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计划”为何诞生？英国非殖民化政策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历史开讲#

“大马计划”的故事暂时结束。讨论“大马计划”是怎样形成的。这里并不是简单地对进行重新梳理，而是将“大马计划”的构建置于一个更宏观的国际、区域以及英国政府的因素进行讨论。

我们发现马文谈判的破裂导致了“大马计划”的“失败”，但是如果将其“失败”完全归咎于文菜，似乎并不客观。而是因为“大马计划”的先天缺陷，埋下无法实现五邦联合的伏笔。

讨论英国政府为什么要推行“大马计划”，或者说“大马计划”对于英方的意义是什么。这一部分试图解释英国政府希望通过东南亚非殖民化政策实现一个什么目的。但是这一部分的工作仍是初步的，是对本文的不足进行检讨，也是对将来研究的延伸。

“大马计划”的诞生并非空穴来风。无论是英国战后非殖民化的“两步走”战略，还是“联合东南亚殖民地”和“伟大设计”这两个构想，都是“大马计划”形成的基础。然而从形成“目标”，到解决“怎么做”的大马计划，是多方因素共同促成的。因此，本文的核心在于，站在英国政府的角度，去剖析“大马计划”为何诞生。

20世纪上半叶，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世界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苏成为了地球上唯二的超级大国，英法德等传统殖民帝国逐渐没落，国际局势的变化深刻地影响英国的战略理念。

首先，是二战对英国在东南亚战略理念的改造。在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前，英国政府未曾预料到一个东瀛小国能够成为海峡殖民地的军事威胁。作为回应，英国初步调整了其战略理念，在战争中提出“联合东南亚殖民地”的构想。

虽然英法借美军力量重返东南亚，但是来自北方的威胁并未因日本投降而消失，只是这种威胁从日本变成以苏联为首的势力。这给予战后“联合东南亚殖民地”的构想再次赋予了现实意义。然后，苏伊士运河战争的失败也改造了英国的世界战略理念。在这场战争中，英国丢失的不仅仅是对运河的控制权，更证明了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的炮舰政策已经失效。

首先，运河危机证明了，英国无法在没有美国支持的情况下，单独采取军事行动；“其次，运河危机让英国官僚和公众们认识到炮舰政策的危险性；“最后，运河危机证明了曾经的家长制的殖民统治时代已经结束。所以，世界战略的理念，已经到了不得不求变的时候。

最后，随着冷战的发展，东南亚在英国大国战略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首先，这种重要性来源于恐惧。比如东南亚逐渐成为了冷战的主战场，英国人会不会像法国人一样，直接被左翼赶出东南亚。再者，这种重要性来源于英联邦关系。联合王国一开始并未注意到在冷战压力下，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防务需求。

直到她缺席了1951年的《澳新美同盟条约》，他才意识到澳新将会越走越远，最终投到美国人的怀抱之中。在西北面，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印度尼西亚正在着手解决伊里安岛问题，东南亚局势变得越来越不明朗，其局势也变得难以预测。

可以说，二战、苏伊士运河危机以及东南亚冷战局势，将英国政府的“两步走”战后非殖民化战略重新塑造，形成了东南亚专用的“联合东南亚殖民地”和“伟大设计”这两种构想。但是上述思路的转变，仅仅解决了从宏观到微观的问题，却未能解决“怎么做”的问题。

要解决“怎么做”，首先是方案的问题。在英国人为了实现马来亚联合邦的独立，人为分离了新加坡和马来亚，英方急需一个方案修补新马关系。然而，在东姑提出“砂婆两邦先加入，然后接纳新加坡”的方案之前，英方未能制定出有效的方案。除了方案问题外，要解决“怎么做”，还需要考虑可行性的问题。

运河危机后，英国再也不可能通过武力逼迫民族主义者，迫使他们做出有利于英国利益的决定。所以，要使得东南亚完成非殖民化，必须要民族主义者的主动合作。结果，区域因素驱使东姑和李光耀向英国伸出了橄榄枝。

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独立。对于英方而言，可能称不上是一个完美的非殖民化。因为原本由英国人设计的、追求马来亚与华人等各民族权利平等的马来亚联盟被当地人所否决。但是在东姑•阿杜拉曼及其幕僚的努力下，这位剑桥大学毕业生成为了联合邦的最高统治者。

虽然马来亚联盟的方案失败了，但是东姑的成功打破了邓普勒将军的判断——马来亚缺乏亲英的民族主义领导人。“新加坡在1957年也取得了内部事务自治，同样毕业于剑桥大学的李光耀及其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取得了1959年大选的胜利。结果，受英式教育的民族主义者分别实现了对新马的统治。

终于，联合王国等到了她的心仪人选。但可惜的是，马来亚联合邦作为“伟大设计”（五邦联合）的树干，其领导人并非英方的白马王子一—东姑反对五邦联合。在东姑的领导下，马来亚联合邦是一个马来人权力高于其他民族的国家。如果新加坡加入马来亚，前者庞大的人口数量及其高达七成的华人构成，将会对马来亚的民族人口比例造成极大的冲击。

试问一个华人占大多数的国家，如何实现马来人的权利优先？所以说，支持五邦联合就是否定马来人优先的固有国策。再者，在东姑等东南亚民族主义者眼中，华人是被敌视的对象。一方面华人比其他民族具备更强大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华人也被视为是共产主义势力渗透东南亚的“第五纵队”，因此东姑将不可能支持“伟大设计”。

诚然，东姑的观点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会随着局势的改变而修正自己的想法。1961年4月29日，新加坡芳林地区补选中，人民行动党首次被击败。东姑可能意识到，一旦李光耀及其人民行动党倒台，新加坡将会由左翼领导人执政，一个共产主义新加坡出现在边境上，对于马来亚联合邦的安全甚至是东姑的个人权威而言，都是不利的。因此，在李光耀向吉隆坡当局表示他支持“新马联合”的前提下，东姑在5月27日公开支持“大马计划”。

至此，由于李光耀和东姑都伸出了橄榄枝，英国才开始采取行动。在英新马三方的支持下，“伟大设计”从构想成为一个具备可行性的“大马计划”。此后，在东南亚局势的任何变化，都未能迫使英国放弃东南亚非殖民化政策。无论是1962年6月22日，菲律宾公开宣布菲律宾具有北婆罗洲的主权，还是12月8日的文莱起义，甚至是苏加诺于1963年1月20日宣布针对“大马来西亚”采取“对抗”政策。这些区域性的动荡都加强了英方推动“大马计划”的意志，并未成为“大马来西亚”建立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