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民：郑振铎与文物考古工作

三十年前，当郑振铎先生不幸遇难的时候，郭沫若院长写过这样的悼念诗句：“同行英杰成雄鬼，一代才华化电花”；“好将群力追前驷，读破遗书富五车”。郑振铎先生的确是“书富五车”的“一代才华”，令人敬佩的民族英杰。在我国文化界，像郑先生这样学识渊博、对学术研究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学者，是很少有人能够匹敌的。郑振铎不仅是一位著名的作家，而且是一位学贯中西、卓有成就的文学史专家，他又擅长版本、目录之学，对中国美术史，特别是美术考古和古代社会生活方面的文物资料，进行了广泛的搜集和开拓性的研究。更难能可贵的是，郑振铎还在民族危亡和迎接解放的时刻，以强烈的爱国热忱、忘我的革命精神，为抢救珍贵的善本古籍和文物资料，做了大量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全国的文物管理和图书馆、博物馆工作，兼管考古研究所工作，直到与世长辞，是文物考古事业的主要奠基人。郑先生留下的学术遗产、开辟的治学道路，值得我们珍视，有待于进一步继承和发扬。

一

郑振铎早在从事文学活动的初期——大约1920年前后，便对古代文物产生兴趣，曾收集过一些精美的陶俑。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他因积极参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期的革命活动而被迫避难欧洲。其间，参观了法国的罗浮宫、凡尔赛宫、巴黎圣母院，英国的不列颠博物院，以及意大利的罗马、威尼斯、那不勒斯、佛罗伦萨等文物荟萃之地，并且从有关著作中了解到西方国家田野考古工作的进展情况。1928年初，他在伦敦编写了《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1930年作为《万有文库》第一集第906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次向国内学术界全面介绍埃及、巴比伦、亚述，及特洛伊、迈锡尼、克里特等地的重要考古发掘。当时，作为我国近代考古学诞生的重要标志的殷墟发掘尚未着手进行，这样的介绍无疑有其可贵的价值。郑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19世纪中叶以前的古物发现与近代的科学发掘相比，有两点显著的不同：第一，过去“大都是偶然的，机缘凑合的发现，不是什么专门家有心要去发见的”；第二，过去“大都不是为了学问，为了艺术，为了古史而工作着”，而是为了攫取财宝。由于发掘者的态度不同，“所以近七八十年来，其所得远超出于从前的好几百年的时间；……其结果，则古史的材料一天天的丰富，旧时记载的错误，逐渐的都被更正。”郑振铎鉴于当时中国还没有像样的考古发掘，大声疾呼：“为了我们的学问界计，我们应该赶快联合起来，做有系统的、有意的、有方法的发掘工作”；并且表示：“谁要是有意于这样的工作，我愿执锹铲以从之！”郑先生这本流传甚广的《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对于在我国普及考古知识、提倡科学发掘，起了积极的作用。

郑振铎花费精力较大的，还是对中国古代版画资料的收集与研究，率先垦殖中国美术史上这片被人忽视的处女地。他说，过去人们对于收集版画，大都讳莫如深，将版画贬低为“小人书”。画家们购买版画书作为自己学习的蓝本，却不大愿意让人知道。藏书家间或藏有带插图的书籍，并不是为了插图而作专门的收集。民国初年以后，国内外的个别学者已经注意到版画的收集，但他们收集的范围和数量都很有限，没有进行全面的系统研究。而郑先生一旦闯进中国美术史的无垠荒原，他的辛勤耕耘便取得了丰硕的收获。郑振铎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为了挖掘每个时代真实的社会生活情态，一面开辟向来缺乏研究的民间文学领域，一面搜罗足以表现时代生活的各种版画，并且首创插图本的中国文学史。这就是说，他从开始收集古代版画之日，便充分认识到版画的学术价值，将版画看作研究古代“生活实相”和“社会变迁”的生动史料。所谓“凡民间之起居衣食，上自屋宇之演变，衣冠之更易，下至饮馔娱乐好尚之不同，皆皎然有可征者”。因此，郑先生认为：“这些版画，不是一种附庸的艺术，不单作为书籍的插图，或名画的复制品而存在，它有独立性，是中国造型艺术的一个重要部门。”

