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形成与气候变迁

农耕区与畜牧区是依人类经济生活方式而划分的基本区域，介于两者之间的则为农牧交错地带。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的范围很广，大致走向从大兴安岭东麓经辽河中、上游，循阴山山脉、鄂尔多斯高原东缘至祁连山，直抵青藏高原东缘（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经济地理室：《中国农业地理总论》第286页，科学出版社，1980年。），延绵于辽宁、内蒙古、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数省区，东西长达数千公里。这一地带在历史上虽然也一度出现过以农业或畜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时期，但农、牧业混杂应是最具代表性的地域特征，因此一般称其为农牧交错带。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不仅仅是农、牧两种生产方式的交错分布区，在自然地带上也是半湿润与半干旱、暖温带与温带的邻界带，在地理学中这一环境地带属于生态敏感带。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之所以在环境上具有敏感特征，与这里自然地带的过渡性直接相关。每当全球或一定地区出现环境波动时，气温、降水等要素的改变首先发生在自然带的边缘，这些要素又会引起植被、土壤等发生相应变化，进而推动整个地区从一种自然带属性向另一种自然带属性转变。

农牧交错带的环境敏感特征，不但导致自身自然属性的变化，而且也会影响到人类的经济生活方式。特别是在人类历史的早期，这样的影响几乎对人类经济生活方式起决定性的控制作用，促使人们从一种生产类型转向另一种生产类型。由于农、牧业生产依托的环境不同，因此随着农牧交错带自然属性的变化，人类首先打破原始农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在原始农业基础上萌生了畜牧业，然后渐次形成独立于农耕业的畜牧业空间区域，并在其南部边缘与农耕区交错分布，形成农牧交错带。

由此可见，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以及畜牧区的出现是农牧交错带形成的标志。目前的考古学研究成果证明，距今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北方是以原始农业占主导地位并辅有采集、渔猎等经济文化类型的区域。大约在距今3500～3000年左右，畜牧业逐渐从原始农业中分离出来，并伴随马具的应用及骑马民族诞生而不断扩大空间分布范围，在历史上首次形成以畜牧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文化区。由于畜牧业是从原始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因此畜牧区的形成与扩展过程，也就是农耕区的退缩过程；从距今3500～3000年前畜牧业向东、向南甚至向西开始其扩展过程，农耕区在相应方向的退缩始终与之相伴，这样的退缩过程一直持续到汉代。《史记》中记载“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不但明确了农牧交错带的基本走向，而且肯定了长达1000余年农、牧两种生产方式的空间转换过程已经完成。

一、畜牧业分离前农牧交错带原始农业的类型及分布

农牧交错带是在原始农业基础上，因气候变化而形成于畜牧区与农耕区之间的经济文化类型过渡带。因此，探讨农牧交错带的形成，必须首先明确在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中分离出来之前，原始农业的分布状况及其文化类型。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绵延数千公里，依其文化区域和地理方位，大体可分为三部分，即内蒙古中部、内蒙古东部及辽西地区、甘青地区。

(一)内蒙古中部

这一区域包括东自张家口、锡林郭勒，西至包头、东胜，北迄阴山，南达晋陕的空间范围，公元前5000年这里属于在仰韶文化影响下的原始农业区。考古研究表明，这一地区大概经历了三个文化融合阶段。大约公元前5000～4300年溯黄河北上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与自东部而来的后岗一期文化首先在内蒙古中部地区相遇，形成红台坡下类型；约公元前4000年左右，属于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沿汾河北上，在内蒙古中部形成王墓山类型；公元前3000年，源于太行山东侧的大司空文化与红山文化又汇聚到这一地区，形成海生不浪文化；到公元前2000年，红山文化居民的后裔再次与先于此时进入内蒙古中部地区的仰韶文化人群相汇，形成了老虎山文化（注：a.田广金、郭素新：《北方文化与草原文明》，见《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第1～1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b.田广金：《论内蒙古中南部史前考古》，《考古学报》1997年第2期。）。

