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洞庭国家的起源

原创 郭静云、郭立新等 考古侦探 昨天

统计学“大师”的报告

立新老师：今天先请梓浩同学来报告他对澧阳平原的聚落研究。

梓浩同学：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今天我想从微观和宏观的两个角度来报告澧阳平原从大溪至石家河文化期间聚落的演变过程，结合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为数周后的湖南考察提供一些问题。

柏熹同学：定性与定量，微观与宏观，这报告真是高大上啊，范老师。

梓浩同学：（害羞）求柏熹不要黑我。

明立同学：范老师，不要假装害羞嘛。（大家笑）

梓浩同学：大家都爱嘲笑我（哭哭）。好，那我开始报告。在湖南地区，澧阳平原算是考古工作开展得比较多，比较全面的一个区域。所以，依托较为详细的考古资料，我才能进一步做这个聚落演变的研究。目前，做澧阳平原聚落研究的学者也不少，包括郭伟民、尹检顺、裴安平和袁建平等。

丽霞之前已经介绍过澧阳平原的环境及城头山遗址的概况，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由于城头山遗址经过长达10多年的发掘与整理，且拥有一本高质量的田野考古报告，因此我准备从城头山遗址的墓葬入手，研究城头山遗址在微观层面的演变规律。我会用到一些统计学的研究方法，如果各位同学觉得不明白，请随时打断我发问。

（钰珊同学一听到统计学就开始擦汗）

俊伟同学：不好意思，学弟，你最好还是先交代一下你所运用的方法，不然下面听起来会觉得很混乱。

梓浩同学：好的。我先把墓葬登记表中的数据输入到excel中，把每类器物单独作为一个变量，然后进行初步的数据整理，包括数据的分类和合并。之后主要运用R进行ANOVA（方差分析）与OLS模型下的Linear Regression（回归分析）两个统计工具进行分析，当然，也少不了集中趋势和离散趋势这些基本统计。最后就是用R里面的一个插件绘出统计图。

俊伟同学：了解。只是ANOVA与Linear Regression这两个统计学工具，我还不清楚是什么。

（钰珊同学开始哭笑）

诗萤同学：因为我的数学学得不好，所以请你简单地讲一讲这些方法的运用就好，我没有太大的兴趣想了解其中的数学原理。

（同学们深表认同）

梓浩同学：那我就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两种方法在社会统计学中的实例研究，大家模拟一下就知道怎样运用到历史学与考古学上了。首先，关于方差分析，它是一种比较样本数据组（组大于或等于2）之间的均值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的方法。

（钰珊同学已完全不在线上。）

梓浩同学：举个例子，我们要比较社会上男生与女生的收入是否有差距时，就可以借助方差分析，通过随机抽样进行推断。此外还可以用到回归分析，例如线性相关模型，简单写成公式就是y=a bx。

（台下同学已开始晕眩）

梓浩同学：咦，这只是很简单的数学公式呀，高中也有学过。

诗萤同学：可是我们已经高中毕业很久了，现在碰到数学公式就头晕。你能说点地球人能听懂的语言吗？

钰珊同学（受不了了）：虽然中正大学的统计学是通识必修课，我也在大四的时候修过，但怎么努力都还是不懂，期末考只考到57分，差点儿就因为统计学毕了不业，上不了研究所。好不容易求老师多给了我3分，本来以为这辈子就和统计学说再见了，可学长又来欺负我。

梓浩同学：其实也没有多难，你如果不明白方法的原理，那就学习怎么分析结果就好了。

（诗萤在旁边安慰钰珊）

梓浩同学：我曾经运用统计学工具来分析东北地区大约距今4000年的大甸子墓地的社会形态，因此，我也想将这种方法套用到城头山墓地的分析上。大甸子墓地的男性随葬石兵器，女性随葬纺轮，两者基本呈现互斥的状态，而且男性墓的随葬品一般数量高于女性墓。东北是长城地带，夏家店下层文化，也像静云老师介绍过的西北石峁一样，有很多军城，时代也与石峁差不多，所以兵器多。城头山是农耕文明古城，这里的石器不是用作兵器，而应该是用作工具，虽然,城头山遗址内的墓葬人骨保存情况很差,但我认为还是可以根据随葬的石工具以及纺轮的互斥情况,看出其存在着明显的以性别为划分标准的职业分工,且不同分工的墓葬的随葬品数量也存在显著差异。

