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婷：方寸之间——票证里的衣食住行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了许多百姓生活曾经离不开的票证。这些方寸大小、各式各样的票证，包括粮票、油票、布票、盐票、肥皂票、自行车票、工业券、居民购货证，等等，现在的许多人从未见过，更别说使用了。但是对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这些票证充满了他们对那段物资匮乏岁月的回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几十年生活变迁的见证。

票证制度的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市场商品供应严重不足。1950年2月，政务院出台《全国各级人民政府1950年度暂行供给标准草案》，随即开始印发新的粮秣票（包括大米票、柴票、马料票、马草票），供政府部门和军队使用。1952年，全国工农业产值和主要产品产量都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最高水平，但是人口的增加以及人民粮食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使生活用粮和工业用粮的数量都有很大增长，再加上部分粮商囤积居奇等原因，粮食购销矛盾在1952年下半年已经凸显出来，加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到1953年下半年，粮食购销矛盾已十分尖锐。

为保证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国家决定实行统购统销政策。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这一决议是根据陈云同志的意见，由邓小平同志起草的。其中，“计划收购”被简称为“统购”，“计划供应”被简称为“统销”，并规定四项基本政策：在农村向余粮户实行计划收购（简称“统购”）；对城市人民和农村缺粮人民，实行计划供应（简称“统销”）；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对私营粮食工商业严格管制，严禁自由经营粮食；由中央统一管理，中央和地方分工负责。

1953年11月19日，政务院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规定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实施后粮食的供应方式：对机关、团体、学校、企业等的人员，可通过其组织进行供应；对一般市民，可发给购粮证，凭证购买，或暂凭户口簿购买。同日通过的《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农民的余粮可以售给国家粮食部门和合作社，或至国家粮食市场进行交易，并可在农村间进行少量的互通有无的交易。当时政府干部下乡吃饭，一般使用米票或吃粮证明。

刚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时，统购方面管理严格，而统销方面管理较为宽松。凭证买粮开始实行的时候，由居民自订用粮计划报有关部门审批，有的居民重复购买，套购国家粮食，还有一些城市对居民粮食供应几乎没有限制和管理，导致全国粮食销量不正常地上升，许多农村出现了要求供应粮食的现象。

针对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一些不完善之处，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又发布《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办法》和《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规定对各类粮食供应对象实行凭票证定量供应，在农村实行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同年9月5日，粮食部发布《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使用暂行办法》，从此，粮食方面的票证逐步覆盖了整个社会生活。

从1955年到1993年近四十年的岁月里，光有钱而没有票证，许多吃的用的是买不到的。由于物资短缺，许多消费品凭票证限量、限时、定点供应，过时作废，甚至卖完了也作废。老百姓要随时准备去商店排队，粮票还得和购粮本一起使用，以免有人假冒。那时，走在街道上，经常可以看到商店门口蜿蜒数十米的排队购物长龙。

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以后，中央又根据计划经济建设的需要，实行了棉花的统购和棉布、食用油等商品的统购统销。1954年，大中城市开始实行食油计划供应。同年，棉布实行凭票供应，同时发放线票、棉絮票。

实行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弊端，但总体来说，在50年代初期是一个适应国情的积极举措。后来，统购统销的范围又继续扩大到棉花和食用油等。这一政策取消了原有的农业产品自由市场，初期有稳定粮价和保障供应的作用。对城乡居民吃、穿、用等方面的生活必需品，实行计划供应，按人口定量发行粮票、布票、肉票等专用购买凭证，这些凭证统称为“票证”。

其实中国并不是最早采用凭票供应政策的国家。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局不稳、内战不断、商品缺乏，就采取了商品的有计划分配，发放各种商品票证，如最早出现在1916年的鞋票。在二战时期，美国也曾由于商品供应紧张发放各种商品票证，这其中就含有粮票性质的票证。

票证的种类

我国最早实行凭票证供应的是粮食。从1955年我国发行第一套全国粮票开始，中国老百姓进入了漫长的“票证时代”。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粮票与现金可以相提并论，在困难时期，其价值甚至高于现金。从1958年到1959年，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开始对肥皂、碱面、鸡蛋、鱼、糕点、香烟、自行车、手表、毛衣等商品采取计划供应，凭票证购买。大到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小到食油、白糖、鸡蛋和各种肉类都凭票证购买，连买白菜都要白菜票，不要票的只有萝卜和水。在各种各样的票证中，粮票是第一位的，正是粮票的发行揭开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大幕。直到1993年国家发布通知停止粮票流通，粮票才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在近四十年间，我国各地发行的各种粮票、布票、肉票等达上百万种之多，仅粮票就有上万种。全国2500多个市县，以及一些镇、乡都分别发放了各种粮票。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生活中某种物品紧缺，与之对应的就有某种票证，各式各样的票证成为了老百姓生活的基本保障。