上述文化类型所包含的文化成份的地域来源虽然不同，但在遗物种类上却显示出共同的农业文明特征。红台坡下遗址中发现的遗物主要是各类陶器，以及斧、凿、锛、磨棒、磨盘等石器。王墓山类型文化的聚落遗址，不但出土了许多石刀、石磨棒、石斧等生产工具及陶罐、钵等生活器皿。在山坡中间还发现大型房址，房前有一片宽阔的广场，广场下部则按等高线分布有成排的小房址；许多小房址中均出土了成组的生活器皿和生产工具，显示出每座房屋既是一个生活单位，也是一个生产单位，具有农业社会的显著特征（注：田广金：《内蒙古岱海地区仰韶时代文化遗址的调查》，见《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究文集》第31～54页，海洋出版社，1991年。）。属于海生不浪文化的遗址很多，多数发现有房址，因年代不同而呈方形或长方形，且成排向阳排列，每座房址中都出土一定数量的生产工具和生活器皿（注：魏坚、计红：《试论海生不浪类型》，《内蒙古文物考古》1995年第1、2期。）。老虎山文化以石城聚落为代表，目前在内蒙古中部共发现三处属于老虎山文化的石城聚落群；这些石城聚落均依山势分布，呈不规则形，一般在缓坡筑墙，陡峭处不筑墙，个别险要地段却要修筑两道墙。石城内部以老虎山遗址为例，房址均按等高线分布于层层台地上，每隔一段距离有2～3间为一组，可能为一夫一妻制家庭所有；石城内靠近水源的地方为窑址区（注：田广金、郭素新：《北方文化与草原文明》，见《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第1～1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这些出现在内蒙古中部地区的文化类型虽然内涵不同，但所包含农业文明的信息却是相近的，不但石斧、刀等生产工具反映了原始农业的基本状况，而且各类遗址中房址、石城等的变化也显示了与农业相伴的定居生活发展进程。大约公元前2000年左右出现的老虎山文化中，已经发展出规模可观的原始农业。

(二)内蒙古东部及辽西地区

内蒙古东部及辽西地区自公元前6000年前后已出现了原始农业，先后形成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以及青铜时代的夏家店下层文化。

兴隆洼文化的先民处在原始农业的初期，出土遗物显示出渔猎、采集是主要谋生手段。兴隆洼聚落外有壕沟环绕，其内的房址南北成排、东西成行，每一座房屋可能代表一个家庭。赵宝沟文化是继兴隆洼文化发展而来，遗址内房址虽然大小不一，却排列有序，同时还发现大型石斧、耜。富河文化主要分布在乌尔吉木伦河流域，是兴隆洼文化与北方草原狩猎文化融合而成的文化类型，其原始农业中含有很大的狩猎、采集成份。红山文化时期，原始农业又有了长足的发展，不但遗址中发现大量大型石耜、穿孔石刀，而且出现坛、庙、冢等建筑，反映了高度发达的原始农业进程。小河沿文化也是以原始农业为主，石棚山墓地发掘的77座墓葬中，男性墓多随葬生产工具，女性墓则随葬纺轮、骨针，仅从这一原始农业发展到较高阶段才会出现的男女分工现象，就可以推知此文化类型所代表的经济生活方式应是高度发达的原始农业。夏家店下层文化是这一地区发达原始农业的又一个代表，不但遗址中出土的石斧、铲、刀等农业生产工具显示出与黄河流域相近的技术特征，而且石城聚落所表现出的建筑风格和空间布局特征，也反映了原始农业社会的基本风貌。属于这一文化类型的石城聚落，规模和数量均很可观，仅阴河、英金河流域就发现30余处，规模最大的面积达10万平方米（注：田广金、郭素新：《北方文化与草原文明》，见《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第1～1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从大约公元前6000年左右，先后出现在内蒙古东部及辽西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虽然存在彼此互为渊源的“血亲”关系，并因此被苏秉琦先生称为“红山诸文化”，但各文化类型之间仍存在分布上的空间差异。兴隆洼文化的分布范围西起洵河，东至医巫闾山，北抵乌尔吉木伦河以北，南迄渤海北岸。赵宝沟文化的发源地在努鲁儿虎山以南的滦河下游一带，在其发展的鼎盛期不断向北挺进，并越过西拉木伦河与北面主要分布在乌尔吉木伦河流域的富河文化相遇。红山文化所代表的发达的原始农业文化遗存分布范围很广，在西拉木伦河南北都有这一文化的遗址发现。至红山文化后期，小河沿文化勃然兴起，其分布区域在一定范围内有与红山文化重合的趋势。此后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集中分布在西拉木伦河以南，以及老哈河和大、小凌河流域（注：a.朱延平：《辽西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纵横》，见《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第9～14页，海洋出版社，1991年。b.田广金：《内蒙古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考古发现和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1992年第1、2期。）。“红山诸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范围显示，从公元前6000年到公元前2000～1500年期间，内蒙古东部及辽西地区北起乌尔吉木伦河流域，南到大、小凌河流域，都存在发达的原始农业。依托原始农业的发展，人们不但营建了石城等聚落建筑群，而且已经形成严密的社会组织和血缘氏族集团，并在此基础上萌生了原始宗教，从而将原始农业推向新的发展高度。

