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乃诚：苏秉琦重建中国古史框架的努力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

苏秉琦在重建中国史前史的过程中，已经感觉到要完成这一课题的艰难程度。但是，他在重建中国史前史中吸取的经典著作的思想、明确的“文明起源”的概念，以及形成的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些新的认识，却拓宽了他的研究思路，为他重建中国古史框架铺平了道路；同时也为他构建中国国史框架模式，找到了理论依据。所以，1991年之后，他在重建中国史前史的同时，又考虑了重建中国古史框架，进而探索中国国史问题。

重建中国史前史、重建中国古史框架、构建中国国史框架模式，是苏秉琦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而发生的其学术研究的三步跳跃。这三次跳跃，使苏秉琦的学术思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一、《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与苏秉琦建立中国古史框架的尝试

从考古学角度研究中国古史，是苏秉琦晚年学术研究的主要奋斗目标，但明确提出考古学研究要直接面对中国古史，则是在他论述了重建中国史前史之后，于1991年8月18日在呼和浩特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八次年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指明的，而表明他重建中国古史框架的具体探索及获得重要进展的，则是《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

《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论述于1992年9月，并以访谈录的形式刊发于《东南文化》1993年第1期，后于1993年11月“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召开之前，苏秉琦对其进行了逐句逐字的修改。在这之前，即1992年5月，苏秉琦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八十周年题辞时，已形成了“超百万年的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这一古史框架。这一古史框架的形成，是苏秉琦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形成的新认识。所以，他于1992年8月22日在石家庄召开的第四次环渤海考古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认识，已不再是简单的‘五千年文明古国’，而是成体系的古史概念了，它标志着中国考古学发展了一大步。”这一古史框架无疑是苏秉琦在以往研究成果之上开展重建中国史前史研究的结晶。《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发展了在《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形成的有关思想，全面阐述了以史前史为主的、重建中国古史框架的学术观点。

《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首先论述了苏秉琦探索如何从考古学角度研究中国古史所走过的道路，即：20世纪五六十年代通过对仰韶文化的研究，解悟到研究“由氏族到国家”的方法；七八十年代运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剖析全国六个大区的考古学文化的渊源、特征与发展道路的差异，探索把十亿中国人民凝聚到一起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以及围绕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来解开中国超百万年以来形成的、长期起积极作用的文化传统，是如何从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从涓涓细流汇成长江大河的千古之迹。然后着重阐述了80年代后期以来他重建中国古史的框架、脉络，形成的中国国家起源发展阶段的“三部曲”的观点，并希望研究世界史的学者，以这个中国古史框架与脉络，即三部曲来研究世界古代史。所以，他说“重建中国古史，是考古学科发展的转折点，是中国历史研究的转折点，甚至也是世界史研究的转折点”。文中还论述了中国文化传统中那些长期起积极作用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气魄，如精于技艺、善于思考，兼容性和凝聚力，方块字体体现的长于形象思维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及其生命力，玉器的社会功能及其所体现的中国传统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观念，等等。并阐述了如何从世界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古史和中国古史对研究世界史的意义。

苏秉琦在《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形成的最重要的学术思想，是构建中国古史的框架、脉络，提出了中国国家起源发展阶段的三部曲和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宏观认识。

苏秉琦提出的国家起源发展阶段的三部曲，即“古国——方国——帝国”三个发展过程；他同时还将“古文化、古城、古国”概念作为从氏族到国家所经历过的发展道路。于是，他从考古学上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方国、帝国”这样一个有规律的社会历史发展框架。他还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中认识到，“秦汉后新一轮的由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建立帝国，几次重复华夏族早期从古国——方国——帝国的三部曲的翻版”这么一个既有中国特色又具有规律性的历史发展脉络。这些宏观上的精辟论述，形成了他对中国古史的一个系统的认识，即建立起了中国古史框架，阐明了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的特征。这表明苏秉琦的学术体系在此时初步形成。

二、苏秉琦在建立中国古史框架过程中对一些敏感问题的认识变化

在《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苏秉琦围绕对他的学术体系，即国家起源与发展阶段“三部曲”的阐述，对有关问题，如“上万年的文明启步”、“由氏族向国家进化的转折”、“红山文化后期的社会性质”、“陶寺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等，形成了新的认识；对辽河流域的社会发展早于中原地区的认识更加肯定；而对“方国”概念的运用更是苏秉琦在形成他的古史框架过程中的突破点。下面逐一分析苏秉琦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过程。

