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商诸城体系的社会规模问题——中国最早城市体系研究之五

【编者按】本文为郭立新、郭静云所著之《中国最早城市体系研究》，原文分别刊载于《南方文物》2021年1期；2021年2期和2022年3期。该文较为系统地疏理中国境内不同地区先商时期各种城址的资料，探讨其兴废过程与背后的社会动因，借此了解中国各地早期的文明化进程。因全文较长，兹分节摘发；本篇为其中第三节。

阅读相关历史背景，请戳这里：从稻作起源到中华文明成长的早期历史图景；

阅读本文第一节，请戳这里：楚地城史；

阅读本文第二节，请戳这里：先商诸城的年代；

阅读本文第三节，请戳这里：先商诸城修建目的和功能——中国最早城市体系研究之三；

阅读本文第四节，请戳这里：先商诸城平面结构之规律——中国最早城市体系研究之四 ；

本节要点导读：

在公元前第三千纪中、晚期的中国境内，虽然各地群城并起，各种不同规模的社会林立，但若以区域面积大小所表达的社会规模而论，无疑以长江中游江汉洞庭区最大，而且比其他地方社会规模大很多，相差非常悬殊，可知其社会复杂化程度完全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实际上，长江中游地区是当时唯一形成了超级城址—大型城址——中型城址—小型城址—普通聚落等级体系和复杂的超大型国家社会的地区。其他地区一般为二级或三级聚落体系。毫无疑问，长江中游地区是当时国家化、文明化程度最深的地区。究其原因，该地区实际上也是整个东亚地区最早开启文明化之路的地方。

社会规模是检验文明与国家起源的关键指标之一。这里所言“社会”指成员之间共享技术、经济、文化与精神信仰，彼此高强度互动、互相依赖且有共同组织的基础。社会成员之间，既可以表现为友好合作，也可以有彼此竞争与冲突，亦或二者共有之。社会规模和结群方式，从家族到帝国，分别代表了人类历史上不同发展阶段。

初民社会规模小，结构相对简单，只依靠亲属制度就能进行整合。在这样的基础上，有些人类社会几千几万年变化不大，有些社会则因所处自然环境和其所选择的生活方式等客观条件，允许人口密集定居且不断扩展新的生活区而使群体规模越来越大。

社群规模变大将推动社会发展，使其在以下四个方面直接受益：

首先，使社会采取通过生产分工和互补协作方式提升生产效率的路径变得越来越有可能而且必要，专门化生产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交易活动极大提升社会生产能力。

其次，促进社会管理水平提升，管理方式趋向复杂化，形成系统的社会协调与整合机制。只有社群规模到达一定程度，才会出现城邦、国家这一类新型社会组织。在这种新型组织中，除了继续依靠亲属制度外，还得发展诸如阶层、阶级、神权、庙社组织、法典条例等机制来规范社会运行。可以说，社会规模越大，系统便越复杂。

第三，生产效率高、管理体制进步的大社会更容易与其它周围社会建立有利的关系。宾福德曾指出，如果群体很小且与社会中相邻群体的互动很少，社会地位的体系便不能健全。在一个规模较大且与外部集团有着广泛交往的集团中，集团内部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和家庭关系将被削弱，因为会更多、更普遍地利用社会地位作为具体的交往手段。[1]

第四，社会规模与知识生产及复制、文化创造及融合，还有社会记忆和文化传承的能力有着直接关系；越是大型的社会，在这方面越有着巨大的优势。

在考古学方面，衡量早期国家社会规模大小的指标包括人口多少、地域面积大小和城邦的大小等。当然，在考古学语境中，难以知悉各个社群的具体人口数量，只能以社群生活使用的面积大小、其范围内的聚落遗址密度和土地的利用率，以及城址大小等参数进行评估。

（一）人口和聚落密度的指标

就人口数量、密度和规模来说，乔玉先生对嵩山地区的研究显示，此地人口、聚落密度一直很稀薄，土地利用率也很低，在相当于屈家岭、石家河的年代最多曾有升到33%，后来又降到10%。直至从新砦到二里头，才慢慢增加，商时期才有较多社会活动，而土地利用率到达46%[2]。范梓浩对长江中游地区的比较则显明，遗址密度一直超越嵩山地区的最高峰期，遗址规模和等级也绝对高。

考古界早已发现，湖北石家河文化的遗址密度很高，城邦之间的距离在20公里内，最远也不超过40公里，城邦周围发现许多大中小型的乡村、稻田、治水体系等等。虽然，极大部分遗址还没有被发掘，公布的资料比例低，但是从已公布的资料也可以看出，石家河遗址的数量特别多，规模特别大，可能超过同时期其它地方和同时代的文化。[3]