(三)甘青地区

目前在甘青地区先后发现了马家窑文化以及秦安大地湾遗址等代表新石器时代西部农业文明的重要文化遗存，这些考古发现显示了这一时期甘、青地区以原始农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文化特征。

秦安大地湾遗址包括数期文化堆积，其中一期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5800～5300年之间，被考古学界视为前仰韶文化遗存，此后的数期文化分别具有仰韶文化早、中、晚期的特点。不但出土了各类陶器及粮食遗骸，而且还发掘出颇具规模的建筑遗迹，其中大地湾F901这一原始殿堂式建筑充分显示了遗址所在地农业文明的发达程度（注：a.甘肃省博物馆、秦安县文化馆 大地湾发掘小组：《甘肃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文物》1981年第4期。b.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901号房址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2期。）。

马家窑文化是由甘肃东部延伸到青海东部及四川西北部的重要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根据文化特征的变化从早到晚可将其分为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推定其年代，石岭下类型约为公元前3813±175年，马家窑类型约为公元前3100±190年，半山类型在公元前2600～2300年之间，马厂类型在公元前2200～2000年之间。马家窑文化均以经营农业为主，出土器物中不但有石斧、凿、锛、刀、磨谷器等农业生产工具，而且在属于马厂类型的柳湾墓地还发现许多装满粟的陶瓮。依托于原始农业，马家窑文化诸遗址都出现颇具规模的聚落和房址，其中属于马厂类型的永登蒋家坪遗址出土的房址不但有单间，而且出现双套间、多套间结构。这一切均显示了马家窑文化所代表的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

马家窑文化依其类型不同，分布范围略有伸缩。其中，马家窑类型的分布范围较广泛，东起泾、渭河上游，西至黄河上游的龙羊峡附近，北入宁夏清水河流域，南达四川岷江流域；半山类型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湟水、洮河、庄浪河流域，还见于渭河上游的天水、武山一带以及宁南、河西走廊等地。马厂类型的分布区域基本上与半山类型相同，只是在西北部延伸至玉门一带（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105～117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马家窑文化在甘肃大部、青海东北部、宁夏南部以及四川北部营造了以原始农业为主的经济文化区。

如上所述，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展示了大约从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间，中国北方西起甘青地区，东至内蒙古东部及辽西一带以原始农业为主的经济文化形态(表一)。各文化类型所反映的农业文明，虽然文化渊源和传承体系不同，分布地域与影响范围不同，但经济生活中却都同样存在原始农业以及狩猎、采集成份。这一包含农业文明的文化带，不仅覆盖了上述地区，还一直向南延伸并与中原地区的农业文明相汇合，共同构成中国北方文化与经济类型的主体。

二、半农半牧区的出现与气候变化

原始农业涵盖甘青地区至内蒙东部及辽西一带的局面大约结束于公元前1500年前后。这一时期正处于气候由湿暖向干冷的转折阶段，受气候变化影响，原始农业内逐渐出现半农半牧的兼业现象，并由农、牧兼业行为，向独立的畜牧经济方式过渡。当畜牧业完全摆脱农业而占有独立空间时，不但有了农耕区与畜牧区的分别，而且穿越两者之间的农牧交错带也已形成，它的位置就位于从甘青地区经内蒙古中、东部至辽西一线。

