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商文化在北方的进退

商代商文化是指二里冈下层至殷墟第四期文化，学界主要依文化特征等将其区分为不同阶段，如两阶段分法称为商文化前期、商文化后期；三阶段分法称为早商文化、中商文化、晚商文化。若仅就商文化分布变迁而言，则二里冈下层是第一阶段，二里冈上层至殷墟第一期是第二阶段，殷墟第二至四期是第三阶段。

在这三个阶段中，商文化四至的分布有明显变化。

第一阶段分布范围小，主要限于中原地区。北面包括河北中南部和山西南部（侯马）[1]；西面包括关中东部（耀县北村）；南面进入湖北北部（盘龙城）；东至商丘以西（鹿邑栾台）[2]。

第二阶段向四周极度扩张。北面包括河北保定、山西晋中，甚至到达张家口地区（蔚县庄窠、四十里坡）[3]和晋北忻州地区（尹村）[4]；西面到达关中西部周原；南面逾江到达湖南岳阳（铜鼓山）、石门（皂市）一线；东面到达山东淄潍流域，甚至到达江苏盐城（龙岗）[5]，几近于海。其影响所及往北远到内蒙河套地区（朱开沟）和北京燕山南麓（昌平张营），往南远到江西赣江流域（吴城）。

第三阶段，即商文化后期或晚商文化阶段，除东方外，其它三方都大范围退缩，尤其相当于殷墟三、四期时，中原地区黄河以南，特别是洛阳以西几乎没有发现，山西西南部也是如此，更西的关中地区可想而知[6]。本阶段商文化的分布范围主要是河南北部、东部、晋东南、河北中、南部和山东大部。

以下谈谈商文化在北方的进退，此所谓北方主要指黄河以东、以北古冀州之域。这里以太行山为界又分东、西两大部分，山之东是豫北和河北省，山之西为山西省。

一、二里冈下层商文化在北方的分布

二里冈下层文化又有早、晚段之分[7]，早段属夏抑或属商尚有争议，不易确认，若结合晚段一并考察，其分布如下。

在山西省，从南往北依次发现的主要遗址有：垣曲商城遗址[8]、夏县东下冯遗址[9]、侯马上北平望遗址等。前两处遗址属运城地区，位于山西西南端，南与豫西、西与关中隔河相望；后一处遗址属临汾地区，南与运城相邻，往北逾太岳即进入晋中地区。运城和临汾两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至今都是山西最好的地区，特别是运城地区，垣曲商城所在的垣曲县有中原地区最大的铜矿——中条山铜矿；夏县之西有中国内陆最大的盐池——解州盐池。

垣曲商城位于中条山之阳，黄河之滨[10]。该城规模不大，长宽不足400米，城墙周长约1470米，面积13.3万平方米。城内近中部有一处前后两进院落的“宫殿”建筑基址，南北长88，东西宽50米[11]。垣曲商城“始建于商代二里冈下层时期，并延续使用到二里冈上层时期，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年代大体相当”[12]。从垣曲商城往西沿黄河而上，不足50千米就是平陆县的前庄遗址[13]，该遗址所处位置与垣曲商城颇为相似，垣曲商城位于黄河与亳清河交汇的三角洲上，前庄遗址位于黄河与石膏河交汇的三角洲上。1990年在此出土一批二里冈上层时期的器物，其中铜器7件，还有陶器、石磬等。铜器中的一件圆鼎口径47.5、通高73厘米，体量之大仅次于郑州向阳食品厂所出一号圆鼎，是现知早商时期第二大圆鼎。所出的一件方鼎也是同时期最大的几件方鼎之一。有如此高等级的铜器出土，说明该遗址非同一般。据初步调查所知，该遗址有文化层堆积，断面可见陶窑与房址，地面可见“商代陶器残片”。这些遗存或许早到二里冈下层时期，究竟如何，需进一步工作证实。总之，前庄遗址属早商遗址无疑。其性质若非近同垣曲商城，则便与垣曲商城有密切联系，是商人控制晋南的一处重要据点。

