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介生：中国古代边疆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所谓“边疆意识”，应包括什么是“边疆”，“边疆”的实际范围在哪里，“边疆”的重要性与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如何处理与“边疆”相关的问题等等，涉及一个时期整个社会各阶层人们对于边疆及相关问题的认知、评价与应对之策，具体包括边界划定、边疆防守政策、边疆民族社会、边疆区域经济开发等诸多问题的认知与处置。中国自古边疆地域广大，边疆意识的相关记录相当丰富。如古文献中与“边疆”相类及相关的词汇就有不少，如“边疆”、“边圉”、“边地”、“边界”、“边陲”、“边方”、“边鄙”、“疆场”、“封疆”，等等。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边疆意识。中国古代边疆意识经历了复杂的演化过程，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国防史与地理认知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边疆意识，在实质上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国土意识，能够切实考验一个政权与民族对于自己疆土的关切程度与责任感。边疆形态与边疆意识，具有很强的因承性。研究与重新思考中国边疆争议及边疆意识问题，对于今天边疆建设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与应对，具有不可或缺的参考价值与意义。

在本文中，笔者试图在前辈学者研究与讨论的基础上，以历代重要的边疆争议事件为线索，对中国古代边疆意识的形成过程、特征及演变趋势作一番勾勒与分析，着重突出各种历史、地理等主客观因素对于边疆意识的影响，以就教于高明①。

一、先秦时期：边疆意识萌芽及初创阶段

先秦时期是中国政治与政权建设的草创及调整时期，也是边疆意识的萌芽与初创时期。就政体形态而言，万邦并存，小国林立，是先秦时期政权形态与政治地理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故而被研究者称为“万邦时代”②。划野分疆，是政权建设的基础与主要途径之一，故而有“疆理天下”或“疆理南北”之说。唐颜师古释曰：“疆理，谓立封疆而统理之。”③

明确边界线的划定，是国与国之间和睦相处的基础。疆界意识的建立，是先秦时期政治及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成就。“天下之立国宰物，尚矣，其画野分疆之制，自五帝始焉。”④孟子也指出：“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⑤疆界不分，产权不明，自然会引起一系列矛盾与冲突，疆界与土地的分割，本质上就是现实政治权利与经济利益的划分及分割。

夏、商、周三代在名义上都是一统的王朝。特别是西周初期实行“封建”之制，影响深远。“封建”之本义，是“封邦建国”，“封”字之本义，即垒土为界。“封者，聚土之名也。天子之建诸侯，必分之土地，立其疆界，聚土为封以记之，故建国谓之封国。”⑥“封邦建国”的理论依据，便是《诗经》所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⑦然而，这种不免空幻的“一统”理想，不得不让步于现实中的疆土争夺。随着政权与国家的发展，各国的疆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故而，边疆形态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如春秋时代是大国兼并小国的时代，“四大强国”，即齐国、晋国、秦国、楚国，都有一个由小到大、开疆拓土的过程。晋国原来只是一个仅有“百里之地”的小国，后来逐渐成长为春秋霸主及“四大强国”之一。

之所以称先秦时期为边疆意识萌芽及初创时期，还因为实体化的疆界，如长城、河界堤防等，已在战国后期出现。战国时期为抵御匈奴入侵，沿边国家已开始广筑长城。如《史记·匈奴列传》载云：“……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此外，各个政权为了维护本国利益往往不择手段，“以邻为壑”。

《汉书·沟洫志》载云：“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显然，当时堤防的意义不仅限于水利工程，而主要作为疆域分界线的标志了。

先秦时期边疆意识形成的基本地理格局，应是所谓“中国”与“四海”。而古文献中所谓“四海”，并非指位于四个不同方位的“海”，如《尔雅·释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当时的民族分布特征，是所谓“华夷五方格局”，即中夏、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是当时人们对于天下民族地理分布状况的基本认知⑧。《释名·释水》云：“海，晦也，主承秽浊，其水黑如晦也。”“四海”一词，可以清楚表明，当时人们对于所谓“中国”以外广袤区域的认知是极为模糊的，或者说知之甚少。“中国”与“四海”之间自然谈不上什么疆界争端及划界争议了，因此，我们在文献中所看到的只是“中国”内部诸国的疆界争端、疆界冲突。

