时，我党对开国大典召开的时间一直保密，直到上午十点时才宣布具体时间。

当然，周总理、聂帅也亲自秘密部署，他们从浙江到北平沿途上设立55个监测点，一旦发现蒋介石的空军来袭，那这些监测点就会想办法在地面上将其击落。

此外，周总理也提出，让空军飞行团队携带实弹检阅，这一做法可谓是前所未见。不过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旦敌机轰炸，那就可立即反攻。

一旦敌人前来空袭，那必然将有来无回，蒋介石虽然愤怒，但也不敢拿200架飞机去赌。如果这200架飞机被一锅端，那他的制空权就被我军取代，这个代价他承受不了。

此外，飞机飞往北京后，再飞回来必然要从中途加油，老蒋曾找到美国、韩国帮忙，准许飞机半道停下加油，可美韩两国当场拒绝这一提议，他们可不愿意为老蒋的罪恶行为背锅。

正是以上的种种顾虑，让蒋介石再三考虑后，无奈放弃轰炸任务。

尽管老蒋没有派出飞机空袭，可他也留了一手，那就是指示毛人凤破坏开国大典现场，刺杀我党高层领导人。

毛人凤接到指令后，立马想出了一个刺杀计划，他派遣一群特务潜伏北京，隐藏在正阳门西的一栋三层楼别墅中，再想办法将迫击炮运到其中，等待开国大典开始后就发射炮弹。

正阳门距天安门不过八百米，经验丰富的炮手可百发百中。同时，炮机炮发射时产生的噪音不大，且喷烟量不大。

在我军警卫人员搜查前，至少可发射20枚炮弹，再加上炮机炮的杀伤力大，一旦该刺杀方案成功，天安门城楼上的我党高层人物处境堪忧。

只可惜的是，老蒋的计划还没实施就早已泄露，这些特务一进门时就被公安机关盯上，并将其一网打尽。

原来，在北平解放后，罗瑞卿同志就组建一支保卫党中央和首都安全的公安中央纵队。而开国大典前夕，党中央指示要加强守卫警戒工作，对人员加大巡查力度，避免特务潜伏进来。

因国民党特务擅长伪装，想要让其露出马脚并不容易，罗瑞卿同志要求每个公安人员便衣巡视，如此就可让敌人放松警戒，进而露出马脚。

公安中央纵队1师2团排长刘拴虎，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侦查员，在开国大典前夕，他每天穿着北京老市民的衣服，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巡视。

一天黄昏，他意外在地上发现了一颗烟头，他本意是想将其丢到垃圾桶内。可细心的他瞥了一眼，发现这颗烟头竟然是“飞马”牌香烟，这让他立马警觉起来。

有人好奇，不过是一颗烟头，有什么紧张的？实际上，这颗烟头来头并不简单，它是1943年新四军供给部的烟卷厂生产的，沦陷区的百姓称其为“四爷的烟”。

这烟在当时属高端品牌，且多为南方人喜欢，北方人抽不惯这种味道。而此时解放战争还没结束，交通运输停滞，为何这样一颗烟头会出现在北方？

同时，刘拴虎还发现这个烟头被踩扁，敏锐的他又蹲下来仔细观察，发现若有若无的鞋印，并分析出此人穿着皮鞋。

当时的北京老百姓生活贫困，能穿得起皮鞋的人少之又少，显然抽烟之人身份不一般，可能是敌人派来的特务。

随即，刘拴虎将此发现上报给公安部长罗瑞卿，罗指示不能轻举妄动，要让敌人自己露出马脚。

接下来几天，刘拴虎和同事们加强了警戒，果然在第五天发现了一个身形可疑的人。

该男子头戴礼帽，脚穿皮鞋，看上去不是一般人，但此人好像在低头记着什么。他连忙走过去查看，没想对方太专注，忽视了他的存在。

刘拴虎发现，此人好像是在画线路图，他立马问道：“你是做什么的？在画什么东西？”

没想这男子二话不说，拿起匕首就要朝刘拴虎刺去。

刘拴虎不仅侦查能力强，身手也十分敏捷，很快就将对方控制住，并将其关押到审讯室审问。经过一番拷问后，对方这才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的身份。

此人名为王以才，为国民党北平情报组的特务，其任务是绘制线路图，准备在开国大典期间对中央领导人的车队进行轰炸。

罗瑞卿听了后，顿时吓出一身冷汗，他庆幸提前将该特务抓捕，识破了敌人的阴谋诡计。

随后，罗瑞卿下令对整个北京城进行拉网式搜查、清理，先后抓捕了国民党党通局北平区第2分局行动组杨金富等十四名要犯，以及潜伏在亚州饭店的军统特务吴瑞金，还有惯匪、恶霸三千多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将国民党特务的破坏阴谋逐一瓦解。

