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瑜：论历史学家的直觉

历史研究成果是不是完全都是逻辑推理或经验观察之所得？其中有没有史学家直觉感悟的成份？历史学作为一门多年来一直强调从材料出发、“无一字无出处”的实证学科，能不能让直觉或灵感在里面保留一席之地？直觉引发的认识结果能否贴近历史真实、抑或导致历史认识的谬误？……这些问题应该作为历史认识论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一

后世的严肃的史学家常常怀疑司马迁《史记》中某些历史场景的记述是否真实。记远古事如三皇五帝多采自传说，便有一个凭藉何物以采真弃谬的问题；记近世事如鸿门宴，剑拔弩张，须眉真切，席间人物喜怒哀乐，如在眼前。虽太史公博闻强记，但事情发生在以往，作者并未亲历其间，其言语对话、声音动作，又怎能知道得如此真切！但是，研究者在分析了当时的环境气氛、事件的前因后果、人物的性格心理等诸多因素之后，认为这样一种描述、甚至虚构大体符合当时的整个历史氛围，是大体可信的，否则历史上的许多生动场面便不会流传下来，也许历史就会失去许多内容。于是我们断定，司马迁在选择和采纳文献和口碑材料的时候，有可能凭藉他敏锐的史家直觉；他想象历史上的某些场景如此而非彼并接近真实，也出自一种直觉。

英国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也许是最强调直觉在历史研究中作用、并自觉运用直觉的史学家了，这一点已有论者指出。①他常常徘徊于历史遗址，让目濡耳染的一切与自己的心灵发生共振，就好象我们静立在秦始皇兵马俑的巨大方阵面前，多少犹能感受到秦汉之际金戈铁马的肃杀之气一样。他认为，“潜在意识是直觉的源泉，合理的思维也是由这里产生的。……科学上的各种发现都是可以用理论性的语言来表达，用实验来验证的。事实上，一项发现得到肯定都是采用这种方法。但是，人们也承认，在诸多发现当中，有一些若究其根源的话，是靠由意识之下上升到意识之上的直觉——未经验证，也非理论性的直觉——完成的。”②他高度评价直觉的作用：“使我们提出假设的是直觉。……人类精神的创造性活动来自直觉”。对于他这样一位宏观史家或历史哲学家来说，他不可能对于所要利用一切史料进行仔细考证，辨明真伪，证明哪些材料可用而哪些材料值得怀疑，而后才去构造模式、摸索规律，因此他的许多假说必然来自于他独特而敏锐的直觉。这样一个特点，对于一切伟大的宏观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来说，恐怕都是不可避免的共性。

现当代西方史学家中有许多人都充分肯定直觉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说，“毫无疑问，想象力对于历史家是必不可少的：空洞的批判、空洞的叙述、缺乏直觉或想象的概念、全是无用的；……我们要求对我们所将叙述其历史的事件应有生动的体验，意思也就是要使事件作为直觉与想象重新被提炼出来。没有这种想象性的重建或综合是无法去写历史或读历史或理解历史的。”但也反对“把自己想象出来的事情描述得好象亲眼目击的一样”，必须与所谓“自由的诗情想象”相区分，后者是一种“假历史”。③柯林武德也赞成一种“先验的想象”，它“并不是装饰性的而是结构性的”，没有它“我们就永远不可能知觉我们周围的世界”。④如何才能正确想象或知道历史，直觉是重要的途径。领一代风骚的年鉴学派倡导心态史、情感史、习惯史、甚至想象史的研究，自然推崇直觉。其第一代领袖吕西安·费弗尔推崇米什莱，便是因为他“注重直觉和情感同化的能力来了解一个时代人们的看法和感受方法”。⑤这与注重客观史实的实证主义史学方法是格格不入的。

由此我们知道，现当代西方史学注重直觉、想象、移情、灵感，是作为反实证主义或反理性主义思潮的衍生物而来的；是他们开始强调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强调史学家主体作用的必然产物。既然历史必须通过史料的中介才可能求得，而史料又错综纷繁、支离破碎，掺杂着记述者浓重的个人体验，史学家如果没有一种直觉的想象，仅凭逻辑推理是难免会手足无措的。艺术与历史从一开始就密不可分，19世纪科学史学以其强有力的自信把这种关系拆散，而现在又有重新携手的趋势。作为重要艺术手段的直觉、灵感之类，自然会重新进入史学。此外，新史学大力提倡的心理历史、研究包括身体动作、食、色、性之类在内的历史人类学、甚至“总体历史”的构架，都离不开史学家的直觉想象，仅仅依靠所谓史料是难以重现这些方面的过去的。