郑振铎从20年代开始着手收集古代版画，最早仅留意明代小说戏曲书籍的插图，后来推及画谱和其它有插图的书籍。30年代初期，又在北京收集到法源寺“佛藏”中淘出的一批宋元到明代嘉靖年间的出相佛经和道经。同时，他还收集了清代的木刻图籍、笺纸和年画，并曾率领照相师到北京图书馆和几位私人藏家，“尽摄所欲得之版画而归”。据郑先生自述，他在三十多年当中，“所得、所见、所知自唐宋以来之图籍，凡三千余种，一万余册，而于晚明之作，庋藏独多(按：郑振铎本人自藏一千余种)；所见民间流行之风俗画、吉祥画(以年画为主)，作为饰壁与供奉之资者，亦在千帧以上”。(《中国版画史图录·自序》)郑先生为国家精心保存的古代版画，数量如此惊人，这是多么难得的一批珍贵精神财富啊！

正由于郑振铎掌握的版画资料格外丰富，所取得的成果也就最大。30年代，他和鲁迅合作，辑印《北平笺谱》，重刊《十竹斋笺谱》。1940～1947年，他陆续编印了《中国版画史图录》五辑20册(第六辑4册未出版)，又别辑《顾氏画谱》一种。《中国版画史图录》所收资料，大体以编者自藏者为主，兼及其它藏家的精华，上起唐宋和元代，下迄清末民初，共收版画1700余幅，实为前所未有的集大成之作。郑先生原曾准备撰写一部《中国版画史》，内容主要包括宋、元、明初和近代四个部分，因故未能写成。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于1952年从《中国版画史图录》一书中，遴选300多幅有代表性的作品，再补充200多幅新资料，编成《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加上1956年撰写的《中国古代版画史略》(全文六万余字)，共计9册。但是，郑先生生前没能看到这部《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的出版，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直到1985年方才问世。

郑振铎鉴于内容丰富的古代版画，不仅可供现时木刻家吸取古代优良传统之资，而且提供了封建时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史料和古代科学技术知识的第一手资料，感到有必要进行更加全面的介绍。因此，他便不以《中国版画史图录》和《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为满足，认为那“都只是零缣片页，只可作为窥豹一斑，欲求其全，非重印若干部全书不可”，于是在1957年着手编辑《中国古代版画丛刊》。按照郑先生的计划，《初编》选收宋代以来的插图书36种。他说：“重要的有益、有用的插图书，值得复印流传的，总有500种以上。”这便需要《初编》之后，再有《二编》、《三编》，乃至七、八编而未已，希望如有可能，每年出版一编到两编。令人遗憾的是，郑先生的这一良好愿望未能实现，《初编》在他生前和去世以后仅出版18种，便被迫停顿下来。郑振铎通过自己长时间的深入探讨，对中国古代版画的发展历史，提出两点精辟的看法：(1)“我国版画之兴起，远在世界诸国之先。欧洲之版画，为德、荷二国所创，始施于博戏之纸牌上，并用以刷印圣经图像，时约在西历1410年左右(当我国永乐初)。日本之浮世绘版画则盛于江户时代(当我国万历至同治间)。独我国则于晚唐已见流行，迄万历、崇祯之际而光芒万丈。”(2)“综观我国版画发展之历程，与世界各国无殊。始于宗教之图，继资应用、教育，终乃成为纯粹之艺术品。其刻工、绘工，初本为一人，继乃为画家与刻工之合作，终则刻绘之工复集于一身。惟诸国于晚近数十年方完成其发展之路径者，我国则已于三百年前已完成之。”(《中国版画史图录·自序》)