这些特务被抓后，我党对外秘而不宣，生怕敌人还会制造更疯狂的事端，因而蒋介石并不知他的刺杀小组落网一事。

等到十月一日，老蒋询问毛人凤刺杀计划准备如何时，却发现特务们纷纷失联，这才知道特务早就被公安人员抓捕，这让老蒋愤怒而又绝望，他这才明白自己已是四面楚歌，相比于对手始终棋差一着。

眼看自己的两个刺杀计划纷纷流产，蒋介石心态崩溃，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身边的侍从不敢打扰，生怕会被其当成出气筒。

不过此时的他，仍在等待着一个越洋电话，希望能给自己已伤痕累累的内心一丝安抚。

原来，为了能够获得美国政府的支持，早在1948年11月底，他就派出夫人宋美龄前往美国游说，希望能够得到好消息。

然而，宋美龄来到美国后，那些美国官员对她避而不见，迎接她的只有二流官员，这让宋美龄备受打击，她只能沉重地写道：“没人对我们感兴趣！”

其实，在美国政府眼里，蒋介石集团就是扶不起的阿斗，尽管拥有精锐武器和远超解放军的兵力，但在战场上仍然是一溃千里。

美国政府甚至公开嫌弃，对蒋介石进行语言上的攻击和嘲讽，这让老蒋内心痛骂不已，可为了讨好美国主子他仍然要笑脸欢迎。

1948年年底，国民党在三大战役上败局已定，老蒋也预感“党国”时日无多，这才让宋美龄前往美国游说，希望美国方面继续支持蒋介石政权，恳求其能提供物资援助，甚至还希望能让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前来指挥，企图扭转战局。

那么，宋美龄的目的是否达成？显然这一切没有那么顺利。

宋美龄被众官员冷落后，又找了各种关系，希望同国务卿马歇尔见上一面，可对方表示只能以“私人朋友”身份见面，相互间的谈话不涉及政务。

不过，宋美龄仍不甘心，她又到处寻找关系，用金钱一路打通人脉，这才见到了美国总统杜鲁门。

可杜鲁门尽管答应见她，但时间比较短，且言语之中透露着冰冷，并强调：“不会提供更多的物资援助！”

就这样，宋美龄只拿到可怜的援助经费，但在他一年的游说中花光。至于她请求让麦克阿瑟赴华考察的意愿，直接被拒绝。

至于是否继续支持蒋介石政权，美国方面一直没给出准确答案，这让大洋彼岸的老蒋心急如焚。尤其是开国大典当天，新中国成立，苏联政府承认共产党的人民政权，这让老蒋彻底慌了，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那他将彻底完蛋。

因此，10月1日上午，蒋介石除了悲愤之外，就是希望能听到宋美龄带来的好消息。

就在他脑海里胡思乱想之时，电话铃声响起，蒋介石心中忐忑不安，他不知道宋美龄能否带来好消息。

不过电话那头，宋美龄欢愉的笑声让他心安下来，对方表示美国政府会继续支持蒋介石政权，不承认新中国政权。

老蒋听了后，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连说：“好！好！好！办的漂亮！”

但电话挂断后，蒋介石的脸上再次阴云密布，他知道美国方面的支持只是空头支票，对他早已失望，不会给出太大的帮助，他只能将其当成安慰剂，抚慰自己受伤的心灵。

随后，蒋介石又打开收音机，里面均是共产党方面传出的各种消息，而他也被我党方面称之为“蒋贼介石”，这让他很是生气，要知道以往他可是将我党称之为“共匪”，如今身份转变，他自然是接受不了。

不过他意识到，目前最要紧的事情并非对付我党，而是恢复自己的总统职位，依靠广州或台湾东山再起。

然而，他已经下野八个月，尽管手中握有大权，可代总统李宗仁始终不交权，这让他恼火不已。

回想起和李宗仁的点点滴滴，他越发痛恨。其实，在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为了增加在国民党中的威望，和李宗仁结为异性兄弟。

但李宗仁对这个浑身“反动”气息的蒋介石非常不满，先后多次闹“独立”，并联合其他国民党人一同反蒋，接连三次让其下野。

1949年9月中旬，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不断向南进发，广州全境面临失守，国民党军大溃败成定局。