显然，无论是古今中外前辈史学家的恢宏巨著中，还是在当今西方新史学的作品中，我们均可发现直觉认识的痕迹。无论它是否符合科学认识规律，它已经是一种客观存在，成为史学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不过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仍是看它是否是符合科学认识规律的一条思维途径——即使在历史思维活动中也是如此，抑或它完全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主观臆测。

二

尽管直觉产生的机制还是人们研究的课题，人们只是初步判断它是知识因素的大脑思维运动逐渐积累和发展到一定关节点上迅速综合而产生的质的飞跃，但毕竟已不把直觉思维当作一种神秘而玄奥的东西。这个现今的“非理性”因素也许只是人们的理性尚未能充分理解的高级思维过程。所以现代创造心理学和科学认识论已经把它当作研究的重要内容。⑥

“直觉是人们一种突发性的对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新事物或现象的极为敏锐的、准确的判断和对其内在本质的理解。”它已经是一种初步的结论，故不同于想象。它可体现为认识过程或创造过程中的直觉判断、猜想、预感、假设或洞察力。许多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充分肯定了直觉的作用，如爱因斯坦认为，“我相信直觉和灵感”；“物理学家的最高使命是要得到那些普遍的基本定律，由此世界体系就能用单纯的演绎法建立起来，要通向这些定律，并没有逻辑的通路，只有通过那种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才能得到这些定律”。⑦他把科学创造过程归纳为这样一个模式：经验——直觉——概念或假设——逻辑推理——理论。这就是说，直觉在科学创造活动中具有关键作用，但同时又不否认经验的基础及以后逻辑的证实。居里夫人在镭的原子量被测定前四年就宣布这个新元素的存在，并建议命名为镭，这被劳厄称之为“以直觉的预感击中了正确的目标”。⑧科学家自述其科学发现出自直觉的例子不胜枚举。

英国人卡尔·波普尔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大胆的论证。他认为新的理论往往最初来自假说，然后再寻找经验事实的支持，因此并非假说来自观察，而是观察来自假说，哥白尼的地动说、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是如此。至于假说来自何处，他认为即来自爱因斯坦的所谓“自由创造”、“自由猜测”、“自由想象家”，或柏格森意义上的“非理性因素”、“创造的直觉”。当然，他也承认猜想来自于“问题”。尽管存在偏颇，波普尔把传统的归纳主义科学认识图式戳了个洞。他甚至直接指斥某些历史学家“收集观察材料，然后从中‘引出结论’”的方法是“想当然的却又是不存在的”；他批评“某些历史学家无创造性地加以模仿，他们相信自己也能收集相当于自然科学观察材料的史料证据，为自己的结论形成‘经验基础’”。他认为，“这种想当然的方法是永远不会收效的：你如果不是先有问题，那就既不能收集到观察材料，也不能收集到史料证据”。这就把历史认识过程也纳入到他的“问题——猜想——证伪——新问题”的科学发展模式中去了。⑨

当然，直觉的产生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它必然与经验存在密切的关系，如果科学家对本学科毫无知识，他便不可能在本学科的科学研究过程中产生任何直觉判断。历史学家也是一样，尽管他对所要判断的事物尚无明确结论，但他只有在了解判断对象周围的整个历史氛围或许多其它相关常识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产生直觉。对某一事物的直觉判断，来源于判断者不知何时何地贮存入大脑的某些信息，它们被贮入的时候也许并未被意识到会有什么作用，也许是支离破碎、毫无系统的，但有可能被某种问题或某个联想突然引发，聚合成为一种直觉判断。但直到此时，人们无法知道引发这个直觉的信息究竟是什么；人们只能确切知道表层意识，却无法确切知道或整理出深层意识或潜意识。