1.苏秉琦对“上万年的文明启步”的认识过程

“上万年的文明启步”是苏秉琦的古史框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对此认识有一个反复的过程。

这种思想最早是在1991年8月谈《文明发端 玉龙故乡——谈查海遗址》时表达的，如“查海遗址出土的十多件玉器，都是真玉，说明对玉的认识鉴别已有相当高的水平，玉的加工是高级加工，使用超越了作为工具和装饰品，而赋予社会意义，除一件玉锛以外，玦、匕都是特殊用品，成套，而且集中出土。……查海玉器已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对玉材的认识，二是对玉的专业化加工，三是对玉的专用。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分化，所以是文明起步。”苏秉琦在这里是通过对玉器的出现来考察文明起步的。

这种思想早在1991年四五月间论述《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中已经萌发，则不过那时是作为从氏族社会向国家发展的转折证据提出的。如在该文中谈“从氏族社会到国家出现的历史”时指出：“阜新查海的玉器距今8000年左右，全是真玉(软玉)，对玉料的鉴别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玉器的社会功能已超越一般装饰品，附加上社会意识，成为统治者或上层人物‘德’的象征。没有社会分工生产不出玉器，没有社会分工也不需要礼制性的玉器。因此，辽西一带的社会分化早于中原。”

苏秉琦主要通过对查海遗址距今8000年玉器的考察，针对玉器出现而提出的文明起步的思想，至1992年9月间论述《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明确提出“上万年的文明启步”概念时，根据新公布的资料，将农业的出现作为上万年文明启步的依据，此时的“上万年的文明启步”的思想是针对农业的出现而言的。如“农业的出现就是文明的根，文明的起源。这一起源可以追溯到一万年前到(一万)两千年前。证据是河北徐水南庄头发现了自一万年前至(一万)两千年前的连续的文化堆积，并测出了可信的连续的碳十四年代数据。在一万年前的遗存中已显现出石器的专业分化。这时期其他遗址(如虎头梁)的尖状器具备了多种安柄的形式，甚至连类似‘曲内’、‘直内’的石器也出现了。它们与后来‘勾兵’、‘刺兵’、铲、锄之类的金属武器、工具应具有源流关系。说明一万年前人们已掌握了对付自然的新型工具和新的技术，文明已经启步。”

苏秉琦将农业的出现、新型石工具的产生作为“上万年的文明启步”的思想，在1994年1月写《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时，即他的学术体系最终形成之际，又作了重新阐述。如他在该文中谈民族文化传统问题时概括了三项内容，其中第二项是上万年的文明启步。“‘国家大事唯祀与戎’，兵器、礼器是它们的物化标志，玉器是决不亚于青铜器的礼器。八千年前的玉器已发现多处，它们的原始应不下万年，它们的形制，有的直接延续到商周。”苏秉琦在此时是将玉器作为礼器来看待，并推测玉器起源于距今万年左右。所以，他又坚持了原来的看法，将玉器的出现作为“上万年的文明启步”。

这种认识上的反复，可能与他坚持认为辽河流域的社会发展比海河流域的早一个节拍、海河流域又比中原地区早一个节拍的思想有关。因为发现距今万年以前文化遗存的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的地理位置位于海河流域。

2.苏秉琦对“由氏族向国家进化的转折”的认识过程

苏秉琦对“由氏族向国家发展转折”的认识，是在开展重建中国史前史中提出来的，并伴随着他的学术体系的形成，对“上万年的文明启步”认识的变化，对其认识也有变化。

其最初的认识是在1991年四五月间论述《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谈从氏族社会到国家出现的历史时提出的。如“半坡、姜寨聚落可以说已达到了氏族制度发展的顶点。也正是在半坡、姜寨所处的时代发生了氏族社会的转折，即由繁荣的顶点走向衰落、解体的转折”，他还从聚落形态与埋葬制度的变化、尖底瓶应是一种祭器或礼器、彩陶无疑是社会分工的产物等角度进行了论证。

苏秉琦的这一认识，显然与1986年、1987年探索中华文明火花爆发形式的研究成果有关（注：朱乃诚：《苏秉琦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苏秉琦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之三》，《中原文物》2004年第3期。）。而至1992年9月论述《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时，明确说明距今6000年是从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如在该文中论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仰韶文化研究时指出：“我们之所以特别看重距今6000年这个界标，因为它是该区从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这并不是说距今6000年前已出现了国家，而是说氏族社会发展到鼎盛，由此转而衰落，文明因素出现，开始了文明、国家起源的新历程。距今6000年，社会生产技术有许多突破，社会一旦出现了真正的大分工，随着就会有大分化，人有了文、野、贵、贱之分。酉瓶和绘有动、植物纹样的彩陶并不是日常使用的汲水罐、盛饭盆之类，而是适应专业神职人员出现的宗教上的特需、特供。再从聚落形态上看，姜寨所揭露的那个聚落平面是属于距今6000年前的。”

