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长拦住毛主席，报告上级：一姓毛的在门外，这班长后来怎样了？

1927年9月19日晚上，浏阳城东南文家市的里仁学校，显得格外热闹。一群投身于革命的有志之士齐聚在这里，准备商讨未来的路该向哪边走。

从四面八方赶过来的人，不停地往这里聚集。这中间，有一个身材高大、穿着一袭长袍的男子，格外显眼。

多日的军旅奔波，让这男子的脸上，难免露出了一点儿疲惫之色。但他那指点江山的气度、坚毅的眼神，仍能让人隐约感受到一丝这平凡之下的不凡。

说话间，男子已经到了门口。他正要迈脚往里面进，却被门口一个人给拦住了。

拦住男子的这人，本是一个班长，今天刚好轮到他带兵执勤。平日里，军队上大大小小的领导，这个班长也见了不少。可是对于眼前的这个人，他却没有任何印象。

既然并不认识，那一定不能让这个人进去。毕竟，里面即将要召开的会议非常重要

被拦下的男子也不生气，只是温和地对这个班长说：“你去告诉陈浩，我姓毛。”

班长知道男子所说的陈浩，那是他们营长。能随口说出他们营长的姓名，还如此地从容有度，这班长莫名觉得眼前这人，恐怕不简单。

他不敢怠慢，连忙跑到里面向陈浩报告说：“门口有个姓毛的找你。”

陈浩一听，立马明白了被拦在门口的是谁。他连忙走了出去，一看来人，果然是自己心中所想。

陈浩赶紧走上去，一面热情地打招呼，一面给那班长介绍说：“这是中央派来的毛委员。”

一说毛委员，小班长顿感自己“闯了大祸”，因为他知道毛委员就是毛泽东，是受中央派遣过来的……

自认为闯了祸的小班长该如何是好？而他与毛泽东在日后的革命生涯中又将结下怎样的不解之缘呢？

这故事，还得从这个小班长说起……

1905年1月，湖南湘潭的天气尚未回暖。不过，此地一个小药商的心里，却异常火热激动。因为，他刚刚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儿子。

初为人父的小药商，搜肠刮肚地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做杨勋梅（后改名为杨梅生，为本文叙述方便，以下皆以杨梅生称之）。

药商的家庭里，实际上并不富裕。为了让孩子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父母苦心孤诣地让杨梅生上了两年的私塾。

可是之后，家里就再也供不起杨梅生的学业了。杨梅生倒也十分懂事儿，主动地去了一个药铺，做起了帮工。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作为家中长子，杨梅生很有可能子承父业，成为下一个小药商。

可是，意外还是来了。那是1927年2月，杨梅生想要到大城市去看一看，谋一份更好的工作。他打点好行囊，来到了长沙。

令杨梅生没有想到的是，兵荒马乱的年代，大城市里最不缺的就是失业者。他没找到工作不说，还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正面临着衣食无着的生活。

就在杨梅生“走投无路”的时候，长沙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当时，英国的水兵从湘江登岸的时候，打伤了8个工人纠察队的队员。

英军的这种行为，引起了长沙人民的普遍不满，于是爆发了十万人的反英大游行。

杨梅生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他被深深地震撼了。那一刻，本能的家国情怀涌上心头，杨梅生也走上街头，成为了众多游行者中的一员。

或许是杨梅生的表现足够出色，他被组织这次游行的湖南省总工会的相关领导看上了。他们觉得，这个年轻人，是个革命的好苗子，绝对不能浪费了。

于是，湖南省总工会给了杨梅生两块银元，让他去找武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总指挥部警卫团当兵。

