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才：独霸新疆12年，毫无根基的他如何崛起？有多少兵力？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们国家的固有领土，有着无可非议的主权。甚至于今天俄罗斯很大一块挨着新疆的领土都是清末的时候，腐朽的清政府软弱无能割让给沙皇俄国的。

我们国家打从汉代开始就已经设立了西域都护府，从那以后，历朝历代，唐宋元明清这几个我们背顺口溜一样熟悉的朝代，都在今天的新疆地区设置有管理机构。

时间来到清末，特别是到了辛亥革命的时候，全国大大小小的省份全都宣布起义独立，清政府被彻底推翻了，而新疆虽然位于我们国家的边边角落里，但是它也毫不落后。虽然在起义过程中，遭遇到了一定的反抗和阻力，但是在窃取辛亥革命果实的袁世凯的一纸任命下，杨增新担任了新疆将军，新疆从此开启了一个新纪元。

从改元后的杨增新开始，一直到我们要说的盛世才，这中间发生过一出出好戏，让人叹为观止，不得不感叹，财帛动人心，权欲迷人眼啊！

而盛世才从一个小小的情报科科长，一跃成长为民国地图上最大版图省份的独裁者，他的经历更是让我们能够多多少少了解到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里，一幕幕的传奇和阴谋、智慧和争锋在中华大地上上演。

机关算尽终成空

辛亥革命后新疆的第一位统治者是杨增新，他从1914年接受袁世凯的任命担任新疆将军后，到后来继续担任新疆督军、督办，再到1928年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新疆省主席兼保安总司令，他一直都是新疆这片土地明面上最大的长官。

杨增新没有太多的心思，是一个怀有浓厚家国情怀的军人。他在新疆的十多年时间里，一直安居中国一角，从来不去掺和这数十年间在中国内陆里发生的风云混战。

他是将军，也是文人，熟知历史，特别是如今外有列强环伺的情况下，新疆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有部下曾经劝他也起兵，割据一方，但他严词拒绝，并明令告知他的部下：“新疆不能乱，新疆不可失守，设若新疆一旦政纲失握，外有强邻之虎视，内有外蒙之狼贪，恐此大好河山将沦陷于异族之手。”

虽然他对于自己国家内陆绵延不休的战乱也很焦急，复辟、军阀混战、北伐、国共内战……但是在他朴素的想法里面，再怎么乱也还是中国人自己人，自己必须守好国门，他采取“认庙不认神”的态度，在我们今天来说就是佛系，就那样坐看中国十数年的风云斗争。

但是在他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任命，担任新疆省主席后，变故发生了。

当时担任迪化道尹兼军务厅长的人叫做樊耀南，对杨增新的位子觊觎已久。他同时还是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的校长，所以在1928年7月7日举办首届毕业典礼的这天，他邀请了杨增新前来参加，然后派杀手在宴会上将他杀死。

以无心算有心，杨增新没有逃出生天。而狂喜的樊耀南想要前往省长公署宣布执政的时候，却被民政厅厅长金树仁派兵给包围活捉了。金树仁杀死了樊耀南，然后召开了各级军政要员会议，推举自己为新疆省政府临时主席兼总司令。

一直到了三个月后，远在南京的国民政府才发文正式确认了金树仁的任命。而正好是经过金树仁，才让我们的主人公盛世才出现在新疆这片大舞台上。

当时时局动荡，新疆毕竟离中原内地和沿海大城市太远了，人才和物资都缺乏。所以在1930年的时候，金树仁派遣他的秘书到上海和南京等地去招揽人才。

而盛世才便是积极报名前往新疆中的一员。那个时候盛世才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在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担任作战科的上校科长。

这么一位从本部调来的人员，自然引起了金树仁的戒心，他不敢放权给盛世才，只是让他当了个督办公署上校参谋主任——一个屁事儿不管的闲职。

盛世才的枭雄心性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显露端倪了，他没有气馁也没有不满，只是笑呵呵地接受了这个职位，看上去仿佛真的不在意前程富贵。

但是金树仁低估了盛世才的心性和耐心，盛世才一直在忍耐，而机会来得是那么快！

1931年的时候，哈密小堡发生了因卡官强娶维吾尔族民女而被杀的“小堡事件”，哈密王府军官和总管尧乐博斯裹挟部众，发动了暴乱。在这个时候，隔壁甘肃的马仲英部也趁火打劫，带着他的骑兵进入新疆，又是杀戮又是抢劫。

