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十佳图书编辑说 |《纸上吉金——钟鼎彝器善本过眼录》出版述要

2020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推介活动将10种十佳图书、10种优秀图书呈现在读者面前，它们以高质量的内容和形式，反映出我国文化遗产学术研究的杰出成果，展示着欣欣向荣的文博行业风采，也启示着文化遗产图书的未来发展方向。我们向这些入选图书的图书编辑约稿，从编辑的角度，还原出图书的策划、编辑和制作过程，以飨读者。

2020年出版的《纸上吉金——钟鼎彝器善本过眼录》相较于2016年出版的《纸上金石——小品善拓过眼录》，一为青铜重器，一为金石小品拓本的整理汇编，二书有品类之分，而无内涵之别，出版后被视为“金石双楫”，两书也分别入选了2020年度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2016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

纸上吉金：钟鼎彝器善本过眼录（全三册）

编著：仲威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10月

定价：1800元

金石学即考古学的前身，其中的“金”即指青铜器，“石”是指石刻，由于器物不便于搬运，对铭文和器形的拓本便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研究资料。加之有些青铜器、石刻已经损毁，拓本便成为第一手材料。

传拓技术，在唐代以前就已经被掌握，并将之用来复制碑帖。到了宋代，又赋予传拓以学术内涵。“纸寿千年，墨润万变”，金石的铭文和器形依靠纸墨传拓之后，进入了文人的书斋。文人们研究之后，系以题跋，追加了拓片深厚的学术价值，金石学由是而建立，同时也使得传拓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

金石学虽然始于宋代，但目前从海内外博物馆收藏的钟鼎彝器来看，宋代流传至今的“传世器”数量很少，绝大部分是清代乾嘉以后陆续出土发现的，乾嘉时期，也正值金石学再度兴起，逐渐流行传拓“吉金”铭文拓片，到道光年间，又发明创造了“全形拓”，以传拓加手绘的技术，勾勒出钟鼎彝器的原形，并伴随照相术的发明、引进、发展、普及，带动了“全形拓”技术手段的日臻完善。本书也正是这一时期全形拓善本的代表作。

作者仲威先生任职于上海图书馆古籍部，自1995年开始整理馆藏碑帖拓片。2010年，当馆藏20余万件的碑帖拓片整理完毕后，很多师友都劝他在碑帖版本学研究后，继续开展碑帖文献学方面的研究。但是，他经过慎重考虑，还是决定对金文拓片的整理与研究。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上海图书馆金文与钟鼎彝器全形拓的初步编目工作。

过眼馆藏近千件的全形拓拓本，仲威先生对全形拓的价值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和遴选原则，精选出260余件钟鼎彝器全形拓本，并进行整理、释读、考证，汇编成《纸上吉金——钟鼎彝器善本过眼录》一书，浓缩性地将全形拓的文化价值深入且多角度地呈现给读者。

本书收录的全形拓器型丰富，拓本多样。这些拓本涉及的器型按照功能可分为乐器、食器、酒器、水器四大类，乐器再细分为钟、鎛、句鑃；食器细分为鼎、鬲、甗、簋、簠、豆；酒器细分为爵、角、觚、觯、尊、壶、卣、罍；水器细分为盘、盉、匜。每个类目下是不同的器物，器物下是不同的拓本。比如钟有郑邢叔钟、兮仲钟、子璋钟、士父钟、虢叔旅钟等15种，虢叔旅钟又有甲乙丁己四器，每种器下又有多种拓本，如虢叔旅钟甲就有王仁俊跋本、杨铎藏本、金邠跋本等等。

仲威先生认为拓本的珍贵固然与拓器物的文物珍贵程度、器物铸刻铭文字数的多寡、原器是否已毁佚这些因素相关，但是名家题跋所赋予的人文价值才是“吉金”全形拓的亮点。“名家题跋内容大多围绕经史、小学、义例展开阐发，考其时代，述其制度，释其文字，为“证经订史”服务，……证经典之同异、正诸史之谬误、补载籍之缺佚……”因此作者在选择拓本的时候，以金石学研究即著录、摹写、考释、评述四端为考量，将题跋内容作为重要的选择标准。在此基础上，本书力求“存其目，录其文，图其形，述其史”。

书中收录的邾公华钟拓本，是桂馥跋本。此拓为邾公华钟之初拓本。乾隆末年，为庄宇逵（达甫）收藏，钟甬两侧，存乾隆五十五年（1790）桂馥题记，桂馥（1736-1805），字未谷。清代学者、文字学家。桂馥和段玉裁同时治《说文》，人称“南段北桂”，撰《说文解字义证》五十卷，誉为“清代说文四大家”之一。

钟拓底部，存江德量按语。江德量（1752-1793），字成嘉，号量殊、秋史。精小学，好金石，尤其在古钱币释文方面颇有建树，著有《钱谱》《古泉志》等。 江德量按语后接孙星衍、胡唐题识。孙星衍（1753-1818）字渊如，号伯渊，别署芳茂山人、微隐。乾嘉学派的重要人物，精研经史、文字、音训、诸子百家，著有《周易集解》《寰宇访碑录》《芳茂山人诗录》等。胡唐（1759-1826）又名长庚 ，字子西， 号西甫、城东老人、木雁居士，安徽歙县人。金石学者，精于古文字学。

