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商鞅败亡的历史过程分析

商鞅变法是我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变革，是一次较为彻底的封建化变法改革运动。它不仅为秦国富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秦国最终一统天下开辟了途径。

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持续十八年之久 ，秦国因此国富而民强，有了争霸天下的实力，可是为什么在秦孝公去世的当年商鞅就起兵造反，后兵败而被诛？今天我们就从商鞅个人因素、后孝公时代的政治因素以及商鞅败亡的过程等等方面一探究竟。

对于秦商鞅变法前秦国思想精神考证，我们发现秦国传统文化上就是一个重功利、务实、热衷于对外扩张的国家。

秦国刚开始就是因为秦非子给周天子养马有功被封为附庸国，地处边缘，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国一直都受到了各诸侯国的排斥，宗法制影响较小，注定了其不重内省，专好外向扩张的特点。

它既是秦国统一中国的强大动力，同时也是它灭亡的一个重要内因，商鞅变法的成功也就是抓住了这一点，践行法家政治理念也切合了秦国的传统，但也由于其变法涉及了秦国贵族利益的重新分配，注定了其失败。

1. 商鞅的性格特征分析

我们不得不承认商鞅是一位具有大才、沉稳、有远大抱负的人物；商鞅极其的务实、敏捷、也有十分强烈的大局观。

他不但改变了秦国，而且改变了六国，不但改变了政治，而且改变了思想，可以说是划时代的意义。商鞅变法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获得成功的、最深刻最彻底的封建化改革。

我们可以看到商鞅对秦国而言是变法图强成功路上的大功臣，这与他的才干密不可分。但商鞅本人也有专断寡恩的一面，商鞅专断寡恩早在太史公司马迁的《商鞅列传》中曾提到：

“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

商鞅他在变法过程中信念坚定，因此得罪宗室与百姓也在所不辞，这也使得他在这场变法中势单力微，这与其专断寡恩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关系。

《商鞅列传》中曾记载商鞅变法第二年太子犯法，商鞅不顾政治风险刑治了当时的太子傅公子虔，迁“称法便之民”多少也体现了他性格中专断与寡恩的一面，毋庸置疑，他这样的性格特点为其败亡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商鞅变法不仅在秦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外战争也屡获重大的胜利。《史记》记载，在商鞅变法后的十八年间，秦国对外发动战争九次，要么全胜而归，要么战平，无一败绩。

但商鞅一定程度上在变法强国过程中在过于功利，他的这一特点对变法后的秦国影响深远，甚至说过分的讲求功利主义也是秦国灭亡的重要文化原因之一。

当然这也与其历史传统有关，商鞅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天地人的高度合一，代表商鞅思想的《商君书》中就充满了对王道法治的追求。

“夫明赏不费，明刑不戮，明教不变，而民知于民务，国无异俗。”

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孝公去世当年商鞅就被迫返回封邑，后又举兵失败被杀。商鞅的被杀主要是秦孝公死后政治演变的结果，商鞅变法的成功实施与当时秦孝公的支持密不可分。

商鞅变法时由于其触及了秦旧宗室的利益，可以说在当时商鞅严重依赖着秦孝公的保护而得以生存，变法的实施则极度地需要依靠君主的支持。

秦孝公时，虽然商鞅表面上手握重权、全权掌握着秦国的军政要务，但是因为商鞅“刻薄寡恩”的形象使自己陷于秦国政治核心，他下与百姓夙无恩信相结、上又与宗室大臣大臣愁怨难解。

所以在孝公晚年，商鞅活得可以说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因为秦孝公一旦逝世，他也就无力再支撑变法。

商鞅变法以来，他先后对乱法的太子公子虔以及公孙贾、祝懽等重臣加以惩处，而且对只知尊人而不晓重法的“称法便之民”必然也须同做一严肃处理，这样一来也就使得商鞅在民心上民意尽失、庙堂之上，没有秦孝公就几乎是孤掌难鸣。

