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二世统治时期，拜占庭帝国是如何维护国家安全的核心利益的？

#历史开讲#

文|木木

编辑|观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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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10世纪，拜占庭可以确定的东西方婚姻谈判事件有13起，成功率大概有三分之一。

到972年奥托二世和约翰·齐米斯克斯的侄女塞奥法诺结婚之后，婚姻联盟才成为拜占庭与西方强国建立同盟关系的共同常用手段。

联姻目的是从更长远的角度来加强帝国的安全，给拜占庭带来更大的利益。研究发现，从972年到1204年拜占庭和西方国家之间至少进行了22次婚姻谈判，其中15次成功联姻。

约翰二世的儿子曼努埃尔一世与拉丁妻子的联姻是拜占庭外交联姻政策发展到顶峰的标志。1146年，曼努埃尔又娶了西方神圣罗马帝国康拉德三世苏兹巴赫的女儿伯莎·艾琳。

这场婚礼是约翰二世安排的，目的是与神圣罗马帝国联手对付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因为此时诺曼人已威胁到拜占庭和神圣罗马帝国在意大利的共同利益。

在约翰二世统治时期的十字军运动期间，与宗教力量的若即若离也是拜占庭外交努力的方向之一。

格雷戈里改革教皇制度可能是在向拜占庭抛出橄榄枝，希望通过提供军事援助，进一步加强教皇对东正教的影响。

君士坦丁堡作为罗马的继承者和基督教世界中最重要的城市，自始至终都没有给教皇作为军事或世俗领袖的空间。

拜占庭皇帝被臣民看作上帝指定的基督教帝国的守护者，因此所有的基督徒，无论他们是否生活在拜占庭帝国里，都要向他表示拥戴。但是，在1138年，教皇英诺森二世发布法令。

宣布约翰二世是宗教分裂分子，派西方军队进军拜占庭领土，并向帝国征收重税，煽动拜占庭军队中的所有拉丁雇佣军不再效忠约翰二世。

使拜占庭作为西方基督教捍卫者的形象急剧下降。约翰二世初期试图通过迫使十字军宣誓效忠皇帝来压制十字军的破坏，但这样做收效甚微。

拜占庭不得不寻找新的方法来控制不受欢迎的外国人：限制粮食供应成为控制十字军的首选，如果十字军不遵守他们对约翰二世的誓言，就会受到饥饿的威胁。

另外，约翰二世通过两次与英诺森二世的宗教谈判，暂时缓和了双方敌对情绪，并且成功的说服法国十字军东征部队倒向拜占庭一方。

而拒绝诺曼国王罗杰二世邀请法国军队放弃经过拜占庭土地改道诺曼王国的建议，使罗杰二世丧失了成为十字军盟友的资格。

约翰统治以来，拜占庭外交在保卫帝国方面发挥了如此出色的作用。约翰利用商业特权安抚了威尼斯，利用曼努埃尔一世的婚姻打击了诺曼人。

利用与教皇的复杂利益和遏制食物供给手段控制了十字军在帝国境内的胡作非为，用性价比最高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捍卫了帝国的利益。

就帝国本身而言，从维护国家安全的核心利益出发，在处理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关系时，优先选择从控制它周围的人民入手。

在这个过程中，拜占庭统治者使用多种可用外交手段的同时，更注重改变周边人民的价值观，形成同化的价值输出。

在边疆战争的进行中，拜占庭文化和宗教也通过主动和被动的方式传播到周遭，在促进地方文化发展的同时，帝制社会的态度和价值观也被引入了各个地区。

文化不像政治，有很大的克制力和控制力，会产生一个渐进的，缓慢的影响，能够促进共同文化心理和价值标准的产生，从而使它们成为有价值的文化输出。

拜占庭帝国的文化输出主要表现在传教、宫廷礼仪、法律制度、文字、服饰、姓氏等方面。同样，在君士坦丁堡，还会通过帝王仪式和宗教仪式，来展示了它的权威并对外施加压力。

“沙皇格勒”是拜占庭周边国家对君士坦丁堡的另一个称呼，意思是世界之都、上帝在人世间的第一个着眼点、帝王的城市，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君士坦丁堡在当时的世界地位。

另外，为了彰显帝国荣威和皇帝的至高无上，拜占庭的统治者在出席有外国使者参加的典礼时会和大臣们穿着无比华丽的礼服，坐在由机械控制能够不断上升的宝座之上。

据记载这个宝座旁边放置的神兽雕塑甚至还能摆尾和咆哮，这在今天看来有点令人发笑，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却能给无准备的使臣很大的心理威慑作用。

