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商人豪捐1000万美金，却无人敢要，邓小平：我来接受这笔捐赠

上世纪70年代末，国家经过十年动荡发展不前，而改革开放的到来虽然改变了这种局面，但是经济底子的薄弱使国家对于资金的需求，变得极为迫切。就在这时，一位爱国商人自愿为祖国无偿捐献1000万美元。然而，从国务院到国家部委，却没有人敢出面拿这笔钱。其中缘由，只是因为此人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

这个商人到底提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小要求呢？而这笔捐款最终能否顺利捐献呢？

初入北京遭遇困境，“一房”难求始下决心

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始刚刚开始，“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口号更是响遍了中华大地。位于世界各地的华人都心心念念地想要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这其中，就包含了当时已经闻名全球的“世界船王”——包玉刚。

包玉刚是浙江宁波人，13岁起就独自一人前往上海闯荡，后来进入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学习。由于父亲包兆龙是一个地道的商人，因此总希望包玉刚能够接自己的班。但是毕业之后的包玉刚却进入了一家银行工作，在短短的时间里从一个小职员晋升为了副总经理，能力之强可见一斑。

建国之后，包玉刚便随父亲到香港，开始涉足船运行业，并在1955年创立了环球有限公司。此后短短十几年，包玉刚的公司随着船运行业的迅速发展得以壮大。到了80年代初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世界船运行业的巨擘，名下拥有210艘船，总吨位更是超过了2100万吨。如此的成就，就连当时美国的《财富》杂志和《新闻周刊》都分别称其为“海上的统治者”与“海上之王”。

与此同时，自1976年以后，改革开放的风暴迅速席卷了全国，“经济发展”成为了这个时间段的关键词。包玉刚本就是一个爱国商人，听闻这个消息之后，想要为国家的建设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的念头越发强烈。于是在1978年，应时任旅游总局局长卢绪英的邀请，包玉刚同妹夫李伯忠等人抵达了北京。

十月份的北京，“秋老虎”肆虐。而与此时的酷热相比，卢绪英等人面对的困难更是难以想象。包玉刚应邀赴京，可是眼看着包玉刚等人就要到了，然而偌大的一个北京城，居然找不到一家像样的可以接待贵宾的饭店，这让所有人一时之间都陷入了困境。

其实，当时的北京，由于刚刚经历了一段特殊时期，发展几乎陷入停滞。因此，真正可以作为接待场所的涉外饭店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房间也是异常的紧张。但是包玉刚作为世界闻名的“船王”，又是回祖国助力建设四化的，无论如何是不能够怠慢的？

于是卢绪英找到了当时在“侨外资办”工作的李莺，想请她凭借与北京饭店的关系，为包玉刚一行人争取房间。李莺知道情况之后，立即联系北京饭店相关责任人。说道：

“我们有一位香港的重要客人，是卢局长的客人，你无论如何得给腾一个套间。这是一个政治任务。”

但当时的北京饭店人满为患，确实是挤不出房间了。只是政治任务却是高于一切的，北京饭店在尽全力协调之后，终于空出了房间。而等所有的入住手续补办结束之后，包玉刚一行人已经到了。

包玉刚早在香港的时候就听说，北京的饭店房间十分紧张。但是看到房间之后，感觉还不错。可是问过之后才得知，由于房间过于紧张，即便是有各方的照顾，也只能给包玉刚挤出一个套间。对于随行的李伯忠等人，实在无力安排。面对这种尴尬的情况，李莺红着脸说道：

“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这间套房还是卢局长亲自关心，再三关照，才搞到的！”

包玉刚早年也是苦出身，因此向来生活作风俭朴朴素。面对这种情况，直接对李伯忠等人说道：“我们先住下，你们找别的旅馆先住下，明天再说！”话说出口时，包玉刚在心里其实已经下定了决心，那就是只要有可能，就一定要为北京建造一家宾馆。

次日下午，按照日程安排，包玉刚前往国家旅游总局与卢绪英会晤。但是此时天气炎热，而旅游总局又处于一栋非常简陋的房子里面。一路上，包玉刚不止一次看见很多人共用一个办公室甚至一个办公桌的现象。

