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东 | 学问之道：前扶后携 砥砺前行

今夏非常荣幸地得到了李晓东先生赠送的《李晓东文物论著全集》，今秋又喜获彭蕾女士赠送她编写的《李晓东文物考古六十年纪念集》，不胜感激。

前者皇皇巨著6卷本，那是先生从业六十年来孜孜不倦刻苦工作的写照，也是他亲历过的重要文物工作的记录和思考，甚至还可以从中感受到我国文物工作在这六十年中走过的一些重要历程。后者收录了不少文博考古大家以及同道中人为先生著述所撰写的序跋、书评和回忆文章，如谢辰生、张文彬、郑欣淼、金冲及、马自树等先生撰写的序跋，苏秉琦、李学勤、黄景略、李伯谦、史树青、孙机等先生撰写的书评，书中还记录了不少史料，如马自树先生《序》中所言“更具有学术内涵”，对后人研究文物保护史、学科史也都具有重要意义。于我而言，两书相伴阅读，能更好地感受先生在行业里的深耕细耘，也能情真意切地感受到文博考古人之间的相互扶携、互相砥砺。

《李晓东文物论著全集》

作者：李晓东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8月

定价：1480元

《李晓东文物考古六十年纪念集：序跋·书评·记忆》

编者：彭蕾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7月

定价：152元

李晓东先生是长期辛勤耕耘在文物行业的老前辈，对于我们晚辈而言，能够有缘结识他那是“入行”过程中的莫大荣幸。他是一位非常热情的学术导师，每次联系，他几乎都是开门见山地就问，最近都在开展什么课题，关注哪方面的内容？听完之后，他便将所知所思，一一道来，让人如沐春风，收获多多。他广博的观察和思考，为我打开了更为广阔的行业之门。今借阅读先生赠书之际，略书几点感受：

其一，重视文物保护相关史料的记录和历史研究，其叙述和研究从而也有了一定的“历史感”。

阅读先生的文章，很明显的一点感受就是，不论叙述主题或大或小，他多会溯本清源，厘清脉络，并旁及到关联密切的内容，包括缘起、流变以及相关人事要素，这样就能够让人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让读者能够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中去感知相关主题及其演变。先生围绕“文物工作”开展的相关历史研究工作，涉及到关于文物及其保护的认知史、发展史、管理史、法律史等诸多方面，比如《民国文物法规史评》、《新中国文物保护史记忆》（2016年）等；即使一些“小文章”，也会结合具体对象，进行重要史实的考证和内涵价值的挖掘，诸如关于明代《地震碑》的书写等。

我想这样的风格与文物资源及其工作本身的性质是密切关联的。首先，就文物资源来讲，文物是人类创造、与人类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遗迹遗物，只有了解其历史背景和渊源，才能更好地理解其内涵价值和发展演变。另外，就文物工作来讲，也并非无源之水，而是在已有基础上一点点积累扩展起来的。那么，要想更好地了解和认识文物及其工作的性质和特点，更好地总结经验和开拓创新，对其相关历史文化环境以及学术史、行业史的了解那就是非常必要的了。

李晓东先生曾经对我讲，你们年轻人应该多了解自己所从事的行业本身的发展史，要重视“文物”相关的历史研究，否则容易糊涂，会缺少坚实的基础；我看有些文章，概念不清，前后不连贯，都是问题。记得十年前我在参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大遗址保护行动跟踪研究”之时，前去拜访先生，他就非常郑重地对我说，大遗址保护并不是现在才有的，既然是“跟踪研究”，那一定也要了解过去关于大遗址的认知以及保护行动。他本人撰写的《大型古遗址保护的开创阶段》《1964年“大型古遗址保护工作座谈会”述略》等文，一下子也拉长了我的视角。在先生的引领下，我还有缘拜访了文博界的元老谢辰生先生。谢老回忆过往，感怀当下，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做了讲述。访谈之文《忆往抚今 心系大遗址保护——谢辰生先生访谈录》，随后及时发表在《中国文物报》，后来也收录到《新中国文物保护史记忆》（2016年）一书之中。

在就近的一次访谈中，先生还对我说，在当前重视“四史”学习的过程中我们行业应该加强行业史的学习，一方面如果自觉地结合行业史，则能够更为丰富地体会和理解党史、国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史以及对行业发展方方面面的影响；另一方面“四史”的学习，也能够深化对行业史和学术史的认知，更好地了解本行业在社会发展中应有的位置，更好地定位，更好地谋划，更好地担当。为此，他还建议，借助中央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文博行业应该尽早谋划系统收集相关史料，并感慨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一定要好好珍惜！