(一)内蒙古中、东部

考古研究成果表明，位于内蒙古中部的老虎山文化在形成后即向东、向南扩展，并在向南扩展的过程中，经过几个不同阶段而发展成朱开沟文化。换句话说，朱开沟文化是老虎山文化的嫡系后裔。朱开沟文化阶段，中国北方的气候由湿暖转向干冷；与之相伴随，遗址所代表文化类型的经济形态也从以原始农业为主向半农半牧业过渡。

朱开沟遗址位于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朱开沟村，其文化遗存共分五段。表二归纳了这五段文化遗存的所属年代，以及环境、文化和经济特征，从中可以看出朱开沟文化时期，伴随着气候变化的是人类经济生活由农耕、狩猎、采集转向半农半牧乃至于畜牧业占重要地位的渐进过程。

植被类型是环境特征的标志性指示物。朱开沟遗址的不同文化阶段，木本植物与蒿科、藜科等草本植物花粉比例的变化，显示出遗址所在地区环境的基本面貌和变化特征。蒿科、藜科均属于半干旱、干旱气候条件下的草本植物，对旱生环境有较明显的指示作用。在朱开沟文化的五个阶段中，木本植物中针、阔叶树种花粉的比例，以及草本植物蒿科、藜科花粉的比例变化，反映出气候存在冷暖、干湿波动的特征。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文化中，蒿科、藜科植物花粉的比例仅占50％；以后随着时间推移，这类植物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由50％增至70％，至第五段已达到93％，占据了绝对优势。由于蒿科、藜科植物的旱生属性，这类植物比例增加反映了环境逐渐向干旱方向发展的变化特征。

早期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十分密切，因此随着环境发生变化，人类的活动方式及生存手段也会出现相应变化。朱开沟遗址第一段文化的生产工具中既包含农业生产工具，也有用于狩猎的工具，表明人们此时不但从事原始农业种植，同时也将狩猎作为辅佐农耕的重要谋生手段。此外，遗址中出土动物骨骼的特征，还显示了当时可能已存在动物放养业。由表二对照分析，我们发现从遗址文化堆积的第一段到第五段，随着气候干旱及寒冷程度逐渐增加，动物骨骼中羊、牛两类与猪之间的比率有逐渐增大的趋势。猪、羊、牛虽然都属于人类驯化、饲养的动物，但由于生理特征和习性存在差异，一般认为饲养猪与农业生产相适应，而羊与牛的饲养则成为畜牧业的象征。朱开沟遗址五个文化阶段中猪、羊、牛比例的变化，显示的正是农业与畜牧业互为消长的过程。第一阶段猪所占比例超过羊、牛的总和，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占有突出地位；此后各段中，随着气候转干、转冷，农作物渐渐失去了生存条件，而牛、羊等牲畜对环境变化却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其比例不断超过猪。《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一书的研究指出，当该遗址的文化发展到第五段时，不但房址、墓葬数量明显减少且分散，而且已经出现了大量青铜工具，这些工具与后来在内蒙古其他地区发现的铜器一样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面对气候变化，人们自然而然地将生存的依托转向畜牧业，并在越来越多依靠畜牧业的同时，不断积累驯养经验，从牛、羊的畜养到马的驯化，进而使驯养牲畜变得更加成熟、独立。

朱开沟文化中农业向牧业的阶段性转化是在气候变迁的宏观因素诱发下形成的，这一诱发因素所涉及的地区虽然范围很广，但反映最敏感的当数农牧交错带。随着气候变迁，不仅朱开沟文化所在地(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境内)不适宜发展原始农业，其以南、以东地区的原始农业也同样受到气候制约。与朱开沟文化有着直接传承关系的李家崖文化以及花边鬲的东向传播，证实的正是在气候变迁的诱因下，含有半农半牧经济成份的文化类型的空间扩展过程。