苏秉琦在此时明确提出了距今6000年是从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而在该文中论述国家起源与发展阶段三部曲时，将农业的出现、新型工具的产生作为“上万年的文明启步”的前提下，又提出辽西地区从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是在距今七八千年。如他指出：“七八千年前的阜新查海和赤峰地区兴隆洼的原始文化所反映的社会发展已到了由氏族向国家进化的转折点，特别是查海、兴隆洼都发现了选用真玉精制玉器，它绝非氏族成员人人可以佩戴的一般饰物。正是在这一时代，玉被赋予社会意义，被人格化了。”

苏秉琦将辽西地区由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的时间定在距今七八千年，比中原地区的转折点早一二千年，也是出于他坚持认为辽河流域的社会发展比中原地区的早的思想有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对辽西红山文化后期的社会性质也就形成了新的认识。

3.苏秉琦对红山文化后期的社会性质认识的变化

苏秉琦对红山文化后期以“坛、庙、冢”等遗存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性质的认识，自1983年7月以来，有过多次提升。其中，在1985年10月7日论述《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一文中认为，它“是我国早到五千年前的、反映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发展已达到产生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形式”；在1986年7月前后写定的《谈“晋文化”考古》一文中认为，它“是燕山北侧史前‘北方古文化’发展到最高水平的标志(‘火花’)”；在1986年8月18日谈《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在1985年10月的认识基础之上，又多了一句“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在1986年10月5日论述《文化与文明》一文中，将它作为一种中华文明的火花；在1991年四五月间论述《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仅提到：“8000年前阜新查海玉器以及其后红山文化‘坛、庙、冢’的发现，是辽河流域前导地位最有力的证明。”至1992年9月论述《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围绕他对建立中国古史框架的阐述，将红山文化“坛、庙、冢”等遗存的文化性质确定为早期城邦式原始国家，即古国。如他在该文中论述“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时指出：燕山南北地带“五六千年间的红山文化，特别是在它的后期，社会发展上出现飞跃。证据是凌源、建平、喀左三县交界地带的坛、庙、冢和成批成套的玉质礼器，特别是那座直径60米、高7～8米，顶部有冶铜坩锅残片的‘金字塔’，以及三县交界处在方圆数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只有宗教祭祀遗址而缺乏居住遗址的情况，以及赤峰小河西发现的一平方华里的‘城址’等，都表明，不论当时有无‘城圈’，社会确已进入了早期城邦式原始国家的阶段”。这是苏秉琦首次将红山文化后期以“坛、庙、冢”等遗存为代表的文化遗存作为古国来认识。

苏秉琦对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性质认识的多次提升，最初是与他提出“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有关，而此时则是与他建立古史框架，即国家起源与发展阶段三部曲有关。

4.苏秉琦对陶寺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过程

山西襄汾陶寺文化遗存是苏秉琦晚年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对陶寺文化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是形成他学术体系的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苏秉琦晚年的许多学术活动大都是围绕陶寺文化遗存的研究而进行的。自1979年以来，他两次赴陶寺遗址考察，在近20篇论述中谈到陶寺文化遗存问题。并伴随着他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重建中国史前史和古史框架、形成学术体系的学术发展过程，他对陶寺文化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渐深化、提高的过程。