同学们：范老师太厉害，从北到南都研究！

诗萤同学：不要太赞美他，他会过度得意！我认为未见遗骨，只看见石工具或石兵器就认为是男性墓，这种观点也是太过武断了。

梓浩同学：可是，男性天生体质较为强壮，更适合做“体力活”，而女性天性温柔，更适合于养育后代啊。

柏熹同学：还有，屈家岭、石家河有很多纺轮应该是用作礼器的，我认为可能与生命再生有关，但如果只有女生才可以用纺轮，那难道只有女生才能再生？男生就不能再生了吗？

静云老师：我举一个保存有骨架的例子：渭河流域半坡文化的墓葬，猎器都出自男性墓，但在同时期汉水中上游的山区遗址中，随葬猎器的女性墓甚至多于男性墓。

梓浩同学：好吧。那在没有更多骨骼证据的前提下，我先保守一点，不用通则性的说法，只说城头山的墓存在随葬纺轮与石工具互斥的现象，或许牵涉到职业分工的问题。

俊伟同学：学弟，我看了你有关城头山墓葬分析的文章。你还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随葬纺轮的墓葬的随葬品数量普遍会高于随葬石工具的墓，所以不同的职业分工也是标示墓主社会等级的重要变量。这恰好涉及柏熹所说的纺轮有再生礼器的作用，简单以专业分工来说明可能不妥。

梓浩同学：谢谢学长提醒。

柏熹同学：你应该请学长吃饭，你的文章又可以向更深入的方向挖掘了。

梓浩同学：哎？我的钱包……（崩溃状）

（大家都笑了）

静云老师：梓浩，你还是回到主题上吧。上一堂课讲到长江中游的城，这次主要讲的是，循着城的发展以城为中心的聚落群怎么演变。

梓浩同学：那我们回到整个城头山聚落的发展情况，可以发现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我认为，大溪一、二、三期，城头山外部开挖的壕沟及堆筑的城墙，实际上是为了配合稻作生产的“基建工程”。我们今天也可以看到所谓的垸田，这个城墙就类似于“垸”的性质，防止外部水位过高而浸入城内。前几节课中，立新老师已经提及到水稻对水的敏感性，那城墙就起到了很好的防水作用，而城外的壕沟则起到了很好的蓄水作用，方便稻田的灌溉与泄洪。虽然现在只有东城墙一侧有较大规模的发掘，但我相信其它靠近早期城墙的位置，应该也有小型的聚落存在，而且数量应该不少。

柏熹同学：可是你只是猜测而已，并不代表实际的情况，实际的情况还是以考古材料为依据吧。

梓浩同学：是，目前还没有考古材料可以证明我的想法。那我们再来看城头山聚落晚期发生了些什么变化。很明显，整个聚落的规模扩大了，但墓地与居址的核心区域都移到了城中心海拔相对较高的位置，早期城墙边上的一般聚落消失了，而且应该是移到了城外。如此一来，城头山聚落似乎成了一处贵族专用的城址，从事食物生产的普通老百姓只能住在城外了。

俊伟同学：不好意思，学弟。相比起历史的事实，我更想关注造成历史的原因，所以我更看重的是你对这个变化的解释。那你认为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变化呢？

梓浩同学：过去认为，距今5500年以后气温下降。这个时间点恰恰与城头山大溪文化三期相近。在出现气温下降，水位抬升的情况下，整个两湖地区的资源变得十分紧张，所以聚落间为了争夺资源，冲突变得更加频繁了，于是就出现了更多的城。但从目前的材料来看，情况正好相反。长江中游的城并不是冲突的结果，而是技术、社会加速发展的结果。

这里面包含了几项革命性的变化。第一，在农业技术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气候不断地暖化而促进更北边的地区也具备发展稻作定居生计的条件。第二，循着环境变好、农业生产稳定，人口每百年平均增加23%，这导致不仅仅是洞庭平原，江汉及汉北地区也得到全面开拓，而且还继续向北边的汉黄平原扩展。第三，因为每个社区人口成倍增长，同时有着相似生活方式的空间也极大扩展、区域之内和区域之间的分工也日益加强，这就更加提升区域之内和区域之间的配合及结构管理网络的需求。第四，技术突破，包括快轮制陶的发明、泥质黑陶技术的发明等。第五，从新石器转到铜石并用及红铜文化的革命，龙嘴遗址从距今5500年起就发现了源自数百公里外的铜矿石。这就是长江中游从前国社会转化为国家社会的背景。