1.从朱开沟文化到李家崖文化 李家崖遗址位于陕西清涧，在这里发现了一座商代晚期古城，建筑风格与老虎山石城接近。城址中出土石刀、斧等农业生产工具以及种类繁多的陶器，从一个角度反映了这里的农业经济面貌；同时出土的马、牛、羊、猪、狗、鹿等动物骨骼则从另一角度显示了畜牧、狩猎的重要地位（注：张映文、吕智荣：《陕西清涧县李家崖古城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此外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铜器，更多地显示了文化上的地域传承关系。这些铜器分为三组：一是中原商式礼器与兵器；二是商式铜器和北方式铜器的结合物；三是典型的北方式铜器（注：田广金、郭素新：《北方文化与草原文明》，见《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第1～1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研究者根据这里北方式铜器的器形与纹饰，断定李家崖文化与朱开沟文化有直接继承关系；李家崖文化的人群应是朱开沟文化人群的后裔，他们的出现是在气候变迁背景下朱开沟文化南向扩展的结果。而且伴随气候变迁，朱开沟文化向南推进的证据不仅李家崖遗址一处，考古研究证实从山西河曲以南沿黄河两岸的殷商至周初遗址，以及晋、陕黄河两岸的石楼、柳林、绥德等地出土的铜器都有中原礼、兵器与北方式铜器并存的现象，均与朱开沟文化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注：杜正胜：《动物文饰与中国北方民族之考察》，《内蒙古文物考古》1993年第1、2期。）。

李家崖等遗址的文化信息显示，晋、陕黄河两岸的先民不但保持半农半牧的经济生活方式，而且在依托北方式兵器和工具维持生存的同时，却使用代表中原农业文明的礼器来规定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换句话说，这里的人们在生产与生活上保持着迁出地的文化传统，在意识形态上却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这一地区文化特征的二重性，既是北方民族南下与中原文化交融的结果，同时也体现出与商王朝所代表的中原文化存在差别。

2.从夏家店下层文化到夏家店上层文化 大约公元前1000年左右，以西辽河流域为核心的内蒙古东部、辽宁西部地区开始了文化发展的新阶段，即从夏家店下层文化转向夏家店上层文化。

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显现出不同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内涵。出土遗物证明它的农业与制陶技术远不及夏家店下层文化发达，如用于农业生产的石制工具仅发现用于刈割的双孔半月形刀，缺乏掘土工具；陶器为夹砂陶，陶质疏松、制作粗糙，表面缺少纹饰。与陶器相比，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铜器铸造技术却高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发现的器物包括生活用具、武器和装饰品。其中，宁城南山根出土的锚状有倒刺的马衔显示了驯马初期对马衔的刻意加工，其两端倒刺的外端有可以转动的环，只要马头偏离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马也容易驯服。与铜器的功能和类型吻合，夏家店上层文化出土的动物骨骼明显多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其种类除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常见的牛、羊、猪、狗、鹿外，还有前所未见的马（注：田广金：《内蒙古长城地带诸考古学文化与邻境同期文化相互影响规律的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1993年第1、2期。）。通过研究出土遗物及房址、窖穴的特征，研究者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人群虽然还过着定居生活，也存在一定的农业，但畜牧业已得到充分发展，表现出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不同的半农半牧式经济生活方式。

夏家店上层文化形成后，渐次向南扩展。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研究夏家店上层文化向南推进的过程，可认定其在西周以前，即公元前1000多年前已经分布于西拉木伦河以北；大约至春秋以前，即公元前700年左右渡河向南，分布在燕山北麓。数百年间夏家店上层文化逐步南移，最终在空间上完全取代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南移不是孤立的，这一过程首先是农业发达的人群南徙，接踵而至的则是农业水平较低的北方民族。探讨这一连锁式的文化迁移，正如刘观民先生指出的，迁徙既不是从周代戎狄南侵开始，也不是从燕赵却胡筑塞开始，其上限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在2000年的漫长时间内，文化移动的总趋势是自北向南。没有哪一种社会政治因素能在2000年内持续发挥作用，但是自然因素却可以和这一过程相始终（注：刘观民：《西拉木伦河流域不同系统的考古学文化分布区域的变迁》，见《考古学文化论集(一)》第48～57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

由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差别，这两种文化的转变实际上就是原始农业向半农半牧经济生活方式的转变，因此以夏家店上层文化为代表的半农半牧经济生活方式的空间位移也就是农牧交错带的形成过程。许多研究已经证明，夏家店下层文化向夏家店上层文化转变的过程，正是中国气候由暖湿向冷干的变化期，气候波动推动农牧交错带的空间位移不但表现出自北向南的变化，而且也伴随有自西向东的变化，考古研究中以花边鬲的分布地带为切入点，为论证这一变化提供了证据。

