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原召：中国古陶瓷的外销与海上丝绸之路

一 概说

瓷器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商周时期已生产出原始瓷器，至东汉晚期烧造出了成熟瓷器；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制瓷技术的不断改进和发展，隋唐五代时期达到了新的水平，并形成了以“南青北白”为主要特征的制瓷手工业分布格局；宋元时期制瓷手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生产规模扩大，产品类别增多，达到了空前繁荣；明清时期的瓷业格局有了新的变化，尤以景德镇窑的发展最为突出，产品则以青花瓷器为主，还有丰富多彩的彩瓷和单色釉瓷等1 。

中国古代的瓷器，不仅受到国内人们的普遍喜爱和广泛使用，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同时，也受到了外国人的欢迎，是海外贸易中十分重要的输出商品，在古代中外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海外地区发现的中国古代瓷器，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应属于非商品类瓷器，如赏赐品、礼品等，此类数量有限；另一类则是作为商品对外销售的瓷器，这类最为常见，而且数量非常大，一般称之为“外销瓷”2,也有学者称为“贸易陶瓷”、“外贸瓷”等 3，本文所论即是这类外销瓷器。

中国古陶瓷的外销，是与古代海上交通和海外贸易亦即“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密不可分的。这在历史文献记载和文物考古资料中均有明确反映。

中国同海外地区的交通和商贸往来由来已久。秦汉时期，岭南已与海外地区有一定贸易往来 4，《汉书•地理志》记述了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抵达印度、东南亚地区的海上航线，并载有黄门设“长”，“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赉黄金杂缯而往”5 。隋唐五代以来，随着航海技术的不断进步6，海外交通得以迅速发展7，特别是唐代以来海外贸易逐渐繁荣8 。随着制瓷技术的发展与海外市场的需要，陶瓷器成为中国对外输出的重要商品之一 9。

这在当时文献中已有记载，如宋代朱彧《萍洲可谈》卷二记之曰“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10；赵汝适《诸蕃志》中多次提到“番商兴贩”用“瓷器”、“青白器”、“青瓷器”等博易 11；元人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贸易之货用“青器”、“粗碗”、“青瓷器”、“青白碗”、“青白花器”、“处器”、“青处器”、“青白处州瓷器”等12 ，可见宋元时期中国陶瓷器已在海外不少地区使用。

明初太祖诏令“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13，至永乐时期郑和下西洋，在颁行海禁的同时，开展大规模的官方朝贡贸易，瓷器成为郑和船队对海外各国交易的物品之一 14，如马欢《瀛涯胜览》记载换易或买卖交易使用“中国青磁盘碗”、“中国青花磁器”、“青磁盘碗”、“磁器”等 15，费信《星槎胜览》所记货用“青白花磁器”、“青花白磁器”、“青白磁器”、“磁器”等16 ，巩珍《西洋番国志》则记有“中国青磁盘碗”、“青花磁器”、“磁器”17，这些记载是明代早期中国瓷器外销海外地区的重要资料。

明代中期以后，特别是明末清初，欧洲商船相继来华贸易，物美价廉的中国瓷器是其竞相采购的商品之一 18，这在荷兰、英国等商船档案中均有记载，如荷兰东印度公司即是这一阶段的典型代表 19，中国瓷器的对外输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0，行销区域与规模均进一步扩大，除了传统贸易地区外，扩大到了欧洲、美洲等地。

同样，在海外地区遗址的考古发现及流传有序的传世品中有着丰富的实物资料。早在汉、晋时期，中国的陶瓷器在国外就有使用，如朝鲜半岛 21、日本、东南亚一些地区等，已有少量流传 22。到了唐代以后，特别是晚唐、五代时期，陶瓷器开始大批销往国外地区，特别是东亚的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地区，远至西亚、非洲东海岸等地区。

宋、元时期，制瓷手工业得到了空前发展和繁荣，受海外贸易政策的支持和影响，掀起了中国陶瓷外销新的高峰，特别是华南沿海地区出现了一大批以国外市场为主要消费地的窑场，尤其是南宋、元代，以名窑和以仿烧名窑产品为主体的各窑场生产的各类瓷器，大量输往东亚、东南亚、西亚、非洲等地。

