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考古参评项目 | 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

01发掘单位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晋宁区文物管理所

02项目负责人

蒋志龙

Part.1 遗址概况及往年工作

河泊所遗址位于滇池东南岸的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河泊所村附近。遗址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中心区位于河泊所村，面积约3平方公里，中心区东北1公里处便是著名的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墓地。河泊所遗址于2019年被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河泊所遗址最初被发现于50年代，当时被认为属于新石器时代。2008年滇池盆地区域系统调查对该地点进行了复核，确定其年代属于青铜时代，并且是滇文化的核心居址区。2014年开始，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泊所片区进行了系统的勘探及发掘。勘探确认了河泊所片区原始地貌为“台地-水域”相间分布的模式，并且明确了遗址点沿河道边缘的台地分布的模式。发掘从2014年开始，截止目前共进行了9次，揭露面积9000平方米，涉及地点10余处（图一）。

1.2014年发掘区 2.2015年发掘区（金砂山墓地） 3.2016年发掘区（上西河晒场） 4.2016-2017年发掘区（西王庙） 5.2018-2019年发掘区 6.2019年发掘区（沙埂解剖） 7.2020年发掘区 8.2021年发掘区（上蒜一小） 9.2022年发掘区（上蒜一小）

Part .2 2021-2022年发掘区概况

2021-2022年的发掘地点位于上蒜第一小学附近，该地点位于河泊所遗址中心区西南方向，距中心区距离约1.1公里，其西北部800余米处便是石寨山墓地（图一）。从2021年开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该地点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两个年度发掘的面积共计2600平方米。发掘区分南、北、西三块，北部的发掘区位于上蒜一小北侧，南部的发掘区位于上蒜一小内，西部发掘区位于北部发掘区的西侧（图二）。

2021年的发掘区集中于小学的北侧，共布设10×10米的探方23个进行发掘，西侧由于灌溉沟渠的占用，仅发掘了部分，年度实际发掘面积2000平方米。2022年继续在2021年发掘区的东北角布设250平方米进行发掘，同时在西侧及小学内部分别布设200平方米和150平方米进行发掘。

Part.3河泊所遗址2021-2022年发掘收获

2021至2022年河泊所遗址考古发掘揭露了主体为两汉时期的丰富的堆积，出土铜器、铁器、玉器、石器、骨器等制品2000余件（图三）。其中，最大的突破在于出土了大量封泥和简牍，并发现了道路、疑似的大型建筑基址。

1、封泥

两次发掘出土封泥837枚，其中数量最多的为官印封泥，共358枚，占出土封泥总量的42.8%。其次为私印封泥，共248枚，占出土封泥总量的29.6%。另外还有道教封泥4枚，无字封泥45枚，残损严重无法辨别的封泥182枚。

官印封泥不仅包括“益州太守章”“益州长史”“楗为太守章”“永昌长史”等郡级官吏的封泥，还包括“建伶令印”“滇池长印”“谷昌丞印”“同劳丞印”等益州郡下辖属县的官吏封泥，目前益州郡下辖24县中有20个县的县级官吏封泥已被发现。私印封泥涉及人名众多，其中，“王福”“君冯”“宋虞”等是出现次数较多人名。这些私印封泥多与官印封泥同出，可能是某些官员的具体姓名（图四）。

封泥主要集中出土于北部发掘区东北角河道边缘的灰烬堆积中（图五）。灰烬堆积一般为炭屑和红烧土相堆叠，沿河道的边缘呈斜坡状分布（图六、图七）。

灰烬堆积的形成可能和大量有机质材料燃烧有关，封泥恰好在燃烧的时候接触高温、硬化，然后被保留下来。除了灰烬堆积之外，封泥在南部发掘区的H18中也有少量发现，H18是大量出土简牍的灰坑，出土的部分封泥可能与简牍的封缄有关。

2.简牍

简牍集中出土于南部发掘区的H18当中。灰坑H18位于南部发掘区的东北角，揭露部分平面呈扇形，其余部分延伸至探方的北壁和东壁之下，目前尚未发掘（图八）。

灰坑分5层，第1、第2和第5层出土简牍较多，第3和第4层出土简牍相对较少（图九）。

除了南区的H18之外，北区东北角的河道区域也出土了少量的简牍，这些简牍出土于河道废弃堆积以及堆积之下开口的水井J4（图一〇）和灰坑H387（图一一）、H391（图一二、图一三）当中。

目前两个灰坑已清理完毕，水井以及出土简牍的河道堆积尚未完全清理，不排除后期继续出土简牍的可能性。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荆州市文物保护中心就简牍的清理、保护达成合作，针对河泊所遗址的埋藏现状及清理、保存等制定相应的方案。清理工作按照荆州文保中心的指导规范开展（图一四），截止目前共清理了2/3左右，通过红外扫描确认，发现的带字简牍共1071枚，不带字的简牍7619枚。

带字的简牍中以“滇池以亭行”的封检牌、以及两枚记录“始元四年”、“建伶县”相关事件的简牍最为典型（图一五）。

“滇池以亭行”的简牍长19.9厘米，宽3.9厘米。从释文和布局来看，应属于封检，“滇池以亭行”居中大书，为收信地址与传行方式，滇池即“滇池县”，可能是收信地址，传行方式是“以亭行”，即以“亭”的方式进行传递。