陶寺遗址，在正式发掘之前就引起了苏秉琦的关注，并在1979年春他考察陶寺遗址时，就遗址的分期、特征等问题，向发掘者做了重要提示，认为陶寺遗址不同一般。而他对陶寺文化遗存的正式论述，则是始于陶寺遗址第一阶段发掘获取重要成果之后的1985年3月6日，在“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闭幕式讲话中，提醒大家重视早于距今四千年前重要发现时谈到了陶寺。后于1985年11月7日他在侯马召开的“晋文化研究会”上谈《晋文化问题》时指出：“……从陶寺起，方进入‘晋文化’正文。它是独一无二的，是北方、中原两大文化区文化汇合点上相互撞击发生裂变形成的一颗新星。‘磬和鼓’的组合不是一般民乐器类，它们是摆在厅堂或更隆重场所，作为礼仪性质的设施，其他如朱绘龙纹盘、成套朱黑漆木器、刀俎等都如此。它们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文化发展到较高水平的产物。它们是中原夏商周古典文化出现前的一个历史时期。”又于1985年11月14、15日他第二次考察了陶寺遗址之后，在侯马作关于陶寺文化特点、资料整理与报告编写、晋南考古课题的长篇报告时指出：“陶寺遗址的发现，为中国考古学增添了重要的一页。尽管暂时还没有挖到城，还没有发现城墙或大型夯土建筑基础，我仍然认为，这里就是一处古城。道理很简单：一般的村落遗址不会有那样的墓群，达不到那样高的水平。……特磬同鼍鼓是配套的，演奏时可以和声。不能视同一般的乐器，这是陈于庙堂之上的高级乐器，庄严的礼器。普通的村庄，怎么能有这样的重器？鼍鼓、特磬的出现，突出地表明了陶寺遗址的规格和水平。”他还于1986年7月前后写定的《谈“晋文化”考古》一文中指出：“陶寺遗址的文化特征因素明显区别于山西省境内同时期其他遗址，它所反映的社会发展水平是国内其他同时期遗址所难于比拟的。”

以上是苏秉琦在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之前对陶寺文化遗存社会发展阶段(水平)的认识，主要认为陶寺是一处古城遗址，社会发展到了较高阶段，文化发展到了较高水平，但没有给予定性。而通过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他对陶寺文化遗存的认识有了明显的加深。

如他于1986年10月5日在辽宁兴城论述《文化与文明》一文中谈中华文明起源的几种形式时指出：“……晋南陶寺，时间在四五千年间，特点是大墓有成套陶礼器与成套乐器殉葬，其主要文化因素与河套、燕山以北有关，也有大汶口文化的背壶、良渚文化的刀俎，文化性质具有特殊性、独特性，是多种文化的融合产生的又一文明火花。”

又如他于1987年5月20日在山东长岛召开的“第一次环渤海考古座谈会”上讲《现阶段烟台考古》时指出：“在晋南与东南沿海、西部地区结合在一起。或者说，华山一个根，泰山一个根，北方一个根，三个根在陶寺结合，这就是五帝时代的中国，这是第一个中国，在晋南。”

还如他发表于《中国建设》1987年第9期上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一文中论及“中国——观念形态与政治实体的形成”时指出：“以晋南襄汾为中心的‘陶寺’遗址为代表的一种古文化……已具备从燕山以北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史书记载，夏代以前有尧舜禹，他们的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中国’一词的出现也正在此时，所以称舜即位要‘之(到)中国’。……由此可见，‘中国’一词最初指的是‘晋南’一块地方，即‘帝王所都’。”

以上是苏秉琦通过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形成的陶寺文化是多种文化的融合产生火花，是五帝时代的中国，是后世观念形态中具有政治实体的第一个中国的认识。在后来他开展重建中国史前史的研究中，基本保持这一看法。如他在1991年四五月间论述《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谈中华民族的形成与中国文化传统组合与重组的问题时指出：“……一系列新文化因素在距今5000～4000年间，又沿汾河南下，在晋南同来自四方(主要是东方、东南方)的其他文化再次组合，碰击出陶寺这支文明的火花，遂以《禹贡》冀州为重心奠定了‘华夏’的根基。……考古发现已日渐清晰地揭示出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为复原传说时代的历史提供了条件。”

苏秉琦对陶寺文化遗存的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在他提出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阶段三部曲、即“古国——方国——帝国”时，明显有了提升。如他在《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论述六大区系考古实践时指出：“……在距今6000年至5000年间红山文化后期的社会发展曾领先于中原及其他地区一步，率先进入古国时代，亦即产生了最早的国家和王权，我们曾称之为中华文明曙光。但在距今5000年以后，红山文化衰落了，代之而起的是河套古文化。大致在距今4500年左右，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了晋南。在中原、北方、河套地区文化以及东方、东南方古文化的交汇撞击之下，晋南兴起陶寺文化。它不仅达到了比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更高一阶段的‘方国’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

苏秉琦此时将陶寺文化定位于“方国”，是与他的学术体系初步形成、提出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阶段三部曲即“古国——方国——帝国”有关。因为，他自1979年以来，一直认为陶寺文化遗存所反映的社会发展水平是国内其他同时期遗址所难于比拟的；即使后来在辽西发现了红山文化后期“坛、庙、冢”之后，他也一直认为陶寺文化的社会比红山文化后期的社会发展水平要高一个档次。所以，当他提出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阶段三部曲，将距今6000年至5000年间红山文化后期的社会定位于古国时代时，将陶寺文化的社会定位于方国时代，从逻辑上讲是符合他当时的学术思想的。