明、清时期，特别是明末清初阶段，制瓷手工业格局和品种较之宋、元时代有了很大变化，海外贸易模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江西景德镇民窑、福建漳州窑和德化窑、广东石湾窑、江苏宜兴窑等诸多窑场的陶瓷器继续行销海外地区，并在亚洲、非洲基础上，还广销至欧美地区。

因陶瓷器易碎，陆路运输比较困难，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扩展，晚唐以后大规模的对外输出主要依靠海路运输。因此，除了海外消费地外，在这条海上贸易航线上，由于种种原因也遗留下了一大批古代沉船遗址或水下遗物。这些水下遗存中，陶瓷器又因易于保存，在目前的考古发现中所占比重较大。这一点在唐代以来的沉船中体现尤为明显。

例如，1998年发现于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的“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其载货以瓷器为主，多达67000余件，其中一件长沙窑釉下彩绘碗的外壁刻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826年）铭记，可知该船应为唐代晚期23。南宋时期南海海域的西沙群岛华光礁一号沉船24、广东台山上下川岛海域南海Ⅰ号沉船25，所装载的陶瓷器大约可达上万件乃至数万件；元代晚期沉没于朝鲜半岛海域的新安沉船装载的中国瓷器也多达2万余件 26。

明代晚期的广东汕头南澳一号沉船出水瓷器近3万件27；沉没于福建平潭海域的碗礁一号清代中期沉船出水瓷器有17000多件28。明清时期的西洋商船的装载量一般都较大，船货类别丰富多样，所载瓷器少者几百、上千、几千余件，多者可达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余件以上。

比如，1600年沉没的西班牙商船“圣•迭戈号”（San Diego）出水文物达34407件，其中瓷器有5671件29 ；1745年沉没于距离目的地哥德堡市不远的瑞典东印度公司商船“哥德堡号”（Gotheborg），装载有2388捆瓷器、2677箱茶叶、19箱丝绸等约700吨物品，中国瓷器竟可多达50万余件30；1752年沉没于印度尼西亚海域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哥德马尔森号”（Geldermalsen），1985年由英国人迈克尔•哈彻打捞出水15万件景德镇窑瓷器和125块金条或金锭（即Nanking Cargo，“南京货”），由佳士得拍卖行在阿姆斯特丹拍卖 31。

根据航海日志记载，该船装载有瓷器239200件、漆器625件、丝绸5240匹、茶叶686997公斤以及木材、金条等货物32；1822年沉没于印度尼西亚海域的“泰兴号”（Tek Sing）商船打捞出的青花瓷器也多达35万件33。兹举数例，中国外销陶瓷器在各个时期海外贸易中之分量，由此可见一斑。这条历史悠久、不断发展的海上贸易线路，又被后世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

在中国陶瓷器外销的过程中，国外市场的需求不仅刺激了中国制瓷手工业的发展，而且不少瓷器也吸收了一些外来文化因素，这包括瓷器品种、类别甚至技术等多个方面，适应了当地的特殊需要。同时，中国的制瓷技术对国外地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日本、朝鲜半岛制瓷手工业的发展，以及18世纪欧洲瓷器的烧制成功。

二 唐五代时期

唐代早期瓷器的对外输出，多是通过陆路进行，一条经由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向西至中亚、西亚等地；一条则是经东北地区至朝鲜半岛，再到日本。因瓷器易碎，陆路运输比较困难，故数量不多。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扩展，晚唐时期已主要依靠海路对外输出，由当时的主要港口扬州、广州、明州等地出发，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销往海外地区，主要是东南亚、西亚和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由于船舶装载量较大，瓷器外销的数量激增35，并形成了中国陶瓷器外销的第一次高峰36。

唐、五代时期的外销瓷器主要发现于日本37 、朝鲜半岛38 、东南亚各国39等，如日本的福冈太宰府鸿胪馆遗址40、博多遗址群41、京都府长冈京遗址42、平安京遗址与奈良平城京遗址43，朝鲜半岛的海州龙梅岛44，东南亚的沙捞越地区45，西亚的伊朗46、非洲埃及福斯塔特遗址47等均有大量中国瓷器的出土。