记录“始元四年”相关事件的简牍下端残断，残长15.9厘米，宽3厘米。书文呈两列，左为“始元四年十月丙戌朔辛丑史李时敢言之”，右为“□赋十月十五日薄一編敢言之”。

记录“建伶县”相关事件的简牍下端残失，残长8.9厘米，宽1.0厘米。书文单列，内容为“建伶髡钳吴屯代杨闵”。

除此之外，在清理时，也可以辨识部分文字，如“罪当死”、“律令”等，显示这些简牍的性质为公文文书。

3.道路

道路发现于北部发掘区的中央，方向为正东西向，路面由绳纹瓦片、碎陶片及小石子铺设而成，局部板结成块，较为坚硬（图一六）。

道路南北两侧各有一条沟将路面打破，路面残存主体宽4-5米，原路面宽度12米左右（图一七）。

主体部分使用较频繁，路面存在多次维护，当路面逐渐被覆盖后，重新铺垫碎瓦片进行稳固。从两条沟的剖面可知，主体区域路面分为三层，各层之间土堆积厚2-20厘米不等。上层路面出土有铜泡钉、盖弓帽、铜箭镞等车马器和兵器（图一八）。

道路的南侧发现了疑似的大型建筑基址，推测该道路为一条城市道路。经过勘探，道路向发掘区外的东西两侧延伸。

4.疑似的建筑基址及相关建筑遗存

（1）疑似的建筑遗迹

在发掘区的南北两侧各发现了一处建筑基槽。其中，南侧揭露较为完整，东西长约30米，发掘部分南北宽约15米，已揭露区域面积约450平方米。由于南部未完全揭露，具体形制不明，但初步推测整体可能是一处方形的建筑基址（图一九）。

该建筑基址的基槽底部有顺着沟延伸的红烧土烧结面，不似二次堆积，可能是人为烧制，起到加固地基的作用（二〇）。

此外，在建筑基址的南面有集中分布的瓦砾及砖块，可能是房屋坍塌之后的遗留。北面有一层碎螺壳堆积，厚约3厘米，碎螺壳细碎均匀，表面干净平坦，应为人为铺垫形成的一个活动面。因两者分布范围较一致，推测活动面可能为建筑的附属设施。

发掘区的北面也有一条带转角的沟槽，其周围也有集中分布的条带状瓦砾堆积，但是由于发掘面积有限，仅揭露了少部分，具体形制不明。

（2）相关建筑遗存

除了上述两处疑似的建筑遗迹之外，该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瓦砾、砖块、瓦当等。其中，瓦砾包括筒瓦和板瓦，可占到遗址总出土陶片总量的80%以上。瓦片正面均为绳纹、背面为布纹，从部分完整者来看，无论是筒瓦还是板瓦的尺寸均较大，最大者长度可达50厘米，重可达4公斤（图二一）。由此推测，相对应的建筑体量应该很大。

除此之外，还发现了较多的瓦当和砖块。瓦当当面均为圆形，纹饰包括云纹及文字两种，当心有一乳钉，部分当面有涂朱现象。其中一件为“乐”字瓦当，残存约1/4当面，上书“乐”字，可能是“长乐未央”瓦当，当面复原直径约16厘米，沿宽约1.3厘米（图二二）。

砖块多为菱格纹砖，也有少量文字砖和云纹砖（图二三）。

Part .4 河泊所遗址考古工作的意义

1.初步确认西汉益州郡郡治所在。由于历史记载语焉不详，西汉所置益州郡的郡治一直没能确定。2021-2022年河泊所遗址的发掘不仅发现了道路和疑似的大型建筑遗迹，同时还发现了丰富的建筑遗存，如板瓦、筒瓦、瓦当、铺地砖等。其中，出土了带“乐”字的瓦当，部分瓦当还有涂朱现象，说明当时的建筑等级和规格较高。此外，简牍、封泥等重要文书资料的发现说明当时的官署建筑就在附近。从往来封泥和文书来看，该地点在两汉时期承担着沟通周边各郡、联络郡内各县的职能，因此很可能就是汉代益州郡郡治。

2.河泊所遗址出土封泥和简牍是西南地区目前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汉代文书资料，为研究汉代西南边疆治理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封泥所记录的汉代西南边疆职官体系，简牍所记录的涉及政治、军事、律法、经济等方面的内容等均为首次发现，极大的弥补了汉代史书关于西南边疆历史记载的不足，对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军事史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证明了从西汉时期开始中央政府对边疆云南地区实施了有效的治理和管辖。

3.构建了滇中地区从新石器时代末期，经商周向秦汉转变的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揭示了边疆云南地区从多元走向一体、最终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历年的考古发掘通过序列的碳十四年代测定和地层学、类型学的排比，构建起了滇池盆地的考古学年代框架和文化演变序列，揭示了西南夷地区文化和社会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完整过程，增强了历史信度，活化了历史场景，对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编辑 |张小筑 实习编辑 | 黄雪芮

复审 | 冯朝晖

监制 | 李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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