在那个经济短缺的年代，人们，尤其是小孩子，最盼望的就是过年。笔者记得小时候，只有过年小孩子才有新衣服穿，有糖果、花生、瓜子吃。虽然数量有限，但总算能够解解馋。当时有句俗话：“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那时大多数人穿的都是打过补丁的衣服、裤子，在家里小孩子都是捡大孩子的旧衣服穿。现在，在中老年人的记忆中，票证是与物资匮乏的艰难岁月联系在一起的，票证制度是和计划经济时代画等号的。

食：粮票、油票、肉票等

民以食为天，粮票是各种票证之首。农民种地收获的粮食，在留足口粮之后，剩余的由人民公社全部交给国家。除农民外，其他居民凭政府按月发放的一定数量的粮票购买粮食，每人每月都有严格的定量。每个人的粮食定量根据工种、性别、年龄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一般男性比女性定量高，体力劳动者比脑力劳动者定量高，中青年龄段定量高。由于粮食匮乏、物资短缺，老百姓需要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否则就要饿肚子。

北京市粮食局印发的壹市斤粮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粮票是被大家青睐的物品，因为当时光有钱是买不到粮食的，一切主食（包括粗粮和细粮）都必须凭粮票到国营粮店购买。城市居民要获得粮票，需凭粮本领取，粮本和户口本同样重要。每个人的口粮都记录在粮本上，并标注了粗粮和细粮的比例。粮本上一般写有粮本的发行单位、粮本持有人姓名以及粮本编号、每位家庭成员的姓名、年龄、粮食定量等。这种每月领粮票的资格叫“粮食关系”，和户口相关联。那时，如果要搬家，也要同时转粮食关系，不然搬到新地方就没法领粮票。粮本还有另一个用处，就是某些临时供应的粮食要凭粮本购买。

1992年10月北京市海淀区菜农口粮购粮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粮票按使用对象大致分为以下几类：全国通用粮票，没有使用地点、时间的限制；地方粮票，在发行地方范围内使用，有时间限制，过期作废；特需粮票，如工种粮票、临时流通粮票等；专用粮票，如军用粮票等。

当时的城市家庭自己家的粮食不够吃，粮票也经常不够用。农民要想进城就更麻烦了，没粮票就吃不了饭，只能自带干粮。那时，去外地出差是件很麻烦的事。因为全国各地都只能使用本地发放的粮票，去省内出差就得换全省粮票，出省就得换全国粮票。要换全国粮票，除了需要单位开证明，还得拿上粮票、油票，因为全国粮票含有食油部分。全国粮票在当时是最吃香的，因为全国粮票可以跨年度使用。

1960年，国家进入了节粮度荒时期，城市居民的粮食定量被压缩，副食品的供应更是严重不足，以前凭票供应的商品也难以供应。不仅仅是粮食，为了保证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油、肉、糖、蛋等食品也全部实行计划供给，凭票购买。其中，肉票包括猪肉、牛肉、羊肉以及鸡、鸭、鱼肉票，还有鸡蛋、鸭蛋票，各种糖类票，各种豆制品票及各种蔬菜票，等等。逢年过节，各级机关单位都会给职工发放多种食品票，有面粉票、蛋票、黄花菜票、柑橘票、香烟票，等等。单位还会发放酒票，包括不同品牌的酒类，采用抽签的办法分配，每人只有一瓶。

北京市第二商业局印发的拾市斤肉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过后，江浙地区等鱼米之乡吃饭、买点心逐渐可以不要粮票了，但是不凭票买每斤要加两角钱，无价的票证似乎变成了有价票证。于是有人又开始倒腾票证，赚取差价或者换东西。那时因为城里人每个月可以发各种票证，农民经常拿自家的鸡蛋跟城里人换粮票、工业券等。