杨梅生十分听话地来到了武汉，并且顺利地找到了湖南总工会所说的队伍，成为了这支队伍中的普通一兵。

其实，杨梅生找到的这支队伍，是共产党控制之下一支武装力量，团长叫做卢德铭。在参加革命之初，就找到了真正的人民军队，杨梅生对此很是庆幸。

杨梅生到部队之后不久，南昌起义爆发了。消息传来，卢德铭立即带领全团官兵在起义的第二天南下，准备参加这场声势浩大的行动。

谁知，队伍还没来得及赶到南昌，就得到了起义部队辗转南下继续斗争的消息。没有办法，卢德铭只能改变原本的计划，带领着队伍来到了湘鄂赣三省交界修整待命。

在杨梅生跟随着部队紧急行军的时候，毛泽东也正在书写着中国历史上的一页传奇。

南昌起义后的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举行了秘密紧急会议，这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以武力夺取政权的思想”，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在会议最后的表决中，毛泽东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会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本想请毛泽东到上海的中央机关工作，可是毛泽东却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所谓“结交绿林朋友”，就是要充分发动农民起义，来打击军阀势力。毛泽东的想法得到了瞿秋白的支持。

于是，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了湖南，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准备发动秋收起义。

9月份，前敌委员会准备把附近各地的工农武装力量、警卫团等等整编起来。待命已久的卢德铭团就这样进入了整编名单。

杨梅生也因此成为了整编后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中的一个小班长。

班长虽小，可他却亲眼见证、亲身参与了真正的时代洪流。9月9日，杨梅生参加了秋收起义。

然而，起义之后，几支部队接连受挫。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毛泽东当机立断地决定所有部队向浏阳城东南的文家市集中。

为了确定部队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前敌委员会准备在当地的里仁学校里召开一次会议。

毛泽东正是为了参加这次会议，才遇到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一幕。而拦下他的那个小班长正是杨梅生。

杨梅生知道自己拦错了人，立马向毛泽东敬了一个军礼，表示了自己的歉意。

毛泽东哪里会将这样的小事放在心上？！事实上，这也不是毛泽东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他早已经见怪不怪了。

那还是在此前的一个午后，毛泽东来到了一个相对偏远的地方，远远地就被几个工农义勇队的战士给喝住了脚步。

战士跑过来问毛泽东是干什么的，毛泽东回答说：“同你们一样”。

战士怎么能随便相信毛泽东的话呢，就要求他拿出介绍信来证明自己的身份。

可是，毛泽东在不久前刚遇到了一伙儿团丁，介绍信就被撕掉了。见毛泽东拿不出介绍信，战士们哪里能管他那么多，不由分说地就把他的眼睛用黑布蒙上了，然后带到了义勇队负责人陈知峰的面前。

蒙着眼睛，纵使陈知峰见过毛泽东，也无法第一时间辨认出来。只是按例问道：“你从哪儿来的，叫啥名字？”

毛泽东如实说了自己的来处与名字，惊得陈知峰大叫：“啊！快！赶紧给毛委员松绑。”说着，也不等别人上手，自己亲自上前去揭下了毛泽东眼前的黑布。

对于这出“大水冲了龙王庙”的戏码，陈知峰很不好意思，毛泽东倒是不以为意，还反过来夸赞说：“你的手下警惕性还蛮高啊！”

此时的毛泽东，虽然是中央特派员、秋收起义前委书记，但其实他的身边连个警卫员都没有。所以，经常发生这样的误会，甚至还会被自己人给“抓起来”。

曾经有一个这段时间帮助过毛泽东的工会会员，后来曾经说过：“当年毛主席去发动秋收起义，干这么大的事，至少也得带一个连的卫兵队，咋身边没一个人？”

当时，革命队伍刚刚成长起来不久，对重要首长的保卫工作，确实没有什么经验。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却让人不得不将毛泽东警卫员的问题提上日程了。

秋收起义的队伍，在里仁学校进行了短暂的调整之后，又立马投入到了战斗之中。

只不过，革命的道路永远是充满波折。第一团在芦溪附近的一个三岔路口遭到了敌人的伏击，全团损失惨重，已经成为了总指挥的卢德铭也不幸牺牲了。

卢德铭的牺牲，对部队来说，打击很大。加上后面还有穷追不舍的追兵，追得起义部队披星戴月地行军。

在这接连的挫折和打击下，部队的气氛是可想而知的。在这样的危急时刻，毛泽东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他亲自走到了部队基层，了解战士们的想法，并疏通战士们的情绪。

