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镇江路的贡物有哪些？以及镇江路土贡减少的原因是什么？

#历史开讲#

据《至顺镇江志》记载：水蛭、舍利别和金坛醋是元代至顺年间镇江路的主要贡物。

水蛭是一味药材，有驱除淤血的功效。在夏秋二季捕捉蚂蝗，洗净烫死晒干，既得药材。水蛭取于河渠之中，故为河网密布的镇江特产，每岁纳贡“二斤，录事司、丹徒、丹阳、金坛三县各半斤”。

舍利别是波斯语的音译，是西域特产的糖浆饮。自撒麻耳干医生撒必进献给成吉思汗后一直是蒙元时期的宫廷饮料，制作方法有两种，一种用水果煎造，一种用药物熬煮，镇江路所贡舍利別即为前者，岁贡“四十瓶。前本路副达鲁花赤马薛里吉思备葡萄、木瓜、香橙等物煎造，官给船马入贡”。

元代设有专员负责制作舍利别，称为“舍儿别赤”，镇江路副达鲁花赤马薛里吉斯即曾任此职：“舍里八，煎诸香果，泉调蜜和而成；舍里八赤，职名也。公世精其法而有验，降金牌以专职。（至元）九年同赛典赤平章往云南，十二年往闽浙，皆为舍里八。”自马薛里吉斯之后，元代镇江路贡舍利别即为惯例。

镇江路贡物还有金坛醋。醋又称醉，“出金坛，极酽且美，今以充贡”。金坛醋岁贡“五十瓶。至顺二年为始，官支中统钞二百贯收买，赴集庆路转贡。”直至今日，镇江香醋仍是镇江的名产。

唐时镇江的土贡保存在《唐地理志》和《元和郡县图志》中：“衫罗水纹，鱼口、绣叶花纹等绫，火麻布，杂药，竹根，黄粟，伏牛山铜器，鲟，鲜”，既有绫、布、铜器、鲜等特色工艺品，也有杂药、竹根、黄粟、鲟等当地土产，种类繁多。

宋时镇江土贡保存在《寰宇记》及《嘉定镇江志》和《咸淳镇江志》中：“方纹绫，水波绫，岁贡十匹，圣节二十匹。罗，岁贡十匹，圣节三百匹，大礼年分添造五十匹。绵绢，圣节三百匹。银，大礼五百两，圣节三百两。”宋代贡物主要为各类丝织品以及银，每岁贡给之外圣节照例添加，再加上大礼年份的额外增添，土贡已为赋税的常例，纳贡负担较重。

宋元易代，土贡缩减，《至顺镇江志》由此大为赞誉：“钦惟我朝，不实远物，庶邦内外，惟正之供。”赞誉虽是片面，“于此可以观政焉”确是事实。在丝织业发达的江南，元代官府不再要求镇江路上贡丝帛，概因有更为便捷和常规的渠道获取。

元代江南的绫罗绸缎由织染局、生帛局等局造作，再辅以完备的匠役制度，丝帛获取不再依赖土贡。元时又有渐成定制的和买，为宫廷和官府采买丝帛物料，时人将和买与土贡并举，“古贡方物，皆其土宜，今者和市，非产其土，一切征之。”和买取代了土贡成为索取民间物产的常法，匠役又很繁重，镇江路土贡的减少因于宋元制度的不同，而非两代清明的表象。

《至顺镇江志》中有《公役》一章详细记录了镇江路的杂役情况。

根据陈高华先生的研究，杂泛“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夫，二是车牛。

造作官舍、治理河渠、修建城池、递运馆物等等，都属于杂泛之列”。《至顺镇江志》中力役一条载：力役包括弓手306名，铺兵168名，兀剌赤120名，站船夫900名，递运夫170名，房夫80名，西津梢水70名，闸夫41名，壩夫68名，练湖夫27名，共1950名。由《至顺镇江志》力役下条目中内容确可证陈高华先生对“杂泛”的解释。

除力役外，《公役》一章中还包括胥吏、皂隶、傭役、杂役四小子目二十二门类均被列为公役，且并无俸禄，但应其非轮充故不可归类于差役，现将其归于杂泛之中，以补充元代无名杂役的内容。现将其列举于下：胥吏包括书状5名，典吏13名，贴书104名，邮长2名，攒典6名，局吏3名，站吏7名，学吏4名，共144名。

皂隶包括祗候63名，曳刺6名，禁子30名，共99名。傭役包括学仆29名，仓担夫300名，共329名。杂役包括主医2名，当直医工11名，直谯楼阴阳人3名，欄头23名，仓斗级16名，头目2名，门仆29名，迎接祗候船埠头5名，牙僧若干名（8名以上），有99名以上。

各类公役相加，供需役使3726人。当时镇江路户口以土著计算，有100065户，613578口，大约每165口就有1人当差，每27户就需出役1人，因此破产者不知凡几。差役繁重，逃亡频繁，城市凋弊，镇江路可为典型：“比年以来，差调烦重，岁事不登，逃亡削乏，户数减少”，“日胶月削，凋弊可想。民穷财匮，职此之由。”

元代的差役有六种：里正、主首、隅正、坊正、仓官和库子。在六种差役之中，《至顺镇江志》中载镇江路有其中三种，分别为隅正、坊正和里正，属于户役之类。

镇江路每隅设隅正两名，录事司有两隅，共有四名隅正。录事司本有七隅，在宋时城归丹徒县，七隅之数“归附后亦颇如旧。”入元后七隅的管理尚且简便，“归附之初，每隅设坊官、坊司，皆老胥旧吏为之。役轻事简，取于民亦微。”虽需当户役，但负担较轻。

这一状况逐步改变，“大德十一年以来，里人有言之时官者，差选殷实人家充役”，此时的户役已是沉重，老胥旧吏难以满足，若非殷实人家难以承受。隅正的职责繁多，“凡官府排办造作、祇应杂务、羁管罪人、递运官物、闭纳酒课、催办地钱，悉委隅正。”因充当隅正，殷实富户亦会破产，“重则废家，轻则逃窜，其弊有不可胜言者。”隅正虽有定数，“然无定户，每验民力点差。”隅正之职恐怕让居民避之唯恐不及。

时人采取缩减隅数以缓解弊病，逃亡日多，可堪充役者了了，镇江路被迫合并数隅以缩减充役的数量，“故七隅并而为五，有五而四，四而二”。“然自其民力厚薄、差役不均如此，非得已也。”

从七而为五，从五而为四，从四而为二，这只是治标之策，固然便于点差，然而每名隅正管理范围更广、职责更多、负担更重，逃避当役更为紧迫。役法大坏，差役不均难以避免，逃役已为常态，只能在惨淡的现状中希冀良吏扭转乾坤：“后之司牧者，有能施仁布政存恤而苏息之，俾户口增益，复仍旧贯，则亦百姓之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