然而，随着各国实力的增强，向外拓展的条件渐渐成熟，晋、齐诸国疆域拓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狄之广莫，于晋为都，晋之拓土，不亦宜乎?”⑨就是当时各国疆域发展状况最准确的说明。不过，其扩展范围也仅限周边地区而已，与后世疆域比较，先秦时期所谓“中国”的总体面积是相当有限的，诚如北宋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所指明的情形：“成周之世(即东周时期)，中国之地最狭，以今地里考之……盖于天下特五分之一耳。”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洪迈所谓的“天下”，也仅指北宋的疆域范围而已⑩。

二、从两汉至隋唐时期：边疆意识初步形成时期

外在敌对势力的威胁，是边疆意识形成与强化的主要催化剂之一，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从秦汉到隋唐前期，中原王朝最大的威胁，都来自塞北，如匈奴、鲜卑、高车、铁勒、突厥、回纥等。因此，长城一线，不仅是中原王朝所建的防御工程，而且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政权之间最重要的边界标志。正如《史记·匈奴列传》所载汉文帝所云：“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南有大汉，北有强胡(也可泛指其他非汉民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中国民族与政治地理格局的最主要特征(11)。关于长城的重要作用，西汉人侯应曾经作出最为翔实的论述。

汉元帝时期，汉匈关系缓解，呼韩邪单于入朝，昭君出塞和亲。为感谢汉朝的恩德，呼韩邪单于提出“罢塞”之请，一时朝臣附和者不少。而熟悉边事的郎中侯应却明确表示反对，上书陈述罢塞“十不可”的理由。首先，阴山以南的地区，处于长城以北，土地广袤，水草丰美，对匈奴人的生存至关重要。汉朝军队经过浴血奋战，已占据其地，并形成重要的战略缓冲地带，对于维护汉朝北边防御体系至关重要，而“罢塞”则意味着放弃这大片来之不易的土地，并从根本上破坏汉朝原有的防御体系。

其次，汉匈关系并非“铁板一块”，时刻存在着变数，应“安不忘危”，而撤除边塞防御体系，一旦汉匈关系有变，悔之已晚。其三，即使单于恭顺，也难以避免匈奴部众的南下抢掠，没有长城之防，沿边百姓必受其祸。其四，中原王朝建立完整的关塞体系，不仅有着边防考量，也出于内部治安的需要，而边塞长城之建，也并非单纯防御匈奴之需，边疆地区还有为数众多的其他民族的武力威胁，等等。简而言之，关系和睦，政权之间或许可以废除壁垒森严的防御工事，但却绝不能废除边界线。侯应的言论最终让汉元帝及朝臣们彻底打消了“罢塞”的想法(12)。

秦朝的统一，开创性地在中国境内实现了较大地域范围的政治统一，而统一政权的维护与稳定，需要建立一体化的边疆管理与武装防御体系。然而，对于疆域广大的王朝政权而言，开拓边疆，维护疆域，保护边疆，修建规模宏大的军事防御工事，往往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广大百姓的经济及劳役负担极重。因此，在维护广大疆域的政治理想与现实的社会生存及人力资源之间，往往产生出剧烈的对立与冲突。在这一方面，秦朝便是一个典型。秦朝在极短的时间里，在疆域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是，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这方面最经典的评论，是西汉贾谊的《过秦论》。在这篇长论中，贾谊充分肯定了秦始皇开疆拓土的功业，如云：“……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但是，在陈胜、吴广起事后，秦朝的显赫功业在很短的时间里土崩瓦解，贾谊从中总结出一些重要的政治理念，如“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13)。秦朝在疆域建设方面的功过得失，成为后人不惮其烦反复引述的“前车之鉴”，而贾谊据之而引导出的政治理念，也对中国传统边疆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汉建立伊始，受到塞外匈奴部族集团的严峻威胁。起初，限于经济与军事实力，西汉朝廷妥协退让，以求自存。时至汉武帝时期，始变退避防御为主动反击，在边疆建设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然而，汉廷内部关于边疆问题的争议也由此产生。如“位在三公”的御史大夫公孙弘先是“盛毁西南夷无所用”，反对西南边地之开拓。而当汉朝建置朔方郡与东海郡之后，他又表示反对：“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结果，汉武帝派出朱买臣等人与之相驳难，公孙弘最终赞成建设朔方郡，但依然不同意建置东海郡及开拓西南(14)。