郑振铎在1940年着手编纂《中国版画史图录》时，正值国难当头，身处上海“孤岛”之中，从中国版画这个小小的侧面揭示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旨在服务于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他有感于中国版画作为“世界版画之鼻祖，且具有一千余年灿烂光华之历史”，却遭到西方学者不公正的忽视和误解，于是郑重申明：自己二十余年来，倾全力搜集我国版画之书，其目的在于“誓欲一雪此耻”。郑先生满怀激奋地说：“余惟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书生报国，毛锥同于戈戟，民族精神之寄托，唯在文化艺术之发扬，历劫不磨，文事精进，乃可卜民族前途之伟大光荣。”爱国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勇于报国的赤子之心，跃然纸上，令人肃然起敬，万分感动。

二

郑振铎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曾创办《民主》周刊，投入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斗争。后来，他主要依靠自己一个人动手，编纂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以下简称《历史图谱》)和其它几部皇皇巨著。这是他对历史考古研究的又一重大贡献。

郑振铎为什么要编纂《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呢？因为他感到，“史学仅知在书本文字中讨生活，不复究心于有关史迹、文化、社会、经济、人民生活之真情实况，与乎实用图象、器用形态，而史学遂成为孤立与枯索之学问。论述文物制度者，以不见图象实物，每多影响之辞，聚讼纷纭而无所归，图文即不能收互相发明之用，史学家遂终其生于暗中摸索，无术以引进于真实的人民历史之门。”近代以来，随着科学发掘在我国的兴起，古器物、古文书层出不穷，但因考古图版之书为数较多，卷幅又很繁重，非一般学者力所能致，因而难以参考利用。于是郑先生便发愿编纂《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一书，使之“化繁为简，取精撷华”，以便历史学者“置此一编，而亲灸于古人之实际生活”。这项在我国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巨大工程，得到郭沫若、翦伯赞、吴晗等著名史学家的赞扬和支持。大家称颂郑振铎的献身精神，以一人之力承担这项本应由国家来做的伟大建设工程。

由于郑振铎才思敏捷、博学多识，加之精力过人、效率极高，编纂《历史图谱》的工作进展很快。1946年末，他邀请十多位友人集资，组成“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刊行会”，着手工作仅三个月的时间，便开始陆续出版。原计划每月出版二辑，一年出齐24辑。考虑到各辑所需资料的掌握情况，当时不是机械地按历史顺序交稿，而是前后参差、交叉出版。最先出版的是第5辑(秦)，随后是第10～20辑(隋唐五代、宋辽金西夏，及元、明两代)，再出版第6～9辑(两汉三国和两晋南北朝)和第3辑(西周)。截至1947年11月，9个月出版了18辑。由于他在这段时间又穿插编印了相关的另外几部书，《历史图谱》的第1、2、4辑(上古、殷商、春秋战国)和第21～24辑(清代)，延迟到1950年10月方才终于出齐。

这部8开珂罗版精印的24辑《历史图谱》，共计618版，收录各类图片3003幅，内容之丰富是空前的。郑先生编纂这部书的时候，不仅相当齐全地购置了当时能够获得的六七百种中外文考古美术书籍，包括《西域考古图谱》、《东瀛珠光》、《猷氏集古录》等难得一见的外文大型豪华图录，从中选取精致的图片；而且几次专程前往南京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傅斯年、李济、郭宝钧、夏鼐等人的大力支持下，特许提供该所历年发掘中许多尚未正式发表的考古照片。因此，郑先生的《历史图谱》，相当充分地体现了那个时期的考古研究成果，真是难能可贵。

《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出版到现在已经四十年了。四十年来，新中国的考古工作取得了过去无法比拟的丰硕成果，但始终没有出版过新的大型历史图谱。新中国成立初期，郑振铎先生曾计划增编《补编》4辑(补收24辑所未俱备的历史新材料)，《续编》4辑或6辑、8辑(收录民国以来到解放战争胜利时期的材料)。后来考虑，《历史图谱》牵涉的问题较多，新材料又不断发现，可能需要采取集体的方式，才好进行补充、扩大。所以郑先生觉得，必须十分慎重的处理，也就不愿意草率再版。实际上，这部《历史图谱》仍有再版的价值，因为当初发行的数量不多(只有500部)，现在已经不容易找到，而书中收录的许多图片又比较罕见，作为一部历史性的巨著，可以继续发挥它的参考作用。至于书中因历史条件所限造成的失误(主要是前面几辑)，在“出版说明”有所交代就可以了。