花边鬲是特定地区、特定时期内出现的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的陶器，其特征是口沿都做成花边状。花边鬲的分布，西起陕甘，东至辽东，但最早却仅见于朱开沟文化（注：韩嘉谷：《花边鬲寻踪——谈我国北方长城文化带的形成》，见《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第41～52页，海洋出版社，1991年。）。花边鬲从其文化发源地向东传播的路径是非常清楚的，燕山以南的河北蓟县、唐山，燕山以北的河北承德、辽宁朝阳及内蒙古赤峰、通辽等地都发现有花边鬲存在。在花边鬲东向传播过程中，魏营子文化类型对研究农牧交错带形成具有重要意义。魏营子遗址位于辽宁朝阳市，其文化内涵表明这里不仅是花边鬲的分布区，而且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之间的过渡文化。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没有发现花边鬲，但在魏营子类型与夏家店上层文化中却可看到这一器物类型（注：郭大顺：《试论魏营子类型》，见《考古学文化论集(一)》第79～98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如果说花边鬲是以朱开沟文化为发源地的半农半牧经济文化的代表性器物，那么它沿着燕山两侧传播，由魏营子类型嬗变到夏家店上层文化，实际就是半农半牧经济文化的东向推进过程。很显然，在时间进程上，魏营子类型与夏家店上层文化都晚于朱开沟文化，这样的文化传播次序首先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是，大约距今3500年前的气候转冷过程具有自西向东推进的特点，农牧交错带的形成也存在自西向东推进的过程；其次，从夏家店下层文化经魏营子类型过渡到夏家店上层文化，完成了由原始农业向半农半牧经济生活方式的转变。在这一文化转型过程中，无论魏营子类型还是夏家店上层文化，究竟有多大成份是在朱开沟文化的影响下实现的呢？考古学界在提出花边鬲传播路径的同时，又谈到鄂尔多斯式铜器的东传问题。韩嘉谷先生在《花边鬲寻踪》一文中指出：“和花边鬲同时，同样显示东西部联系的，还有一个独具特色的铜器群，即所谓北方系铜器，其分布范围和花边鬲重合。”很多考古研究都证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铜器与鄂尔多斯式铜器有着密切的文化关联（注：田广金、郭素新：《北方文化与草原文明》，见《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第1～1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若将花边鬲与鄂尔多斯式铜器结合起来考察夏家店上、下层文化的转化，其中的文化传承以及自西向东农牧交错带的形成过程就更清楚了。

(二)甘青地区——从马家窑文化到齐家文化

甘青地区继马家窑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是齐家文化，其所属年代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出土遗物显示齐家文化已从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人们过着相对定居的生活，农业仍为主要生产部门，主要生产工具包括石刀、斧、镰、铲、锛等以及石磨盘这样的粮食加工工具，同时出土的还有粮食作物——粟。农业之外，齐家文化诸遗址的先民同时还兼营畜牧业，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包括牛、羊、马、驴、猪、狗以及鼬、鹿、狍等。齐家文化半农半牧的经济生活方式显示出与马家窑文化不同的特征，属于这一文化的遗址分布很广，东起泾水、渭水流域，西至湟水流域，南达白龙江流域，北入内蒙古阿拉善左旗附近，范围跨甘肃、青海、内蒙古、宁夏诸省区（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118～125页。）。

