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考古参评项目 | 陕西咸阳洪渎原墓葬群

发掘单位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 李明、段毅、田有前

“洪渎原”墓地

2020年6月至2021年12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底张街道和北杜街道发掘了战国、两汉、西晋、十六国、北朝、隋、唐、宋、金、明、清古墓葬3800余座，墓葬时代延续长达2200余年（图1）。

发掘地点位于汉、唐长安城北的“洪渎原”墓地，是这个时期除陪葬帝陵外等级最高的墓地，埋葬的墓主多数系皇亲国戚、高官显贵，并见诸史籍；已发掘的中大型墓葬占比大，纪年墓葬数量多，出土文物丰富。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在对洪渎原墓葬群持续近七十年的考古发掘中，涌现了一大批重要考古发现，如上官婉儿墓、薛绍墓、北周豆卢恩家族墓园、隋王韶家族墓园等。

此次发掘中，采取了片区制发掘管理方式，通过预判发掘成果和精细化发掘方式，发现了北朝隋唐中高等级墓葬的围沟、封土、石刻等地面建筑及其布局方式和发展脉络，使考古发现和发掘资料尽可能发挥整体化优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18个月的发掘中，共发现战国晚期王陵（王后陵）及其陪葬墓地1处、西汉早期墓地1处、东汉家族墓地12处、西晋家族墓地3处、十六国家族墓地3处、十六国至隋代公共墓地1处、北朝隋唐墓园77座及宋金明清平民墓葬，出土文物16000余件（组），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收获。目前发掘工作仍在持续开展。

本次考古发掘的重大价值是：

一、咸阳洪渎原墓葬是延续时间长、墓葬数量多、普遍规格高的超大型历史时期墓地，墓主是秦咸阳城、汉至北朝长安城、隋唐长安城这些中国历史上最鼎盛朝代的都城的居民，而且是等级、身份较高的居民，上述突出特征在全国范围内的古代墓地中是独一无二的。

咸阳洪渎原在战国和西汉时期流行“集中公墓”，即居民在一处大型墓地内集中安葬（图2），个别墓葬有很小的围沟兆域，并不体现家族意识。东汉、西晋、十六国时期，流行成排分布的家族墓地，即家族成员以家庭墓葬为单位有规律地集中葬于一处家族墓地内，不设围沟兆域（图3、4），相互之间以地域空间作为分隔。西蒋十六国至隋代墓地密集分布有65座墓葬，虽然没有经过集中规划，但未见打破关系（图5）。

中国考古学发展的过程中，对北朝隋唐高等级墓葬制度最初的萌芽认识，就发生在洪渎原。此次发掘中，咸阳洪渎原北朝隋唐墓葬中以墓园最具特色，目前已发现北朝隋唐墓园77座，其中有纪年的23座，显示出围沟兆域和家族墓园在北朝隋唐时期高等级墓葬中的重要地位。此次发掘掌握的北朝隋唐家族墓葬或家庭墓葬的格局分布形制资料，可以形成完整的中古时期家族墓园的发展序列和类型特征，为北朝隋唐墓葬制度的研究提供全新的视角，对于推动该时期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这些以围沟兆域为特征的墓园规划整齐、互不影响，由单人墓葬、夫妇合葬或夫妇同茔并穴合葬发展为子祔父葬，直至孙辈归葬祖茔，墓地使用时间甚至跨越历史朝代而延续数百年。这种丧葬礼制上的延续和变化，体现了古人在地下世界凝聚家族合力从而延续至现实世界的期许，是中古门阀观念的物化体现，同时也是奉亲尽孝、乡土思想、法律制度等一系列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延续。

墓园内1座墓葬的居多，单墓围沟墓园从北朝晚期延续到中晚唐，是围沟兆域墓最常见的形式。如北周宇文韪墓、北周羽真琳墓、隋修北周梁?墓、隋杨盛暨妻李氏墓、隋元景超夫妇墓、隋赵表墓、隋杨义臣墓、唐靳孩墓、唐独孤客师墓、唐窦晔墓、唐苏某妻万俟明墓、唐杨守规夫妇墓、唐张诜墓、唐窦沔墓等。有的墓葬未居于兆域内正中，可能是为合葬预留空间，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合葬。