两支部队联合起来，互相支援，给金树仁的平叛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他们2月份发动的叛乱，一直到9月份，在盛世才担任参谋长带领士兵进行追剿后才取得了第一次胜利，打败了哈密王府军。

第二年，马仲英彻底和王府军联合起来，进攻了哈密。而此前盛世才因为军功被升为东路剿匪总指挥，然后将这支联合部队打败。

1933年，马仲英又卷土重来，盛世才带着自己的部队又一次把马仲英给打退，获得了“常胜将军”的美名，一时间，他的名气非常大，甚至有盖过金树仁这个省主席的势头。

而就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

4月12日，省政府参谋处的处长陈中联合迪化县的县长陶明樾、航空学校校长李笑天等人发动政变，为的就是推翻金树仁的统治。

在此之前，金树仁治下的新疆始终处于动荡之中，民族冲突十分尖锐，经济也发展不起来，而他不像杨新增那般安于平定，而是不停扩充军备，让新疆的普通老百姓苦不堪言。

这次政变发生以后，不得人心的金树仁带着家人灰溜溜地逃跑了。但是不甘心的他想要让盛世才回来“平叛”，但是盛世才却知道机会来了。他反过来支持政变，参与了后来的政变会议，经过一番商议后，原教育厅的厅长刘文龙被推举为新疆省政府临时主席，盛世才担任了新疆临时督办。

大家都挂着一个临时的牌子，就是需要等着国民政府来下达任命书。而南京国民政府果然派人来调查这起“四一二政变”，但是前来的官员和陈中等人交往过于密切，敏感的盛世才害怕自己会被推出来当替罪羊，于是渐露野心的他决定先下手为强。

他假借召开紧急会议的名头，派杀手埋伏在会场，把陈中、陶明樾和李笑天三个人给抓了起来，然后匆匆地安了个“谋叛罪”给枪毙了。

南京来的官员盛世才没有动他，而是软硬兼施把这位“钦差大臣”送回了南京。那个时候国民党正对共产党根据地发动围剿，对于新疆发生的事，他们鞭长莫及，只得捏着鼻子承认了盛世才和刘文龙等人的职位。

而事情并没有如此完结。

好招不怕老，在这一年的年底，盛世才又用“谋叛罪”的罪名把刘文龙这位省主席给软禁起来，然后让已经年老多病的朱瑞墀顶替他。

盛世才打的一手好牌，学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等到第二年3月的时候，朱瑞墀病死，盛世才早已经将迪化的军队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军队和政治大权全都握在了他的手里。

到这个时候，盛世才完成了他的崛起，以一个普普通通的本部参谋处科长，成为新疆有手段有实力的新疆王。

而盛世才这个人又是一个十分矛盾的人，在他掌控新疆之后，和苏联、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三方的交锋中，他犹如池塘上飘着的浮萍，左右逢源。他在家国大义上又十分拎得清，更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反过来对于我们国内共产党人的屠杀也是丝毫不手软。

这样矛盾的盛世才，我们要结合他的成长经历来看。

日本归来的马克思主义者

1894年的时候盛世才出生了，他是东北辽宁人。他青年时期最值得人注意的便是他三次留学日本的经历。而这三次留学经历，对他整个人的能力、素质培养都是非常重要的，而决定弃文从武也是发生在这段期间。

第一次留学是在1917年，23岁的盛世才到日本的明治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两年后也就是1919年回到国内。

而在这短短的两年期间，他就接触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并阅读了相关的书籍。其实日本并不是像一般人印象中全是疯狂的军国主义分子，他们也有流传马克思主义，也有人信奉共产主义，也有自己的共产党，甚至于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的共产党也为我们中国共产党提供过帮助。

在日本经过马克思主义的熏陶，青年的盛世才精神上天然地倾向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在行动上积极践行，1919年就被留日东北辽宁省同乡会选举为回国青年代表，并且在上海参加了全国学生联合总会。

这段期间和他一起求学的同学和朋友，在多年以后回忆起盛世才，也都不约而同地说起盛世才求学期间是“张口马克思，闭嘴恩格斯”。

1922年的夏天，他又得到了东北军将领郭松龄的资助，再一次前往日本，进入了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呆了三年一直到1925年才回国。

那一年年底，他应郭松龄的邀请，进入了军队，但是那年年底他因为参加滦州兵变失败，第三次东渡前往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在1927年的时候回国。