长江中游从新石器早期以来，聚落数量和稳定性超过其他地区，因为生活稳定，土地利用率和人口密度都非常高。

自大溪晚期以来，长江中游地区聚落数量与分布密度迅速增加，大溪以前每45处聚落所在空间，至石家河时期增加到769处，每一处聚落的平均面积从0.8公顷扩大到4.3公顷，且从屈家岭文化起已有非常多面积超过几十公顷的遗址；若依聚落面积推测的单个聚落平均人口数量，则从大溪文化以前的120人，到石家河文化时成长为640人。[4]

大溪以前每百年人口增长率为12.8％，从大溪中期至屈家岭文化早期进入快速增期，人口百年增长率到达23.33％；石家河时期人口数量已增长到大溪以前时期的272倍，此时接近地区人口负荷上限，相应地，随后每百年人口增长率下降到15.58％。[5]但若按照绝对人口数来看的话，屈家岭、石家河每百年增加的人口数依然比大溪晚期多得多，且愈来愈多。这显然导致了国家内部的冲突。

同时，长江中游有一项良好的条件：可以发展的空间相当广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满足扩张领土的需求。因此人口扩大，导致拓垦活动盛行，以此能够降低内斗之风险。

因此从距今6000年以来，人们从洞庭平原快速扩展到整个长江中游低地平原区，并大约从距今5000年以来，逐步扩展到豫西南南阳盆地，鄂西和豫西、豫中黄淮平原。虽然河南气温比湖北低，但农作技术已允许人们在此地种稻；与此同时，气候暖化也帮助长江中游、江汉地区先民向北开拓土地和扩展其影响力。故此时石家河文明的传播，从鄂北、豫西南[6]，乃逐渐到达黄河南岸。孟原召先生认为，屈家岭、石家河人们向北寻求发展，主要是以军事活动占领中原文化居民的领土。[7]可是乔玉先生的研究显示，江汉居民北上前，嵩山地区人口和土地利用率都很低，所以江汉居民使用军力的必要性并不高，或许大多数徙居北方的南方人都是逐步扩耕田地的普通农民。

嵩山地区人口上升的时间，恰好就是出现石家河类型的农耕文化的时间，两者应属同一事件。进一步说，所谓“河南龙山文化”以及安徽地区诸多龙山文化遗存，其实就是石家河文化循长江向东、北方传播而形成的（宝墩文化则是石家河文化向西传播影响所致）。

在考古界，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将新发现的材料与先前发现的同类材料进行类比，以确定这些材料的性质与归属；即用先发现的材料和先有的认识去定位和定义后发现的材料；这样一来，考古学的认识成果在很大程度上由考古发现的历史所主导。但考古发现显然具有随机性和偶然性，与历史事实并无直接关系，由此而产生很多误解。[8]由于山东龙山遗址发现得早，所以考古学界将这种文化类型以“龙山”命名，导致有人据此误解为山东的龙山文化影响了全中国。但后期的考古发掘显示，所谓“龙山文化”标准器物（如黑陶技术、典型的陶器、石器、玉器等等），均源自长江流域，其中特别以石家河文化为主导。[9]

在这些关系中，长江中游空间大，人口密度还特别高；社会组织古老而先进。就这种指标而论，长江中游似为文明大中心区域的角色，其它区域或深受其影响,或者是属于另一套文明体系。所以，若单从人口指标来说，中国境内先商时期，未见过像长江中游那么大规模的文明。

（二）城邦体系的规模

1．长江中游

就出现国家化的社会而言，早期国家一般不是单一中心，基本上是以几个邦国组成的体系。因此从前文讨论亦可见，当时在每一个特定区域内往往是群城并起，网络化发展，诸城之间既合作又竞争，通过彼此间高强度的互动，构成为一个共同的相对独立的地方性社会。

换言之，在文明化发展过程中，城往往是成组出现，竞相发展；只有非定居社会的掠夺、战争、贸易据点，才会单独出现。所以，通过一组共存的城，依据城之间的空间距离远近，并考虑其间是否有山脉与河流等自然地理障碍等因素，可以对这些城是否为同一个社群做出初步判断。更进一步，我们也就可以用这一组城为中心来推算社群所在区域面积大小，并将其作为讨论社群规模的核心指标。

长江中游诸城的情况前文已述。这些城基本上覆盖了整个江汉平原与洞庭平原北部（图一至五）。依自然地理可将其细分为三个次区域：长江以南、鄂西江汉之间和汉北。长江以南的西侧，由呈西南往东北走向的的城头山城、鸡叫城、鸡鸣城呈一线分布，城头山城与鸡叫城之间距离为13公里，鸡叫城与鸡鸣城之间距离为29公里；此外，在长江南岸东西向一字儿排开的城，有鸡叫城、青河城、走马岭、七星墩4座城，彼此之间的连线距离如下：