但显然也不是任何一个具有大量经验、实践、知识的人都能产生敏锐的直觉思维，或者这种直觉所导致的往往是天才的创造，这就是发明创造者与常人的区别所在。发明创造者不仅往往博闻强记，善于捕捉各种信息，积累大量有关或暂时“无关”的知识，他们还必须具有创造性思维的能力或快速反应的能力。就一位历史学家来说，当其他人面对一大堆材料还没有什么发现的时候，某一个人就可能敏锐地或直觉地感到这里面会有什么重大的问题，或敏锐地感到此事不是这样而是那样，然后迅速地寻找材料来证实他的直觉。汤因比的“挑战与应战”理论首先是一种直觉加经验所得出的假说，但随后才被他人这样那样的证据逐渐证实。一些考古学家在进行某些重大考古发掘时，在发掘到某些层面时，会直觉地感到下面将会有惊人的发现，而其他人未必都有这种感觉。这与他丰富的考古经验及知识有关，与发掘初期现场氛围对他的影响有关，也与他个人独特的思维方式或大幅度“跳跃式”的认识习惯有关。画家之不同于画匠，就在于他有可能运用自己的直觉想象，发现所描绘之客观对象背后的底蕴，从而有所创造。

但是，直觉毕竟带有浓重的主观成份，它毕竟是一个比较粗糙、比较初步的心理过程，由于事物的复杂性、相似性和变动性，由于判断者的感情因素以及常常变化的外界影响，直觉也有可能是错觉。一位医生根据病人的各种相似病症表现，可能直觉地认为某位阑尾炎病人的病是急性肠胃炎，导致错误的诊断；一位断案者如果在潜意识里就对某一种人的言谈举止、衣着打扮先天地厌恶，他就有可能直觉地以为他作为罪犯的可能性较大。因此，一种直觉判断必须经过经验观察、逻辑推理等创造途径的检验。由此说，在科学创造活动中，直觉产生的先期首先要有经验观察和逻辑推理的基础，产生后则要有它们的验证。

无论如何，直觉所导出的既可能是谬论，也有可能是一个足以改变整个世界面貌或几代人思维方式的真理。

三

如前述，历史学与其它科学分支相比有自己的特点。首先，历史学家无法通过经验观察历史从而进行逻辑思维，只有借助史料的中介；史学家通常所做的，是对史料这种“间接的历史”进行逻辑推理，他们经验观察的也只是这种“间接的历史”。但显而易见，各种史料不能反映“完全的”历史客观；另外，史料已被投入了史料记述者的主观因素；再者，史料的发现是逐步的，史学家无法等待关于某个问题的史料全部被发现之后再做结论。这些就要求历史学家具有一种稍许独特的历史认知方式，而他们对历史的直觉判断就是不可避免的。考古学家在我国云南地区发现了腊玛猿化石以及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化石，判断这一地区是世界人类最早的发源地之一，这一判断多少带有直觉的因素，因为有些缺环的问题并未解决；但正因为有这样一种直觉判断，考古学家才坚持在这个地区继续发掘，希望能有进一步的发现以逐渐证实着上述直觉。

一个历史学家首先必须善于发现问题，甚至是从“铁案如山”的历史结论中发现哪怕是极微小的疑点，一切新的研究便由此产生。发现问题之后还要面对错综纷繁的史料，这些史料往往给史学家提供两种或两种以上结论的可能性，选择哪一个答案或哪一条路径，除了考订材料之外，需要史学家敏锐的直觉。梁任公《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举例说明时谈及对玄奘出游始自何年的考订，虽未必确，却可窥出他的一些思维过程。他说各书关于此记载“皆云贞观三年八月，咸无异辞，吾则因怀疑而研究”。既然异口同声，梁启超又何来怀疑？除以前研究的基础外，应是直觉让他觉得此处必有误。按他的说法，其“本无甚可疑也”，但根据玄奘于阗上表中的前后文，“吾忽觉此语有矛盾”，“忽觉”二字很说明问题。随后，他排列考订各种史料，通过逻辑推理确立他的假说。