在这背景之下，云梦泽周边快速新起很多城址，它们作为区域的管理机构以及区域之间联合协调的机构而存在。同时，一般的依附性聚落在城之外的周围地区也得以快速发展，每一座城周边都被这样的聚落环绕，从城的中央到归属为这一座城管理的最边缘聚落的距离不会超过十公里。因为作为聚落群核心的城有很多组织周围区域的功能，这涉及到一群家族共同的需求，比如：制造及配套工具、市场交易、保护公用廪库、安排灌溉设施施工、协调和执行社会内部规定、祭礼活动以及对外代表等等，所以城内可能并不太适合农耕生活。农业生活区应该都在城之外。

俊伟同学：我觉得学弟讲得很棒，这些因素很清楚，可能还可以再补充。

梓浩同学：谢谢学长，我会再进一步思考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滚动一下鼠标的滚轮，将鸟瞰的视角放大至整个澧阳平原，从理论到实践去看澧阳平原聚落群的历时性变迁。我做了几幅图，反映的是澧阳平原新石器时期聚落的分布情况。大溪时期的聚落群分布十分零散，至屈家岭时期则相对集中为四群，而石家河时期，整个澧阳平原的村落数量呈现出爆炸性的增长，且似乎可以中部为界，分为两大群。当然我们只能从已勘探的聚落去讲，进一步的勘探或发掘也许会改变这种认识。

柏熹同学：看起来，石家河文化时期才会出现大量小型村落，只有发生天灾，这些人的生计模式才会出现问题，才会有向外扩张的压力。澧阳平原有这样的规律，汉北地区也是一样的情况。

梓浩同学：在大溪文化时期，城头山遗址显然是澧阳平原的一处中心聚落，但其实际的社会复杂化程度仍然较低，人均拥有的财富较少。拿当时的丁家岗遗址的墓葬情况作一比较，我发现丁家岗遗址的墓地墓均随葬品数量甚至还高于城头山。可见这时作为中心聚落的城头山并无明显优势。

俊伟同学：你是怎么从墓均随葬品数量来推断当时人均拥有的财富情况和社会复杂化的水平呢？

梓浩同学：我是这样假设的，丧葬仪式，实际上是一次社会身份的表达。在这个仪式上，有财力者能够通过多随葬物品来表达他们家很有钱，通过挥霍财富获得其它村民的尊敬，从而达到“花钱买权威”的目的。但如果村落中所有人随葬的东西都差不多，那就不存在通过财富的挥霍竞争而产生的权威观念，这个社会的社会复杂化程度自然相对较低。

立新老师：在特罗布里恩群岛，财富就是权力的外在表征，也是行使权力的手段。例如要举办宴会，则需要挥霍大量的财富，从而获得村民的认可；又如制作独木舟与航海，也需要挥霍大量的财富，以求获得更多能进行库拉交易的“兄弟”，进而在较大范围提升自己的声望。财富和权威、声望是分不开的，而人与人之间的财富差异，则会导致社会复杂化程度的加剧，最终还会演变出国家与文明。

梓浩同学：到了屈家岭文化时期，以城头山，鸡叫城和三元宫三处大型聚落为中心的聚落群开始出现（由于发掘不足，还有一处聚落群的情况尚属未知）。把城头山的墓葬情况与属于一般村落遗址的宋家台相比，可以发现在城头山埋葬的人均财富水平都远高于宋家台。三元宫的墓葬情况与城头山相近。由此可见，此时作为区域中心的城头山、鸡叫城、三元宫有明显的优势，在中心聚落或城里生活的人地位比较高，可能是负责管理这个区域的祭司，又或者是管理市场的贵族或工商业者。

静云老师：梓浩，你要小心使用这些概念。城里的墓葬区最丰富，而城里的聚落却不一定是最富裕的，城外的聚落也会有大型房屋，但城外聚落的墓葬简单。这是因为在城内埋葬的人未必原本生活在城内，城外也有富豪生活，像地主等贵族。重点是因为他们是富豪，所以墓葬高级，能获得在神庙边上埋葬的资格或财权，这是平民得不到的。