但是，后来他于1994年1月写《中国考古文物之美序》和《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两篇短文时，又将陶寺文化的社会定位于古国时代。如：“山西襄汾陶寺相当武功(赵家来)，是迄今中原地区考古发现唯一较早近似社会分化已经达到国家(古国)规模的大遗址。”“次生型、中原，起点晚于前者。5000～4000年间，洪水期及治水事业为特征，与传说‘五帝本纪’后半的尧舜禹为其历史背景、典型遗址是山西襄汾陶寺，其他有关重要遗址是陕西武功浒西庄、赵家来等为代表(古国)。”《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一文，是苏秉琦学术体系最终形成的标志。他在此时将陶寺文化的社会从定位于方国而改定为古国，是与他一贯强调燕山南北地区的北方文化发展水平高于中原地区的思想有关；也与他此时提出国家起源发展模式的三类型，即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的观点有关。

苏秉琦对辽西地区社会发展早于中原地区的认识，是在辽西发现了红山文化后期“坛、庙、冢”等文化遗存之后、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产生的，并在重建中国史前史、重建中国古史框架的研究中加深了认识。这种认识，也是他后来提出国家起源发展模式的三类型、并将北方(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秦帝国的发展过程作为中国国家起源发展模式原生型的学术思想基础。

三、苏秉琦对“方国”概念的运用及其在他学术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

苏秉琦在《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运用“方国”概念，是此时他学术思想的一个亮点，也是他学术体系形成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从学术发展史角度分析，苏秉琦运用的“方国”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初学术界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一个成果。即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环境中产生的“方国”理论，为苏秉琦的学术体系、即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三部曲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早在1985年10月13日苏秉琦论述《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从考古学角度提出“古国”概念时，其时间概念主要是指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至秦统一之前的燕文化时期。这之后，至1992年8月他一直把“古国”概念的时间下限定至秦统一之前。但他早就注意到在秦统一之前的古国阶段，其社会发展阶段是有区别的。如他在发表于《中国建设》1987年第9期上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一文中，提出了晋南陶寺文化时期(舜)的“中国”、夏商周时期的“中国”、秦统一的“中国”这样三个时期的“中国”概念。这表明他对陶寺文化时期与夏商周时期，明显分作两个社会发展阶段。对这两个社会发展阶段，用一个什么样的词来恰当地将他们区分开，确实是苏秉琦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然而，苏秉琦在《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提出“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概念时，还提到“1985年在兴城座谈会正式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观点。后来又进而论述了由‘原始古国——方国——帝国’的理论，是中国各区系由氏族到国家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道路”。这里所说的“后来”是指的哪一篇论述呢？也许苏秉琦的一些论述还未发表。不过从已发表的苏秉琦的各种论述分析，《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是现在所知苏秉琦首次运用“方国”概念。因为，他在1991年四五月间论述《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明确指出距今5000年前后古城、古国纷纷出现时，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词，将距今四五千年间、与距今二千多年至四千年间分作两个概念明确的时期，而是在阐述中华民族的形成与中国文化传统组合与重组时，沿用以往的研究成果，将距今5000～4000年作为“共识的中国(即相当于龙山时代或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广大黄河、长江流域文化的交流、各大文化区系间的彼此认同)”，将夏商周时期作为“理想的中国(三代的政治文化上的重组)”，将秦汉帝国作为“现实的中国”。这说明，如何用一个恰当的学术名词区分距今5000年至秦统一之前的这个“古国”的发展阶段，是苏秉琦阐述由氏族到国家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环节。

恰在此时，即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热潮中，提出了“方国文明”概念，这为苏秉琦建立他的学术体系创造了条件。

“方国”概念，在中国先秦史研究中、尤其是在商周史研究中，早已应用，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也早就提出。但在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应用“方国文明”概念以表明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的特点，则始见于1991年。如佟柱臣在《考古》1991年第11期上发表的《中国夏商王国文明与方国文明试论》一文正式论述了“方国文明”一词，他指出：“方国为王畿以外之余国，夏朝、商朝均有方国”，并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方国。他对王国与方国的论述，于1991年10月12日在山东济南召开的“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又作了进一步的论述。提出：王国文明有起源问题，方国文明亦有起源问题；方国文明赖王国文明以促进，王国文明赖方国文明而璀璨，这应是中国文明起源的特点；只有王国文明与方国文明结合在一起去探索，才能找到中国文明起源的实际（注：佟柱臣：《中国文明起源的诸问题》，《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