基层官兵有很多都和杨梅生一样，只知道有个毛委员，但并不知道这个毛委员到底长啥样。

所以，当一个操着湖南口音的高个子男人来到战士们中间的时候，战士们都觉得这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老乡而已。

他们会肆无忌惮地跟这个老乡聊天，聊熟了之后，还非要拉着毛泽东让他挑担子。

部队里的人不算少，毛泽东要尽可能地多交流，本来时间与精力就不够。如今，还要被“热情”的战士们推着挑担子，这负担就更重了。

看着这样的情况，罗荣桓感到非常着急。于是，他就去找一营的党代表宛希先商量对策。宛希先是老党员了，还曾经在国民政府的警卫团里呆过。他经验丰富，立马就明白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于是，宛希先就跟罗荣桓建议：“给他派个警卫员吧！”

宛希先的这个建议立马得到了罗荣桓的赞同。本来，罗荣桓想要在他所率领的特务连里面为毛泽东选派一个警卫员。

可是，宛希先却说：“你们特务连都是农军出身，多数人连杆枪都没有，更别说打枪了。还是从老警卫团选人。”

如此，他们就找到了陈浩，让陈浩推荐人选。陈浩想了半天，最后决定：“那就叫杨梅生去吧。他和老毛都是湘潭县人。”

可是，选警卫员，光是同乡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足够让人信任。尽管陈浩保证了杨梅生的可靠程度，但是宛希先还是决定先找杨梅生谈一谈话。

谈话过后，宛希先也对这个年轻的班长非常满意。于是，让杨梅生去给毛委员做警卫员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当毛泽东再次见到已经成为他的警卫员的杨梅生时，非常高兴。他握着杨梅生的手说：“欢迎你！你原则性强，很好！”

所谓原则性，自然是指杨梅生在里仁学校门口拦下他的事情。由此可见，那场误会，让杨梅生在毛泽东的脑子里，留下了很好的第一印象。

看到毛泽东对杨梅生这么满意，一旁的宛希先也打趣道：“秤砣虽小压千斤。有了警卫员，以后就没人敢叫你当挑夫了”

一句话，逗得毛泽东也开怀大笑。就这样，在革命的危难时刻，杨梅生成为了毛泽东的第一位警卫员。

成为了毛泽东警卫员的杨梅生，跟着毛泽东经历了他革命生涯中、乃至中国革命历程中极为重要的一步：与朱德会师井冈山。

在此期间，杨梅生也与毛泽东建立了非常深厚的革命情谊。

井冈山会师之后不久，毛泽东与朱德率领的队伍，重新进行了改编。在这次改编中，杨梅生跟随着第一团被改编为第三十一团，并担任警卫班班长。

就这样，随着工作的调动，杨梅生也结束了毛泽东警卫员的生涯，离开了毛泽东的身边。

杨梅生虽然在毛泽东身边呆的时间并不算太长，但是，毛泽东却已经习惯了这个警卫员的存在。

在杨梅生被调离之后，毛泽东还是习惯性地喊：“杨梅生，来一下”。可是，这个时候，却没有人应声答到了。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最终还是谭政想了一个办法：“安排一个同名同姓的人，以后就不会叫错了。”

谭政的这个想法，看似有点儿难度，但最终还真的实现了。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以后，要着手组建新的军部特务连。由于人手不够，在毛泽东的建议下，部队准备从赤卫队中抽取优秀人才加入。