此外，印度尼西亚勿里洞海域“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48、印坦沉船49、爪哇海域井里汶沉船50也打捞出水了大批中国瓷器，而处于贸易航线上的福建平潭海域51、澎湖地区52、西沙群岛海域53等也有发现。尤其需要指出的是，1998年发现于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的“黑石号”沉船，打捞出水有瓷器、金银器、铜镜及其他金属器等，船货中以瓷器为主（图1），多达67000余件，长沙窑瓷器占大多数，达56000余件，还有一些越窑青瓷、广东窑场烧造的青瓷和北方地区巩县窑等窑口的白瓷、青花、白釉绿彩瓷器，其中一件长沙窑釉下彩绘碗的外壁刻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826年）铭记，再结合船体结构形态，可以推断该船为唐代晚期的阿拉伯商船。井里汶沉船则打捞出水越窑青瓷达30余万件，另有一些北方和南方地区的白瓷器（图2）54。

这一时期的外销陶瓷以越窑的青瓷、邢窑和定窑的白瓷、巩义窑瓷器、长沙窑瓷器等为主，安徽、福建、广东地区55所产的一些瓷器也销往海外，如福州怀安窑56。

唐、五代时期形成的“南青北白”的制瓷手工业生产格局，也决定了这一时期外销瓷器以青釉、白釉瓷器为主。越窑青瓷多见于日本、东南亚、西亚、非洲东海岸等一些地区57，而在一些沉船如井里汶沉船中也以越窑青瓷为主58。这些越窑青瓷多为日常生活用器，器类有碗、盘、盂、罐、盒、执壶、盆等，以碗、盘居多。胎质细腻，胎色一般为灰色或浅灰色，碗内底心多见有支钉支烧痕迹或残留有多枚支钉。白釉瓷器的外销主要是河北的邢窑、定窑，较早多是邢窑，晚唐、五代则逐渐变为定窑，还有河南巩义窑，南方地区则有繁昌窑等。

日本奈良、京都、福冈、伊拉克萨玛拉、伊朗西拉夫、埃及福斯塔特等遗址出土较为集中。器类有碗、盘、杯、执壶、唾盂等，以碗为主，多为玉璧形底。唐代晚期长沙窑瓷器大量行销海外59，以日本和西亚地区出土较多60，特别是京都、福冈、西拉夫、萨玛拉等最为集中。长沙窑瓷器与越窑、邢窑、定窑等具中国传统风格的瓷器不同，它为适应海外市场的需要，造型和装饰方法方面吸收了西亚的风格。器物以青釉瓷器为主，器型以执壶、双系或四系罐的数量最多。

器物装饰有釉下彩绘、模印贴花，题材丰富，内容有人物、瑞兽、鸟类、花草等。彩绘装饰以线描为主，多为褐彩，有的泛红、紫、绿等色，线条流畅，粗犷洒脱。执壶肩部多模印贴花（图3），有的贴有外国人物图案，明显带有异域色彩。此外，唐代巩义窑创烧了青花瓷器61，20世纪70年代曾在扬州唐城遗址出土数片瓷片62，“黑石号”沉船也出土了3件完整的青花瓷盘（图4），十分珍贵。这些海外发现的外销陶瓷器的器物特征、装饰风格与国内窑址及其他遗址出土的瓷器一致。

随着唐、五代时期中国瓷器的外销，商人不仅将大批的瓷器输往国外各地，而且也促进了制瓷技术的交流。一方面，一些瓷器风格受到海外因素的影响63。特别是长沙窑釉下彩绘、模印贴花装饰的手法和纹样内容，以及唐青花瓷器的创烧和青花菱形花草纹图案等，应是受到了西亚伊斯兰风格的影响64。而一部分瓷器的器物造型也模仿自中亚、西亚一带的陶器、金银器65。