梓浩同学：喔，我没想到这一步，谢谢老师。由于在石家河文化时期，城头山遗址已经衰落了，所以这时鸡叫城的控制范围可能进一步向外扩展，而且围绕鸡叫城周围的一般聚落也变得更加密集。我认为鸡叫城在石家河文化时期可能成为了控制整个澧阳平原的超级中心聚落。

静云老师：目前有一个麻烦，那就是鸡叫城几乎没有可资利用的研究材料。实际上，不只鸡叫城是这样，长江中游的那些城址都十分缺乏考古发掘。所以，现在针对城址进行的考古研究，大多只是靠猜，并无实证支撑。我们应该呼吁业界注意这些城址，在保护的同时，进行一些精细化的主动发掘。梓浩的报告挺好的，讲的问题很到位。

“云梦泽苏美尔”的后裔在哪里？

（师生在走出迷宫的半路中）

梓浩同学：我们可以发现，到了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时期，长江中游的城址和聚落数量骤增。尤其是石家河文化早期，大量的小型聚落突然涌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静云老师：我觉得你的报告已经在很多方面回答此问题，主要原因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导致的人口快速增长。

立新老师：我觉得可能一个方面是人口增加，而另一个方面是聚落的功能特化，与聚落功能的分化有关。

静云老师：其实最核心的问题是那些聚落与城之间的关系。

立新老师：那些十分小型的村落，有的可能只是存在于交换贸易体系社会里的聚落点，这种小的村落不是能够完全独立自主，“自给自足”的单位，它对中心聚落是有依附性的。所以它的很多功能可以简化，例如祭祀功能、交易功能等可能都在中心区城内进行，而这些小聚落可能只是某个生产单位或者居住单位，所以比较小。小聚落多数的功能应该是保护稻田，可能是某一家族的共同生活区。

梓浩同学：可是到了后石家河文化时期，这些聚落的数量一下子减少了很多，城址似乎也遭到了废弃。

立新老师：也不能说是完全废弃，主要是很多城不再作为关键的中心据点而存在。在长江中游生活的人们应该没有消失，而且还是在本地继续生活，除非大洪水导致原来一些聚落完全被淹掉了。这个时期的社会结构可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然目前还只是推测。原来的长江中游是一个连城邦国的体系，那到了后石家河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王国性质的结构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很多城就变得不需要了，因为出现了一个大的江汉洞庭平原的王国，城与城之间就不再需要竞争了。

柏熹同学：这个帮主想自己独揽大权，且事无具细，事必躬亲。真是个像雍正帝一样任性的汉子啊。

静云老师：城废弃不等于是没人住，它只是不再作为一个城或者政治与文化的中心，但是城里的人并没有“飞走”。

我们要注意的是，石家河时期有高级的城址，如天门石家河，也有一般的村落文化，即比较普遍的居民文化。天门石家河城的没落只是文化中心消失了，邓家湾的祭祀区没有了，城的重要性可能降低了。但是整个石家河文化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普通居民的文化，不可能突然中断或者消失。

梓浩同学：除非长江中游的人真的全部死光光。

静云老师：你认为有这个可能性？那么多人突然都亡化了？世界末日来了？

梓浩同学：不太可能，但是在后石家河出现很多新的陶器，据说有外来的人群。

静云老师：出现新的陶器风格就说有外来的人？这样的逻辑有点好笑啊。在大溪与屈家岭之间出现快轮和黑陶，陶器风格和陶器质地的变化都很大，但却没有人以为这是外来人群的因素。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它们之间陶器风格也有变化，但是可以明显看出人和社会是连续的，还是那一群人的后代。诗萤正在做后石家河的去向问题研究，收集了一大堆资料后，发现从石家河到后石家河文化一直存续到商代（就是盘龙城文化），是有连续性的。

立新老师：现在大部分人都认为是北方河南来的王湾三期文化、新砦期文化、二里头文化等把石家河晚期的文化“吃掉”了，是不是真的呢？

静云老师：那就好像是小狗吃掉大象了。（同学大笑）

立新老师：反过来问，北方二里头文化是什么时间开始的？石家河文化又是什么时候结束的？时间上两者是否可以接得上来呢？

静云老师：其实我们看二里头，它只有一个12万平方米的城，如果那么容易就打败拥有120万平方米的城的文明，那二里头的人还真是厉害啊！我们头脑里预设的东西在影响我们的研究，因为先认定二里头是夏，那夏肯定是要能掌握“九州”了。那如果二里头只是作为二里头，不是当做夏，我们就不会这样看待问题了。而且重点在于：后石家河或盘龙城新出现的东西，并没有在更早的时候北方已出现。这都是像黑陶一样是长江中游本土发明和创新的。