更为甚者，一些朝臣对于汉武帝反击匈奴的行动也发出了批评意见。其中，最为著名的反对言论来自主父偃、徐乐、严安等三人。主父偃等人引述《司马兵法》之语：“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以秦朝之亡败为例，强调“夫务战胜，穷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以此反对汉朝主动讨伐匈奴(15)。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出，三人言论之所以能够打动汉武帝，更在于他们提出了汉朝所存在的严重内患问题。正如徐乐所云：“天下之患在于土崩。”“土崩”就是指天下百姓的反叛。“间者关东五谷不登，年岁未复，民多穷困，重之以边境之事，推数循理而观之，则民且有不安其处者矣。不安故易动。易动者，土崩之势也。”(16)

这些“非战”的观点虽然强调以民生为重、爱惜百姓，但是，并没有全面分析说明当时外来侵掠对边疆地区的威胁及伤害程度，将穷兵黩武的战争与守护疆土的行动不加区别或简单地等同起来，显然失之于简单与粗疏，只是在内患严重的特殊条件下才为皇帝所接受。但是，无法否认，主父偃等人的“非战”言论，同样影响到后世边疆观念的形成(17)。

必须指出，“非战”思想的盛行，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对于边疆戍守意志的动摇。如西汉前期，匈奴与汉朝曾因屯田问题在西域车师地区(在今新疆吐鲁番与吉木萨尔之间)展开激烈争夺，至元康年间(公元前65至前61年)，汉宣帝与赵充国等人商议，准备乘匈奴内部损耗，北征匈奴，以解除袭扰问题。而大臣魏相却上书表示反对，认为车师屯田争端不足以兴兵征伐，劳民伤财。且指出：“今边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莱之实，常恐不能自存，难以动兵。军旅之后，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气，伤阴阳之和也，出兵虽胜，犹有后忧，恐灾害之变，因此以生……”魏相的主旨即主张将国内百姓的生计问题摆在对外征伐之前，否则，变乱起于萧墙之内，将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

汉宣帝最终接受了魏相的劝告，取消了攻击匈奴的打算(18)。以至于后来，匈奴又派遣骑兵猛攻车师城，西域校尉郑吉向朝廷请救增加屯兵，然而遭到朝臣们的抵制，“公卿议以为道远费烦，可且罢车师屯田者”。最终汉朝军士只好将车师国民众迁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退出了这一地区(19)。

当然，西汉时期影响最大的边疆争议与让步，还是珠厓等郡的弃守。西汉平定南越国之后，在岭南地区设置了不少“初郡”，其中包括位于今天海南岛的珠厓、儋耳等郡。时至元帝初年，珠厓、儋耳等地民众反复反叛、连年动荡的问题惊动了中央朝廷。针对上述情况，汉朝朝廷形成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主张用兵镇压叛乱，以维持原有政区建置，可称为“固守派”；另一种则主张撤回官吏，放弃这些地区，可称为“放弃派”。贾捐之就是“放弃派”的代表，并为此撰写了长篇奏疏，全面地阐述了他的观点。

贾捐之为贾谊之曾孙，他在论疏中首先简要回顾了中原王朝的疆域发展史，着重阐明上古三代时期所辖地域范围是相当有限的。“以三圣之德，地方不过数千里。”“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即使是在秦朝大力开拓疆域之后，也只是“南不过闽越，北不过太原”，疆域范围并非如想象中之广大。其次，贾捐之对汉朝开拓疆土的历程及功过得失进行了评述。如汉武帝在国力强盛之时，大举反击外来侵袭，疆域面积空前拓展，“东过碣石，以玄莬、乐浪为郡，北却匈奴万里，更起营塞，制南海以为八郡”。

但是，也为此付出了令人痛心的生命与财产损失，严重影响了广大民众生活。“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再次，贾捐之着重强调当时汉朝国内灾荒严重，形势堪忧，不宜兴师远征，否则后果难以设想。“今天下独有关东，关东大者，独有齐楚，民众久困，连年流离。离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此社稷之忧也。”在这篇长论结尾之处，贾捐之甚至提出了几条边疆拓展的“标准”或“原则”：“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无以为，愿遂弃珠厓，专用恤关东为忧。”即非冠带之国、《禹贡》所论及、《春秋》诸国曾经建治的地方，均可弃之不取(20)。