因蒋介石暗中操控军队，使得李宗仁在西南、长江的防务全部失败，这让其对老蒋非常不满。

一天，李宗仁来势汹汹，开门见山道：“我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同你对话！因国事已到了危亡之时，不得不放开畅言。你主政党国20年，但贪污腐败之风远甚于北洋时期。”

老蒋听了后怒火中烧，可他还是耐着性子听下去。李宗仁继续道：

“社论嘲讽我们是‘军事北伐，政治南伐’，这一点也没错。北洋政府尚对舆论十分忌惮，不敢公然和人民作对。可党国举起革命大旗，对讥讽时政者，皆展开报复，污其为反动分子，使得人人闭口不谈，生怕惹祸。”

老蒋面色铁青，仍不为所动，李宗仁看了看，又说道：“在南京时，魏德迈特使曾公开痛斥国民党官员腐朽无能，他作为外国官员都看不下去，公开侮辱政府，与会众人中，有人甚至当场落泪，不知你是何感想？”

随后，李宗仁又痛斥老蒋言而无信，曾亲口表示下野后不再过问政事，背地里却擅自指挥军队，制造事端，称其是“自毁诺言、目无政府”的荒唐举动。

蒋介石感受到了侮辱，但听闻李宗仁对他的指责却拿不出任何言语反驳，只能尴尬的低头。

李宗仁见对方一言不发，只能选择起身离开。然而，当李宗仁走后，蒋介石将压抑着的怒火发泄出来，他大吼道：“这个李宗仁算什么玩意？竟然敢教训我，我要让你彻底完蛋。”

10月1日下午，蒋介石继续收听收音机，收听着属于共产党人和全国百姓的荣耀历史时刻。

下午2点50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之上，众人见状高呼“毛主席万岁”，声音响彻整个北京城，老蒋却感觉到十分刺耳尖锐，他本想将收音机砸了，但还是耐着性子继续收听下去。

当听到很多曾经的老部下均参加“开国大典”之时，当即愤怒大骂：“这群卖友求荣的老混蛋，我老蒋对你们如此厚道，你们却全投靠中共！”

显然，蒋介石仍没有意识到自己为何会失败。其实，美国作家易劳逸在《毁灭的种子》一书中提到，蒋介石失败的主因是诸多部下倒戈投奔共产党。

其实早在1945年10月31日，高树勋率部投奔共产党开始，掀起了国民党军倒戈的先端，这之后越来越多国民党高级将领率部倒戈，从1946年7月到1949年1月，我军抓捕国民党军370万俘虏，大部分是战场上临时倒戈的。

三大战役后，更是有超100万国民党军起义投诚，接受解放军改编。而1949年2月“重庆号”军舰起义，让蒋介石的长江防线岌岌可危，也让渡江战役进展顺利。

随着南京解放后，国民党军人心溃散，战场一败千里，程潜、陈明仁、董其武等著名将领纷纷起义，他们不顾蒋介石的高官利诱，纷纷“大义灭亲”，足以可见国民党政权不得人心。

同年9月23日，毛主席特意在北京宴请傅作义、程潜、张治中等起义将领，肯定他们回归人民政权的功绩，并说道：“正是一部分爱国军人起义，加快国民党反动力量的瓦解，也让我们的空军、海军力量加强。”

也正是如此，蒋介石听到自己的诸多老部下投奔国民党后心烦意乱，甚至失去理智的破口大骂。

这些国民党人之所以投诚，说到底是老蒋统治不得人心，很多行为已引起公愤，但他却从来不反思己过，甚至变本加厉，在西南地区制造众多冤案，怂恿土匪、特务破坏人民政权，这才是蒋家王朝覆灭的主因。

开国大典持续到晚上9点，蒋介石一边听着收音机，一边烦躁的踱步，当他听闻反动特务一一被抓的消息时，心中怒火再次被点燃，不由得摔东西发泄。

开国大典这一天，是中华儿女永远铭记的一天，也是蒋介石至死难忘的一天，这一晚注定是他度过最痛心、最漫长、最冒火的难眠之夜。

然而，他仍认为自己还有翻盘的机会，在日记中写道：“共匪伪政府之成立，是增加我宣传之力量甚大，彼匪倒行逆施之所为，行见其自毙之日不远矣，故余于此但存乐观而已。”

显然，这句话不过是蒋介石的自我安慰，国民党残兵已没有多少战斗力，想要东山再起只是空话。

10月3日，因局势对老蒋愈发不利，他只能带着家人飞到台湾省，之后又曾回到一次成都，就此再也没能踏足中国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