东下冯遗址也有一座商城，但仅探明了城址的南端部分，北部不明。因此，南北有多长无从知晓，仅知该城南端东西最宽处为370米。估计全城规模也不太大。城内西南部有纵横成行成排的圆形建筑40～50座，每座建筑的直径在8.5～9.5米，气势不凡，为三代考古所仅见。东下冯商城亦始建于二里冈下层时期，二里冈上层时仍然使用。

目前发现的建于商代的城垣遗址已有7处，而运城这一不太大的地区就建有垣曲和东下冯两处，且都始建于商代早期。可见商王朝建国初期对这一地区是相当重视的。

临汾地区二里冈下层文化发现较少，侯马上北平望遗址的工作也很有限。不过，这已能说明二里冈下层商文化确实到达这一地区。

在二里冈下层文化之前，运城和临汾两地区属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的分布范围，典型遗址就是夏县东下冯和襄汾大柴[14]。这两个地区又是文献所记真正的“夏墟”所在[15]，其中夏县还有安邑、鸣条之地。目前所知，二里冈下层文化和东下冯类型的分布范围基本重合，临汾以北（以霍太山为界）二者都没有发现。学术界较普遍认为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即夏文化，若此，则商人在占领太行山以西时，彻底占领了夏王朝故地。

至此可以想见，商王朝早期何以对“夏墟”之地重视非常，目的主要有二，一是掌控夏人。此乃情理中事，势所必然；二是占有资源。中条山之铜与解州之盐不能不是觊觎之物，对此，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

在豫北和河北省中南部，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时是先商文化，即邹衡先生所谓漳河型与辉卫型；李伯谦先生所谓下七垣文化。这些看法基本取得学界共识。按照通常的推理，豫北与河北省中南部应该有较多二里冈下层早商文化存在，然迄今为止，这里所见与郑州二里冈下层文化基本相同的遗存甚少，似有违常理。原因是何？笔者以为有两个方面。其一，目前确定的先商文化，其下限可能进入早商时期，为商人本土故有文化的自然发展，故先商、早商不易区分。其二，商王朝新拓疆域内的早商文化——二里冈文化是在吸收了大量被占区的文化因素，主要是二里头文化因素而形成的，故与商人本土的早商最早阶段（相当于二里冈下层文化时）的文化特征不尽相同[16]。

要之，二里冈下层文化在北方的分布范围限于今山西南部、河北中南部与河南北部，基本与古冀州之域相合。

二、二里冈上层至殷墟一期商文化在北方的分布

从二里冈上层到殷墟一期，这是商王朝最兴盛的时期，时间跨度最长。商文化向北进行了大规模扩张。

在山西，太行山内工作开展很少，仅知晋东南地区属商文化分布范围，这也是正常的现象，因为晋东南与豫北、冀南相邻，应该有较多商文化遗址分布。经过发掘的遗址主要是长治小神[17]，时代相当于本阶段。笔者1983年和1988年在长治地区参观和调查，仅在长治市、长治县和屯留县就分别见到了二里冈文化遗物。如长治市郊中村遗址出有二里冈文化陶鬲、大口尊等。其它同时期遗址还有屯留县古城遗址、长治县吴村遗址。此外，长子县北高庙还出土过一批商式铜器，属这一时期偏晚阶段[18]。

在太行山以西，商文化继前一阶段沿汾河而北上，至少到达晋中，甚至可抵滹沱河流域的晋北忻州地区。晋中以太谷白燕遗址和汾阳杏花遗址的发现为代表。忻州则以尹村的发现为重要线索。