贾捐之关于“弃珠厓”的论述，可谓中国传统时代最具代表性、且最具影响的“边疆论”之一。可以看出，魏相、贾捐之等人的“边疆论”的特点，是以中原王朝核心利益为主导，爱惜百姓的生命财产，中国为主，内忧为先，强调以德柔远，不以拓边而扰民伤民。这些观点不乏可取之处，值得统治阶层的高度注意。但是，安抚内地百姓与保卫边疆，并不是总处于绝对的矛盾及冲突的状态，边境冲突与外来侵略，往往对于边疆地区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形成巨大的威胁与破坏，保卫边疆，也意味着保护边疆人民的利益与生命财产安全，保护内地百姓利益，不能以牺牲边疆百姓的利益为代价。

再者，贾捐之提出的疆域取舍标准，无疑过于消极，甚至有些荒谬与荒唐了，根本没有可操作性。其主旨即以先秦时期所谓“中国”的疆域范围，来限定两汉时期的疆域发展，完全排斥疆域自然与合理的发展过程，以及反击外来侵略所获得的成果。与先秦时期相比，两汉时期的岭南、西域、西南等重要地区，并没有出现于《禹贡》、《春秋》等先秦典籍之中，如按贾捐之所云全部放弃，那么西汉疆土恐怕就要丧失大半了。我们也看到，汉元帝进行了相当艰难的抉择，而接受贾捐之建议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当时汉朝国内灾荒严重，“万民之饥饿”，“关东大困，仓库空虚”。放弃珠厓等地，实际上就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权宜之计(21)。而在事实上，海南岛地区在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与中原王朝失去了归属关系(22)。

从两汉到隋唐前期，中原王朝关于国家与政治地理的基本理念，是所谓“中国”与“四裔”(同“四夷”)之论。“中国”与“四裔”之间不存在对等或平等关系。中原王朝的盲目优越感，极大地限制了其对于边疆政治与民族问题的认知。而国势强盛，往往又会激发与强化这种优越感。盛唐之时，四方归附，盛况空前，因此，开始尝试在“四裔”地区推行“羁縻府州”制度。羁縻府州的出现，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标志着中国疆域发展史进入了一个重要过渡阶段。“四裔”地区之行政管理，虽有“羁縻”性质，但仍以建立“府州体制”为目的，拉开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实现全面政治一体化的序幕。

但是，唐朝的边疆建设与疆域维护，同样存在着巨大的挑战。边疆之争也是唐朝政治史的一大主题。边地战事不断，民族政权间的战争频繁。唐朝在捍卫边疆方面成绩卓著，形成了尚武之风，崇尚投身边疆，建功立业，大量的边塞诗说明了这一点。然而在事实上，在边疆意识问题上，唐朝君臣之间同样存在着重大分歧。如则天神功元年(697)，狄仁杰所上罢撤“四镇”之疏议，也是一篇富有影响的有关边疆意识的文献。当时，唐朝已夺回安西四镇的控制权，狄仁杰却主张放弃戍守安西四镇及安东等地。

然而，通过比较可知，狄仁杰不仅援引贾捐之、魏相之例，而且不少的观点及论证，确实与贾捐之所论十分相似。如狄仁杰在奏书中首先提出了“中国”与“四夷”之间天然的地理阻隔：“臣闻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疆之外，故东拒沧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言下之意，“中国”的疆域就不能出于这些自然阻隔之外。其次，狄仁杰反复引述秦皇、汉武开拓边疆的事例，强调穷兵黩武的严重后果。再次，他对于唐朝大力开拓边境的行动提出了批评，并指出唐朝所面临的严峻国内形势，最终提出放弃戍守安西四镇及安东等地的建议(23)。

毋庸置疑，狄仁杰与贾捐之等人所提倡的关注民生、爱惜民力的思想是无可非议的，以国内稳定安全为主，放弃无谓战事的想法也是值得尊重的。但是，将“中国”与边疆以及“四夷”地区对立起来的观点，将所谓“中国”疆域固定化的意向，却都是经不起推敲的。边疆地区涉及问题相当复杂，并不是简单弃守所能解决的。况且，不难看出，魏相、贾捐之、狄仁杰等人所提出的“边疆论”最大或最根本的缺陷之一，就是强调所谓“中国”与“四夷(裔)”之别，即所谓“内中国，外四夷者，王道之用”(24)。