甘青地区继齐家文化之后，存在互有传承关系的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等一系列含有畜牧经济的文化类型。对于这几种文化之间的传承关系，俞伟超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即通过研究表述得十分清楚，首先卡约文化、寺洼文化均由齐家文化发展而来，“齐家文化在西部地区发展为卡约文化，在东部地区则发展为寺洼文化”；同时，“齐家文化发展为卡约再发展为唐汪的序列，它们是同一性质文化的连续发展”，而唐汪式遗存与辛店文化遗存又有一定的相似性。对于这些互有渊源关系的文化类型的内涵，俞伟超先生进一步指出：“甘青地区的新石器至青铜时代诸文化，自大地湾至齐家，除与齐家同时的火烧沟遗址存畜牧经济的成分可能较多外，其他的虽有许多狩猎、畜养动物、捕鱼等经济成分，但都是以锄耕农业为其经济主体；而卡约、寺洼、辛店等遗存，虽然仍有相当的农业经济成分，则显然以畜牧经济为主。”（注：俞伟超：《关于“卡约文化”与“唐汪文化”的新认识》，见《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第180～210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考古新发现的基础上，学术界再次肯定了这一观点，即“自马厂晚期和齐家文化之后，甘青地区出现的四坝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以及再晚一些时候的寺洼文化、沙井文化等，其经济形态都以游牧经济为主要特点”（注：水涛：《论甘青地区青铜时代文化和经济形态转变与环境变迁的关系》，见《环境考古研究(第二辑)》第65～71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经济生活方式在空间上的转变，是我们探讨农牧交错带形成的基础。如上所述，齐家文化以及此后发展起来的一系列存在渊源关系的文化类型，在空间上逐渐取代了马家窑文化，推动以原始农业为主的经济文化转向半农半牧。

通过前面的探讨，可以大致窥见大约自公元前1500年前后，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甘青地区至内蒙古东部及辽西地区由原始农业向半农半牧经济方式转变的过程。由于半农半牧区农牧兼融的经济文化特征，这一地区实际就是农牧交错带。图一所显示的就是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农牧交错带形成与各类文化的关系。

在本文完成对原始农业向半农半牧经济方式转变过程即农牧交错带形成过程的探讨后，有两点需要强调。

其一，以原始农业为主的经济方式转向半农半牧业，即农牧交错带形成，是在这一地区自然属性发生变化的背景下，通过人类经济文化的变化实现的，从畜牧业产生，到以花边鬲、鄂尔多斯式铜器为标志的北方草原文化的传播，农牧交错带在空间上实现了与自然地带的同步推进。由于控制农牧交错带形成是自然因素而不是人文因素，因此农牧交错带的走向显现了与自然地带一致的特征，其中在黄土高原地区受地貌影响其走向基本为东北—西南向；进入太行山以东的平原地带，纬度地带性显现出突出作用，农牧交错带呈东西走向。

其二，农牧交错带的形成过程不仅包含经济文化的转变，而且表现出区域之间在时间上的不同步性。显然，齐家文化以及继其之后发展的卡约、寺洼等文化类型，具有由半农半牧向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文化转变的趋势。现在需要明确的是，若将这样的转变纳入农牧交错带整体形成过程中去考虑，其转变的时间问题就显得很有意义。齐家文化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与之对应的出现在农牧交错带中段的朱开沟文化四期，表现出比较鲜明的半农半牧特征，所属年代约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出现在农牧交错带东段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年代上限为公元前1000年。前文已对农牧交错带中、东段半农半牧的经济文化具有由西向东传播的特点作了论述，这里将整个农牧交错带的形成过程作整体考虑，仍然表现出依时间次序由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再到公元前1000年，存在自西向东的推进过程。此外，与朱开沟文化存在传承关系的李家崖遗址属于商代晚期，完成两地之间文化传播所需时间约400～500年，这一时间间隔与花边鬲由朱开沟文化遗址向夏家店上层文化区传播的时间大致吻合。将这一时间间隔与农牧交错带自西向东的推进过程结合起来看，清楚地显示了此次气候变化由暖转冷的空间推移速度以及气候带的基本走向。

三、农、牧业分离与农牧交错带的确立

由于畜牧业是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在畜牧业脱离农业生产走向独立，走向草原之前，必然经历一段半农半牧过程。因此在农牧交错带形成的初期，与农耕区形成空间分离的不是畜牧区，而是半农半牧区。需要指出的是，这时的半农半牧区不是农、牧两种经济方式的插花式分布，而是通过兼业行为表现出来的。这样的兼业行为体现在此时期遗址的出土遗物中，既有粮食遗存，又有牛、羊等动物骨骼；既有石斧等农业生产工具，又有用于骑射的马具。可以想见当时农牧交错带的先民，在从事农耕的同时，也经营一些与定居农业相联系的牲畜放养。与定居农业相伴的畜牧业属于放养型，由于放养方式与定居农业存在极大的依赖型，不但生产者具有兼业特征，经济方式为半农半牧，而且畜养牲畜的规模与流动范围都十分有限。这时的农、牧生产互补互利，不存在空间与形式上的分离。