经过严格的挑选，一批赤卫队员通过了考察。这其中，就有一个与警卫员杨梅生同名同姓的赤卫队员杨梅生。

就这样，这个新来的“杨梅生”成为了新成立的毛泽东警卫一班的班长。从此以后，毛泽东再叫“杨梅生，来一下”的时候，终于又有人应声出现在毛泽东的面前了。

那一边，毛泽东对杨梅生念念不忘。而这一边，杨梅生也没有辜负在毛泽东身边得到的教导。

上了井冈山以后，杨梅生就因为之前出色的表现，被确定为党员培养对象。过了不久之后，杨梅生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在党的革命理念的鼓舞下，杨梅生在战场上的表现愈加出色。

刚刚成为党员之后不久，杨梅生就遇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大肆进攻。当时，毛泽东正好率领着大队人马外出，井冈山防务相对空虚，国民党第八军就借这个机会准备猛攻井冈山。

杨梅生所在的第三十一团奉命镇守黄洋界阵地。黄洋界周围都是悬崖峭壁，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以供人通过。但是，这条道恰恰是通往井冈山的咽喉要道。

如此重要的地方交给了三十一团，战士们都枕戈待旦，不敢有丝毫的马虎。杨梅生的表现更加积极，他带领着警卫班的全体战士，在战场的最前沿抢修工事，为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第二天一大早，国民党就拉开了悄然进攻的帷幕。殊不知，就在国民党军队匍匐前进的时候，三十一团的官兵们正在战壕中死死地盯着他们。

等国民党军队进入了红军机枪的有效射程之内的时候，团长朱云卿一声令下：“打！”杨梅生应声端起了机枪，毫无畏惧地从战壕里站了起来，朝着国民党军队开始扫射。

无数的敌人倒在了我军阵地的前沿、倒在了杨梅生的枪口之下。可是，炮火无情，敌人的子弹也打中了杨梅生的右肋，他的右手当时就失去了知觉。

但是，轻伤不下火线。经过简单的包扎之后，杨梅生继续仅用一只左手跟敌人拼搏。

在我军战士视死如归的艰难战斗之后，敌人的进攻终于被打退了，黄洋界保卫战也取得了胜利。

战斗结束以后，杨梅生和其他的伤兵被送到后方的医院里治疗。在养伤期间，几个伤兵和杨梅生一起聊起了天儿。

其中一个士兵说：“我们的主力部队不在，留守的人这样少，还有不少是伤病员，这倒有点像戏文里诸葛亮的空城计哩。”

士兵一说这话，杨梅生就想到了毛泽东。他跟在毛泽东身边的那些日子里，深刻见识到了毛泽东谋略，于是接着那伤兵的话说：“我们这不是空城计，是毛委员给敌人摆的‘空山计’。我们也编段戏文唱唱。”

杨梅生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于是几个人开始仿照《空城计》的著名唱段，一句接一句地编起了词儿。

《空山计》后来经过一系列的改编润色，在红军队伍里流传颇广。毛泽东听到这段唱词以后也颇为高兴。多年以后，已经建立新中国的毛主席重上井冈山，还又哼唱了这段戏文。

在医院养好伤以后，杨梅生继续回到了战斗岗位上。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他愈战愈勇，打过许多令人惊叹的大胜仗，也因此负过许多伤。

敌人第二、三次“围剿”红军队伍期间，杨梅生正在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学习。但是，在后方的他，仍然放不下前线的战事。于是，就一边学习，一边打仗，真可谓是文武双修。

1931年底，杨梅生又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当时，上海的革命局势不容乐观，周恩来奉命从上海转移至中央根据地。为了保证周恩来的安全，杨梅生接到上级指派，率领一个营到闽赣边游击区迎接周恩来。

闽赣边游击区山高林密，行军非常危险。而且，还面临着如何突破国军封锁线的难题。

怕什么来什么，就在行军的过程中，杨梅生率领的队伍与敌人的一支保安部队狭路相逢了。在敌我力量悬殊、且我方还有重要人物需要护送的情况下，选择与敌人正面开战，显然是不明智的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杨梅生沉着冷静地指挥着部队，采取灵活的对敌战术。他先命令两个连，吸引敌人的火力，然后让另一个连护送着周恩来悄然离去。