这种鄙视“四夷”土地与人民的态度，甚至成为这些人士所持“边疆论”的理论基础。如公孙弘认为边外为“无用之地”，贾捐之也认为珠厓郡“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其民譬犹鱼鳖，何足贪也”。同样，唐朝狄仁杰所云：“竭府库之实，以争硗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赋，获其土不可以耕织。”“况绥抚夷狄，盖防其越逸，无侵侮之患，则可矣，何必穷其窟穴，与蝼蚁计较长短哉!”(25)这些狭隘而荒谬的见解所滋生的背景，当然是他们对边疆地理及民族的无知与漠视。狄仁杰的论调遭到崔融等人的有力驳斥。

崔融着重强调丧失边疆必然带来的危险局势，显然切中要害。如崔融指出：“夫四镇无守，胡兵必临西域，西域震则威儋南羌，南羌连衡，河西必危，且莫贺延碛袤二千里，无水草。若北接虏，唐兵不可度而北，则伊西、北庭、安西诸蕃悉亡。”即唐代各边镇之间业已形成唇齿相依之密切关联，丧失安西四镇，即意味着唐代整个西北边疆防御体系的震荡与破裂。高宗时期，吐蕃曾经一度攻占河西地区，其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已充分证明了安西四镇在唐代边防中的重要战略价值(26)。

不难看出，历史时期中国境内东西民族政权之间，并没有建筑像“长城”这样规制宏大的、具有界线意义的边界工程，而主要通过会盟及树立盟碑的形式来完成划界工作。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不仅在于东西地区自然地理的阻隔更为突出，还在于长期以来东西政权之间的边界争端与冲突，远远不及南北政权间的边境争夺来得频繁与酷烈。如以吐蕃与唐朝的关系为例。自唐代开元年间始，唐朝与吐蕃政权关系和睦，已明确通过划界树碑活动以确立双方边界线。“吐蕃又请交马于赤岭(即今青海湟源县西日月山)，互市于甘松岭(在今四川松潘县境)。

宰相裴光庭曰：甘松，中国阻。不如许赤岭。乃听以赤岭为界，表以大碑，刻约其上。”(27)东西双方是通过自然地理标志来划分疆域界线的。这种相对稳定的状况在“安史之乱”后发生了剧变。“(肃宗)乾元之后，吐蕃乘我间隙，日蹙边城，或为虏掠杀伤，或转死沟壑。数年之后，凤翔(今陕西凤翔县)之西，邠州(今陕西彬县)之北，尽蕃戎之境，湮没者数十州。”(28)为此，唐朝方面也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故而此后，唐朝与吐蕃又有“清水会盟”、“平凉会盟”、“长庆会盟”等盟约活动，同样试图确定彼此之间的界线，以结束残酷的战争状态，其中尤以“清水盟约”最为翔实(29)。虽然这些盟约并没有终结唐蕃之间的战争状况，但在中国古代政治及民族关系史上有着重要影响(30)。

三、两宋至明清时期：边疆意识深化及逐步成熟时期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各个割据分治政权之间的边疆矛盾，要远远大于统一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划界之争。而在分裂时期，各个政权对于国土及疆界的重视与敏感程度，也远远大于大一统时期。更为重要的是，从宋辽金夏时期开始，政治地理与民族地理观念均发生了重大变化，标志着对于中国及周边地理环境的认知水平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以华夏为唯一正统的观念，已不可避免地为现实状况所冲淡或改变，“外国”观念已进入了正统史家的视野。如宋朝学者薛居正等人所撰《旧五代史》始列《外国列传》，将契丹、吐蕃、回鹘、高丽、渤海靺鞨、黑水靺鞨、新罗、党项、昆明部落、于阗、占城、牂牁蛮等部传记列入其中。

同样，由元朝大臣脱脱等人所编撰的《宋史》中，则将夏国、高丽、交趾、大理等28个边疆及域外政权列为“外国”，《金史》则仅将“西夏”、“高丽”列为“外国”。显然，与《史记》、《汉书》所载所谓“外国”所带域外奇特色彩有着很大的区别，这些外国似乎已与“中朝”存在着更为平等而密切的关系。这无疑标志着中国政治观念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由此引发的边境争端更形激烈，而频繁的边疆争端自然促使边疆意识发生转变。