其次，历史学研究绝不会仅仅停留在描述，而必会注重分析和概括。历史的描述出自史料，除了史料记述者的主观成份外，撰史者一般较少有意在描述中掺杂自己的主观成份，大体上依据可信史料进行客观叙述。但即使在此过程中，史学家的直觉和（依据知识及依据直觉的）想象仍是不可避免的，除了前举鸿门宴外，《史记》记载项羽“力拨山，气盖世”的人物性格，他在垓下之围中那种与虞姬的生离死别的哀惋气氛，甚至刘邦“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言壮语，凭什么作者与读者都认为可信？我想应该是出自他们对整个历史氛围的直觉，这是由前述史料的特点所决定的。但是，历史学的发展早已把历史学家基于史实的概括和分析摆在了至关重要的位置上。所谓概括和分析，是指史学家并不停留在摆出事实这一步，而通过自己的主观思索，分析其人其事的前因后果、表象背后的支配性因素，摸索历史发展的规律等等。这里一方面增加了历史学家主体的投入，加强抽象思维、逻辑推理；另一方面概括和分析所得出的东西往往是深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捉摸不定的东西，直觉便也要起作用。清人戴名世引曾巩的话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戴南山集》卷1）。可以明“万事之理”、“通难知之意”、“发难显之情”的史学家，必须有极广博的知识、敏锐的直觉，才能见他人所未见。当然，如果著史者并不欲摸索人间万物的规律、通晓潜在不露的底蕴、发掘史料上未直接揭示的种种内在因素（如人的心理因素、潜意识），就并不需要具备这种直觉的感悟力，当然其所撰之史则必非良史。

李自成农民军为什么在占领北京之后迅速失败？要探讨其原因，首先要在史料上寻找其蛛丝马迹。是因为起义领袖骄傲？因为清军力量过于强大？是因为起义军战略错误？还是革命性太强、搞“追赃比饷”所致？史料证据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但究竟原因是什么，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分析者的倾向性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直觉。为什么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认为这原因是起义领袖骄傲的问题？恐怕这里面有主观直觉的因素。按传统人口统计，清代中期人口一下子达到4亿，而清初只有1亿多，成为今天人口危机的基础。显然，分析它陡涨的原因很有必要。但传统中国的人口统计是不准确的，认为这是因为“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与“摊丁入地”政策所致，或是因为某些高产作物如玉米、白薯之类的引进所致，或是因为康乾间较和平的发展环境所致等等，都没有直接的证据，在没有重大突破之前要想做一暂时性的结论的话，恐怕也要依赖分析者的某种直觉。

第三，宏观史学研究对史学家的直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供了驰骋的空间。所谓宏观史学，指的是历史哲学式的研究（无论是汤因比式的思辨的，还是分析批判的）以及对宏大历史场面的概括式研究，如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之类，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具体的、考实的、描述性的微观研究。黑格尔虽然崇尚理性思维而蔑视直觉，但在他的《历史哲学》中却免不了主观想象、猜测和直觉感悟的成份。他有一段话常常被人们引用：“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这并不是完全从历史事实得出，或完全是从逻辑推理中得出的，人类完全可能在大海的无限中感到自己十分渺小，引起恐惧。他认为“这种超越土地限制、渡过大海的活动，是亚洲各国所没有的，……像中国便是一个例子”，这个武断的结论基于他主观地认为“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地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他这样一种见解源出于一种方法观，即他所说“著史的人必须真正地放弃对于事实的个别描写，他必须用抽象的观念来缩短他的叙述，这不但要删除多数事变和行动，而且还要由思想来概括一切”。有这种出发点的人是免不了主观想象和直觉感悟的。

这个反面的例子并不能把直觉因素在宏观研究中的作用全面否定。汤因比有个著名的“挑战与应战”理论是用来解释文明起源这个重大课题的。在解释之前，他警告说，“不要在研究活生生的人类的历史思想时，采用专门研究无生物的自然界的科学方法。……且让我们暂时闭起眼睛不看科学的公式，以便能让我们听得见神话的言语”。至于这个并非完全出于经验而部分出于直觉的假说，我在一篇文章中略做了分析（《汤因比与中国二题》，《史学论衡》，北师大出版社1991年出版），认为这个公式在文明起发源问题上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可以为中国文明发源地的一些考古证据所证实。