另外，为了给使臣留下拜占庭强大无比，不可超越的印象，皇帝会刻意引导他们关注君士坦丁堡奢华的生活，分给他们最好的房子、丰盛的餐食、美妙的娱乐和富足的钱财。

拜占庭威望等同于君士坦丁堡威望。君士坦丁堡是古代世界最后一个伟大的城市建筑，也是古代城市文化的遗产。

建立这样一座城市是统治者最大的惠世行为，能展现他的力量并赢得持久的声誉。

君士坦丁皇帝选择将古希腊的拜占庭殖民地升级和扩展为一个巨大的大城市，并遵循历史和神话先例以创建者的名字命名城市的悠久传统给它起名为君士坦丁堡。

在彰显拜占庭帝国的身份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拜占庭帝国或拜占庭世界的概念都源于它的中心——君士坦丁堡。

这个城市占据了古希腊城市拜占庭的遗址，作为罗马遗留下来的首都，公元476年，由君士坦丁堡从罗马接手，成为拜占庭帝国的政治中心。

统治和统一帝国领土，并使其拥有教皇教会的无上神圣地位，这一切使君士坦丁堡的内部优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之后，拜占庭又征服了叙利亚和埃及，以及安条克和亚历山大等大城市，不仅拥有更加强大的区域文化和经济能力，而且消除了对帝国来说唯一的重要制衡。

拜占庭发展了一种首都和国家相媲美的关系，成为一个拥有强大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同时，它还保留了罗马帝国城邦的遗留特征、面貌和形态。

东罗马帝国的强大并不是靠它的虚设、多变和漏洞百出的领土边界，而是靠它安全和稳定，有政治和宗教权威的中心。

1204年君士坦丁堡沦陷之后，流亡中的人们开始为他们的政治、宗教和文化传统寻找新的寄托点，在尼西亚、塞萨洛尼基、特雷比扎德等老省会。

以及其它中心地带寻找新的家园，但是重建君士坦丁堡一直是他们的重中之重，当这一目标在1261年实现时，拜占庭人才能完全形成国家独立意识。

拜占庭社会最能够吸引统治阶级注意和投资的部门是军队，主要是为了保卫国家安全。

其他精力都高度集中在首都建设上：权力、行政、财富、商业、制造业、教育、娱乐、宗教场所等。

人力和物质资源源源不断地涌入，一位12世纪末雅典的主教记录道，外国人想要到那里，而内部人士从来不想去别的地方。

首都吸引着请愿者、逃犯、外国大使、商人、奴隶和各省份的年轻人，所有社会阶层都在寻求管理帝国的职业或为强大的政府服务。

拜占庭社会，从皇帝到最卑微的农村奴隶，都被连在一起的纽带编织成君士坦丁堡。十二世纪，海滨金角是君士坦丁堡的商业中心。

形成原因有三个：布拉切纳区是当时朝廷和贵族的主要住所。在拉丁占领时期，威尼斯人在金角地区的投资。热那亚通过条约收购入海口北侧的市区佩拉。

在拜占庭的最后两个世纪和奥斯曼时期，最后一个因素对这座城市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热那亚人在佩拉用商业合约并降低商业税的形式把贸易引入君士坦丁堡。

1453年以后，它是奥斯曼城市欧洲区的核心，是西方大使馆的所在地，奠定了现代伊斯坦布尔的商业和文化中心地位。

正是这种国际商业地位对地中海国家的吸引力，使得君士坦丁堡日益成为国际化城市。

将世界各地文化融会贯通的同时，也将拜占庭的文化发扬光大，成为当时人们追逐和向往的潮流中心。

拜占庭帝国有比君士坦丁堡更广袤的区域，但是没有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就不存在。

约翰二世时期的拜占庭首都于西方国家来说，不亚于马可波罗游记之后西方世界的人们对于中国唐朝的向往。

君士坦丁堡还是中世纪最伟大的基督教城市，但像所有其他地中海城市一样。

由于瘟疫、外国入侵和其他因素的综合影响，君士坦丁堡实力从6世纪末开始急剧下降。但君士坦丁堡有两个独特的优势。

一是在1204年之前它没有被侵略者占领，而且它从未失去作为首都的最初功能。二是保持了信奉基督教罗马国家的中心地位。

因此，在七世纪初它充分利用更有利的地缘政治条件，继续复兴和扩张，直到1204年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

也正是因为它的庞大和富有，君士坦丁堡才被称为中世纪最伟大的基督教城市。

基督教的恩惠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仍然生活和活动的人类不可能通过更神圣和非物质的奉献来表达他们对上帝的信仰热情。