频繁的边疆争端，也意味着更频繁、更大范围的疆土变更与易主。然而，中国古代史上影响巨大的一次疆土交割，竟然是一场荒唐无耻的交易。这就是所谓“燕云十六州”的归属。五代时期，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自立当皇帝，争取外援，不惜向契丹国屈辱称臣，并做出割让“燕云十六州”的举措(31)。石敬瑭“割地求荣”之举，成为被后世人屡屡抨击的奇耻大辱。更为可怜可笑的是，后晋政权并没有因此换来江山稳固之效果，逃脱迅速覆灭之厄运。

后晋王室成员最终全数为契丹人所俘虏，最早上演了中国王朝史上皇室“北狩”的惨剧，史臣斥之为：“自古亡国之丑者，无如帝(指后晋少帝石重贵)之甚也。”(32)而“燕云十六州”的割让，也彻底改变了中国南北民族以长城为界的攻防战略形势，其深远影响难以估计。正如清人查慎行诗中所云：“已割燕云十六州，雄关形势笑空留……长江南北天难限，一线何烦指白沟(即拒马河，辽朝与北宋之界河)?”(33)

北宋时期，与辽、西夏以及吐蕃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疆域纠纷，其中，与所谓“西、北二边(即指辽国与西夏)”的边界争端呈胶着状态，朝廷内部也围绕疆域问题频繁上演着“放弃派”与“固守派”的激烈争论。如咸平年间，北宋朝廷上下便围绕灵州(今宁夏灵武市西南)守御问题展开争论。灵州为北宋西北重镇，而当时遭到党项部族势力的围攻，形势岌岌可危。然而，朝臣杨亿等人引述公孙弘等人的边疆言论，坚决主张放弃灵州：“平津(即公孙弘)所言‘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正为今日也。臣以为存之有大害，弃之有大利。”(34)

而何亮、刘综等人则上疏极力反对，如刘综指出：“……今或轻从群议，遂弃灵州，是纵贼之奸计矣。且灵州民淳土沃，为西陲巨屏，所宜固守，以为扞蔽，然后于浦洛河建军城，屯兵积粮，为之应援，此暂劳永逸之势也。况镇戎军与灵州相接，今若弃之，则原、渭等州益须设备，较其劳费十倍而多，则利害之理昭然可验矣。”(35)最终，宋真宗听取刘综、何亮等人的建议，派兵支援灵州。而驰援灵州的举措，后来也得到不少有识之士的赞赏。何亮与刘综的分析，更在于强调整个西北的军事防御形势。灵州关系到整个西北防御体系，灵州失守，则意味着西北防线的更大危险，即“舍灵武而戎狄之患未可量者”，这显然是北宋王朝上下所不愿看到的(36)。

但是，放弃派大臣在北宋朝中的影响与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他们常常将“固守派”人士斥为“徼幸之人”。如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张方平在回复神宗“御戎对策”时，就激烈批评道：“近岁，边臣建开拓之议，皆行险徼幸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试之一掷，事成则身蒙其利，不成则陛下任其患。不可听也。”(37)北宋与契丹关于河东边界的争端也曾掀起轩然大波。宋神宗熙宁年间，宋辽双方就河东北部的蔚、应、朔三州地界发生争议。最初负责谈判的刘忱、许大忠等人因坚执己见，不肯答应辽方要求而被罢免。

王安石坚持所谓“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之论，完全答应辽方之请求，“凡东西失地七百里”(38)。在时隔十年之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苏辙上表弹劾当年宋朝方面谈判的主持者韩缜，让我们看到了这次弃地之举给广大边民带来的苦难。“……访闻河东当日割地与敌，边民数千家，坟墓、田业皆入异域，驱迫内徙，哭声振天，至今父老痛入骨髓。而沿边险要，举以资敌，此乃万世之深虑，缜以一死为谢，犹未塞责。”(39)