白燕遗址文化内涵丰富，包括若干时期遗存[19]，其中第一地点第五期遗存主要属二里冈上层时期[20]，少部分单位的年代属殷墟一期。之所以能得出如此具体的年代判断，就是因其第五期遗存中含有较多且特征明显的商文化器物，如典型的商式鬲、商式斝、商式真腹豆和假腹豆等。至于第五期遗存是否属商文化，因资料发表有限，无法考虑商文化因素所占比重之多少，故难以判断。按照简报作者的意见：白燕第五期遗存与商文化的关系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吸收商文化的某些因素；二是与商文化某些因素高度融合；三是排斥商文化某些因素。总体来说，认为“源于第四期遗存的白燕第五期遗存既同商文化有着不同寻常的密切联系，又始终保持着浓厚的自身特征，显然是一种独特的考古学文化遗存”[21]。无论如何，商文化在这里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

杏花遗址也是一处含有若干时期文化遗存的遗址，其第六期的时代与白燕第五期大体相当，已获资料以墓葬为主，居址者较少。其中大部分材料，尤其是墓葬多属白燕第五期偏晚阶段。比较两遗址商文化的比重，杏花的商文化因素似乎显得更多，更突出。这种差异或与居址与墓葬之别有关；或与二者时代早晚有关；还可能与杏花遗址略偏南二者地域不同有关。若属时代早晚的变化，则说明商文化在本地区的发展越来越大，与本地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晋中地区在二里冈文化因素出现之前，是一种以高领、高锥足鬲为代表的遗存，或称之为东太堡类型，时代属二里头文化时期。这类遗存在晋中地区已有多处发现，除太原东太堡外，还有太原许坦、狄村、光社，白燕四期早段，汾阳北垣底、峪道河、薛家会、杏花（五期），娄烦何家庄、罗家曲、史家曲、庙湾[22]等。在临近的吕梁和忻州地区也有发现。其文化特征不同于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也不同于二里冈文化，是晋中乃至更大范围内的一种独特的考古学文化。相对而言，这类遗存与太行山东麓的先商文化有较多相似之处。二里冈文化向北扩张时，能够在这类遗存的分布地域内迅速发展，或许与这种历史背景有关。

尹村遗址属晋北忻州市，1997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忻州市文物管理处合作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在所获资料中，最主要的是与东太堡类型基本相同的遗存。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发掘中还发现一座随葬有二里冈文化陶鬲的墓葬。该墓规模不大，所葬陶鬲无论陶质、陶色，还是器形与纹饰特征，与河南所出二里冈文化陶鬲完全相同，时代相当于二里冈上层偏早阶段。这种商式鬲目前虽在忻州地区仅此一见，但这无疑是一重要线索，给我们一重要启示：商文化因素在忻州地区是存在的，商人的势力已到达这一地区，相信今后还会有更多的发现。

忻州西北与内蒙古河套地区相邻，后者著名的朱开沟遗址发现有本阶段（偏晚）商文化因素器物，这是商文化因素器物在北方发现最边远的地点，引起学界高度重视。然这些商文化因素经何地而来？在晋北未发现商文化因素之前，推测有三条路线值得关注，一是商文化从豫西溯黄河而上直接到达；二是商文化从冀西北张家口地区溯桑干河而上，经雁北再达河套地区；三是商文化从冀中石家庄地区溯滹沱河而上经忻州达河套地区。然黄河东西两岸，今吕梁与陕北都未见有与朱开沟同时乃至更早的商文化遗存，故第一条路线是否存在，至少现在不能肯定；至于桑干河雁北一条，面临同样的局面，在从张家口到河套地区漫长的地带，也无商文化遗存发现。忻州尹村商文化的发现，为第三条路线的成立提供了依据。当然，在这条路线的中间地带还有不短的距离，需要有更多的材料填补。

此外，尹村商文化的发现，还让我们想到商文化北上河套的路线更有可能是从晋南溯汾河而上，经忻州而实现的。由现有考古材料来看，尹村距白燕要比尹村距石家庄近得多，而且各自之间自然环境的阻隔程度也有很大不同，前者阻隔小而后者阻隔大。

在太行山以东，本阶段商文化发现相当普遍，最北到达太行山北端和燕山南麓。前者以河北张家口地区蔚县几处遗址为代表[23]，如庄窠、前堡、四十里坡等；后者见于北京昌平张营遗址[24]。