梓浩同学：好像不然。在南方和北方关系中，有一个证据是鬲。一般都说鬲是北方起源的吧？如果是这样，我们还是能看到鬲从北往南传来。

静云老师：你去看南方鬲和北方鬲的制造技术完全不同，所以不宜视为同一器型。我们实际上被“鬲”字误导，大家不要只看字形，要具体看器型：

最起码我们一眼可以看到：盘龙城的所谓“楚式鬲”是一个模子做出来的，十分容易做，也可以在短时间内大量制作形制一致的器物。这可能是量化的需求促进有这种技术的发明。而图中后两者需要配几个模子，才能作出来，制造技术与良渚和石家河袋足鬶相同，只是形状更加简单。所以，我觉得北方鬲实际上用了长江流域的老技术，而楚式鬲才是新发明的技术。在哪里发明？就在楚地。什么时候发明呢？就在后石家河与盘龙城文化之间，可能相当于夏王国的时候。

丽霞同学：不少文章说楚式鬲的来源是周式鬲，之前看很多文章，我就觉得其实只是那些作者主观地在拉两者之间的关系，说是有演变的关系。实际上，很多逻辑是不妥的。

静云老师：所谓“楚式鬲”，在后石家河晚期盘龙城早期已可见到，早于周上千年，怎么能说它源自周式鬲？

立新老师：目前的中国考古学研究其实有点夸大了器物的传播所导致的文化的突变。因为我们在做类型学分析的时候，看考古学文化的关系，常常是从器物看出关系，然后上升到人群的关系和文化的关系，这个就是文化历史主义的透物见人的理论逻辑。但仔细思考，这个研究范式的背后的预设是有问题的。实际上，从现代的民族志材料可知，器物风格相同并不代表两个人群相同、两个文化相同；反过来器物风格不同也不一定表示出现了不同的人群。所以，不能简单地用陶器风格来标识人群共同体的界限。从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的陶器虽然有一定差异，但是这两个文化在生计模式，社会组织，精神文化等各方面的延续性都很强，所以人群变化的可能性很小。

梓浩同学：现在很多考古学家也意识到考古学文化与实际人群对应并不合理的现状，可能是暂时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而已。

立新老师：是的，但是通过不断的思考和尝试，应该可以找到更好的方法。我们上一堂课在讨论屈家岭文化定义的时候，就初步讨论到这个问题。这里有必要再说几句。通过陶器类型来划分考古学文化是需要反思的。考古学文化的概念首先预设了一个观念，就是这个文化是一个人群共同体。但是要界定这个人群共同体时，现在却常常只依据器物的风格形制。当然，考古学受资料的局限，很多时候我们也只能这么去做。我们没有办法像人类学家那样看到活的人群。但是，如果过分夸大器物风格的实用性则会引起严重后果，所以我们需要保持高度警惕。在器物风格的区分的过程中，我们不要过分夸大一些逻辑，比如文化的变异和借用。事实上，器物、文化与人群之间，并没有绝对的一对一的关系，器物风格变异不一定引起文化变异，文化变迁不一定表明文化的主人改变了。那么，应该如何区分考古学文化？前面已经讲过，随着研究的深入，或许可以考虑这样一种做法，即通过文化的定义与命名，以综合反映在特定历史时空中人们在技术、生活与社会诸方面的阶段性、时代性和地方性。

静云老师：时间快到了，我来总结一下。近几十年中国考古成果显示：中国境内早期与晚期文明的地理关系与西亚相同，即古老的原生文明肇始于南方湿润的亚热带地区，而北方（包括黄河）的次生文明则比它年轻。并且屈家岭、石家河城址所呈现出来的联合城邦国家网络，是以河湖为命脉的联城结构，类似西亚苏美尔或埃及早期的历史阶段；城邦之间的关系也应类似于早期苏美尔或埃及，一方面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城与城之间合作生产，同时每个城邦皆想争取最大的权力。