现实胶着的疆土争端，让人不得不反思贾捐之的“边疆论”。又如元祐二年(1087)，西夏使者要求割让边地城寨，殿中侍御史林旦就提出“十不可”论，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古今“边疆论”的演变。如林旦指出：“古者，敌国争尺寸之地，至竭帑鏖战而不悔，此等事故不足以为法，然以古校今，理亦可见。且以积年经营之功，因其一请而与之，似亦太率易也。今世俗之论，往往以贾捐之弃朱崖(厓)事为口实。夫朱崖隔绝大海，屡烦远击，已臣而复叛，又方为蛮夷所据，劳弊中国，故捐之以不击为便。

今西人所谓，乃在吾地，非绝大海也，非劳攻取也。而谬以朱崖为比，不亦异乎?”林旦还严肃批评道：“第恐边臣姑息苟安，趣了目前之事，幸无近忧，不恤远患，又疏远之人妄意朝廷都弛边备，遂以必弃为说。此言先入，上误圣听，反使西羌得计，边民失所，可不虑耶?况守之以困敌，与之以资敌，一损一益，利害明甚，此诚不可以不察也。”(40)林旦的论说，旨在反驳与澄清贾捐之言论对于后世边疆认识的误导，有理有据，显著地提升了说服力。

北宋末年，与女真人联合灭辽，北宋方面的条件是收复“燕云十六州”。但是，北宋与女真族联手攻辽的行动，并没有得到辽朝境内汉族人士的理解，收复之举甚至受到“燕云十六州”境内人士的抵制。以左企弓为代表。完颜阿骨打曾有意遵守盟约，将“燕云之地”归还宋朝，左企弓却献诗加以反对，其中有诗句云：“君王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41)“一寸山河一寸金”观念的出现，十分珍贵，极为突出地反映出分裂时期人们对疆土的高度重视与重新认知，应该是中国边疆意识演变史上不可忽视的一大亮点，其对后世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放弃边疆、割让疆域的危害，绝不仅止于部分疆土的丧失，而是会不可避免地引发国家与民族的分裂。因为在边疆问题上无底线的退避与苟且，势必导致对国家与民族利益的全面放弃。南宋权臣秦桧便是一个典型。据《宋史·秦桧传》记载：为讨得金人的欢心，以秦桧为首的投降派大臣在对金朝的谈判中，不惜任何代价，全力议和，甚至置广大南迁臣民的安危于不顾，公然提出了“欲以河北人还金国，中原人还刘豫”的处置原则。这就连宋高宗赵构也感到难以接受：“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秦桧等人为了苟安求和，竟然不惜分裂民族与国家。尽管赵构等人表示不满，但在事实上，在秦桧等人的直接干预下，确有不少南迁汉人被迫北迁(42)。从这一点上来看，昔人所云“奸臣之恶，莫甚于宋之秦桧”，应该是恰如其分的评价(43)。

明代在边疆建设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疆域建设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另外，在边疆意识培育上，明代也有着了不起的进步，特别值得肯定。首先，迁都北京，实为边防考虑。这在历代建都史上是最富有远见的抉择之一。正如著名学者丘浚指出：“臣按：秦汉以来，建都于关中、洛阳、汴梁，其边圉皆付之将臣。惟我朝都于幽燕，盖天子自为守也。前此都此者，若金，若元，而我朝则居中国之尽处，而北临边夷。

我之所以控而制之者，固重而要，而彼之所以来而侵者，亦速而近。所以思其患而预为之防者，比汉、唐、元，宜倍加意焉?”(44)其次，“九边”之建，为历史时期北部边疆建设之巅峰时段，也是明朝坚决捍卫边疆领土的理念最充分的表达。再次，疆界争端的剧烈与胶着，迫使人们对于历史时期的边疆认知的局限性进行重新思考，如不同于贾捐之的“边疆论”，明代学者丘濬提出了新的“边疆论”：“臣按：捐之谓非冠裳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勿以为臣。

窃以为凡今日境土，非祖宗所有者则可用捐之之策?若夫祖宗初得天下即入版图者，其可以与人乎?况本中国膏腴之地，要害之塞，昔人所谓‘一寸山河一寸金’者哉?非至于甚不得已，而存亡安危之决在此，不可轻言弃也。”(45)丘濬“边疆论”的主旨为“不可轻言弃也”，全面反驳与否定贾捐之“边疆论”，理据是赞同“一寸山河一寸金”的观念。这种理论性的提升，应该是明朝维护边疆、捍卫国土奋斗历程的绝好总结。