蔚县诸遗址公布材料很少，是否属商文化还不便裁断，也许有如白燕第五期遗存的情状。若按简报作者意见，则是“含有北方文化因素的早商文化或早商文化的北方变体”[25]，属商文化无疑了。张营遗址公布的材料更少，据新近的发现，该遗址确有商文化因素器物存在，但数量甚少，不属商文化范畴。

既然商文化在张家口和昌平都有发现，其南的太行山东麓肯定也会存在。石家庄附近的藁城台西遗址已为大家熟识，属商文化一地方类型。介于石家庄和张家口之间的保定地区也有发现，如涞水富位遗址[26]。目前所见地点不多，估计今后还会有更多发现。

就本阶段商文化在太行山东麓的发现而言，保定以北的商文化均属本阶段偏早时期，缺少相当于殷墟一期者。说明商文化在殷墟一期时已从保定以北退出。

三、殷墟二至四期商文化在北方的分布

这是商文化分布范围急速收缩的时期，在山西仅存晋东南一隅之地。

如上所述，晋东南地区考古工作开展少，本阶段遗存的材料几乎不见刊布。据笔者上世纪80年代的参观与调查所知，这里分布有较多晚商文化遗址，仅屯留县就见到三处，有中村遗址、垴张遗址、东庄遗址；长治县有韩店遗址、景家沟遗址、郝家庄安城遗址等。在长治市博物馆还见到殷墟各期陶器。晋东南东出太行即商代晚期都城殷墟遗址，这里属商文化分布范围是很自然的。

那么商文化分布的北界和西界各自到达何处？

其北界，因太行山区都没有做什么考古工作，难以确指。估计与邯郸、邢台相邻的区域，即浊漳河、清漳河上游地区应属其分布范围，往北或许可达今阳泉市。其西界可以说比较清楚，即不出太行山。晋西南商王朝最早占领的运城、临汾两盆地已不见商文化存在，而且在晚商时期也不见其它任何考古学文化遗存，似乎成为无人区。运城和临汾两地区是山西省考古工作开展最早、最多的地区，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自仰韶文化以来，基本齐全，唯独缺少殷墟阶段遗存。这当然不是考古工作开展少的缘故，应属客观实际。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在天马—曲村遗址发掘时，就特别注意到这一现象，每次发掘期间，都组织学生进行田野考古调查，调查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寻找殷墟时期遗存。调查范围涉及曲沃、翼城、襄汾、闻喜、洪洞数县，除洪洞有一点可疑线索外，它处都没有找到。此后，山西省的考古工作者在调查时也特别留意过，结果相类。

其实，类似的现象并不限于晋西南，在黄河以南，河南省洛阳以西同样缺少这一阶段的文化遗存[27]。往东即使到郑州一带，晚商遗存，特别是相当于殷墟三、四期时的遗存，发现也极少。洛阳和郑州乃商王朝早期统治中心，何以在晚商也会如此衰落？

这种现象如何解释，对晋西南运城、临汾地区，有学者认为是商王朝与西北方国在此经常发生战争所致[28]。对洛阳地区，有学者认为是因长期干旱引起突发事件（如瘟疫），进而在人们心理上产生恐惧而放弃，使该地区成为谈之变色的“死亡之地”或“禁地”[29]。这些解释都值得重视，若无原因，不可能出现这种现象。此原因，很可能与不宜人类生存有关。因商王朝从这些地区撤出后，其他方国或集团也未乘虚而入。

在山西经过考古发掘的可能属于殷墟晚期商文化的遗址主要有两处，所获资料都以墓葬为主。一处是灵石旌介；一处是浮山桥北。

灵石旌介位于太岳西麓，霍山之阴，汾水之东。共发掘三墓，其中两座完整，资料齐全，不少铜器上有徽识（或谓族徽），其中徽识“

”占绝对多数。其文化归属，李伯谦先生有过专门研究，认为墓葬所反映的文化特征，与殷墟晚商文化大同小异，总体上属于商文化系统，但并非典型的商文化，“而是商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吸收、融合当地及其它青铜文化的某些因素而形成的一个地方类型，也可以说是商文化的一个分支”，灵石一带很可能是该类型向北分布的最远的一个地点[30]。