其二，立足基础工作，深化理论思考和学科构建。

先生自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从事文物考古和保护管理工作，60年的从业经历中，见多识广，经验丰富。难能可贵的，他一直保持着勤做记录的好习惯，积攒了一摞又一摞整整齐齐的笔记，而且不断总结思考，笔耕不辍，从而有大量的文章发表，著述问世。他基于丰富的学识和文物保护管理经验，总结出版了《文物保护管理概要》，撰写第一版《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文物管理相关条目和释文；基于多次参与《文物保护法》修订以及《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初稿起草，完成了《文物保护法概论》、《文物与法律研究》等，并组织选编文化遗产相关的国际重要法律文件，如《国际保护文化遗产法律文件选编》（1993年）《外国保护文化遗产法律文件选编》（1995年）；担任《中国文物地图集》编辑委员会委员，撰写《中国文物地图集编制细则》等。这些工作，都是非常基础又非常重要的，费时费力，却能为他人提供学习和进步的基础。

不但如此，李老师心中还有更为宏大的梦想，那就是他长期致力于构建“文物学”的思考。从宏大到细微，结合工作不断思索，日积月累，终成体系化的思考，先后编著出版《中国文物学概论》（1990年）和《文物学》（2005年）。此书多次印刷，成为一些高校文博专业的教材，广泛传播。其前瞻性、系统性得到了谢辰生等先生的好评，被认为是“开创了文物学研究的先声”（黄景略）、“对这个问题的全面、系统而明确的回答”（孙机）、“具有筚路蓝缕之功”（郑欣淼）、“彰显奠基性工程的文物学著作”（葛承雍），凡此等等，都说明先生的努力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认可。当然，成果虽丰，过程不易，读先生《文物学》前言，可知他关于学科问题的思考始于1970年代末，前后收集资料长达数十年，并与很多专家学者讨论，进而不断自成体系，日臻完善。

学科建设，是一门学问或者说一个行业能够安身立命的基础。清晰地认知所从事学术和行业的核心内容、内涵外延，能够更好地指导思考的提升和工作的精进。否则，就事论事，就工作谈工作，往往只能是行一时一事，从理论到实践都难以有深厚的根基和长远的谋划。当然，学科体系的构思和发展的思考，也是极为艰难的，需要一代接力一代，不断地推进。诚如先生所言，“文物学的理论和方法，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存在凝固不变的模式。随着文物学理论和方法的不断深入，以及其他学科新的研究成果的引入，文物学的理论和方法也应该不断充实和丰富自己的内容，完善文物学的结构和体系”。

国务院近期公布的《“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文物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促进系统集成”；“要梳理文物领域学科框架，完善文物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加强文物科学与技术相关学科建设，开展文物科技创新研究”。这是国务院文件中第一次提出文物学科构建的问题，可见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李晓东先生等前辈作为“先行者”，已经为我们打下了极好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更加深入的思考、阐释和构建还有待于当下和未来学人的努力。

其三，学以致用，用中深思，理论思考与工作实践互相推进。

文物工作既涉及到学术理论研究，也必须要直面具体的工作实践。李晓东先生在60年的职业生涯中，亲历考古工作、古建维修、遗址保护、文物管理等实践工作。正是立足于切实的一线工作，他关注问题广泛，既有点上的深入，又有面上的关联。工作实践与理论探索，相互对照，相互推进，进而激发了更为丰富的思考和源源不断地书写。无论是他关于“文物”特性的分析还是文物学体系的构思，无论是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编纂和文物保护法修订等基础性工作，还是关于文物管理工作的宏观思考，都是来源于实际工作的需要和理论探索的相互促进。在此基础上，便有了以上著述以及《文物保护理论与方法》（2012）《中国特色文物保护利用之路》（2020）等丰硕的成果。6卷本《李晓东文物论著全集》（2020年）的集结问世，更是他一生孜孜不倦勤奋耕耘的结晶和见证。诚如责任编辑周成先生所言，全集的出版“这是李晓东先生对他钟情的中国文物事业的最好奉献，也是国内外文博界值得关注与珍藏的有关于他的理论创新成果系统集成，更是全国文博与考古学者及从业人员学习文物法规与行业准则的全面而实用的工作指南”，深以为然！

掩卷而思，受益良多。皇皇巨著的背后，是一个人经年累月耐得住寂寞、苦苦求索的坚持，是他对文物工作的热爱和执着。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文物工作，必将会有更多的青年才俊投入文物工作中来。前辈们的著述，是年轻人能够尽快了解行业性质更好投身于工作的“基石”，也是能够得到提升和进步的“阶梯”。只有在前人的学术积累中，才能看到更为广阔的天地，也才能够看到更多未知的领域和需要拓展的方向。

（作者：赵夏）

（作者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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