另一方面，中国的制瓷技术这一时期开始流传到国外地区。这方面最为突出的就是日本奈良三彩、朝鲜新罗三彩66的仿制成功，虽其均属陶器，但制作方法却来自唐三彩器，甚至中东地区三彩陶器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67。此外，9世纪末、10世纪初的五代时期，朝鲜半岛从中国引进了龙窑技术，并开始烧造青瓷，其窑址集中于朝鲜西南部的京畿道仁川、全罗南道高兴郡68、全罗北道高敞郡等地69，这明显是受到浙江越窑的影响，进而开始了烧造高丽青瓷。

三 宋元时期

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十分活跃70，由于海外市场的需要，陶瓷器成为对外输出的重要商品之一。据朱彧《萍洲可谈》记载，贸易商船所载“货多陶器”，这一时期文献中对瓷器外销记述最为集中的是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71和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72。赵汝适曾任福建路市舶提举，根据商舶往来记述了当时海外各国概况，其中提到了番商以瓷器“博易”的有占城、真腊、三佛齐、单马令、凌牙斯加、佛啰安、细兰、阇婆、南毗、故临、层拔、渤泥、麻逸、三屿、蒲哩噜等国及附属一些地区，提到了“青瓷器”、“青白瓷”、“白瓷器”三个品种。

汪大渊则曾两次浮海南洋，根据见闻记述成书，其中提及作为“贸易之货用”的瓷器有50多个地区，如琉球、三岛、无枝拔、占城、丹马令、日丽、麻里噜等，涉及的瓷器品种有“青白花”、“青白”、“青磁器”、“青器”等，有的还具体到窑口如“处州磁器”，有的则谈到器类如盘、碗、壶、瓶等，为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瓷器外销资料73。

此外，由于宋元时期是制瓷手工业发展的繁荣阶段，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陶瓷器的外销和制瓷技术交流也达到了新的高峰74。这一时期，不仅各大名窑产品行销海外，如磁州窑、定窑、耀州窑、龙泉窑75、景德镇窑、建窑、德化窑等，而且在华南沿海地区76，特别是泉州、福州、广州、明州等沿海贸易港口附近区域，出现了一大批以外销为主要目的的窑场，如广州附近的西村窑77，福州附近的闽清义窑78，泉州附近的泉州窑、磁灶窑79、南安窑等。这些窑场一般多是仿烧名窑瓷器，以景德镇窑青白瓷器、龙泉窑青瓷器为主80，而其消费市场则多为海外地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外向型的制瓷手工业生产体系81。

这一时期，国外发现的中国瓷器不仅范围扩大82，遍及日本83、朝鲜半岛84、东南亚85、南亚86、西亚87、非洲东海岸88各地，而且数量众多，品种丰富89，规模远远超过了唐、五代时期。

宋元时期海上贸易航线上沉船的水下考古发现90，更是证实了瓷器大批量外销的事实。中国沿海有福建莆田北土龟礁一号沉船（图5）91、连江定海湾白礁一号沉船92、平潭大练岛西南屿宋代沉船93、大练岛元代沉船（图6）94、漳州龙海半洋礁一号沉船（图7）95，广东台山上下川岛海域南海I号沉船（图8）96，西沙群岛海域水下文化遗存数量众多97，如华光礁一号沉船（图9）98 、石屿二号沉船99；东南亚海域也不少沉船发现100，如菲律宾碎浪礁沉船101、调查员沉船102，马来西亚丹戎新邦沉船103、玉龙好沉船104，印度尼西亚哲帕拉沉船105、鳄鱼岛沉船106、爪哇海沉船107等；朝鲜半岛海域则有新安沉船108。

其中，南宋时期的广东台山南海Ⅰ号沉船、西沙群岛华光礁一号沉船，所装载的陶瓷器大约可达上万件乃至数万件，有龙泉窑青瓷、景德镇窑青白瓷、德化窑白瓷和青白瓷、福建青瓷、闽清义窑和晋江磁灶窑瓷器等；元代晚期沉没的新安沉船所装载的中国瓷器多达2万余件，以龙泉窑青瓷居多，还有产自于磁州窑、景德镇窑、吉州窑、赣州七里镇窑、金华铁店窑和福建地区窑场的白瓷、青白瓷、黑瓷等。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沉船中所载陶瓷器有着不同的品种组合，多是来自不同窑场；即使是同一沉船中发现的瓷器一般也是来自不同地区、多个窑场的产品。