至于能够起到降温作用的空调更是没有，即便是风扇，也是局长级别的领导才能够配给的。进到卢绪英的办公室后，更是发现十平米的办公室，只有一套桌椅和一张沙发，而且还是和秘书一起办公。

看到这种情况，包玉刚说道：“怎么这样挤，办公条件怎么这样？天这么热，大家这样挤在一块，会影响健康的。”

“是啊，没办法，我们的办公条件就这样！”陪同的李莺回答道。

卢绪英听到包玉刚的话，不好意思地说道：“我这还比较好，副局长们是几个人一间办公室。昨晚休息得怎么样？我们这里条件差，真是委屈了我们的船王喽！很是抱歉啦！”

包玉刚听后微微点头，不介意地说道：“还好还好，有地方住就不错啦。国家刚刚开放，一些基础条件没跟上，也是正常的，我能理解！”紧接着又说道：

“北京旅游饭店这么紧张，我到北京要住店，您这个旅游局长都没有办法，当旅游局长没有饭店不行。另外，你们国家旅游局办公条件需要改善一下，那么多人在同一间屋办公，天气又这么热，会影响健康的。我打算给国家捐一千万美元，八百万美元盖一个饭店，二百万美元盖办公大楼。”

包玉刚此话一出，卢绪英内心是十分高兴的。但是，接收捐赠本身就不是一个小事情，又碍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包玉刚的特殊身份，他个人根本无法决定。因而，包玉刚的这个捐献计划就迟迟得不到落实。

捐建“兆龙饭店”，无奈遭遇风波

1980年3月15日，应时任六机部部长柴树藩的邀请，包玉刚抵京商谈订购船只和航运合资经营等问题。等相关协定签约结束之后，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副总理王震、谷牧、姚依林等人会见了包玉刚。

在见面会上，面对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包玉刚再次表明了心迹：新中国正值改革开放，各种建设也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包玉刚作为中国人，愿意为早日实现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特无偿捐献一千万美元，建设一座高档涉外饭店，支持祖国的旅游事业发展。

而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在听了包玉刚的话后，对他积极参与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精神给与了高度的肯定，对其愿意无偿捐资建设饭店的义举也表示了赞赏。更是当场一致决定同意接收包玉刚的一千万美元捐赠款。

获得肯定的包玉刚内心无限欣喜，为了表示自己的诚心，特于同月的21日，又亲自给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去了一封信。信中明确表示，自己要无偿捐献一千万美金，用以在北京建设一座高规格的涉外饭店和一栋办公楼。同时希望北京市能够为饭店的建设提供用地和相关的设计图纸。等国家批准之后，将会偕同自己的父亲包兆龙前来北京，亲自面交一千万美金。在饭店和办公楼落成之时，无偿赠送给国家旅游总局进行管理和使用。饭店所有盈利，均用于发展国内旅游业。

这封信句句流露出的都是真挚的情感和满满的爱国精神，读起来令人分外的感动。然而，包玉刚如此的爱国义举，却因为一个小插曲的出现而没能得到及时、积极的回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包玉刚在这之后对于捐建的饭店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正是这个小小的要求，让饭店的建设之路举步维艰！那么究竟是何要求呢？

原来，包玉刚的父亲包兆龙当时已经八十多岁了，而包玉刚又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孝子。所以为了将来能够纪念自己的父亲，想要在北京捐建的饭店，能够以其父“兆龙”的名字来命名。

按说，有这么一个要求实属人之常情。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却让事情变得有些出乎意料。要知道，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间段。虽然改革开放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始了，但是人们的思想仍旧有些保守。尽管面对着百废待兴的局面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可对于“底线问题”，仍旧不是可以随意突破的。

因此，对于这一千万捐款，当时很多人持怀疑态度。一方面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引进外资还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话题，因此不少人还有抵触情绪；另一方面就是在包玉刚的“命名”要求提出之后，很多人认为如果按其所请，此种行为岂不是为资本家树碑立传吗？这种说法一出，很多人担心这将会成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甚至到了后来，事情变得更加的匪夷所思。一个原本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义举被不少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人上纲上线，质疑如果答应其命名要求的话，这究竟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时间，问题被无限扩大化了！