梁?是北周敷州刺史、中部郡开国公，葬于隋开皇二年（582年），随葬北周器物（图6、7）。史书说他“莅民处政，尤以仁爱为心。不过识千余字，口占书启，辞意可观。年过六十，犹能被甲跨马，足不蹑镫。驰射弋猎，矢不虚发。”他的墓志盖上罗列了他的11个儿子和16个孙子的名字和官职（图8）。杨盛是北魏司空、襄城贞襄公杨腾元子，西魏文帝元宝炬的表弟，在北周任开府、龙州刺史、襄城县公。杨盛夫人李氏是隋德广郡公李和之女，开皇十五年（595）十月合葬于泾阳县奉贤乡洪渎川。羽真琳即高琳，赵表即赵文表，梁?即梁台，杨义臣原姓尉迟，这些武将在《周书》《北史》中都有传记。

唐独孤客师墓系5天井土洞墓，居于“凸”字形墓园中部略偏西（图9）。独孤客师是独孤罗之孙，唐任右卫翊二府中郎将。他的曾祖独孤信、祖父独孤罗、祖母贺若突厥皆葬于洪渎原，墓葬都已发掘。窦沔是豳国公窦孝谌之孙、毕国公窦希瓘之子、唐玄宗表弟，窦孝谌夫妇墓和窦希瓘墓于2009年发掘。窦沔之子窦克良尚唐代宗女寿昌公主，寿昌公主生母寿昌太仪王氏墓亦在窦沔墓左近。这种互有亲属关系、归葬祖茔且数代人物墓葬皆已发掘的例子在洪渎原不胜枚举。

墓园内外有多座家族成员墓葬，且类型丰富，是此次发掘所获的全新发现。

一般来说，墓园内并列2座同时代墓葬的，应为夫妇并穴合葬。唐康善达墓是一座带封土的5天井砖室壁画墓，位于“凸”字形围沟兆域正中。与康善达墓并列的一座5天井单室土洞墓，形制规格小于前者，时代晚约20年，推测为夫妇并穴合葬（图10）。其墓园与隋修北周梁?墓园和隋元景超夫妇墓园相邻，呈“品”字形分布，说明后代修建墓园的人能够看到他人墓园的封土和兆域（图11）。康善达任咸阳监，家住原州（今宁夏固原），是初唐时代的马政官员。据墓志记载，康父亦任牧监，家资饶富，“谷量牛马，山藏丹宝”，很可能是原州粟特人。墓道壁画所绘的驯马、牵驼者皆为胡人形象（图12、13），或许与墓主人的族属和生前生活经历有关。

墓园内有2座以上墓葬的，为子孙祔父、祖葬。如北周若口引德墓园（2座墓）、唐孙守一墓园（2座墓）、唐王弘善家族墓园（3座墓）、唐张虔威墓家族墓园（5座墓）、唐杨全节家族墓园墓（墓园内外5座墓）等。

北周若口引德墓园南北长153米，宽108米，若口引德墓居中，系2天井单室土洞墓（图14）。其西北侧另有一座规模相近的墓葬，随葬组玉佩，墓主应为男性品官。按照家族墓园中晚辈向北侧安葬的规律推断，此墓墓主应系若口引德之子。若口引德原姓寇，在西魏、北周两朝“前后征战廿八阵”，任北周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大都督、灵州刺史，封博昌县侯。若口引德墓园是继北周豆卢恩家族墓园之后考古发现的第二座北周时代的多墓葬家族墓园。

唐张虔威墓家族墓园居中的是并列的2座5天井土洞墓，共用一座封土。张虔威墓居西侧，下葬于武德九年（626），随葬器物完全是隋代风格。从墓志文叙述来看，张虔威从武德二年起一直担任中央宿卫军府长官右武候将军，可见是唐高祖李渊的亲信。墓志文专门提及张虔威之死“天子震伤，储君悼惜，赙赐之隆，有加恒数。”此“储君”即当时的太子李建成。在“玄武门之变”发生的前一年，身为高祖亲信且系太子一党的张虔威，在担任中央禁军长官的同时兼任中央财政长官太府卿，或可显示出武德末年的唐代中央剑拔弩张的政治形势。墓园内的另3座偏北分布的墓葬系盛唐时代，墓主应系张虔威子孙辈人物（图15）。张虔威墓家族墓园是首次发现的唐代多墓葬家族墓园。