以上便是盛世才的三次留学经历，虽然不是去英法德等欧洲强国，但是经过明治维新后几十年的日本，实力一直在飞速发展。盛世才有着这样的履历，也证明了他自身经过了丰富的政治和军事才能训练。

而时间回到盛世才开始掌控新疆军政大权的1934年。

盛世才虽然在官方名义和实际的控制力上，都是当之无愧的新疆当家人，但是当时在新疆还有马仲英和张培元两股势力。

马仲英是盛世才的老冤家了，几年前领兵出征对付的就是趁着哈密暴动，从甘肃进入新疆趁火打劫的马仲英。而张培元是金树仁的部下，在“四一二政变”发生后，金树仁狼狈逃走，带兵在外的张培元没有选择回去保护老上司，而是自己带兵盘踞一方，和马仲英一起形成犄角，在新疆这块土地上和盛世才针锋相对。

盛世才是经过系统军事大学学习的人，而且又是搞情报和战术工作出身的，所以对于马仲英等人和新疆民间问题的处理上，有着自己的独特看法。

对于新疆民间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的现状，特别是在发生了农民暴动之后，除了军事上要强势出击之外，在政治上更要讲究策略。

他就明确出台过政策，比如要求各民族一律平等，要允许人民可以自由信教，同时军队要加强纪律，不得侵犯地方，尊重各地的风俗习惯，要争取普通了老百姓对军队的信任。

而且盛世才还强调一个关键点：就是省政府的官员和军队都要以新疆是各民族的新疆，是中国的一个省这个中心点出发，绝对不允许有地方主义的色彩。对那些说什么建立“回教国”“维吾尔国”之类的话，要一概杜绝和打击。

大家自己揣摩一下盛世才的这些思想，是不是觉得非常的熟悉，而他在后来对新疆的管理中也确实是以此为展开的，而这些都来源于他的共产主义思想。

盛世才本人不仅十分具有才干，他带兵还能够身先士卒，不摆架子，不贪财不好色，对于军队士兵的待遇抓得非常好，因此很得军队人心。

当时马仲英和张培元两支部队联合起来，一致针对盛世才。盛世才在积极抵抗的同时，还向苏联的斯大林求助。

苏联方面对于新疆的地理位置和矿产资源等十分看重，再加上盛世才本人就有马克思主义观念，答应在新疆推行和扶持共产主义观念，所以苏联方面在斯大林的坚持下，答应出兵出物资支援盛世才。

盛世才有苏联红军的帮助，很快就把马仲英和张培元两人击败，张培元自杀，马仲英逃到吐鲁番一带，其他一些小的反抗和异己势力全都被盛世才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清除干净，从此成为新疆大地上说一不二的“新疆王”。

亲苏亲共反投蒋

说起盛世才，有个不得不说的事，就是他敲定的“六大政策”！

在对于新疆的管理和社会的稳定上，很多地方都能看得出来盛世才浓厚的马列主义观点，这在我们一般人看来可能会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如此一位实权的党外人士和实力派军阀，却以马列主义作为管理和建设的方针。

盛世才的“六大政策”是在1936年的四月份提出来的，这所谓的六大政策实际上也是以中共提出的八大宣言为蓝本的，六大政策主要就是六个大点：

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

盛世才写成了《六大政策教程》，亲自派人送交给斯大林审阅。这六大政策做成的横幅，在迪化城里和周围其他县城到处粘贴，新疆各个地方到处都飘荡着红旗，悬挂盛世才和斯大林的巨幅画像，这么一副奇特的场景，让新疆在那个时期甚至一度成为国内共产党员的理想地。

他和苏联方面的关系非常好，而且也和中共保持了密切的联系，甚至还直接提议苏联可以通过新疆直接支援中共，拿下甘肃，然后把新疆、甘肃、陕西、青海和宁夏给连成一片，打造中国革命的大根据地。

在我们党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结束，几支红军队伍胜利会师后，他就和中共提议可以派兵西进，合力夺取甘肃，巩固了整个大西北根据地后再出兵绥远，打通和苏联的交通。那么这样子的话，中共和他在国内能够背靠苏联，战略腹地就被拉得既深又广了。

当时党内这边以张国焘为主，非常赞同这个想法，而苏联方面也允诺共同发力，于是就这样，被名为“西进计划”的战略抉择被敲定了下来。

毛主席在那个时候曾经提出过自己的看法：“新疆倒是红军可以休养整理的地方，只是离中国内地太远。”毛主席的看法不无道理，但是在当时国共两党和抗日时局的态势下，“西进计划”还是被实行了。