孝公七年商鞅因太子犯法刑罚了太子傅公子虔，因此遭到公子虔的仇恨，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继位，而公子虔又是惠文王可以依靠的死忠力量，因此商鞅与新君秦惠文王大战是不可避免的。

加之由于当时商鞅威望甚高、性格又高见威严，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商鞅在国内的威严也是越来越重，在当时甚至出现了秦国国民只知道商鞅而不知道秦惠文王的现状，这也引起了秦惠文王的严重不悦。

据史料记载秦惠文王也是一位有大作为和远大理想抱负的历史名主，为秦国霸业的扩张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商鞅造成的这一局面对于年轻秦惠文王来说，无疑时架空了自己，这也使得秦惠文王与商鞅的政治矛盾越来越深。

为此，商鞅也感觉到了自己的处境危险，《吕氏春秋》记载商鞅感觉到了政治风云的叵测，于是是把母亲与私属送到了魏国，但是最终没有被接纳。

《吕氏春秋·无义篇》：“公孙鞅以其私属与母归魏襄疵。不受。”

从秦孝公晚年的政治布局来看，委任商鞅辅商新君执政，以军功把他分封到战略要地商邑，让商鞅和新君继续变法，使商鞅委以重任，说明了秦孝公晚年时依然完全信任商鞅的。

但当时的局势却是暗涌涌动，秦孝公晚年，各方政治势力其实已经开始了周密的政治布局，公子虔等反商鞅势力密集的明暗运动。

《秦本纪》载：“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为反，而卒车裂以徇秦国。”

秦惠文王即位之初，秦惠文王与商鞅之间有个短暂和平时间，但由于公子虔与商鞅的矛盾日益激化，当时政治上波诡云谲，商鞅败亡的导火索可以说是公子虔与商鞅矛盾的日益激化，最终把秦惠文王也裹挟其中。

加上商鞅变法中推行军功爵制的原因，重新分配了当时秦旧宗室的利益蛋糕，军功爵制使得许多王室子孙被排除在王族之外，造成了嬴秦宗族在地位上短期内的巨大落差，商鞅俨然已经成为了嬴秦宗室的共同敌人，这些根本原因最后直接导致了商鞅的死亡。

《秦本纪》载：“孝公死，太子立，宗室多怨鞅”。

公元前338年，秦惠文王赢駟继位，秦旧宗室合力对秦惠文王施加巨大的压力，公子虔等人诬告商鞅起兵谋反作乱。秦惠文王在商鞅返回封地时，不仅没有安慰或者挽留商鞅，而是“发吏捕商君”。

“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

最终，商鞅被秦惠文王以车裂处死。

《史记·秦本纪》所述“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

商鞅的死无疑对秦国政治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为一个对秦国发展可谓居功至伟的人，最终却惨遭车裂而亡。

事实上商鞅虽死，但是商鞅之法未败，秦惠文王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君主，他在位期间大胆任用外邦贤能之士，同时又极其注重培植宗室力量的人事格局。

他虽然在秦旧宗室的强压下，处死了商鞅，却依然沿用商鞅变法的所有内容，为秦东出击败六国奠定了基础。

商鞅虽死，却变法永存，商鞅的死可以说是促使秦国政治进行了一次重大的调整，商鞅变法废除了秦旧的制度，创立了适合社会发展进步的新制度。

从此秦国政治的发展从略带浪漫主义色彩的王道法治主义，逐步走入了一个比较长的务实功利的历史时期，为最终秦统一六国，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础。

商鞅虽死，但其变法却是成功的，变法的成功也激励秦惠文王与商鞅身后的大臣们继续变革，最终完成了一统天下的大业。

商鞅变法以中央集权、法治主义、农战国策等为主要的政策国略，把国家与社会的治理高度法制化、军事化运作，商鞅变法以国家主义为本位。

他的这一系列思想措施以及法治理论对秦国的富强与一统天下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为以后秦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向君主集权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商鞅是一位法治主义者，商鞅变法，促进了历史的进步，为后世也提供了借鉴基础。商鞅变法无疑是成功的，但他的死也是必然的，改革必然会触动大地主和宗室贵族的利益，也为其身败惨死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