佟柱臣提出“方国文明”的概念，是相对于夏商“王国文明”而言的，并指明了各方国文明都有各自的起源问题。而1991年11月27日至30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召开的“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上，任式楠提出了新的“方国文明”的概念，他在论述良渚文化中、晚期遗存当已进入方国文明时代时指出：“《史记》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反映存在‘邦国’、‘方国’的史实。这种方国文明应是中国文明时代始创期的普遍形式。”（注：《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纪要》，《考古》1992年第6期。）任式楠运用的“方国文明”概念，应是指夏商以前龙山时代的社会形态，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

佟柱臣与任式楠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对“方国文明”一词的运用，对苏秉琦的学术探索，应是具有启迪意义的，为解开他长期没有一个恰当的词语来区分距今5000年至秦统一之前这段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困惑，创造了条件。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这样一个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阶段三部曲的概念。

其实，石兴邦早就提出“方国”概念，并作为指称龙山时代社会发展状态的一个词语。如1983年，石兴邦提出：“我称夏以前的形成中的国家，即部落方国时代为前王朝时期。”（注：石兴邦：《从考古学文化探讨我国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问题——纪念摩尔根逝世一百周年》，《史前研究》1983年第1期。）1988年，他再次提出龙山文化时期形成了许多准国家前的氏族部落方国，如中原地区的陶寺—东下冯文化、王湾类型文化、大寒—后冈类型文化、王油坊类型文化，长江中游和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下王岗—青龙泉文化、季家湖—桂花树类型文化、尧家林—舵上坪类型文化、岱子坪类型文化、山背文化、薛家岗文化等（注：石兴邦、周星：《试论尧、舜、禹对苗蛮的战争——我国国家形成过程史的考察》，《史前研究》1988年辑刊。）。后来他一直认为龙山文化时期的特点是部落方国林立（注：石兴邦：《中国文化与文明发展和形成史的考古学探讨》，《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年。）。只不过石兴邦的这些极富开拓性的认识，没有及时引起苏秉琦的关注。

与佟柱臣运用的“方国文明”相对于夏商“王国文明”的概念不同，也与任式楠运用的“方国文明”指夏商之前龙山时代的社会发展阶段概念不同，苏秉琦运用的“方国”概念，主要是指夏商周时期的这一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如他指出：“由早期古国在4000年前发展为方国，在2000年前汇入了多源一统的中华帝国这一国家早期发展的‘三部曲’，是最具典型意义的中国的国家发展道路，是我们要特别予以关注的课题。”并认为：“秦始皇所设诸郡，都是以各方国及方国内原有的小国为基础的。”这说明苏秉琦将“方国”一词赋予了全新的概念。

苏秉琦运用的“方国”概念，宏观上将它作为中国历史发展一阶段的一个名词，即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由古国阶段发展至方国阶段，由方国阶段发展至帝国阶段，方国阶段相当于夏商周时期，微观上又将它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社会发展程度的称呼，如他以燕山地区为例，阐述“古国——方国——帝国”发展过程时指出：“……英金河沿岸的链条式石垒城堡带，就像汉代烽燧遗址一样，串连起来就起到了‘长城’的作用。城堡链以内是需要保卫的‘我方’，城堡链以外则是要抵御的‘敌方’。这个‘我方’绝不是单个城邦式的早期国家，而是凌驾于若干早期国家之上称霸一方的‘方国’，是曾盛极一时、能与夏王国为伍的大国。也许就是商人所说的‘燕亳’……召公带来了周王朝的文明因素，与当地‘燕亳’的土著文明社会结合的燕国文明——一种更成熟的方国文明。”

苏秉琦对“方国”一词的应用及所赋予的概念，使他对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的认识及其表达方式，初步形成了一个自己的学术体系。并由此对他长期探索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的认识，也更加成熟。这种认识在他后来刊发于《中国文物报》1992年12月27日上的《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纪念北京大学创设考古专业四十年》一文中概括为：“‘古国’阶段为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奠基。距今四、五千年间最为明显。‘方国’阶段是夷夏关系互为消长的时期。而最后终于达到多元一体格局相对稳定的共处关系。‘中华一统’阶段，把前段格局在政治上巩固下来，并不断得到加强。”

“方国”概念的运用，是苏秉琦重建中国古史框架中得意的一笔。

来源：《中原文物》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