浮山桥北位于太行山西麓，临汾盆地的东缘。浮山以东即属晋东南地区。1998～2002年，该墓地被盗，在公安部门缴获的晚商铜器中，有8件铸有“

”（先）字徽识。2003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进行了抢救发掘，清理5座殷墟时期单墓道大墓和10余座殷墟—西周时期中小墓[31]。以往所见晚商带墓道的大墓，除殷墟外，还有辉县琉璃阁、青州苏埠屯和罗山天湖三处，均属方国国君或高级贵族之墓。浮山桥北大墓也当如此，应该是“先”国国君的墓地。殷墟甲骨文的方国中有“先”，学者考订即在山西境内，恰与桥北墓地的发现相合。桥北大墓盗扰惨重，但由发掘获取的资料仍可看出，在葬制与葬俗方面，与殷墟商文化亦大同小异。至于它与旌介之关系，因材料所限，难以深究，若对同时居址进行发掘，将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总之，灵石旌介和浮山桥北墓葬都应属与商文化关系密切的方国文化，都位于商王朝的西北边陲。

由旌介往西逾汾河即进入晋西吕梁山区，往北则属晋中地区。

吕梁山区隔黄河与陕北相望，两地都出过大量晚商时期青铜器，学界多有论述。一般认为不属商文化，属与商王朝敌对的方国文化。这些青铜器多为村民劳作发现，真正的考古发掘品较少。同时期的居址遗存如何，两地都作过不少调查工作，但居址发现不多，且保存状况较差，经过考古发掘的遗址更少。陕北主要发掘过绥德薛家渠[32]、清涧李家崖遗址[33]；吕梁地区仅发掘了柳林高红遗址[34]。从发表的现有资料看，这些居住遗址的文化特征确实不同于殷墟商文化，有学者称之为“李家崖文化”。仅就山西柳林高红遗址而言，已发现20座夯土基址，其中最大的一座东西长46.8米，南北宽11米，即使与殷墟小屯商王室宫殿建筑基址相比，其面积也属偏大者。若将20座夯土基址复原，其规模亦相当可观，是现知晚商时期殷墟小屯商王宫殿基址之外最大一处建筑基址，其主人应该是晚商某方国国君。

无论“李家崖文化”，抑或高红类遗存，其渊源尚不清楚。因为陕北和吕梁地区都缺乏相当于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冈文化阶段的文化遗存，这是需要今后探讨的问题。

晋中地区相当于殷墟时期的材料，见于上述汾阳杏花遗址，其下限年代约当殷墟一期，最晚不过殷墟二期。相当于殷墟三、四期的考古学文化尚未辨识出来，其与商文化的关系如何，也有待来日解决。

殷墟二至四期商文化在太行山以东也大范围收缩，保定及其以北被他种文化所取代。现有材料表明，此时商文化的北至当在唐河左近。具体遗址以定州（原定县）北庄子为代表。

定州位于保定市与石家庄市之间，北去唐河不远。北庄子遗址位于定州西北郊，1991年发掘商代中小墓葬42座，有31墓出有青铜器，共计274件。其中不少器物上铸有“

”形徽识，尤其较普遍的出现在鼎、觥、爵、戈上。这批墓葬的文化归属，诚如简报作者所言，“无论从其墓葬形制、埋葬制度，或者是铜器、陶器的造型、纹饰等方面看，都显示着和商王朝中心一带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是商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35]。

