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对幸福思想的不同主张与看法

#历史开讲#

文|木木

编辑|观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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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经历了西西里远征，长大成人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目睹了雅典帝国的覆灭、频繁的战争以及政府的堕落行为等各种消极悲观之事，这些都对柏拉图幸福观的形成产生影响。

他认为种种事件的发生都是出于对真理的无知，大部分人都是洞穴之内的人，只有那些真正走出洞穴的人才能见到洞穴外的光，即真正的世界。

因此在柏拉图的思想中，能够获得幸福的必定是少数人，种种人生经历使柏拉图认为所有的政体都是存在缺陷的。由此可见，战争中的人们更加渴求幸福。

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众多思想，包括但不限于其幸福思想，并且对之后亚里士多德、新柏拉图主义的幸福思想产生深刻影响。

首先，他继承了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观点，指出个人道德知识的重要性。并且从人的灵魂出发，将幸福定义为灵魂的和谐状态。但是与苏格拉底不同。

柏拉图认为身体是灵魂的桎梏，只要人的身体存在，人便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幸福。苏格拉底强调现世幸福，而柏拉图则主张灵魂永恒，把幸福寄托于来世。

其次，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的德性论思想，主张德性在幸福实现中的重要性，他认为德性是人幸福的主要因素并且是最值得欲求的。

物质快乐对人来说只是获得暂时性的快乐，只有德性和智慧才是获得真正幸福的要素，幸福的人一定是有德性之人。而且柏拉图更加强调正义。

他认为正义与德性都是十分重要的，而幸福的核心就在于正义德性。

正义是一个人最美好的德性，城邦中一个人的德性就表现为一个人的正义，人的幸福与城邦幸福是统一的，人人正义造就城邦的幸福，而城邦的幸福造就个体幸福。

他认为正义是城邦存在和获得幸福的核心要素。而且正义的获取离不开人的实践活动，人要做正义的事才能成为正义的人、有美德德性的人，所以实践同样重要。

由此可见，柏拉图认为幸福的终极目标是正义。再次，柏拉图主张人应重视人际交往，人只有在适当的人际活动之中才更有可能过上好的生活。

相对于个体来说，柏拉图更强调城邦的重要性，人不作为独立的个体而作为城邦中的个体，他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哲学家为王的理想国。

而且，他认为生而为人的目的就是将自己从肉体快乐中解脱出来，只有更高层次的精神快乐才是值得欲求的。

理性可以让人过上这种精神快乐的生活，他提倡精神对于幸福的不可替代性。另外，柏拉图强调善理念，他认为没有什么事物像善一样是永恒的，至善是最高的理念。

只有达到对至善的追求才能达到幸福，而幸福就是一种对善的信仰，这种信仰建立在理性的指导之下，在理性指导下的善行为带来幸福状态。

柏拉图的幸福观建立在他的理念论基础之上，相对于个体幸福来说，他更加重视城邦幸福，提倡建立一个所谓的理想国。

建立理想国的思想就是要达到城邦的善与幸福，这需要自我的理性控制和灵魂转向才有可能达到。

在柏拉图看来，幸福是灵魂的一种和谐状态，是精神上的至善与和谐，是灵魂的美好和健全。这就是柏拉图所倡导的理性主义的幸福观。

他格外强调正义思想的原因与当时的战争环境、政治纷争有重要关系。他认为正义可以免去很多不必要的纷争。

并且柏拉图在关于精神追求中，极大的夸大了精神作用而否定了人必要的物质需求，从而走向禁欲主义。而且他将幸福的获得寄托于来世，幸福成为一种得不到的最高欲求。

亚里士多德的幸福思想离不开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幸福思想的吸收与继承，特别是柏拉图关于个体幸福与城邦幸福的关系对他影响深刻。

亚里士多德的幸福思想是最系统、完善的，他将幸福提高到公民的最高欲求，其伦理思想的完善基于对幸福的不断追问。

并且最终指向人的最高善即是幸福，他将幸福理解为生活的好或做得好，即“worthliving”，还主张身体健康、完善的德性和一定的财富是获取幸福的重要条件。

亚里士多德生活的历史时期与苏格拉底不同，他生活在古希腊民主政治衰退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政体弊端不断显现。