清代疆域建设之重大成就，集历代王朝之大成。更为重要的是，清代维护疆域付出了艰巨的努力，实现了真正意义的“大一统”，完成了“历史上的中国”疆域的全面建构。已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在《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一文中指出：“我们既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国范围来限定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范围。我们应该采用整个历史时期，整个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我们认为18世纪中叶以后，1840年以前的中国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的中国。”(46)

短短几句话，却包含了相当精辟而深刻的理念，即中华民族的发展与历史时期中国疆域的形成具有不可阻挡的内在必然性。因此，在论述历史时期政治发展及疆域建设中，不能随意将某一政权的疆域用来代表“中国”的疆域与边疆。这种理念也是今天我们论述历史时期疆域建设与边疆问题的基石。而迄今西方不少学者仍然固执地以所谓“内地十八省”的范围，来代表“中国”的疆域范围，显示出对于中国疆域发展史的愚昧无知以及政治偏见。

当然，不可否认，清代在边疆意识上仍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藩属”观念仍然在中外关系的处理中产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如雍正三年(1725)乙巳四月己丑，雍正皇帝在谕旨中谈到与安南(交趾)的领土之争时反复强调：“……安南自我朝以来，累世恭顺，深属可嘉，方当奖励是务，宁与争尺寸之地?……其地果有利耶?则天朝岂宜与小邦争利?如无利耶?则又何必与之争?”(47)这种以邻国为“藩属”，代天下立言的帝王心态，很容易将复杂的疆界问题简单化与随意化，显然是极不可取的。

国土不是皇帝的“私有领地”，也不是一个朝廷用以讨价还价的“政治本钱”，而是天下苍生赖以生存的家园。“家天下”或“朝廷天下”的观念，会使天下士民丧失维护疆土、捍卫家园的动力。究其根本，这种“家天下”与“朝廷天下”的观念，其起因依然是对于天下政治地理与民族地理形势的无知，以及对于亿万百姓生存权益的漠然。这种并不高明的“藩属”观念在西方列强到来之后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48)。

结语

中国古代的边疆意识产生并强化于频繁、复杂的边疆争端及争议之中，边疆争端、边境争议，是历史时期边疆意识形成与发展的最大动力源。边界与边境建设是政治建设最核心的环节之一，边疆意识与边境争端密切相关，边疆争端不止，关于边疆问题的争论也就不会停止。从两汉到两宋，在边疆问题的争论中，“放弃”与“固守”两种对立观点的矛盾一直存在。影响边疆意识的主客观因素是相当复杂的。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地理环境与各时代的地理认知水准。边疆意识形成的基础取决于各个时代对于地理环境的认识水准。如果以边境地区为毫无价值的蛮荒之地，自然不会激起保护边疆的热情。

“任何的民族都有发展。”(49)中国古代边疆意识有着自身独有的特征及局限性。中国传统边疆意识中最大的缺陷之一，便是所谓“家天下”或“朝廷天下”的观念。这也就是石敬瑭为何能够随意割让“燕云十六州”之症结所在。封建时代“家天下”与“朝廷天下”之观念，将国土利益与百姓利益分割开来，实际上成为疆土维护的最大危险。我们也看到，许多放弃边疆的建议之所以被采纳，主要是其引发了皇帝与朝廷对于自身统治稳定问题的担忧。

国家之实力是维护边疆的保障，直面争议，才能找出解决之道，绝对没有单靠妥协、乞求而得到的和平与稳定。疆土之争，便是现实利益之争，是生存资源与发展权利的争夺。摒弃“内地”与“边疆”之别，没有边疆的稳定，就没有国家整体疆域的稳定，也就没有民族生存及延续的基础。“弱国无外交”，懦夫也没有外交，没有国家实力作为基础，没有誓死捍卫国土的牺牲精神，所谓的“和平”都是谎言而已。

爱国精神与国土意识可以成为维护国家领土的强大支撑。正如《游击队歌》歌词所云：“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抢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只有确立“国家为全体国民的国家”与“国土为民族世世代代的家园”的权益意识，才能真正唤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国民意识，维护每一寸无数先烈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国土，守护住中华民族子孙万代的家园。

来源：《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