鸡叫城←30公里→青河城←42公里→走马岭←30公里→七星墩。

这意味着，每一座城对其周围约5─20公里范围的区域而言，具有组织社会的中心作用。城头山城、鸡叫城与其余城之间的水系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江南其它四座城则明显在古云梦泽的边上。

鄂西江汉之间迄今确定的三座城构成一个三角形：阴湘城←30公里→马家垸←20公里→城河城←38公里→阴湘城。这四座城之外，离城河城8公里、阴湘城45公里的荆家城可能也是同期的城邦；离阴湘城21.5公里的荆南寺遗址曾经也是一个中心，但其兴盛时代可能偏晚，目前的资料不足以了解其早期状况。不过从地形来判断，所有的城都曾经安排在云梦泽的边上。

汉北地区诸城基本上沿古云梦泽周边呈弧形带状分布，诸城之间的距离分别为：龙嘴←8公里→石家河←22公里→笑城←11公里→陶家湖←15公里→门板湾←35公里→叶家庙←37公里→张西湾；只有王古溜城位于偏北部位置：门板湾←43公里→王古溜←47公里→叶家庙；此外，再往北，在澴水上游河边上还发现有大悟土城，在汉江上游襄阳西北郊发现了凤凰咀城。

各次区域内部诸城之间的距离，平均28公里，均在一天可往返的行程范围内，毫无疑问，它们属于同一个社群。三个次区域之间，因长江、汉水两大河流的汛区风险，诸城之间的距离虽然略远：鸡叫城←66公里→阴湘城，城河城←67公里→石家河，但也仍在步行一天可以达到的最大范围内。如前所述，长江中游各社群之间通过水道航运建设了以云梦泽为枢纽的便利的水上交通网络，六、七十公里的距离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并不影响各次区域之间的社会交往与互动。所以，总体来说，我们应该将整个江汉洞庭地区诸城视为同一个社会群体。

该社会的核心区，以目前的资料来看，主要分布于古云梦泽北、西、南三个方向，面积大约为6.5万平方公里。不过，依照华容七星墩城的线索或许可以推测，在古云梦泽东南及东部，很可能也存在城址，只是后来被洞庭、洪湖等水域淹没。笔者曾到幕阜山区调查，发现该地亦可能存在石家河时期的城址（如尧家岭城）。在江汉北部大洪山乃至襄阳地区，最近传出发现这个时期城址的消息（如襄阳凤凰咀）。若然，该社群所在区域的面积或许超过10万平方公里。

2．长江上游

宝墩文化诸城均位于成都平原中西部，呈西南-东北走向，并列成两排，每排4座城。西部诸城离山地只有2-7公里，从南向北依次是：盐店←8公里→紫竹←23公里→双河←13公里→芒城。平原中部诸城离西侧山地约15-28公里；从南向北依次为：高山←16公里→宝墩←35公里→鱼凫←19公里→郫县古城；这两列城之间东西相距不远：紫竹←12.5公里→高山←13公里→盐店，双河←23公里→鱼凫，芒城←35公里→郫县古城。

总体来说，这8座城相隔距离都不远，同属于一个社会互动网络，覆盖的最大区域范围大约为4千平方公里。

3．河南地区

嵩山地区一组六座城，最东南为淮阳平粮台城；由此向西80余公里为郝家台城；由后者向西北57公里为蒲城店；由蒲城店向北49公里为禹州瓦店；由瓦店向西北35公里有王城岗，由王城岗向东40公里为新砦城；再向东9公里为古城寨。

嵩山诸城所覆盖的区域大约为12000平方公里。不过，王城岗、新砦、古城寨、瓦店均位于嵩山南麓与箕山、具茨山三山夹峙的狭小谷地和山前平原区内，而蒲城店、郝家台和平粮台却远离该区域，郝家台和平粮台已深入黄淮腹地，其文化面貌亦有差，是否应将它们都视为同一个社会，是颇值得讨论的。若只计入嵩山诸城，则其覆盖面积不到4千平方公里，与宝墩文化总面积接近，但是区域内遗址密度往往不如宝墩文化。

中条山南麓四座城呈西南-东北走向，徐堡与西金城之间距离8公里；西金城与孟庄城之间距离73公里；孟庄城与后冈城之间距离90公里。这四座城中，后三城彼此相隔略远，但都位于古黄河北流黄泛区之西北边缘的山前地带，在距离山地约10公里左右的地方一线排开，选址与聚落群布局遵循同样的规律；同时考虑到目前这几座城地表皆不存，且位处黄泛区的缘故，故不排除在其间尚有迄今未发现的其他同时代城址；所以，基于上述原因，应可将三城视为彼此之间具有较强竞合和互动关系的同一个社会共同体。