道光年间，此拓本转归程文荣（兰川）收藏。程文荣（？-1853），字鱼石，号兰川、南村。清道光、咸丰间金石学家。著有《嘉兴府金石志》《江宁金石志补》《钟鼎校误》《绛帖考》《南村帖考》等。

拓片左侧，存道光二十八年（1848）戴熙题记。戴熙（1801-1860），字醇士，号榆庵、鹿床、井东居士。工诗书，善绘事，与汤贻汾齐名，并称“汤戴”。

卷轴顶部，存何绍基题记。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猿叟。清代诗人、学者、书法家。著有《惜道味斋经说》《东洲草堂诗·文钞》《说文段注驳正》等。何绍基在题记中推断此钟为“秦武公钟”。

从此拓本的题跋者可见，这是一场金石学家跨时空的汇聚，题跋内容涉及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古文献学、古器物鉴定学等多个方面。

全形拓的拓工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但也不乏名手。早期传拓往往是藏家和文化人亲自动手，也有的藏家有相对固定传拓者，如程木庵藏器，大多出自六舟，吴云藏器一般出自李锦鸿和张玉芹，费念慈藏器多出自王同愈，端方藏器出自黄少穆，李国森藏器出自王秀仁等等。《纸上吉金》中可见有王秀仁拓本、陈介祺拓本、黄廷荣拓本、王同愈拓本、汪鋆拓本、六舟拓本、陆树声拓本、李锦鸿拓本、周希丁拓本、戴彦生拓本、林福昌拓本，展示了不同的全形拓风貌。

本书所录子鼎拓本为汪鋆手拓，钤有“砚山手拓”。子鼎，旧称“子刄鼎”，商代晚期器，汪鋆旧藏，今已不知下落。汪鋆，字砚山，亦作研山。工诗文，精金石考证，善山水花卉。著有《扬州画苑录》《十二砚斋随笔》等。

此本虽拓工不精熟，然出于器物藏家、金石名家之手，亦极为难得。卷轴顶部，有汪鋆题记，亦可见其深厚学养。

周子刄鼎。

右鼎以建初尺度之，高九寸，径八寸七分，足高四寸，两耳高二寸，准永元权重十一斤有奇。铭五字：“子刄鼎铭彝”，“刄”说文作“刃”，刀坚也，象刀有刃之形。薛书载“子孙父丁鼎二”，前上一字作持刀之状者，孙也，其与子执弓，子执戈之义同，又云：凡祭享之器，著云刀戈戟者，盖铭其有武功也。此铭子刄之义，当以此下一盟字，或如襄公九年子驷之要盟，抑即哀公九年吴之寻盟会盟之际，不尽玉帛率皆有武意存乎其间，故曰子刄鼎盟彝，商尚质凡物皆象形，而兹鼎文之以篆所以知为器无疑。汪鋆释并媵之小诗。

汾阴得鼎祥纪年，铜花飞出供吉蠲。

不必敞辨宪拜手，蔚为美瑞隆豆边。

铭著于史焕万古，丕显休命天子前。

富有四海且为宝，矧乃古物归青毡。

细加谛释证蝌蚪，侥幸五字能识全。

不外商家象形义，似为铭武戈止鋋。

一刄一盟详叔重，说文参校非茫然。

雷回匼币在鼎口，跗萼衔结蝉相映。

色黝光閟气特古，□比清绿泄外缘。

订为周器以篆势，尚功积古同征焉。

暮龄得此自为寿，吉金焜耀光高悬。

奇物到手若天锡，渴怀我慰言难宣。

合似梁石鹤铭字，贯虹直似至来颠。

平生金石抱痼癖，不贪早令□银捐。

摩挲且喜自忘老，会教终日参铜仙。

此外拓本并存光绪五年至八年（1879-1882）名家题记观款数则。

拓片正上方，有光绪八年（1882）凌霞题记。凌霞(1820～1890)，一名瑕，字子兴，号病鹤、乐石野叟。通金石文字之学。与杨岘、陆心源、施补华等人称“苕上七子”。

全形拓左侧，有陆增祥题记。陆增祥(1816-1882)，字魁仲，号星农、莘农，江苏太仓人。精金石学，著有《八琼室金石补正》。

卷轴中部两侧，有观款数则：“忍斋方濬颐关于栖云山馆。”“阮恩高观于隋文选楼。”方浚颐 (1815-1888)，字子箴，号梦园、忍斋。著有《二知轩诗文集》《忍斋诗文集》。阮恩高（1831-1890），字景岑，又字沂农。阮元之孙。精文字学，善篆隶，能篆刻，工钟鼎全形拓。

卷轴下部，另有观款数则：“光绪五年（1879）十一月廿八日，盖平姚正镛观于扬州寓居。”“己卯（1879）十月杪张丙炎观，信为眼福。”“己卯仲冬甘泉黄锡禧观。”“己卯仲冬李翰华观。”

通过以上两例则可窥一斑而知全豹，《纸上吉金——钟鼎彝器善本过眼录》为我们全景式地展现了全形拓从出现、发展、鼎盛、衰微的全过程，是晚清至民国时期金石学的发展和活跃在同时期的金石师友圈的一个缩影。

作者：张玮

作者单位：文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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