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世纪,危机时期的元老院与多神教意识形态的影响
到了3世纪时期,元老院的意识形态衰落加速于罗马、元老院以及皇帝的本身概念的脱节。在此之前,帝国概念、罗马城、皇帝与元老院融为一体,很少分离过。
但三世纪时期的皇帝很少会经由传统的元老院仪式而成为皇帝,他们大多是在军营里,被军团和士兵拥护而称帝。对于军事力量的倚重与倾斜以及源自北部边境的压力,使得有的皇帝终其一生也未踏足过罗马。之后的戴克里先直至君士坦丁,他们的主要驻地也是位于北部边境的特里尔、塞尔迪卡、尼西米迪亚等地。

根据记载,当时的首都罗马可以说的上是一座“元老院之城”,其中一些著名的元老可以声称其家族历史渊源能追溯到共和国征服时期的战功卓著的执政官或元老们。尽管罗马城内的元老院成员在此期间依旧拥有着相当的威望和免税的特权,但元老院整体的定位却愈发地薄弱和模糊,元老院的精英共和意识形态观念体系也逐渐丧失了共同的认同。

但对于古典晚期罗马皇帝,至少是对于四帝共治时期的皇帝来说,对罗马的控制仍然代表着帝国的合法性,所以皇帝依然愿意前往罗马参与庆典活动。即便三世纪危机时期,也有相当一部分军营皇帝在称帝后不久便访问罗马,展示联合元老院与人民的姿态,愿意遵循帝国的传统,包括参与传统多神教庆典、建设新的公共建筑等。
这说明三世纪危机时期的皇帝依然在传统的元老院和多神教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终结危机、创立四帝共治的戴克里先皇帝也不例外,戴克里先在称帝后的第二年,也就是285年访问罗马,并于303年,再度访问罗马,并开展了统治20年的纪念活动。身为共治皇帝的马克西米安和当时仅为下层军官的君士坦丁可能都参与了这场庆典。

即便戴克里先模仿波斯的体制正式建立了君主制。为此,他还实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包括拆分行省、扩大官员数量、军政分离、稀释元老阶层的影响力等。但为了帝国的稳定,戴克里先并没有办法真正打压元老院的势力并排除元老院对中央和地方行省的影响。
这也使得戴克里先主导的意识形态变革只进行了一半,事实上,他也没能找到可以替代元老院意识形态成为整个帝国新意识形态的观念体系。戴克里先在完成他的行政体系重建后,又回到了加强多神教信仰,压制少数信仰的老路上,虽然这种压迫被早期基督教作家拉坦提乌斯怀疑很可能是元老院意识形态所影响下的凯撒加勒里乌斯在背后推动的结果。
在当时的意大利,尤其是在罗马城,传统共和精神的意识形态概念表面上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因为它似乎既证实了首都的中心地位,又证实了元老院的重要性。似乎自认具有朱庇特或海格力斯等神灵特性的共治皇帝并没有适应或者说屈从于这种扎根于罗马的传统意识形态,但最终他们还是将他们的宗教构架和传统精神相对接起来,这也是无法避免的。

因为在罗马数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多神教信仰和精英共和传统精神两个意识形态支柱已经具有共同的历史基础和阶层背景,相互纠缠难以分割。罗马最著名的神社就是卡比托利欧山丘上的朱庇特神庙,这个神庙与共和国本身一样古老,其本身就被认为是罗马水恒的体现。这就使得戴克里先在削弱意大利的地位和整个元老院阶层的影响力之后,宗教上又加强或者说弥补了前者的地位。在“挽救”了罗马城的同时,没能建立新的帝国意识形态,错位的意识形态格局和不平等的行省话语权的分配亟需新的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的建立。

多神教在后来的基督教话语体系里被称为“异教”,是一个融合了众多文明和民族的神灵崇拜体系。它既是一个宗教团体,又是一个团体,主神朱庇特以及一系列加入的众神形成了一个联盟。这种结构就如同当时众多省份在罗马的控制下组成了罗马帝国一样。
多神教作为罗马传统意识形态支柱,曾为罗马共和国以及帝国社会的繁荣稳定,以及新占领领土的思想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罗马多神教许多重要的神如朱庇特、朱诺、维纳斯等都是由希腊的神演变过来的。”我们所熟知的罗马万神殿就是多神教的核心表现和建筑实体,罗马共和国以及帝国时期的统治者都依靠着多神教信仰体系来凝聚共识,鼓舞军队士气、建立统治合法性。

罗马旧有意识形态中,将传统神灵信仰同共和传统结合起来的习惯由来已久。并在奥古斯都开创帝国的过程中就已然扎根于罗马帝国的生态之中。奥古斯都在塑造和强调其在罗马帝国中的形象的时候,自然地使用了罗马神话和共和国早期传奇人物。在一座位于罗马的奥古斯都为战神马尔斯而建的神庙中,有三座重要的雕像,分别是罗慕路斯的父亲马尔斯、神话埃涅阿斯的祖先维纳斯以及奥古斯都的养父尤里乌斯·凯撒。
这实际上在暗示奥古斯都是新时代罗马的建立者,是埃涅阿斯和罗慕路斯所代表的的罗马传统的正统继承人。而在神庙前庭院两侧的柱廊里,一边是朱利安家族的祖先的雕像,另一边是共和国杰出的领袖和将军的雕像。他用一种非常直观和清晰的方式,将对于传统神灵的信仰和共和传统与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与重要性结合了起来。

在奥古斯都以后的帝国,这些与统治者密切相关的宗教信仰已经不再是单一的信仰,而是一种代表着最高统治者的综合系统。这种以信仰或者说以神庙、雕塑和祭祀仪式为表象的崇拜使得所有人都可以理解。在实际各省中,为了向皇帝表达尊崇和纪念之意而装饰寺庙或者开展宗教活动。
这种意识形态的绑定,在一定程度上稳固了罗马帝国的统治,确保了奥古斯都的地位。但帝国毕竟不是共和国,奥古斯都在借用了过去传统精神的法理性同时,其本身的存在也挑战了共和传统的期待和运行逻辑。“从某种意义上说,皇帝的概念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因为几个世纪以前,共和制与君主制还是相对立的存在。”

毕竟共和国是因为推翻了君主制而开创的,虽然奥古斯都和早期罗马帝国的统治者都规避皇帝或者国王的称呼,以“第一公民”自称。但实际上,这种终身统治者的身份和王朝继承的运行逻辑和罗马的共和传统精神是相冲突的,这种冲突也导致了元老院与皇帝数个世纪的矛盾,直到罗马帝国的三世纪危机。面对时局的动荡以及日益沉重的现实压力,多神教信仰朴素的价值观念和凝聚力已经难以满足各地区人民对于信仰的追求和精神安定的渴望,一系列的东方神秘宗教在罗马帝国的传播壮大也就成为了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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