根据刘莉教授研究，当时华北平原为多中心竞争的酋邦社会，每个酋邦大约方圆40余千米，面积1500平方千米，数千至数万人口，由若干中心与一般村落组成；酋邦之间彼此独立且相互竞争。[10]中条山麓诸城首尾相距163公里，据此推测，其所代表的区域社会最大规模约为6千平方公里，与宝墩文化相比总面略大，但是遗址密度和人口也往往不如宝墩文化。

4．海岱地区

海岱西北两组城：西南部阳谷梁山地区3座城：皇姑冢城←8公里→景阳岗城←12公里→王家庄城；东北部荏平东阿地区5座城：王集城←3.5公里→教场铺城←3公里→大尉城←3.6公里→乐平铺城←3公里→尚庄城等；这些城比较紧密地排成一列，彼此间相隔距离只有数公里，步行只需要一、两个小时。两组城之间相隔距离也不远，两座中心城之间相距43公里，南部最北端的王家庄城与北部最南端的王集城相距仅30公里；这完全是步行一天即可到达的范围。所以，可以认为这是彼此间相伴供生，竞争式发展，具有双子结构的同一个地方性社会群体，其所覆盖的区域约为3千平方公里。

鲁北有4座龙山时期的城，自西向东一线排列：城子崖←49公里→丁公城←35公里→田旺城←38公里→边线王城。鲁北四座城址都位于泰山北麓山前地带，距离山地约12-25公里；诸城面积大体相当，城之间的距离正好是步行一天可以到达的范围，所以彼此间应不存在隶属关系，而是诸城同时并存，互相竞争与合作，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文化网络；诸城其所覆盖的最大区域范围约6500平方公里，可作为该社会规模的量化指标。

鲁东南苏北沿海地带各城相隔距离不远：丹土←5.5公里→两城镇←34公里→尧王城←70公里→藤花落，所覆盖的最大区域范围约为5千平方公里。

海岱地区虽然在鲁西南、鲁北和鲁东南三个区域均发现龙山城址，但这三组城址之间分别相距100公里、150公里，相距较远，彼此之间表现出一定的疏离性，可能属于不同的地方性社会。

5．东北地区

如前所述，该区依努鲁儿虎山为界可分为东西两个大的区域，其中东部大凌河的支流牤牛河域可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贸易国家，其以大甸子为中心，其他如平顶山城、丰下、康家屯等均是沿河贸易路上控扼一方的咽喉之地和重要据点，整个区域覆盖的流域面积大约为4000余平方公里。大凌河上游喀左、建平一带是否存在相对独立的地方社会，目前情况不甚清楚。

努鲁儿虎山以西可能同时存在两个或以上的地方性社会。其中一个位于以赤峰盆地为中心的老哈河西侧支流英金河流域，在东西约60公里，南北约40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密集的城址和遗址，约大多数城址或遗址沿水系两岸分布，另在两侧高处建起瞭望和保卫作用的山城。位处该区中心的二道井子，可能是该地方性社群中心之一。另一个地方社会位于前者东北部，老哈河中下游东侧的敖汉旗境内，位处努鲁儿虎山脉西北侧山前地带，在数千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密集分布着大量山城，其中以城子山城为该社群的宗教中心。

6．黄土高原

在陕蒙地区，凉城岱海地区自成一体，所在区域面积不到一千平方公里。大青山南麓从最西端的阿善到最东端的威俊，首尾相距约25公里，其所覆盖的区域不会超过一千平方公里。黄河干流与支流诸城沿河谷呈带状分布，以山西蔚汾河流域为例，该流域的白崖沟、二十里铺、碧村诸城首尾相距在40公里范围内，其所在区域范围有亦不大。

（三）总结

综上所述，在公元前第三千纪中、晚期的中国境内，虽然各地群城并起，各种不同规模的社会林立，但若以区域面积大小所表达的社会规模而论，无疑以长江中游江汉洞庭区最大，而且比其他地方社会规模大很多，相差非常悬殊，可知其社会复杂化程度完全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实际上，长江中游地区是当时唯一形成了超级城址—大型城址——中型城址—小型城址—普通聚落等级体系和复杂的超大型国家社会的地区。[11]其他地区一般为二级或三级聚落体系。[12]毫无疑问，长江中游地区是当时国家化、文明化程度最深的地区。究其原因，该地区实际上也是整个东亚地区最早开启文明化之路的地方。

（未完，待续）

【出处】郭立新、郭静云：《中国最早城市体系研究（三）》，《南方文物》2022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