第四，史学的重要功能便是对未来的预测。预测虽然离不开经验事实的基础，但它又是一种猜测和预感，所以直觉在此中便大有用武之地。波尔说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很早就以他深遂的直觉认识到，复杂的原子核的存在和它的稳定性带来了一些奇异新颖的问题”。⑩后者预感到原子物理学方面会有许多重大问题值得研究，便沿着这条思路走了下去。而人文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既以发现规律、探索规律为己任，就正是为了鉴往知来。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通过对当时现实的经验分析，在周密的逻辑推理的基础上，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是人类必然未来的预测，但共产主义究竟如何实现，实现后是什么状况，他们并不能准确详实的预言，他们的概述往往体现着天才的直觉。斯宾格勒通过文明“生、老、病、死”的假说，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世界痛苦的现实，提出“西方的没落”这样的预示；无独有偶，汤因比在“展望21世纪”的时候，不仅对西方甚为悲观，而且预示未来将由中国来统一世界，这些假说中均有直觉的成份。

人类社会的发展较之自然界有着变幻不定、不易把握的特点，人们根据经验事实或者逻辑推理所做的许多预测，都有可能偏离未来的现实，因此，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应是一件不容易并需谨慎的工作。同时，这也说明，即使是根据经验事实或逻辑推理所做出的预见，也会带有直觉的因素，因为做出预见的时候尚无事实的检验，同时根据同一现象的逻辑推理所做出的预测却可能迥然相异。应该说，对未来的预测离不开直觉。

四

应该承认，上述对史学中直觉作用的论证也有“直觉”的成份，因为历史学家，可能除了汤因比，不象自然科学家，从不明白道出自己的哪些作用、哪些结论是出自直觉或有直觉认识的作用。特别是在讲究“无一字无出处”的中国传统史学界，如果有谁承认这一点，仿佛就象是自己给自己抹上一脸秽物，玷污了历史学的圣殿。所以，要想找到史学家承认直觉的证据来支撑以上判断，难矣。

但是，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论及创造心理学都承认直觉认识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并不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而且在科学创造过程中又起着重大的作用，如果我们同时也承认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不仅与自然科学有一致性，而且有自己的特殊性，即是一门特殊的科学、认识的科学的话，我们就没有理由否认历史认识当中存在直觉思维，尽管迄今为止没有多少史学家承认这一点。相反，史学界的这种状况或许表明史学家过于漠视甚至轻视直觉思维的存在，导致史学作品缺乏灵性、缺乏火花，难以启迪他人，亦难以接近真理。一个画家与一个画匠的区别在哪里？就在于后者只能僵死地如实表现表象，不能大幅度跳跃式地思维，不能向更深更广的表象背后探索，揭示表象的深藏不露的底蕴。为什么古往今来从事历史研究的人不少，但大史学家屈指可数呢？他们的考据功夫、资料功夫恐怕相差不多，但眼界、知识面、资料功夫以及领悟能力就相差很大了，直觉认识就是后者中的一部分。

那么，既然直觉认识能力在科学创造活动中如此重要，它有没有可能加以培养，或者说，在培养一位史学家的时候对此问题加以注意呢？由于直觉产生的生理、心理机制尚未得到完全科学的解释，我们不可能象培养人的逻辑思维能力一样培养人的非逻辑思维能力、无意识思维能力。但我们大体可以说，直觉的产生以丰富的知识积累、广阔的知识面为基础，直觉的产生就是通过一个偶然事件把各个知识角落里暂时搁置无用的东西一下子串联起来，所谓触类旁通。如果知识贫乏是不可能引发直觉的，而历史学面对的对象包罗万象。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各方面、对不同地区不同时代都有所了解，历史认识才可能有创造性；只了解一人一事是无法概括出历史规律的。简言之，博闻强记有助于直觉产生。其次，直觉的产生要求大胆丰富的创造性想象和快速反应的能力，还要求丰富大胆的联想能力。如果总是养成“无一字无出处”、没有确凿直接的证据就不敢下结论的习惯，如果对问题反应缓慢，如果只是拘泥于就一事论一事，不敢举一返三，也无法产生那种高速突发的跳跃性思维。第三，讨论、辩论即广泛进行信息交流亦有助于直觉的产生，所谓触发直觉或灵感的那个东西就有可能来自于他人的思想、话语、甚至是相互的激烈争论之中。

显然，直觉认识能力的培养和产生都需要一个较缓慢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它成为历史学家认知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乃至发挥作用，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能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直觉判断，但却应该把直觉认识能力的具备作为追求的更高目标。至于直觉认识的结果，由于这种认识自身的特点，以及历史认识的特殊性，我们就更不能对它是否一定正确无误加以苛求，它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谨慎小心的检验。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