于是人们为上帝建造了一座圣殿，如果上帝领受了人们心中的信仰，就当领受人们的供物，不要推开人们的祭品。

也不要把你的脸从你的孩子身上移开，而要给予奉献的人一个吉祥的开始和一个幸福的结局。

基督教的恩惠论使各国教徒前往拜占庭给予上帝恩惠。而这些物资财富无疑加速了拜占庭经济的发展。

12世纪在君士坦丁堡由伊琳妮皇后创建的拜占庭圣殿，还有包括修道院、教堂、马赛克、壁画、手稿、雕塑和其他大型或小型物品都是奉献给上帝的礼物。

当时的书籍，遗嘱，铭文和警句资料记载，构成了我们今天了解有关这些行为信息的重要来源。

此外，这些给上帝供奉的历史证据通过保存在纪念碑、手稿和图标中的捐献者肖像画保存下来。在拜占庭，大多数捐献者都以上帝为参照点被描绘成神圣的非宗教形象。

现存的证据表明拜占庭时代所追求的捐献模式大致以捐献者的财富而异，捐赠的费用、类型和大小不同，从这方面来看恩惠改变了当时的财富分配方式。

有钱人来自社会上层，他们有能力成为大捐献人。例如，皇帝处于最顶端的地位，可以将金融资产用于为上帝建造奉献的教堂，其他富裕者，军人或贵族家庭成员。

富人，公务员，省级地主，以及高级神职人员也是奉献的主力群体成员，也有一些例子会涉及社会等级中较低阶层的富人。还有，皇后和贵族妇女，尤其是寡妇，也是重要的赞助人。

另外，最重要的一点是宗教所吸引的大量财富在很大程度上为国家统一调配资源和增强国家实力发挥了了关键作用。

无论是有名的赞助者还是匿名的赞助者，现代研究的一个关键领域是分析他们为宗教奉献的动机。

这些行为表面上来看是出于宗教目的，但奉献的原因还有很大程度上受社会经济政治影响，这些活动可以提高他们的威望和权力。

首先，寺院的成立表明赞助人拥有着参与这些昂贵的活动的财富，一个拥有经济资源并控制这些资源的人一定处于强大的地位。

第二，开展赞助项目有助于巩固捐助者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以这种方式表明一个人有多么伟大和虔诚从而产生了意识形态上的权力。

在拜占庭，没有比奉献更好的花钱方式了，这是给上帝的礼物。创建者可以从这样的活动中得到的利益，既属于天国，也属于世俗秩序。

帝国还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聚集其他基督教国家的财富，并依赖人们对基督的尊崇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君士坦丁堡和帝国的利益及安全。

另外，伴随着拜占庭庆祝宗教节日的方式和祷告仪式在各国传播的还有帝国的手工业文化、商业文化、农业文化等价值观的输出。

拜占庭人非常善于搜集情报信息，建立了良好的情报搜集系统，这也为西部边疆的防御提供了军事优势。

重要的军事信息是可以通过外交联系以及大使馆间谍、商人和包括教会人员在内的其他旅客来探取的。

拜占庭帝国军事记载表明皇帝对信息收集给予了相当大的重视，并且信息收集从10世纪后开始变得愈发重要了。

由于情报信息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指挥官总是被敦促尽最大努力收集所有可用情报。

在拜占庭式的战争中他们要使用至少三种间谍手段。轻骑兵和徒步巡逻兵，以突然袭击和佯装撤离的方式对敌人兵力进行侦察。

观察他们的士气和作战技巧，并诱使敌人派遣更多的部队反击，以便评估敌方总兵力。侦察是由速度很快而且装备精良的骑兵进行的，主力战斗部队在其后根据形势判断是否出战。

对地形和敌军兵力更远，更深的侦察，具体来讲是在敌人控制的领土内，由一队小规模徒步或骑马的士兵在避免任何形式的战斗的前提下侦察敌军领域。

因为战斗会干扰他们视野和报告的准确性，如果可能的话，会让秘密特工在假商人和平民的身份掩护之下在敌军的营地和堡垒甚至政府所在地进行侦查。

担任敌人的士兵或官员，这属于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间谍活动，以敌军官员或军事首长的身份来提供内部信息。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情报收集更致力于尽最大可能了解敌国军事领导人的个人作战方式以评估他们的军事实力，而不仅仅局限于他们某一场战争的地点和战略意图。

秘密行动是以上间谍活动的自然延伸，在拜占庭的战争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减少甚至避免战斗的一种性价比特别高的方式。

他们通过煽动敌军雇佣军叛乱来削弱敌人，用现代军事术语来讲就是诱导忠诚转移。

拜占庭的战地指挥官私下联系并贿赂敌人营地中的外国盟友或辅助者，甚至对敌军国家自己的军官也用如此手段。

因为这些军官就像驻军边防要塞的首领一样有一定的自治权，一旦策反成功就可以在避免武力冲突的情况下占领这一地区。

在战场上，也同样努力拉拢和贿赂敌国较小的朝臣、官员和部族首领，为拜占庭帝国提供服务，而对自己原本的国家倒戈相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