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谦:考古的初心是“修国史”
什么是“人类文明”?怎么才算出现了国家?中华文明从何开始?中国现代考古学已经走过百年时间,在一代又一代考古人的努力下,这些问号正在被一一解开。
如果说考古是探索文明的一盏明灯,考古人李伯谦就是行走其间、承上启下的“提灯者”。从学生时代确定“修国史”的考古初心,到提出中国考古学的基本方法之一“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再到主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工作,在过去60多年间,李伯谦始终坚持从田野间挖掘中国文明的起源,而今已年近八旬的他依然活跃在考古一线,梳理着中华文明的源流和脉络。

“文明探源是民族自信的源泉,”李伯谦认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需要自己实实在在的历史,“把它弄清楚,才能有历史自信心。”
1956年,李伯谦考入北大考古专业。在读书时,他就参与了周口店的考古和发掘工作,并得到了郭沫若、裴文中、贾兰坡等人的关注。但彼时,考古学在国内还实实在在是个“冷门”学科。
“考古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当时争论很大。”苏秉琦教授讲课时的一番话让李伯谦记忆犹新。“他说,学考古初心是什么?初心就是修国史,修理的‘修’,就是要把中国的历史弄清楚。中国这么大地方,人口又这么多,要把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梳理清楚不容易。”
上世纪70年代,苏秉琦交给李伯谦一个任务,让他带领学生参加江西吴城遗址的发掘。这是长江以南地区发现的第一个青铜文化遗址,李伯谦将其命名为“吴城文化”。
“首先是它的时间早,相当于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商代、西周。然后东西很奇特,既有南方的印纹陶,又有北方的特点。当地发掘的最小的那个遗址叫吴城,我们就以此命名,叫‘吴城文化’。”
“吴城文化”的概念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也给李伯谦带来了极大的信心,“考古只要走出去、只要动手、动脑子,就能有新的建设。”而李伯谦提出的、运用到吴城文化、二里头遗址、殷墟遗址等多个遗存研究中的“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也成为了中国考古学的基本方法之一。
“中国文明的起源不能是空口说白话,必须是要走到田野中亲自挖出来。从文化因素分析,确定它的时代、性质、特点,最后综合起来再分析它。”李伯谦认为,只有经过了这个过程,我们才能知道我们的历史怎么来的,“原来中国这么强大,有这么悠久的历史,有了自信心,才能激发我们的创造性。”
多年来,李伯谦不断思考探索,以考古构建囊括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大历史。

2022年7月29日,由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新书在北京发布。时隔二十多年,李伯谦等考古学家依然不间断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在古老迷雾中,划下明亮金线。
作为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表示,新书中最大的不同是全方位的表现出中国的考古学是多学科联合攻关,“现代科技也用得上了,古代文献也有了,考古也有了,古文字也有了,它对于我们得出的成果做了实事求是的进一步的说明。”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过程中西方社会曾有质疑,其中在2000年发布简版报告时,《纽约时报》发表了《中国:古老历史引发现代质疑》。
对此李伯谦认为,要从两方面看待质疑。“从好的方面来讲,促使我们认真地进行研究,不断地解答我们不知道的问题;另外一方面也看得出来,有一些人是心怀不满,想看你的笑话。我觉得都可以理解。我们需要把每一个结论怎么得来的原原本本讲清楚,所以我们又做了20来年。”
“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对于自己民族的历史,国家的历史都要有心绪,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追溯到我们的祖先怎么来的,我们的国家怎么来的,这样子才能把历史延长。如果连这都不知道,那还谈什么今后的发展呢?没有考古什么都不敢说。”
什么叫做文明、什么叫做国家,学术上有不同的意见。“现在对古代文明的发展,分了古国、王国、帝国。古国阶段被认为是从原始时代刚刚有贫富分化、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有的可能有文字,有的可能就没有,有了文字也不完全,比如说最初是刻划符号,慢慢才变成文字。”李伯谦称不一定说什么都有了才能证明它是文明,其实绝大多数地方也并不是只用文字、青铜器和城市这三个传统要素作为文明认定的标准。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认为首先是要从它的社会状况是不是出现了贫富分化,有没有高低之分,有没有宫殿、大型建筑,如果有了这些,说明它已经有了分化,有了等级的区别,这样的话才是有了文明的迹象。”实际上,中国考古学对文明认定的标准打破了西方考古学的一些基本标准。李伯谦称,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的方法是实事求是、是正确的。
2000年,李伯谦开始主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到目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经进行到第五期。李伯谦称这个工程的最终目的是希望进一步构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发展过程,“如何发展,如何相互影响、传承借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把这个过程弄得清楚,是有可能的。”
“世界万物都有根,一个民族有没有根呢?有,你得找,如果找到那个根再往前追溯,得把历史发展的线索弄清楚了。”李伯谦称,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需要自己实实在在的历史,“把它弄清楚,才能有历史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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