这种以稻作农耕为基础的联合城邦国家，城与城之间的和平联盟才是促进发展的条件。然而，经济的发展造成不直接参加生产的人口增加，并引起城邦贵族彼此间对资源及政权的争斗。这情况亦与苏美尔很类似，人们一方面了解联合城邦国家的优势，但另一方面亦因每一城的丰足，而希望拥有独立的权力，不愿让权给中央。同时，隶属于不同家族的贵族们，亦往往为争夺中央的核心权力地位，而彼此互斗。

从空间来说，稻作社会的稳定化，属性为铜石并用文化的屈家岭文化，中国境内最早的古城，都在湖南地区最先发祥。可是，在此一历史阶段中，湖南地区的文化领先地位可能便到此为止了。城头山城因与彭头山、汤家岗聚落结构的传承关系，导致城头山城过于配合农耕的需求，而较少发展古城的其它功能：即作为神权和政权中心、贸易市场、战争堡垒等。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江北地区，亦即湖北地区的先民们，抓住了历史发展的主动权，从而建设以汉北为权威的联合城邦古国网络。

有了城之后，周围的聚落不需要发展一切功能，所以变小，并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城里墓葬区富裕，城外聚落的墓葬简单，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外没有富豪生活，就像历史时期地主贵族也会生活在城外，但是他们的墓葬应该比较高级，而且要靠近神庙。而平民就不会靠近神庙埋葬，他们被埋在普通聚落的墓葬区内。城和其周围几公里的聚落构成“诺姆”，同时几十个“诺姆”共同形成联合城邦式的国家网络。

两湖地区的经济活动和国家文明的形成、演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聚落的系统化、地区的专业化开始。早在汤家岗时代，便已逐渐出现聚落系统化，生产专业化的趋势。因此汤家岗、大溪文化可以视为先古国文明阶段。虽然，在国家形成之后，江北（湖北）地区成为主导，但在国家形成之前的汤家岗时代，以及初见古国萌芽的城头山时期，文化最先进的地区还是江南（湘北）。

我个人感觉这可能与自然环境有关。长江以南以澧阳平原为重心的发展空间不及长江以北的发展空间广大，向北发展对于稻作而言是比较有利的。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江汉平原的东南区有云梦泽，很不稳定，所以稻作文明在往北发展的过程中，可能需要选择一个比较稳定的地区。因此，汉江以北成为了一个最佳选择。其气候的情况，水的情况都很利于稻作，与江南的差距不大，而且垄岗地形相对发达，便于治水，十分有利于文明中心的发展。

我个人认为，资料充分地表达早期历史的传说，包括尧、舜和夏，所反映的都很符合长江中游的情况，是屈家岭石家河社会留下来的零散的文化记忆。但石家河之后呢？难道一切都消失不见？恐怕没那么容易！

环境的恶化会增加人之间的斗争，而综合灌溉与防御的治水系统，又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进行不间断的重修与重建。在洪水来临时，社会自然呈现混乱、内斗，滞积的矛盾也容易爆发；社会缺乏管理、人们行动缺乏协调，自然会导致治水系统在气候异常的情况下维护不足。我们想一想，如果几年不修理塘坝、城郭，后果会怎样？恐怕再坚固的城墙也会被冲毁，再发达的市场也会变穷，不能满足原来人口密度的需求。由此，在后石家河文化时期，部分古城失去其重要性，而部分人口也向不同的地方流动。

俊伟同学：不好意思，老师，我想补充一下。请同学们看上图，这是战国时代的地图，长江以南已开始逐渐形成洞庭湖，但江汉平原的云梦泽还在，这是两湖互换的时段。在更早阶段，洞庭湖所在的地方是肥沃的平原，而江汉云梦泽的湖群面积很大。此外，汉水曾经改道。你们看汉北地区城址的位置，所有的城都连着水系，这里才是原来汉水河道的北缘。汉水改道后，自然影响到聚落的迁移和安排，不过石家河城具体如何没落，目前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谜。

诗萤同学：有研究表明石家河城是在一次全新世晚期的洪水事件中没落的，此时期的海平面达到万年以来最高，长江中游地区气候转为湿冷，并因此发生了严重的洪灾，许多石家河文化的遗址在距今四千年左右，均有遭遇洪水的迹象，也在此时发生许多遗址遭到废弃的情况，显示出人们因为洪水灾害而迁离原居址。