宋元时期外销瓷器的品种以青釉瓷器、青白釉瓷器为主，也有不少黑釉瓷器、白地黑花瓷器、酱釉瓷器、白釉瓷器、钧釉瓷器等，元代则还有青花瓷器。由于水路交通发达，运输便捷，瓷器的产地不限于沿海地区，内地许多窑场的产品也大量外销。这些窑场主要有北方地区的磁州窑、定窑、耀州窑、钧窑等，以及周边的一些其他窑场；南方则有江西的景德镇窑、七里镇窑、吉州窑等，浙江的越窑、龙泉窑（图10），福建的松溪窑、浦城窑、建窑、南平茶洋窑、武夷山遇林亭窑、将乐窑、闽清义窑、莆田窑、德化窑、晋江磁灶窑、南安窑及附近各窑等109，广东潮州窑、广州西村窑等110，其中以仿景德镇窑的青白瓷、仿龙泉窑的箆点划花青瓷、磁灶窑酱黑釉和绿釉瓷器颇具代表性，数量也较多。

外销瓷器的器类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普通生活用器，主要有碗、盘、碟、盒、执壶、罐、瓶等；一类是国内极少使用、多用于满足海外市场需要的器物，如军持111、小口瓶112、小罐、大罐等，而元代后期的青花瓷器中一些器型较大、花纹复杂的大盘、大碗、罐、瓶等，多见于中东伊斯兰地区（图11），这与当地的喜好有很大关系113。这时期海外贸易航线大体有以下几条：一是由明州港出发至朝鲜半岛、日本各地；二是由福州港出发，至台澎地区，再至琉球、日本或菲律宾地区；三是由福州、泉州、广州等港口出发，沿南海航行至东南亚各岛及中南半岛，或转易港口，再至南亚、西亚、非洲东海岸等地。从海外地区和沉船发现来看，宋元时期陶瓷器的输出港口与窑口（产地）、目的地等有着较大关系114。

瓷器的输出，往往伴随着制瓷技术的交流，这在宋、元时期体现尤为明显。瓷器的风格，一方面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器形、器类、纹饰等均有体现 ，包括青花瓷器、华南沿海窑场的个别器类等，山西浑源窑等一些窑场的青地白花瓷器可能与高丽青瓷、粉青沙器有着密切关系116。另一方面，宋元瓷器对国外瓷器或陶器又有着一定的影响，如高丽青瓷“大概相类”于“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117、镶嵌青瓷118，日本的灰釉陶器和绿釉陶器119，越南李、陈两朝的陶器，伊斯兰陶器120，等等。

朝鲜半岛在10世纪引入青瓷和龙窑、M形匣钵等之后，继续发展并吸收浙江越窑比较成熟的技术，烧制出了质量较高的青瓷、白瓷121，如全罗南道康津郡大口面桂栗里窑122、龙云里窑123等，依山而建，由火膛、窑室、出烟孔等几部分组成，并设有10余个投柴孔，为平焰式斜坡龙窑。其后，大概在南宋末至元初，约13世纪左右，半倒焰式分室龙窑由华南沿海地区传至朝鲜半岛，如全罗北道扶安郡山内里镇西里窑（图12）124，这应与福建德化屈斗宫窑址等有着一定关系。

四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海外贸易制度发生较大变化。明初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是古代航海史的创举，其后因沿海局势不稳，除开展官方朝贡贸易之外，采取闭关政策125，至明代中后期开放海禁，东印度公司等欧洲商船频繁来华贸易126，使得明末清初成为这一阶段海外贸易最为活跃的阶段，清代中期以后，欧美商船的海外贸易仍较为发达。这一阶段瓷器的外销也是随着贸易制度的变化而兴衰的。明代前期瓷器的对外输出，较之宋元时期锐减，虽实行海禁，但东南沿海的走私贸易一直不断127。明代后期至清代中期，特别是明末清初，欧洲商船竞相来华贸易，瓷器是其重要采购商品之一，中国瓷器的外销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28，并且出现了一些新的销售形式和瓷器类别，如订烧、广彩瓷器、纹章瓷等。