朱开沟遗址第五段文化发现的铜工具虽然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但若对遗址的整体特征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时朱开沟人从事的仍属于放养型的畜牧业，而不是游牧业。前文已经指出，放养业与游牧业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放养业是在定居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物饲养行为，而游牧业则完全脱离了定居生活，随阳而居，逐水草而迁。在朱开沟文化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尽管农业的比重越来越低，但定居生活在遗址中却始终显示出核心作用。定居生活与畜牧业相伴的现象维持了很久，直至春秋时期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畜牧业中仍含有定居、半定居生活的经济成份（注：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第227～305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

在活动区域上，游牧业与放养业最大的不同在于空间拓展。对于游牧业来讲，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土地占有权，而更多地取决于迁移权，只有在“随阳而迁”的过程中，草原民族才能不断获得丰美的水草，才能发展壮大。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牲畜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半农半牧区兼业者摆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针对这一问题，中外学者就马具出现与游牧业兴起的因果关系早已形成共识。其中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论证这一问题时，就注意到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存在既非完全农耕，也非绝对游牧的草原边缘民族，随着马具的产生，正是这些民族脱离定居生活，放弃过渡文化，最终成为真正的游牧人（注：[美]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著、赵敏求译：《中国的边疆》第41页，正中书局，1936年。）。与这一观点相应，由朱开沟文化代表的放养型畜牧业向游牧业转型过程中，同样离不开马具、车具的应用。在内蒙古宁城南山根3号石椁墓及其他墓葬中，发现了成套马具，包括马衔、镳、銮、铃、节约、铜泡等。其中马衔有两种形式，一种比较罕见，两端有齿状倒刺；另一种为常见的套环式。南山根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注：a.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b.翟德芳：《试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见《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296～31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墓葬中也多次发现马衔、节约、马镳、轴头等马具、车具，研究表明它们的所属时代早于公元前6世纪（注：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第227～305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53～158页。）。有了马具，掌握了骑马术，才有了真正的骑马民族。中原农业民族称早期的游牧人为“戎”、“狄”，与处于半农半牧的兼业状态不同，这时的“戎”、“狄”民族已经脱离定居生活，有了独属于自己的游牧活动空间，并呈插花式地分布在农牧交错带地区。

游牧区域突破插花式的分布状态而连为整体，农牧交错带真正成为农耕区与畜牧区分界的时间约在公元前4世纪。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格鲁塞、江上波夫等外国学者认为，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事，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业与骑马民族兴起的标志（注：a.[美]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著、赵敏求译：《中国的边疆》，第39页。b.[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草原帝国》第44～48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c.[日]江上波夫著、张承志译：《骑马民族国家》第12～13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对于这一观点的理解应包括这样的内涵，即胡服骑射虽是中原民族对抗草原骑兵的应对措施，但这一应对措施却标志着骑马民族的成熟、强大，他们不但在空间上突破了插花式的分布状态而将游牧区连为整体，而且与中原诸农业国构成文化、生产方式以及活动区域的分离，可以说直至这时真正意义上的农牧交错带才确立了。

自公元前1500年前气候开始转向冷干，以朱开沟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人群南迁、东迁，至公元前4世纪完成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空间分离，导致农牧交错带确立。1000余年中，农牧交错带从甘青至内蒙古东部、辽西一线向南移动了2～5个纬度。史念海先生指出，春秋时期农牧分界线的基本走向从今陕西泾阳、白水、韩城诸县、市，达于黄河之滨，由龙门山东越黄河，经山西屈县南，循吕梁山东麓东北行，至于今山西阳曲县北，东南绕今盂县南，东至太行山，再循太行山东麓，过燕国都城蓟之北，东南达于渤海之滨（注：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第512～547页，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这条农牧分界线就是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出的龙门、碣石一线，它属于农牧交错带的南界，界线以西、以北由农牧交融状态过渡到草原游牧区；界线以东、以南逐渐进入农耕区。农牧交错带以其鲜明的特征构成了中国北方最重要的人文与自然界线。

来源：《考古》200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