另外，任丘市哑叭庄遗址似乎也有殷墟晚期商文化遗存。哑叭庄遗址位于任丘市西郊，西北距白洋淀约15千米。该遗址于1989和1990年进行了两次发掘，得知包含多个时期的文化遗存[36]，在河北境内华北平原上颇为少见。其中发掘报告所定“西周文化遗存”中的部分单位似属殷墟商文化晚期，如90RYJ7等。惜资料太少，难以确定。若属殷墟晚期商文化，则它与北庄子是现知河北省境内此时商文化分布最北的两处遗址。

当商文化从唐河以北南撤时，是何种文化取而代之？诸多材料表明，是围坊三期文化。

围坊三期文化已为大家熟识，最初以为该文化主要分布于京津地区，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现，方知该文化的分布范围相当广泛。若不计燕山以北魏营子类型[37]，在燕山以南，往西已达张家口地区，如宣化李大人庄遗址的发现[38]；往南直达唐河流域，如唐县洪城遗址的发现[39]。在唐河以北，这类遗存还见于多处遗址，如涞水渐村[40]、北福地[41]，北京平谷刘家河[42]、房山塔照等[43]。围坊三期文化有一套独具特色的器物，如高领花边堆纹鬲、敛口钵等，虽与商文化南北相邻，但与商文化特征相近者甚少。而与北方地区其它考古学文化有着某种联系，如高领花边堆纹鬲是北方长城沿线此时颇流行的器物。总之，围坊三期文化是现知晚商时期位于商文化北方并与之相邻的另一支考古学文化，其分布范围较广，文化特征亦较明朗，应属商王朝北方另一强大方国集团的物质遗存。

统观晚商时期商文化在北方的分布范围，与前一阶段相比，向南收缩极大。表明此时商王朝对北方的统治已大不如前，疆域范围缩小很多。

晚商时期商文化分布范围的收缩，如本文开始所言，并不限于北方，西方和南方亦呈同样态势。如果相信吴起对魏武侯说的那段话，即到商代末年“殷纣之国”的范围是“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44]，那么这种衰败的态势似乎一直在持续。

众所周知，晚商时期有一特殊文化现象，即铜器铭文上常见徽识。上文提到，北方地区已发现三处集中出土某一徽识的墓地[45]：北庄子、旌介、桥北。三者与商王朝关系密切，但其所在位置几乎都处于商文化的边缘，这是很值得关注的现象。由此再观察其他地区类似的墓地，在南方也大体如此，如集中出徽识“息”的河南信阳罗山县后李墓地，集中出徽识“史”的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均位于商文化分布的边缘地带。

在这些墓地的外围还同时并存着若干出土较多青铜器的文化区，呈彼此对峙状态。北方有辽宁喀左区和晋陕高原区。喀左铜器文化区晚商属魏营子类型，多数学者认为该类型与围坊三期属同一文化，围坊三期恰与北庄子“

”系集团相对峙。晋陕高原铜器文化区晚商属李家崖文化，旌介“

”系集团和桥北“先”系集团与之对峙。这是一种考古现象，不知是偶然巧合，还是历史的真实反映，提出供大家思考。

（本文是为“‘周边’与‘中心’：殷墟时期安阳及安阳以外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2006年，台北；此据《夏商周考古探研》，科学出版社，2014年。）

注释：

[1] 侯马市博物馆：《山西省侯马市上北平望遗址调查简报》，《华夏考古》1991年第3期。

[2]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鹿邑栾台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89年第1期。

[3] 张家口考古队：《蔚县考古纪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张家口考古队：《蔚县夏商时期考古的主要收获》，《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1期。

[4]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1997年发掘资料。

[5] 王爱东：《盐城首次出土一批商代文物》，《中国文物报》1996年9月29日。

[6] 本人认为老牛坡不属商文化；袁家崖墓不属商代。

[7] 偃师商城分段更多。

[8]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县博物馆：《垣曲商城——1985~1986年度勘察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年。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

[10] 垣曲商城现已被黄河小浪底水库淹没。

[11] 佟伟华：《垣曲商城宫殿区再次发掘明确整体形状和布局》，《中国文物报》2003年6月27日1版。

[12]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县博物馆：《垣曲商城——1985～1986年度勘察报告》274页，科学出版社，1996年。

