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 | 韦正:《南北朝墓葬礼制研究》
作者:韦正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8月
ISBN:978-7-5732-0278-9
定价:78.00元
作者简介
韦正,1968年生,江苏淮安人,现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汉唐考古教学与研究。出版有《六朝墓葬的考古学研究》《魏晋南北朝考古》《将毋同:魏晋南北朝图像与历史》,撰写有汉唐城市格局、墓葬制度、壁画艺术等方面论文数十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科研项目多项。
内容简介
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历史中,社会严重动荡乃至停滞的时期是三国和东晋,南北朝反而是社会相对安定并有所发展的时期。南北朝社会均发展出不同于以往的形态和特质,促使南北朝墓葬礼制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并具备了相当完整的“生命史”。对南北朝墓葬礼制的探讨需要与之相应的研究和描述方式,利用而不满足于考古学分区分期研究,正面探讨南北朝墓葬礼制,不失为一个有益的尝试。本书在考古学视角下,将南北朝墓葬礼制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相结合,以此来探究汉唐之变关键阶段——南北朝时期社会内部的自发调适在丧葬文化领域的表现。
目录
前言/ⅰ
上编 综 论
第一章 南朝墓葬礼制综论/3
第一节 刘宋墓葬礼制的鼎新/3
第二节 “齐梁新礼”视野下的墓葬礼制/14
第二章 北朝墓葬礼制综论/27
第一节 北魏平城时代的墓葬礼制/28
第二节 北魏洛阳时代、东魏北齐的墓葬礼制/45
第三节 西魏北周墓葬礼制/69
下编 分 论
第三章 南朝墓葬礼制研究/87
第一节 南朝陵寝制度之渊源/87
第二节 对梁代墓葬礼仪的一种理解/99
第三节 灵山大墓及其礼制/115
第四节 陈代墓葬的认定/124
第四章 北朝墓葬礼制研究/152
第一节 北魏平城时代的单棺合葬/153
第二节 北魏洛阳时代的墓葬礼制建设/163
第三节 北朝大族崔氏墓的象征性/175
第四节 中古北方地区的镇墓神物/186
第五章 南北朝墓葬中的佛教因素/199
第一节 南朝墓葬中佛教因素的发现与研究/199
第二节 北朝墓葬中佛教因素的发现与研究/208
第三节 佛教因素进入墓葬的凭借/219
结语 汉唐之间的南北朝墓葬礼制/226
后记/231
前言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和研究的必要性
本书所指南北朝即通常历史意义上的南北朝时期。南朝起讫时间是公元420-589年,包括宋齐梁陈四朝。北朝起讫时间是公元439-581年,包括北魏、东西魏、北齐北周五朝。北魏根据都城的变化分为北魏平城时代、北魏洛阳时代。由于合葬墓的存在,东晋十六国晚期墓葬进入刘宋和北魏平城时代,北齐北周、南朝陈代墓葬延续到隋代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必要的情况下会略微突破南北朝绝对时间的断限,但所论内容以墓葬面貌属于南北朝时期而非东晋十六国或隋代为准。
墓葬礼制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官方规定的等级制,即通常意义上的礼制,这是对官员这一身份的承认,同时也是限制。官员墓葬中的部分因素显然具有等级制意义,是某种官方强制性规定的产物,现存历史文献中却往往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但不能因为文献的缺失或未曾记录而否认这种等级制的存在。在面对这类考古材料时,我们将进行必要的说明或论证。墓葬礼制还具有扩大化的含义,与葬俗密切相关,但范围要小于葬俗,或者说,是强制性比较明显的葬俗。这个方面颇难加以精确说明,但面对具体的墓葬材料时却不难理解,如合葬的方式(家族合葬还是夫妇合葬、同茔异穴还是同穴合葬、分棺还是同棺合葬等)、墓室的平面形态、有棺还是无棺、棺木的形状、墓主的头向、随葬品的基本组合和陈列位置等内容,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族群往往具有各自的规定。这种规定虽无明文,但属于不成文规定,对普通民众和官员在内的所有人的约束力不亚于等级规定对官员的作用。南北朝时期墓葬等级制处于发展时期,强制性明显的葬俗对社会的影响更大,也是本书重点探讨的内容。
对南北朝墓葬礼制进行专门研究,基于以下原因:
首先,南北朝墓葬礼制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从而具有进行专门研究的价值。与三国西晋墓葬相比,东晋十六国墓葬都表现出不少不同之处;如果用南朝墓葬与东晋十六国墓葬相比,彼此不同之处就更为显著,且不少内容的差异是本质性的。具体而言,在北方地区, 北朝与十六国墓葬的差异首先表现为墓葬文化的差异,之后发展到制度层面;在南方地区,南朝墓葬自刘宋时代就迅速在制度层面体现出与东晋的不同。这种情况的发生,植根于南北朝历史与三国两晋时期的重大差别。北方地区鲜卑政权第一次将众多不同部族、不同思想的人群纳入到一个统一政权之下,使北魏墓葬礼制的发展走上一条前所未有而异彩纷呈的道路。在南方地区,庶族阶级取代贵族阶级掌握了最高权力,他们仍然需要丧葬文化作为维系人伦、巩固社会的重要手段,但要求丧葬文化更多地体现他们的思想和意志。南北朝墓葬礼制的这种特性值得专门深入研究。