由于各种物资匮乏，只能限制消费，以保证人与人占有的资源之间不能有过大的差距。不可否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经济条件下，票证制度对于缓解生活物资的供需矛盾、保证人们“虽吃不饱，但饿不死”、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保持物价稳定、支持国家经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作为首都的北京，当时在凭票供应方面起着带头作用。经中央批准，从1953年11月1日起，北京实行面粉计划供应，凭面粉供应证购买面粉，1955年印制了粮票。食油从1954年7月1日起实行按人定量供应，凭食油供应证购买，1956年后改为用油票购买（每人每月半市斤）。

粮票这个大家族可以细分为很多种，如：大米票、面粉票、粗粮票、细粮票、小米票等，以及粮食供应券、高粱米券、绿豆券等。计量单位从旧秤市制到最新的千克制都有，面额大的在千斤、万斤以上（单位用），面额小的仅为一钱（市制1钱等于公制5克）。1960年，南京粮食局发行过面额一钱的“流动购粮凭证”，创全国之最。各种粮票的尺寸和形状也是千差万别，有横式的、竖式的、齿状的、正方形的，等等，有的粮票与10元人民币大小差不多，而有的只有1平方厘米大小。粮票的内容、名称等也是各不相同，丰富多彩。

在票证之外，还有各种购货本。居民凭购货本可以买粉丝、花生、瓜子之类的食品，而农民的购货本只能买碱面、小苏打、肥皂等简单的几种生活用品。副食本也是购货本的一种，笔者还记得小时候，曾经拿着副食本去商店购买过粉条、粉丝、芝麻酱等。到了过年的时候，凭副食本还可以购买炒熟的花生米和瓜子，但也都是限量供应。因为食油、副食严重不足，肚子里没油水，正在长身体的年轻人定量的粮食根本不够吃，饿肚子是常事。

穿：布票、棉花票等

那个年代，在穿的方面，大家都不是很讲究，也没有条件讲究。很多人一年都不会买一件新衣服。然而，布票、化纤票、棉花票、汗衫票、背心票、布鞋票等票证的诞生，也证明了这些商品依然是紧俏物资。

安徽省商业厅印发的伍市寸布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以60年代的北京为例，布票、棉花票的有效期一般为一年，但是1967—1968年度的北京棉花票，有效期却延长了4个月，这是由于当时棉花供应不上，不得不延长使用期限，推迟发行新票。延长票证的使用期限也是权宜之计，遇到棉花减产等情形，只能采取延长使用期限的方式来应对。而且，布票、棉花票各个年度的人均配给量也并不是固定的，根据年代的不同会有较大的差异。这种紧张的局面到了70年代中后期，才有所缓解。

按照当时的规定，棉花票每人每年仅发放一张，过期作废，因此现在每一张留存于世的票证都非常稀罕，成为收藏市场的“宠儿”。北京1967—1968年度的棉花票，现在就非常少见，因每人每年只有一张，且棉衣、棉被又是必需之物，百姓的棉花票多半已经用掉了。

用：肥皂票、火柴票、自行车票等

在用的方面，各类票证更是五花八门，有手帕、肥皂、手纸、洗衣粉、火柴票，各种煤票，等等。

北京市第一商业局印发的壹块（二分之一条）居民肥皂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当时国家专门发放了购货券，用于购买某些工业品和服装。以北京市为例，当时的购货券分为两种，发放给城市居民的称为“工业券”，发放给农村居民的称为“农业券”。当时到商店购买某些商品，除了交钱外，还需要交相应数量的购货券。新婚夫妇凭票可以购买一张大床、一个大衣柜、一个折叠桌和两把折叠椅，因为货物紧缺，基本上很难一次买齐。要购买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大件、贵重的商品，还需要自行车票、缝纫机票、手表票等。如果商店开始售卖这些紧俏商品，人们经常要排队抢购。

就拿自行车来说，当年能得到一张自行车票是很难的。一个单位一年也只有寥寥几张自行车票，一般都是用来奖励给劳模的。然而，想要得到一辆自行车，只有自行车票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同时持有“自行车供应票”和钱才能买到。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自行车对于老百姓来说就是奢侈品，当时，谁要是有一辆永久牌或者凤凰牌的自行车，都会被大家羡慕。买到自行车后，还需要办理“自行车执照”，如同现在的驾照一样。在购买完自行车后，购买者需要拿着购买自行车的收据和单位或居委会的介绍信，到当地的自行车管理部门办理。在车把、大梁等处砸好钢印，领取自行车号牌（如同现在的汽车号牌）并固定到指定位置后，办理者会领到一本“自行车执照”，就可以骑行上路了。