这一时期陶瓷器外销的区域进一步扩大，有东亚的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的越南129、泰国130、菲律宾131、印度尼西亚132、马来西亚133、新加坡134、文莱等135，西亚的伊拉克、伊朗等136，非洲137的埃及138、坦桑尼亚 139、肯尼亚140等地。最为突出的是，明、清时期的瓷器开始大量销往欧洲各国141，甚至美国142、澳洲等地，成为东印度公司来华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这在东印度公司大量的文献档案中均有记录143，瓷器的使用已经遍布欧洲各地。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水下考古在亚洲地区的开展144，特别是南海海域145，发现了一批明清时代的沉船，打捞出水了大量的中国瓷器146。中国沿海海域的浙江渔山小白礁一号清代沉船（图13）147、福建平潭老牛礁明代中期沉船（图14）148 、碗礁一号清代沉船（图15）149，广东汕头南澳一号明代晚期沉船（图16）150，西沙群岛北礁三号沉船151等。

菲律宾巴拉望海域的皇家舰长号、皇家舰长暗沙二号沉船152，利纳浅滩沉船153，潘达南岛沉船154，吕宋岛圣安东尼奥沉船、维达号沉船155，好运岛海域西班牙大帆船圣•迭戈号沉船（1600年）（图17）156，苏禄海格里芬号沉船（1761年）157；泰国湾帕提亚沉船158、西昌岛一号、二号沉船159，越南海域富国岛沉船160、平顺沉船161、头顿沉船（约1690年）（图18）162、金瓯沉船（1723-1735年）（图19）163，马来西亚海域万历号沉船（图20）164 、马六甲海域沉船165，印度尼西亚海域中国帆船号（哈彻）明末沉船166、荷兰东印度公司哥德马尔森号商船（1752年）167、迪沙如号沉船168、泰兴号沉船（约1822年）169，等。

大西洋海域的瑞典东印度公司哥德堡号沉船（1745年）170，法国东印度公司康迪王子号沉船（1746年）171，荷兰东印度公司毛里求斯号沉船（1609年）172、白狮号沉船（1613年）173、乌斯特兰号沉船（1697年）174、奈伦约号沉船175，等；非洲东海岸肯尼亚蒙巴萨耶稣堡外的葡萄牙圣安东尼奥•唐纳号沉船（1697年）176，等；印度洋、太平洋海域也有其他一些装载中国瓷器的沉船发现。

从海外地区及沉船中陶瓷器的发现看，明清时期陶瓷的外销以景德镇民窑、漳州窑、德化窑、东溪窑等为主，类别以青花瓷器为主 ，五彩瓷器和德化窑白釉瓷器也较为常见，清代还有宜兴紫砂壶、石湾窑陶瓷器。青花、五彩瓷器以日常生活用器为主，有碗、盘、碟、壶、瓶等，一般用作餐具、茶具、咖啡具等，一般成套使用。器形较大的罐、瓶等也十分常见，多用于盛储或者摆设。

青花的色泽较为浓艳，纹样内容十分丰富，主要为花卉纹、花草纹、博古图案、人物图案、西洋题材的图案等。其中一类青花瓷器的装饰为多开光图案，绘制山水、花卉、果实、人物、帆船等，明显带有西洋特色，器类有盘、碗、瓶等，以盘最为典型，这类瓷器国内很少使用，却大量输往欧洲，因葡萄牙“克拉克”商船装载，欧洲人不明其产地，而称之为“克拉克瓷”178。五彩瓷器以红、蓝、绿、黄等色绘制图案，色彩明快艳丽。有的白瓷在景德镇烧制，至广州上彩烘烧，制成彩瓷，即“广彩”179，图案多西洋题材。德化窑白釉瓷器的对外输出也颇具规模，欧洲人称之为“中国白”（Blanc de Chine）180，胎质细腻，色白莹润，器类有盒、碗、盘、杯、塑像等，还有不少是西洋人物的雕像，生动逼真。