雅典的社会阶级斗争与矛盾空前强烈，政治、文化因素都影响着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形成。

首先，与苏格拉底一样，亚里士多德所指的幸福一定是精神世界的满足和福乐，反对人对于物质享受无节制的追求。但是他并没有否定物质世界，并且支持人生活于社会。

进步于社会，在不断的社会生活经验中完善自己的道德知识，丰富自身的精神世界。

其次，亚里士多德同样肯定德性在幸福思想中的重要地位，而且相对于柏拉图来说，更强调德性在幸福思想中的重要性。

在亚里士多德的概念中，幸福是“好的生活”，是最高善，人类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幸福，而德性是获得幸福的关键因素，幸福就在于有德性的生活。

并且，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善，他指出所有事物都以善为目的。

善分有不同的等级，低级别的善服从于高级别的善，目的善亦是高级别的善，但是亚里士多德所指的善突出的是事物本身的善行为，却没有对“善”下一个定义或者做一个解释。

这种善不是一种可以定义的单独的概念，而是一种依附于具体事物的善。

简单来说，事物中存在着普遍善与最高善，而幸福就是最高善，其他的所有行为都是为达到这种最高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善事物分有两种，一种是自身就是善的，另一种是作为其他的手段而是善的，众多的普遍善都是作为手段而存在的，只有最高善是本身即善的。

而且他将善划分为三个层次，即外在的善，身体的善和灵魂的善。

外在的善可理解为获得身体或者物欲上的满足和快乐，比如财富、高贵的出身以及运气，健康、强壮、敏锐的反应能力等这些为身体的善。

而灵魂的善指的是节制、勇敢、公正明智等等。灵魂的善即是至善，而至善就是幸福，通过一系列符合道德的实践行为而获得的最终结果，是人生活意义上的最高选择。

因此何为至善，成为理解幸福的重要因素。简言之，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的生活是理性的、具有善行为的、遵从内心德性的生活。

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不同的是，亚里士多德认识到了快乐，并且指出没有快乐就没有幸福。但是快乐不是幸福的唯一追求，更不等同于幸福，快乐不是目的而是获得幸福的手段。

亚里士多德将幸福视为人生存的唯一目的，其他皆为手段。

另外，亚里士多德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他认为幸福就在于有德性的实践活动。但是亚里士多德同样没有认识到人本身的重要性。

仍然把个体视为生物意义上的个人，只是城邦的一部分，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个体。另外，关于幸福的实现方式。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最幸福的生活即是沉思的生活。

他将沉思的生活作为人的最高追求，而关于沉思生活的追求就必须做到成为一个有德性之人。

沉思的生活不是人人皆可得的，只有具有最高德性之人才可能拥有，而真正的有德性之人必然离不开中庸和明智的特质，中庸和明智是亚里士多德关于实现幸福的重要思想。

首先，关于中庸思想，有三点，第一，中庸的核心特点是不偏不倚。人类生活之中的所有道德行为及政治行为都有可能左，可能右，而两者之间这个完美的平衡点就是不偏不倚。

第二，中庸与幸福和德性。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想要幸福的生活，首先就要做一个有德性之人，即德福合一。

德性是实现幸福的基础，最有道德的生活是最好的生活，最可取的生活，而欲实现德性，就要深刻理解中庸之道的含义。

中庸介于过度和不及之中，欲求应该的欲求，舍弃不必要的欲求，节制之人最有可能是中庸之人，只有节制的、懂得中庸之道的人才是有可能获得幸福之人。

第三，中庸之道的具体实践方法建立在丰富的生活经验前提下，有智慧的人只有经过岁月的沉淀和生活的磨练，才会知道哪个是最恰当的点。

如何做到中庸，这也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主张年轻的人是不会懂伦理学的。

做事欲达到中庸，首先就是两恶之间取其轻，做不到善与善之间选择更善，就首先要求自己做到在两恶之间可以选择较小的恶。

其次就是交往过程之中的练习，通过人际交往之中的练习明白自身真正所求，悟到中庸的本质，远离极端，寻找符合自己的中间之路，一个人实现中庸之道就能够实现自己的幸福。

另外，关于明智思想，明智即是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实践智慧，是实现中庸之道的基本能力。明智之人可以做到自我节制和引导。