由于杨梅生的战术得当，周恩来顺利越过了敌人的封锁线。这次历险，给周恩来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个年纪不大，但是指挥有方、冷静智慧的指战员始终让周恩来记忆犹新。

很多年以后，周恩来还说过这么一段话：“杨梅生很用脑筋，很会打仗，我那次通过封锁线时，他指挥部队声东击西，把敌人引开，不然过封锁线是很危险的”。

可能杨梅生本人还不知道他在周恩来的心目中，留下了如此良好的形象。他在执行完任务之后，只是继续回到了部队，兢兢业业地做着他的本职工作。

第五次反“围剿”之后，中央红军要实行战略转移。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杨梅生却患上了严重的疟疾。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疾病，畏寒怕冷，还时刻有生命危险。

艰难的行军之旅，更是为这凶险的疾病增添了许多痊愈的困难。军团领导让担架队队长负责杨梅生的安全，由人抬着慢慢地跟在队伍的后面。

就这样，凭借着战友的照料和杨梅生本人的坚强意志，在湘江战役之后，杨梅生的身体终于逐渐好了起来。

重新回归战斗行列的杨梅生在部队重新调整之后，担任了军委警卫营的营长，主要负责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的保卫任务。

这个工作，可以说是杨梅生的“老本行”了，而且也算是再度做起了毛泽东的“警卫员”了。

有一天下午，杨梅生正在带领着警卫营正常行军，突然就听到了司号员发出的防空报警声。部队刚刚掩藏好的时候，敌人的三架飞机就飞了过来，盘旋在我军战士的头顶，还不断示威性地扔下了大量的炸药。

眼看着越来越多的战士，被敌军的炸弹炸得体无完肤，杨梅生万分痛心。为了扭转局面，杨梅生准备让机枪连的战士们用机枪射击敌人的飞机。

杨梅生的计划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同意。他不顾前方的枪林弹雨、身先士卒地来到了机枪连，命令战士们架起四挺机枪，朝着敌机密集地射去。

在我军的战火下，敌人的一架飞机被击中了，冒着黑烟向前方坠落而去。眼见“同伴”得此下场，剩下得两架飞机也吓得连忙掉头逃窜。

杨梅生的临机决断和警卫营战士的奋勇杀敌，获得了军委首长们的认可。而杨梅生的军事才能于此一役，亦可略知一二。

在此后的历次战斗中，杨梅生继续发挥着他机智、勇敢的指挥风格，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立下了赫赫战功。

不仅如此，杨梅生还是一个文武双全的战将。红军时期，杨梅生曾在工农红军学校里学习过；抗日军政大学成立以后，杨梅生又继续在那里面充实自己的理论知识。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杨梅生本来要随部队一起开往抗日前线，谁知在途中，他患上了急性支气管炎。

由于身体不适宜继续在前线指挥战斗，经过组织的批准，杨梅生本准备前往苏联学习，顺便养病。谁知，途径新疆，在新疆当地办事处负责人的劝说下，杨梅生改变了主意，准备留在新疆。

在那里，杨梅生担任了新疆学院的军事教员。利用在抗大学来的知识，杨梅生改进了新疆学院的许多教学方法。

由于杨梅生的到来，这座远在边疆地区的高等学校，焕发出了勃勃生机，被称为“第二抗大”。

正是由于杨梅生这种允文允武的素养、战场拼杀的功绩，在1955年的全军授衔中，杨梅生被授予中将军衔。

昔日的“挡门将”成为了开国将军，而当年那个别人只闻其名、不识其人的“毛委员”，也成了人民的伟大领袖。

正如毛泽东在杨梅生离开之后，习惯地呼叫他的名字一样，在此后的革命道路上，杨梅生也始终不忘毛泽东的教诲。始终跟随着“毛委员”的脚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终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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