其次,南北朝墓葬礼制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南北朝墓葬礼制具有相当完整的“生命史”,其萌芽、发展、完善、衰退过程都能较为清晰地被观察到。南方是庶族阶级掌握最高权力并提出自身文化要求的时代,贵族阶级只是从前台的最前面往后退,他们依然实际控制着从政治权力到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两种主要政治和文化力量的交织涵化,使南朝墓葬礼制呈现出独特的历史风貌。在北方地区,拓跋鲜卑的执政并不能带来文化上的自动提升,反而需要其与以汉文化为代表的其他民族文化、以佛教为代表的异域文化进行融合,并最终向封建化方向发展,北魏平城时代尚是多种文化融合为主旋律的时代,北魏洛阳时代伊始就进入封建化框架下发展变化的时代,墓葬材料对此有较为充分的反映,值得深入分析。
再次,对南北朝墓葬礼制进行研究能有效推动学术进步。一方面,我们看到,南北朝墓葬礼制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都产生了可观的研究成果,宏观者如《中国考古学·三国两晋南北朝卷》,微观者如《东魏、北齐墓葬的考古学研究》《西魏北周墓葬研究》等,但将南北朝合并在一起的研究至今阙如,这无疑是与南北朝墓葬礼制的价值和独特性不相符的。另一方面,考古学的研究方式和书写方式正在或已经发生了变化。以上所举成果的基本研究路径是考古材料的分区和分期,这在认识墓葬材料的时空差异时是最有效的办法,但对于墓葬礼制而言,空间差异并不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意义,基于陶瓷器差异的墓葬分期也不必然与礼制变革之间关系紧密。因此,参照考古学分区分期的研究成果,并从传统研究思路中跳出来,对墓葬礼制进行正面的、直接的研究和表述,有望推动学术进步。
最后,能够与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互鉴互惠,实现学术的共同进步。近年来,其他学科主要利用文献材料,从丧葬礼制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颇丰,如梁满仓《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吴丽娱《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吴丽娱主编《礼与中国古代社会》、高二旺《魏晋南北朝丧礼与社会》,这些研究多颇具系统性,也会涉及考古材料,但考古界缺少系统的对应性成果,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之间的呼应和差异尚未加以充分揭示,这在事实上延缓了学术共同进步的步伐,这个局面亟待改变。
综上而言,在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历史中,社会严重动荡,乃至停滞的是三国和东晋十六国时期,南北朝反而是社会相对安定并有所发展的时期,南北朝社会都发展出不同于以往的形态和特质,这促成南北朝墓葬礼制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并具备了相当完整的“生命史”。对南北朝墓葬礼制的探讨需要与之相应的研究和描述方式,利用而不满足于考古学分区分期研究,正面探讨南北朝墓葬礼制,不失为一个有益的尝试。将考古学角度下的南北朝墓葬礼制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相结合可以说是时代的要求。
二、学术史的简单回顾
学术界对墓葬礼制的关心是近十年以来的事情。之前只有为数不多的学者进行过讨论,如宿白《北魏洛阳城与北邙陵墓》一文以迁洛后北魏皇族为中心,对其在洛阳地区的墓葬区域划分状况的研究,李蔚然《南京地区六朝时期葬地的选择和排葬情况》一文对六朝建康地区墓地和墓葬排列方式的探讨,马忠理《磁县北朝墓群——东魏北齐陵墓兆域考》一文对东魏北齐陵墓区划的分析,杨泓《南北朝墓的壁画和拼镶砖画》一文对南北朝墓葬壁画布局特点和相互关系的分析,周裕兴《南京南朝墓制研究》对南京地区南朝墓葬形制和特点的讨论。那个时候学术界主要关心的是南北朝墓葬的分区分期研究,如蒋赞初对长江中下游六朝墓葬的分期研究、张小舟对中原北方十六国墓葬的研究都是当时的代表性成果。
近十年来,分期分区的研究依然不断,但突破性的结论越来越难获得。同时,像其他人文学科一样,考古学受到社会学、人类学、艺术史、技术史的影响越来越大,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论文如韩国河《东汉北魏陵寝制度特征和地位的探讨》、耿朔《南朝墓葬大型拼砌砖画的再研究——基于技术角度的考察》、徐斐宏《北朝晚期至唐初墓葬的演变》、王汉《图变今情——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印壁画研究》、张科《六朝地域社会的考古学观察——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王倩《魂兮有奉——三国两晋南北朝墓葬祭祀遗存研究》等。论著如倪润安《光宅中原——拓跋至北魏的墓葬文化与社会演进》、林圣智《图像与装饰——北朝墓葬的生死表象》、拙著《将毋同——魏晋南北朝图像与历史》等。墓葬礼制是相对比较困难的研究课题,也不是国外学者兴趣之所在,所以近十年来并无特别相关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李梅田心系学林,不辞辛苦将丁爱博《六朝文明》译为中文,还有宋馨主编的《从考古与文献看中古早期的中国北方》收录了几篇国外学者的论文。
这十年来还刊布了一些综合性的论著,其中也涉及墓葬礼制,值得加以罗列,如李梅田《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魏晋南北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三国两晋南北朝卷》,刘毅《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陵墓》对南北朝陵墓的讨论也很有参考价值。