将一般性的原则应用到现实生活中的偶然事件之中，因为亚里士多德也提到一个人能否过上好的生活确实是需要一点运气的。

而明智正是将具体的原则落实到变化的生活中，从而更好的把握生活中好运的一种能力。而这种实践智慧的获得首先离不开实践活动本身。

明智的能力是在不断的经验积累之中获得的，这一点与中庸之道的获得是不谋而合的。

能够做到中庸的人必然是明智之人，明智之人可以处理众多不确定事件，指导人的生活选择，因此明智是一种整体智慧。

另外，明智不仅适用于个人，同样适用于国家和经济生活，因为只有在实践智慧的指导之下，城邦和国家才能幸福起来，而城邦的幸福是个人幸福的保障。

个体在明智的指导之下，中庸之道才能得到实践，人才能实现幸福这一人生的最高目的。所以说中庸和明智引导个体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自己的善和幸福。

亚里士多德的幸福思想对之后希腊化时期各个学派的幸福思想影响最重大，可以说之后各学派的幸福观都是对亚里士多德幸福思想的延伸或演化。

亚里士多德生活在希腊古典时期至希腊化时期的转折阶段。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东征开始至公元前30年左右罗马消灭托勒密王朝，期间的时期被称为“希腊化时期”。

希腊化时期是亚历山大不断东征的时期，各国之间征战不休，希腊文明向埃及等东方国家传播，是西方与东方文明发生交流和碰撞的时期。

这一时期城市规模较大，政治层面相对于之前的城邦发生改变，而政治竞争也带来了文化上的争论。

理论意义上的民主不过是富人特权，妇女地位在这一时期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提高，许多财富新贵也乐于对哲学家进行物质资助。

相对于希腊古典时期，希腊化时期最大的特征就是对于个体而言，将人从城邦中解脱出来，从之前的强调政治生活转变为倡导与政治社会鲜有关联的伦理道德和个体自由。

希腊化时期的时代变迁、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了哲学家对幸福的观点。

伊壁鸠鲁学派的快乐主义、斯多亚学派的自然理性、怀疑学派的搁置判断都体现了各个学派不同的幸福观。但同时各个学派又有很大相似性。

包括之后新柏拉图主义的产生，都对希腊化时期以及之后西方世界幸福观的形成产生很大影响。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对于整个西方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亚历山大大帝的不断东扩，打破了原有的城邦政治体系，希腊城邦的生活已逝去，带来一个全新的世界。

城邦的衰落使人们开始认识到城邦生活之外的个体生活，开始寻求个体幸福，从这个时期开始个体主义逐渐显露。

文化阶层的哲学思想也由此发生转变，从本体论转向个体论，从社会政治伦理转向个体伦理，是这个时期最大的特征。

这一时期对幸福的理解从城邦的最大幸福转而注意到个体幸福，这种思想的转化有诸多因素。

希腊化时期的政治变化，因战争而产生的被动或主动的文化交流，各个学派对前者思想的继承，经济文化等因素都影响着幸福思想的转变。

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于希腊化这一时期所处时代的准确划分仍有不同观点，大致将公元前323年至公元前30年之间的时期定义为希腊化时代。

这样划分的根据为，希腊在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是黑暗的荷马时代。

公元前4世纪之前是古典时代，直到公元前338年之后，沦为马其顿统治时期，雅典不再是地中海地区的中心城市。

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即位，之后便开启了征服世界的不断东征之路，直到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其建立的庞大帝国被瓜分，古典希腊时期结束，开启了希腊化时代。

直到被罗马吞并。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不断东征，短暂的统一之后迎来的是诸国之间的不断战争，亚历山大通过不休征战获得了更广阔的疆土，也使得东西方文化不断交流。

此时的政府与希腊古典时期的城邦产生不同，政治竞争的同时带来了建筑业、艺术以及文化方面的竞争。

古典希腊时期正处于城邦独立的时期，城邦是大写的人，是政治主体，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格外强调城邦的公平正义、幸福等的重要性。

强调个人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性。但是进入希腊化时代，战争、政体以及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碰撞都使得人更加重视个人的内在生活。

开始倡导从未有过的与城邦政治鲜有关联的个人的伦理道德修养，这在当时以及之后的社会生活中都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