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德国波鸿城市是如何解决工人失业问题的？

我要新鲜事2023-05-25 13:15:420阅

#历史开讲#

文|木木

编辑|观星

到了80年代初，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数千名工厂工人都面临着失业。需要救济的人越来越多，大部分领取到救济金的人都会重燃希望。

继续寻找新的工作岗位，但是也有部分人对于接受施舍的耻辱感已经完全消失，救济中心去救助什么样的人成为了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因此，救济工作开始面临道德失信等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们施行了以下措施。首先，呼吁失业者提高道德意识，鼓励阶级之间进行社会交往。

一方面，救济中心每日在报纸上列出接受过援助的人的姓名和状况，如有道德失信等行为鼓励周围人揭发检举，从而停止非必要的开支。

另一方面，每一个申请救助的人都必须亲自到委员会面前，详细说明给予救济的理由。

然而，仅仅在工人阶级中揪出不道德和欺骗行为是不够的，由于羞耻感和自尊的缺失，失业工人不惜以任何借口求助于贫困管理部门。因此，当局又试图通过阶级之间的社会交往。

即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非正式社会交往来传播榜样的力量，起到道德教化的作用。但这并不是解决失业、贫困和社会保障问题的有效途径。

特别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动，这种交往越来越少、越来越零星。其次，发挥储蓄银行的经济与道德功能。

早在1838年波鸿就已经有了银行，不过，随着城市工业化的加深与经济危机破坏性的增强，储蓄银行在波鸿扮演了一个新的角色。

虽然储蓄银行开设的最初目的是盈利、办理存款贷款等服务，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为工人提供了积攒资金应对由生病、意外事故或失业引起等紧急情况的可能。

而且受银行借贷征信体系的影响，进一步培养了劳动者的独立意识、促进了品格的发展。事实上，贫困已不是收入不足的产物，而是工人们没有节制地利用这些收入的结果。

如果工人习惯把钱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他将会有一种安全感和满足感，从而使他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满足。

储蓄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工人独立、节俭、和诚实的品格，也提高了工人应对风险的能力。最后，依托政府的政策和企业家们的支持。

在19世纪70年代最普遍的贫困来自于工业事故，工业事故常常使整个家庭陷入贫困，从而被迫接受救济。

矿难和工厂事故的增加与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大量非熟练移民涌入波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也与大萧条时期工业劳动强度的加剧有关。

为此，政府一方面要求企业家可以承担更高比例的意外和疾病保险。另一方面于1883年通过了《疾病保险法》，规定参保人在身患疾病时可享受免费的治疗。

随后又在1884年，通过《意外事故保险法》，规定在上班时间内非玩忽职守所造成的伤害都应该得到赔偿。最终，政府与企业家达成妥协，由政府与工厂共同承担工人们的保险。

此外，政府也开始推行相关的福利政策，如养老金根据工人的原本收入来分级等。这些都为降低失业代价，减少乞讨者，提高当时的社会保障水平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总之，德意志帝国时期的波鸿始终在问题中不断发展，直至形成健全的失业、就业和社会保障体制。

住房问题是困扰德意志帝国时期波鸿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德意志帝国迎来了人口流入的高峰，作为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波鸿亦是如此。

城市化使大量人从农村流入城市，这不仅造成了长期的住房紧张，也导致了房租居高不下。

许多工人家庭将收入的20%用于房租，为了减少房租支出，他们甚至还将狭小的住房再转租出一个铺位。可以看出工人的生活处境十分艰难。

公司住房能够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方面，有一个稳定的住所对那些想要寻求体面的工人非常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政府关于购买住房有一定的限制性。

由于波鸿是一座从中小城镇迅速扩张而成的城市，所以该地区经历了长期的住房短缺，当地政府不得不对购房设置条件。

那些可供租住的住宅，大多是由老城中工匠或商人的住宅改建的，通常又小又挤，又脏又贵。因此，越来越多的人由于家庭居住面积过小或无家可归。

下班后更倾向于在啤酒馆呆很长时间，甚至有人沉迷于酒馆导致家庭经济混乱甚至是出现道德问题。

19世纪60年代企业家们开始在住房、保险和福利项目上投资大量资金时，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吸引和稳定核心技术人员。

到了70年代，为了提高波鸿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拥有一批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生产能力强的工人骨干和非熟练工人。

企业家们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金来为他们的工人提供住所。例如：从19世纪60年代起，波西默尔联合公司的所有工人都参加了意外和疾病保险。

到1889年，该公司还建造了1045套住房，容纳了6000名员工，占到了总人数的94%。

事实上，在波鸿，就像在鲁尔区的许多其他城镇一样，大公司在城市内部建立了独立的社区，要想成为社区中的一员不仅由市场所需人才决定，还取决于道德和政治上的需要。

这种试图建立一个物质和道德上与其他社会相隔绝的社区的企图，在公司住房的发展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

由于当地企业家几乎垄断了所有的低成本的卫生住房，许多工人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如果他们想要享受换工作的自由，就必须接受住在环境更差的出租屋。但如果想通过租住公司住房来改善家庭环境，在职业选择上必然会受限。

对于租住公司住房的工人来说，工作和住房并不是彼此分开、各自独立的。如果工人被解雇或决定辞职，就必须在当天搬离其所在公司拥有的住所。

此外，尽管在租房合同中没有明文规定，但如果有员工参加罢工被雇主或同事发现，该员工通常会被立即驱逐。

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公司都通过这些规定，来维持公司员工的稳定，阻止员工参加罢工活动。企业家们的限制措施并不仅限于一代人，往往涉及到了几代人。

他们既想稳定父辈，又想招募他们的儿子。

例如，在波西默尔联合公司，他们的儿子只有在该公司工作时，才能继续住在家里租住公司的的住房中。如果要去别的地方工作，就必须离开家。

当这个年轻人到了可以就业的年龄时，就会面临两难选择，要么继续与家人住在一起，为同一家公司工作，要么离家到别处找工作，而大多数家庭会选择前者。

有的雇员试图尝试第三种选择，即在为其他公司工作的同时，仍然在家里生活，这种情况一旦发现，就会遭到驱逐。

当然，这些压力也有利于工人自身，因为这也确保了一代人到另一代人的工作。与此同时，公司也可以从他们知根知底的家庭中招募大量新工人。

在公司大多数年轻员工流动率极高的大背景下，这显然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优势，因为这样确实可以为工人家庭提供公司住房。

从而留住部分年轻人，但这对那些常年进进出出各种公司的数千名年轻单身男性几乎没有影响。

由于这些年轻人大多是独自一人移居城市，只用考虑自己，当他们觉得工资太低、公司纪律太严苛，或者只是单纯想换个工作时，他们就可以辞职。

总之，德意志帝国时期波鸿的住房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跟不上社会发展速度的。大部分工厂会优先保障技术工人、熟练工人的薪资待遇，压榨普通的劳工。

因此，在这一时期劳工们不仅收入较低，生活水平也较差，他们没有好的住房，也没有好的医疗保障。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曾因为失业住过收容所，而收容所也成为了各类疾病的发源地。为此德国政府大力推进工人住房建设，每年注入专项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