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豫秦

苏秉琦先生晚年不无感触地指出：“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以地球濒临毁灭为代价的”，“考古学应有能力来回答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关系问题”(注：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这一论断不仅深切地指出了农业文明发生以来人类活动对整个地球系统所造成的巨大破坏，而且也向考古学家提出了一个新的义不容辞的研究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