但天有不测风云，1936年12月12日，随着西安事变的发生，国内的抗日形势发生改变，再加上苏联当局临时变动政策，他们允诺的物资也因此被卡在了苏联和新疆的边境线上，迟迟过不去。

而那些已经出发的西路军呢？

前方物资支援不到位、天气严寒恶劣，再加上中共后方也暂时没有精力和能力派出支援部队，再加上中共方面指挥失误，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遭到马步芳和马鸿逵的夹击围剿，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

坚持到祁连山，西路军的残部几乎只剩下了1000多人。在这个紧急的时刻，盛世才在新疆遥控支援，命令航空学校给还在河西走廊的西路军运送军火和物资，同时也帮忙运输伤病员。

等到西路军的残部全部进入新疆后，当初这支走过雪山大草地的红军队伍，只剩下了400多人。他们来到新疆，盛世才给予了很好的待遇，专门设立“新兵营”安置他们，进行军事训练，甚至在后来还选派优秀人才前往莫斯科进行深入学习。

在“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盛世才很快就同意在迪化成立了八路军驻新疆的办事处，这可以看作他和共产党正式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

盛世才充分发挥了新疆这个大后方的优势，不论是御寒衣物、食物这样的生活物资还是炮弹、枪支这样的军备物资，全都大力支持，运往延安。

与此同时，大批延安的共产党人也进入新疆，在政府和军队里担任要职，他们为新疆带去了更多的新风气，甚至迪化都被称为“小延安”。

但是好景不长，盛世才和中共、苏联这样好得蜜里调油的关系很快就迎来了转折点。而时间也很快，到了1939年，盛世才便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

1939年的4月份，他在《新疆日报》上公然发表了训斥中共党员汪哮春的文章，有心人已经闻到了这其中不好的苗头，在这之后，他开始有意识地把来自延安的中共党员调离权力新疆的权力中枢，派到南疆一些贫穷、混乱和落后的地方去。过了不久，他又把中共驻新疆的代表邓发也逼迫到离开新疆，狼子野心似乎不再掩饰。

盛世才自己也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出身的，对于共产党员和民众相处的时的影响心知肚明，他愿意用这种手段稳定自己的统治，但是又忌惮中共将这份影响力全部转移到共产党身上。

而除此之外，再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盛世才觉得自己的翅膀硬了，他觉得自己已经有能力与中共和国民党一掰手腕的份量了。

而这一点，从他在1938年之后就时不时提高自己影响力、鼓吹自己的六大政策，甚至拿共产主义、三民主义来进行同台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出他此时就已经有不满于做小的心思了。

1939年，在他暗地里不断对中共党员调离、分化的时候，他正式宣布新疆是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集团”，盛世才这个时候做着三分天下的美梦。

而这个时候欧洲战场上也是早已陷入了战乱，德军在苏联境内势如破竹，苏联自己国内起火，对于新疆这边的管控也放松了。而中共这边由于受到国民党明里暗里的打压，虽然还是身处于抗日战场，但中共的势头也是受到了极大的打压。

苏联和中共的不妙境更加催熟了盛世才的野心，他加大对于自己治下中共和苏联党员的监视和打击，甚至一手炮制了以杜重远案为主案的一系列所谓“阴谋暴动案”。不得不说，这一手“谋叛”的罪名，盛世才真是用得太熟练了。

而到了1941年3月，盛世才的弟弟盛世骐被人杀害在家中，盛世才认为这是苏联和中共对于他的不满，想要进一步谋杀他，于是他从这之后彻底倒向了蒋介石政府。

1943 年年初，盛世才将软禁的陈潭秋、毛泽民等人投入监狱，最后以“危害国民罪”将他们残忍处死。

盛世才的“新疆王”很快就迎来了结束时刻，1944年他被调回重庆，担任了农林部部长。后来随着国民党败退台湾，1970年因为脑溢血死在了台北的病床上。

从盛世才的一生中我们不禁十分唏嘘，同样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武器，但是为什么盛世才却走上了这么一条道路呢？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盛世才的军阀本质，他只是将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而不是信仰。他交好我们党和苏联，只是以此来扩大自己的实力，以独立争实力。一开始的出发点他就别有用心，也就不怪后来他看似矛盾的转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