在一九八零年的四月和五月，国家旅游总局又两次就建设“兆龙饭店”所捐钱款的接收问题请示国务院，并在得到肯定批示的同时，“兆龙饭店”的问题仍旧悬而未决。对于远在香港并心心念念等着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的包玉刚来说，究竟谁能够出面接收这一千万美金呢？自己提出的要求能够被政府接受吗？“兆龙饭店”的建设工作还能够正常进行吗？

邓小平接受捐赠，亲自题写店名

虽然在是否接收包玉刚捐献的一千万美金这个问题上，国务院已经两次给出了肯定的批复。但此时这一千万美金仍旧像个烫手的山芋，无人敢接！眼看着包玉刚就要再次抵京，无奈之下，报告终于被递到了邓小平的桌上。

邓小平在看过报告之后，说道：

“为什么不可以用？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有用嘛，用他一个名字，也没有关系嘛，为什么不可以，人家有贡献也可以纪念啊！别人不同意，我来替他题字。”

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别人怕‘接’出麻烦，我出面接受这笔捐款”！

与此同时，还亲自在送来的报告上面作了如下的批示：

“兆龙饭店问题是政治问题，包玉刚捐献一千万美元，并非投资、合营，搞的不好，谁还来呀？请国家旅游局在北京最好的地方给包玉刚建一个饭店。”

就这样，捐资的接收问题和饭店的建造问题，在邓小平的关心下，一锤定音。1981年3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该项工程被列入一九八一年中央各部委的在京建房计划，并定名为兆龙饭店。消息传至香港包玉刚处后，包玉刚激动地回复到：“好，我马上把支票送来！”

同年6月1日，六机部和国家旅游总局联名给国务院提交了一份报告，希望包玉刚抵京举行捐赠仪式和“兆龙饭店”的奠基仪式时，能够获得邓小平的接见。而之后的短短几天之内，他们就收到了邓小平“我可以见！”的批示。

7月6日，邓小平在中南海的福建厅接见了包玉刚一行。虽然会谈只有短短的38分钟，但他们却相互了解了许多。包玉刚详细地给邓小平讲述了自己的发家史，并说到了父亲对于自己的影响：

“我父亲86岁......对四化建设很关心，叫我无论如何要努力。现在兆龙饭店搞起来了，在上海还要给交通大学搞个兆龙图书馆。”

邓小平听后很感动，握着包兆龙的手说道：

“感谢你，老先生。我们现在有很多事，一下子要搞，障碍很多，主要是缺乏经验，缺乏知识。”

包玉刚对此感叹道：“这样一个大国，10亿人口，不可避免。困难都有的。”

邓小平听后点点头，接着说：

“中国的每个问题，牵涉的人不是几十万、几百万，都是成亿。我们现在调整，政策并未变。我们政策线路对，一对就见效。创业就要有闯劲，我们现在闯劲不够。积累经验是需要的，但过于胆小也不行。”

在亲切交谈之后，邓小平作为代表，亲手接过了包玉刚为建造“兆龙饭店”所捐赠的一千万美元支票，与支票同时接收的，还有建造上海交大图书馆的承诺书。而邓小平也履行诺言，现场挥毫，亲笔题写了“兆龙饭店”四个大字。

通过简短的会谈，包玉刚深刻地意识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势在必行的，将来的崛起也是势不可挡的。在邓小平这么一位极富远见的战略家的布局下，祖国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其实，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国家政策的逐渐向好，开放的力度和深度都在不断加大，很多的爱国华人都在用着不同的方式支援着祖国的建设。包玉刚作为浙江人，身为“世界船王”的他，也是浙江“宁波帮”的头面人物。

“宁波帮”作为根在宁波身在海外的华人组织，都是由各个行业的翘楚组成的。他们热爱祖国，眷恋家乡。对于家乡的建设更是不遗余力，包玉刚听说宁波发展多年，仍没有一所综合性大学之后，更是一手捐建了宁波大学。

此外，宁波当地的许多小学、中学都是“宁波帮”成员出资捐建的。他们常说，作为宁波人，做这些事情“不求青史留名，但求无愧我心！”正是有着许多这样有着强烈爱国精神的华人，中国的改革开放才会助力不断；中国的发展，才能够永久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