[13] 卫斯：《平陆县前庄商代遗址出土文物》，《文物季刊》1992年第1期。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襄汾县大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7期。

[15] 文献中的“夏墟”有虞地和唐地两说，分属今运城和临汾两地。虞地“夏墟”见《史记•吴太伯世家》“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墟”。西周虞国在运城地区南端平陆县，东与垣曲相邻。唐地“夏墟”即《左传》定公四年记封唐叔于夏墟者，为晋之始封地，考古发掘已证明天马—曲村遗址属之。

[16] 这与岳石文化分布范围内不见二里冈下层文化的原因有别，兹不赘述。

[1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晋东南工作站：《长治小常乡小神遗址》，《考古学报》1996年第1期。

[18] 郭勇：《山西长子县北郊发现商代铜器》，《文物资料丛刊》（3）198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19] 晋中考古队：《山西太谷白燕遗址第一地点发掘简报》、《山西太谷白燕遗址第二、三、四地点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3期。

[20] 白燕遗址第一地点第四期的第2段遗存出有极似二里冈下层文化的陶鬲，见第一地点简报图一一中6号陶鬲（H157：3）。这是值得关注的现象，究竟有无二里冈下层文化因素存在，有待发表更多的材料才能确定。

[21] 晋中考古队：《山西太谷白燕遗址第一地点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3期。相同的看法又见许伟：《晋中地区西周以前古遗存的编年与谱系》，《文物》1989年第4期。张忠培、朱延平、乔梁：《晋陕高原及关中地区商代考古学文化结构分析》，《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22] 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晋中考古》，文物出版社，1998年。

[23] 张家口考古队：《蔚县考古纪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张家口考古队：《蔚县夏商时期考古的主要收获》，《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1期。

[24] 王武钰：《昌平张营发现一处商代遗址》，《北京考古信息》1990年第1期。郁金城、郭京宁：《北京市昌平区张营遗址考古新发现》，《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二十二期，2004年9月。

[25] 张家口考古队：《蔚县夏商时期考古的主要收获》，《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1期。

[26] 拒马河考古队：《河北易县涞水古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27] 陕西关中地区有晚商时期考古学文化，除各种说法指称的先周文化外，还有西安老牛坡类遗存，有学者认为属商文化。若是，亦与商王朝隔绝了。

[28] 孙华：《中原青铜文化结构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9年。

[29] 王学荣：《偃师商城废弃研究》，《三代考古》（二）311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30] 李伯谦：《从灵石旌介商墓的发现看晋陕高原青铜文化的归属》，《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此文收入《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

[31] 田建文：《初识唐文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二十一期，2004年6月。国家文物局主编：《2004中国重要考古发现》61页“山西浮山桥北商周墓”，文物出版社，2005年。

[32]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考古实习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商周研究室：《陕西绥德薛家渠遗址的试掘》，《文物》1988年第6期。

[33] 张映文、李智荣：《陕西清涧县李家崖古城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

[34] 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晋中考古》87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国家文物局主编：《2004中国重要考古发现》57页“山西柳林高红商代夯土基址”，文物出版社，2005年。

[35]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定州北庄子商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36]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沧州地区文物管理所：《河北省任丘市哑叭庄遗址发掘报告》，《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37] 魏营子类型与围坊三期是否属同一文化，尚有歧见。

[38] 张家口市文物事业管理所、宣化县文化馆：《河北宣化李大人庄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90年第5期。

[39] 保定地区文管所：《河北唐县洪城遗址的调查》，《考古》1996年第5期。

[40]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涞水渐村遗址发掘报告》，《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41] 拒马河考古队：《河北易县涞水古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42]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平谷刘家河遗址调查》，《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三辑，1992年。

[43]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拒马河流域考古调查》，《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三辑，1992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镇江营与塔照》，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44]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45] 这些墓地的下限年代有的进入西周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