这十年来不但刊布了一批考古报告,而且南京、大同、西安等地还将相关资料汇编成册,方便了资料的检阅。此外还有一些图录的资料价值也较高。
重要考古报告如《北周田弘墓》《北周史君墓》《安阳北朝墓葬》《卫辉大司马墓地》《北魏曹连墓石棺》《余杭小横山东晋南朝墓》《杭州余杭汉六朝墓群》《萧山溪头黄战国汉六朝墓》《大兴北程庄墓地:北魏、唐、辽、金、清代墓葬发掘报告》等。重要的资料汇编如《南京考古资料汇编》《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第三辑)》《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第四辑)》《南朝真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陕西考古发掘资料整理研究》《大同考古资料汇编》《邺城考古发现与研究》等。重要图录如《天国之享——襄阳南 朝画像砖艺术》《融合之路——拓跋鲜卑迁徙与发展历程》《熠彩千年——大同地区墓葬壁画》《壁上乾坤:山西北朝墓葬壁画艺术》等。还有一些书籍也包含有价值的资料,如《平城丝路》《北魏平城考古研究——公元五世纪中国都城的演变》《北魏平城书迹研究》《北魏平城书迹》等。
三、研究和表述方法的简单说明
本书虽然是一部以考古学性质为主的专论,但不拟采用考古学惯常的分期排队的研究和表述方式,这不仅是由于已经存在如李梅田《魏晋北朝墓葬的考古学研究》、拙著《六朝墓葬的考古学研究》以及为数可观的博硕论文,现有的分期断代结论没有发生重大改变,而且是因为本书所讨论的重点不是年代学问题而是文化现象及其与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虽然南北朝墓葬的年代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但未能解决的问题,考古类型学研究现在还无能为力,这也是本书不展开大规模分期排队的原因之一。个别材料的年代学问题,将采用单独说明的方式加以处理。这是本书研究和表述方法上需要说明的第一点。
从考古学材料提出问题,首先用考古学方法,然后再引入其他方法进行研究,这是考古学科的基本特性之一,本书对此有充分认识。但是,南北朝墓葬材料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平衡性极其突出,有些地区、有些时段没有任何考古发现,这不仅使现有材料显示的年代早晚关系可能并非实际情况,而且使各种材料之间的关联性变得不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本书将努力探索各种考古材料的内在联系,放宽研究结论,同时还将加强对历史背景的分析。因此,本书部分章节的研究和表述方式可能与常见考古论著略有不同,这是需要说明的第二点。
考古学科的另一基本特性是以对历史事实的考订为旨归,但这并不完整,这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研究和表述方式。“考古”不是一个新词,是从宋代就存在的以金石学为基础的对名物进行考订的学问,在这里,事实上的正误对错、非此即彼是基本能做到的。中国考古学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但现代考古学起源于欧美,是主要利用物质材料尝试对古代社会复原、解释的学问,这个学问不追求唯一合理的答案,而是优中选优。当代中国考古学者自觉不自觉地踯躅徘徊于唯一与多种可能性之间,这在历史时期考古学者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是因为历史记载的增多使追求真实似乎变得更有可能,可以恣意驰骋的想象空间则变得更为狭窄。本书也不能逃脱这个时代的限定性,在个别问题上会表现得迹近苛刻,如对年代和序列的讲求;在一些问题上又会做到相当的超然,如对年代与背景之间的关系。这种貌似的不一致性表面上是由于问题的性质不同引起的,此外还有学科史方面的原因。实际上,除了时间、地点、人物这些“刚性”指标外,历史事件、原因、制度和影响等方面在今天看来都具有深浅不一的主观色彩,希望一条反证材料都没有的设想已经被证明是不现实的。这导致在研究和表述上,归纳不再是包括考古学科在内的人文学科的唯一方法,适当的演绎从而被允许。本书同样也不能不受到这个时代特点的影响,这是需要说明的第三点。
还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近年来对南北朝历史正面因素和积极意义的评价不断增加,但并不能改变这样的基本事实:与其他时期相比,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黑暗的时期,南北朝都城以外地区普遍严重衰落;社会发展虽然没有停滞,但步伐并不快,且时有迂回甚至被打断,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因此,南北朝墓葬集中发现于都城地区,我们对问题的讨论也只能主要使用都城地区的材料。好在墓葬礼制与墓主身份的关联性很强,墓主身份高,墓葬的信息量会更大,但这毕竟影响了不同地域特征的讨论,所以在此特别予以说明。
基于以上四点和南北朝墓葬材料的基本状况,本书采用上下编的形式进行表述。上编是对南北朝墓葬礼制中具有时代性、普遍性意义的问题进行论述,下编是对南北朝墓葬礼制的重要问题进行个别式的集中论述,结语部分是对上下编的简略总结和引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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