杨全节是武皇后的外表兄，任太子左内率，很可能是武皇后监视太子李弘的眼线。他的两个孙女，一个嫁给唐玄宗李隆基，生了唐肃宗，被追封为元献皇后；一个嫁给唐中宗的太子李重俊，是为节愍太子妃，可见杨氏家族在唐高宗和武周朝的外戚地位。杨氏家族从北周傥城公杨绍起就葬于洪渎原，隋唐以后子孙祔葬，各自规划墓园，形成了庞大的洪渎原杨氏家族墓地，延续数百年。武则天母亲杨氏（杨全节姑母）顺陵即位于杨全节家族墓园东北2.6千米，也是杨氏在生前要求归葬其父杨达祖茔。杨全节墓园在最初是以杨全节墓为中心形成的夫妇并穴合葬墓园，南北长104.5米、宽80.5米（图16），面积约合唐代方62步，恰好对应唐开元以前四品官员的墓田面积规定；65年之后其幼子易州别驾杨知什夫妇同穴合葬于墓园内东侧；因墓园内空间有限，90年之后其孙右卫大将军杨幼玉夫妇合葬于墓园外东北35米处；119年之后，其曾孙太子典设郎杨懔夫妇合葬于墓园外东北处200米处。出土的系列墓志皆言归葬先人旧茔，且世代赠官，显示了杨氏家族数百年持续维护家族凝聚力和政治地位的努力。

还有一种非常罕见的特例——唐东阳郡主墓与其夫王千龄墓分别位于墓园内外。东阳郡主是唐玄宗废太子李瑛之女，8岁丧父，33岁才被唐代宗封为郡主，下嫁京兆府户曹参军王千龄。东阳郡主的墓园规模低于她从一品命妇的身份，只相当于四至五品官员的级别，且墓葬位置明显偏西，预留的空位很大概率是留给王千龄的（两人育有一子）。王千龄的葬礼系后妻弘农县君杨氏所安排，她可能不希望王与东阳郡主合葬，所以将王千龄墓安置在郡主墓园外以东约60米（图17），以便自己将来与丈夫合葬，但最终未能如愿。这处墓园生动地反映了唐代妇女的个人命运和家庭地位意识。

二、此次考古发掘，出土了以东汉晚期金铜佛像为代表的一系列具有极高科研价值的文物。

洪渎原墓葬成任墓地东汉晚期家族墓出土的2尊金铜佛像，是目前中国考古出土的时代最早的金铜佛像，将具有独立崇拜意义的佛像出现的历史提前了近200年，对于佛教文化的传入及中国化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图18）。

在西蒋墓地的一座高等级北魏墓中，发现了罕见的墓道北壁土雕神像，对该时期丧葬习俗、思想观念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图19）。唐杨全节墓出土的左内率铜鱼符，是他当年出入皇宫的门禁凭证，十分罕见（图20）。按照唐代制度，不刻姓名的鱼符离任需要上交，杨全节墓随葬实用鱼符可能与武则天的特殊恩宠有关。采集的1300余副墓葬人骨，可开展体质人类学、古病理学、古DNA等多学科研究。

三、此次考古发掘证明，提前规划和对发掘成果的预判，在超大规模的考古发掘项目中贯彻课题意识和片区意识，是取得重要考古收获的前提。对基本建设考古项目的课题目标设定、发掘过程管控、学术成果梳理及其经验总结，在考古学学科发展的贡献中理应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考古史上从未有过在同一墓地发掘墓葬数量如此之大、等级如此之高、延续时间如此之长的先例，今后恐怕也很难突破。由于地处京畿，洪渎原墓葬墓主身份普遍较高，代表性强，是研究中古时代墓葬制度的极佳标本，对于构建中国古代墓葬的考古学体系框架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另外，此次发掘所获丰富的资料，加之七十年以来洪渎原墓葬的考古资料的综合研究成果，其蕴含的巨大信息量足以续写半部中国史，结合传世文献记载，将极大地有助于阐发文物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科技价值和时代价值（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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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张小筑 实习编辑 | 刘婧涵

复审 | 郭晓蓉

终审 | 李 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