同样贵重的大件物品还有缝纫机。作为“三大件”之一的缝纫机，也不是轻易能买到的，得有缝纫机票才能购买。笔者记得小时候，家里还没有缝纫机，祖母和母亲就靠双手一针一线地缝制衣物、被子等，有时做一床新被子需要缝好久。后来家里终于有了一张缝纫机票，买了一台缝纫机。母亲把缝纫机装上线轴，将线引过针孔，右手向下转动手轮，双脚同步踩踏踏板，这台老式的缝纫机就会发出轻快流畅的“咔哒”“咔哒”声。夜晚，母亲在灯下踩着缝纫机，给家人缝制衣物的画面，笔者至今难忘。

票证的取消

票证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人民的基本生活，普通百姓有票证才能买到东西。票证的发放，体现了物资紧缺时代，紧缺商品在分配和供应上的公开与公平。凭票购物对于更好地分配与供应有限的物资，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这些意义上说，那个年代发放票证，也是不得不采用的办法。

1978年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一次伟大转折。会议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明确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工作方针和政策。随后，农村逐步开始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即“分田包产到户，自负盈亏”。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得到普遍推广，农村改革如火如荼地进行起来。随着农业生产大幅进步，全国粮食产量和人均粮食占有量大大提升，困扰中国多年的粮食问题得到了极大缓解。同时，各种经济作物、畜牧业产品、渔业产品的生产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市场上肉、禽、蛋、鱼、奶等副食的供应大大增加，改变了原来比较单一的食物构成，老百姓的“菜篮子”越来越丰富，人们的营养水平普遍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居民家的粮票从“不够用”变成了“用不完”，不少人用多余的粮票去换取其他物品。

1984年11月，深圳市召开会议，研究取消粮食凭证定量供应的问题。会议认为，全国农村进行改革后，粮食产量已经出现了恢复性增长，粮食供应已经没有那么紧张了。由于国家赋予经济特区在改革方面可以先行先试的使命，因此深圳市大胆进行了改革，具体措施是取消粮票，让国营粮食部门多储备一些粮食，提高价格，敞开供应，如果发现周围地区出现大量抢购的情况，再提高粮价并研究其他对策。经过两年多的物价体制改革试验后，深圳市在全国率先取消一切票证，粮食、猪肉、棉布、食油等商品均实现敞开供应、价格放开。深圳市成为全国第一个取消粮票的城市，此举也成为了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先声。在当时，取消票证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是粮食经营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里程碑”事件。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工业和农业迅速发展，粮食和其他日用品也日益丰富起来。商品市场的活跃使得曾经严格的票证制度越来越宽松，国家逐步缩小了消费品定量配给的范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布票为首的各种票证逐渐退出流通领域。

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市场商品供应情况有了根本性好转。到1985年前后，除了粮、油等食品和电视机、自行车、洗衣机等大宗商品外，其他各类商品基本上可以做到敞开供应。199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提出要积极稳步地放开粮食价格和经营，这一举措得到了各地的积极响应。1993年5月10日，北京市宣布取消粮票，成为最后一个采取这一措施的地区。到1993年年底，全国大部分市县都完成了放开粮价的改革。1994年，全国各地基本取消粮票，长达近四十年的“票证经济”就此落下了帷幕。至此，伴随城镇居民生活的粮票、油票等各种票证退出了历史舞台。

从1979年到1993年这短短的十几年，我国就解决了近四十年来物资匮乏的大问题。走过票证年代的亿万百姓，从期盼着能拿到票证购买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这“老三件”，到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取消票证，纷纷添置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这“新三件”，再到后来拥有电脑、车子、房子这“大三件”。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国力的逐渐强大，见证了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

各种票证的票面题材广泛，印制精细，具有独特性、时间性、地域性，经年累月的岁月磨洗，更使这种具有不可复制性的票证的文物价值凸显。方寸之间的小小票证是特殊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就像一页页散落下来的史书，见证着几十年的生活变迁，记载着几代中国人酸甜苦辣的生活故事，是百姓生活越来越好的重要物证。

(本文注释已略去)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保管部

本文刊载于《传记文学》202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