静云老师：谢谢俊伟同学和诗萤同学。不过，在这一水位高的时候，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灭绝，而长江中游的文化并没有完全灭绝。经过复杂时段而到了盘龙城文化时代，人们重新控制了洪水。请问同学们，能够掌握水的人是本地已有治水经验的人们，还是某些北方来的毫无治水经验的外民？

丽霞同学：没有治水经验的人应该不会掌握江汉地区的大自然情况。

静云老师：我也这样认为。

我们还可以观察：在屈家岭文化时代，云梦泽湖群淹没了江汉平原，因此可知当时便于农作的地区是在云梦泽的南、西、北三边，东边的农业发展条件则是不良的。而且鄂西山地的石料很好，既坚固又美观，还有玉料存在，恰好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时代的聚落，主要集中分布于鄂西台地向江汉平原过渡区的前缘，城址则以云梦泽的西边和北边最多。其中最大的石家河城位于云梦泽北部偏西处，前临云梦大泽，后倚大洪山脉山前地带。屈家岭、石家河对鄂西山地石料的需求很高，城址地点多位于云梦泽偏西部，反映出其对经济稀缺资源——石料的依赖。但到了石家河文化时期，人们开始掌握制作青铜的技术，在漫长的发展中，青铜器的重要性开始超越石器，尤其是石质的兵器往往不如青铜兵器。在此经济需求变迁的同时，可以发现文化和政权中心东移的现象：位于西边的天门石家河政权中心衰落，而位于云梦泽东部的盘龙城地位上升。虽然目前学界对于湖南青铜早期的研究不足，但我们亦可以从整体条件来推论，湖南应具有同类型的趋势，即区域重心从澧阳平原东移至湘东北岳阳地区，这里更靠近铜矿资源。

这问题已牵涉到从石家河文化到盘龙城文化的演变，下次请诗萤为我们作报告。

定量少而变量多（课后感想）

诗萤同学：

在努力听课之后，总算是大致明白将统计方法用于考古数据的原理。尽管常常有学者认为统计并不能精确地计算出一个绝对的答案，但统计学的确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科学依据，并不是单纯地数字而已，若是认为统计的答案并不精准，目前也没有其它更科学的证据，就例如针对墓葬的分析，若非经由统计的方式来整理，所能给出的答案就是“感觉”上的结论了。透过各种图表，我更能清楚的了解统计得出的结果，但是也产生一些疑问，例如对墓葬中纺轮与石工具墓的分析，只能看出随葬石工具与纺轮的人互有区别，至于区别之因，可能还是需要以墓葬中的其它现象的分析为辅助，若直接认为是男女之别，恐怕还是有点牵强，若能多方面的分析，肯定能使墓葬埋葬情况更为具体。

至于城头山遗址整体城市的布局，我也认为的确有很多不确定性，因为目前城头山遗址整体的发掘过少，我们所知只有城市的一小部分，以这一小部分的数据推测出整体的大致情况，并非易事；但若是模拟同文化的其它遗址，或者类似的文化的遗址，就例如苏美尔的城邦国家，可以发现和城头山遗址有类似的发展情况，其城市布局或许也相似，皆是城内有墓葬、坊市、作坊、神殿，城外则是农田以及一般居民居住区，因此我认为关于城头山遗址的布局，可能大致上如范梓浩同学所言。

在聚落与聚落之间关系的方面，我认为通过图表，的确让我们了解，大溪文化到石家河文化呈现出人口急遽上升、聚落分布多而广的情况，但是若要认为可以分为数“群”来探讨，则可能有些不妥。因为这是以目前调查或发掘的结果来制作的图表，也许看似聚落较少的地区，其实只是尚未发现而已，但呈现在图表中就是空白或稀疏的区域，而看似可以分群。因此我认为若要判定一地聚落较少，或者是每个不同区域的边界，可能还要考虑其它因素，例如要能找到各群之间较主要的聚落或城，以判定各群的确“独立”，以及要能找出聚落稀少的原因，例如：自然条件不佳，土壤贫脊，古河道流经，或者是本地势力边陲区……等等，如此一来整个分析会更加具体和丰富。

【说明】本文摘自《时空之旅：文明摇篮追踪》（上海文化出版社2017年），作者郭静云、郭立新、范梓浩、刘丽霞、赵柏熹、邱诗萤、史明立、江俊伟、刘秀美等，欢迎个人转载，机构转载请与本公号联系。转载或引用务请说明作者与出处，若有出入请以原书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