这一时期，出现了国外订烧的瓷器，据《景德镇陶录》记载：“洋器，专售外洋者，商多粤东人，贩去与洋鬼子互市。式多奇巧，岁无定样。” 181这类瓷器最为普遍的餐具和咖啡具，式样不一，均有详细说明。还有定制带有徽章的瓷器，即“纹章瓷”182，种类多样，颇有特色。

明清时期制瓷技术的交流，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说明。一方面，大量吸收外来因素，尤其是订烧的瓷器，融入了西洋风格的造型、图案等，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183。另一方面，制瓷技术进一步影响朝鲜半岛，并传入了日本、欧洲各地。朝鲜李朝时期受到明清制瓷手工业的影响，白瓷得到迅速发展，并且烧造了青花瓷器、铁绣花瓷器等品种184；窑炉技术方面进一步发展了分室龙窑，如忠清南道公州郡反浦面鹤峰里窑 185、鸡笼山窑186，并从福建漳州地区引入了阶级窑，逐渐发展为横室连房式阶级窑，还使用了伞状支烧具，如京畿道丽州郡今五里窑187。

日本于16世纪后半期出现了分室龙窑，如歧阜县土歧市泉町定林寺窑；16世纪末、17世纪初，引入了横室连房式阶级窑188，如长崎县大村市阴平町土井浦窑、佐贺县西松浦郡有田町原明窑189、上白川区天狗谷窑190，以及19世纪的熊本县天草郡天草町高浜窑191、爱知县濑户市西茨町勇右卫门窑192等，这些窑炉的形制与福建平和漳州窑、华安和南靖东溪窑、德化窑等华南沿海地区的横室连房式阶级窑基本一致193，其窑具和装烧工艺也与闽南地区有一定的联系；还烧制成功了青花、五彩瓷器，即“染付”、“赤绘”，多仿自景德镇青花瓷器，在欧洲市场上与中国瓷器相竞争。

14~15世纪，东南亚地区泰国的青瓷、越南的青花瓷则是受到龙泉窑、景德镇窑的影响烧制而成。这一时期，欧洲一些国家烧制了仿中国样式的陶器194，如荷兰代尔夫特陶器等；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多次反复试验，德国的伯特格尔利用优质高岭土于1709年烧制出欧洲第一件白釉瓷器，次年建立新的迈森瓷厂，烧制白瓷和彩绘瓷器，轰动了整个欧洲，成为其杰出代表。18世纪，法国瓷器迅速发展，以巴黎郊区的塞佛雷斯瓷器为代表；英国的威基伍德烧制的奶色陶瓷也风靡一时。毫无疑问，欧洲瓷器的烧制成功195，离不开中国瓷器的影响，这也是中国古代制瓷手工业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虽然明、清政府采取了保守的海外贸易政策，加之日本瓷器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但是由于海外市场的需求增大和欧美商船贸易规模的扩大，中国瓷器的外销在这一阶段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外销区域大为扩展，数量激增，直至清代中期仍保持一定规模。其后，随着德国、法国等欧洲瓷器的烧制成功，中国瓷器的外销逐渐衰落。

综上所述，这条与北方陆路贸易的“丝绸之路”相呼应，以丝绸、瓷器和晚期的茶叶为主要对外输出商品，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特征的海上贸易线路，即是后世所称的“海上丝绸之路”196。而这些海外地区遗址以及处于海上航线沉船中发现的外销陶瓷器，作为重要的海外贸易商品，是海外贸易史研究中最为突出、最具说服力的实物资料。

一般而言，它们从当时的制瓷窑场出发，至沿海港口，而后扬帆远航，或转易他港，或由明州、福州等地向北、向东航行，到达朝鲜半岛、琉球、日本等地；或由泉州、广州等地向南航行，至东南亚南海诸国，再至南亚、西亚、非洲东海岸，以至欧洲、美洲、澳洲等地。在这条古代沟通东西方之间贸易往来的海上通道上，陶瓷器成为当时中国商品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因而，这条不断发展扩大的中国古代陶瓷器的海外贸易线路，有学者又称之为“陶瓷之路”197 或“海上陶瓷之路198 。

来源：南京市博物总馆、宁波博物馆、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编：《CHINA与世界——海上丝绸之路沉船与贸易瓷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11月，第56-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