郑振铎为《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编写的《说明》，很有特色。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说明仅出版第5辑和第10～14辑6册，其余18辑的说明都未能撰就。已经出版的6册《说明》，每册两万字左右，既有各辑所涉历史情况的总体说明，又有每个图版和每幅图片的具体介绍。图版和图片的说明，不仅交代所示历史遗迹的地理情况、古代文物的出土地点和收藏处所，进行必要的客观描述；而且讲清楚资料来源、选图标准、参考文献，以及不同看法的争议，有的还进行一定的考证。郑先生在该书的《跋》中提到：“有时，为了解释一个图片，曾费去了好几天的探索、翻检工夫。有时，为了一二部参考书的不曾找到，便花费好几天的工夫在书肆，或在图书馆中寻找。有时，竟因为实在找不到那一二部，只好把说明的写作，搁置了下去。”这充分说明郑先生治学态度的严谨，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便没有能够及早将全部《说明》写成、出齐。

郑先生写得较长的说明，每条数百字甚至一千多字，例如秦代部分的石鼓文、诅楚文、泰山和琅琊刻石、万里长城，唐代部分的昭陵六骏、乾陵石刻、正仓院文物，等等，都写得颇为精彩，实际成了一篇篇具有相当深度的短文。例如《诅楚文》的说明，郑先生首先指出：“秦诅楚三文，今见者都为《绛帖》、《汝帖》二刻。然均合并《巫咸》、《厥湫》两本而成。而《汝帖》又多删节。此本复印沈仲章印吴公望藏元至正周伯陭刊本，三本俱全，不相杂，殆是人间孤本。此文，元吾衍明、都穆，清万斯同，皆谓为伪迹。然其为秦刻，实鲜可疑之处。”随后，他又引述周伯陭的跋语，考证《诅楚文》的年代和有关制度，并综合这三本写出释文。这篇释文近两千字，学术性很强。当时同在上海居住的郭沫若，于1947年6月26日收到郑先生赠送的这册《历史图谱》，高兴地第一次看到如此完整的《诅楚文》印本，随即写信向郑先生请教资料来源，郑先生马上将自己依据的吴公望印本赠给郭老，又应郭老的要求将北宋以来关于《诅楚文》考释和论究的资料收齐寄去，请郭老好好写一篇新的考释。于是郭老便在1947年7月11日写成《诅楚文考释》(见《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9卷)。这段文坛佳话，充分反映了郑先生的博学，也表明《历史图谱》的可贵价值。

郑振铎在编纂《历史图谱》的过程中，基于对帝国主义掠夺我国古代艺术珍品的激愤，又编印了《西域画》3辑、《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24辑，以及《韫辉斋所藏唐宋以来名画集》，内容都很丰富。1951年，他还在《文艺报》连载《伟大的艺术传统》(共写11篇，写至汉代，未完)，编印《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12辑158版)，对于当时热烈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起了很好的作用。又曾有意编纂《世界美术全集》、《世界美术的传统图录》，终因公务繁忙，未能着手。

三

郑振铎先生致力于文物事业，千方百计地保存古代文物、图书，由来已久。早在抗日战争期间，郑先生便为国家抢救了大量的珍贵古籍。“八一三”事变中，他本人的藏书遭受极大的损失，战火一下子烧掉了一万多册。此后，郑先生不是没有条件到大后方去，但他始终坚守上海，以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大力抢救古籍。抗日战争的前四年，郑振铎利用困居“孤岛”(租界)的有利条件，费尽心力搜罗日寇占领地区涌出的珍贵文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完全沦陷，郑先生在被迫隐居，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继续进行珍贵文献的保存和整理工作。这段时间，他与张元济、张寿镛、何炳松、张凤等先生一道，为当时的中央图书馆购置古籍多达三万余册，其中最难得的是《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64册。这项收获非常重要，被誉为“不下于内阁大库的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出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抄本的发现”。它为中国文学史研究，特别是中国戏剧史研究，打开了宏伟丰富的宝库。郑先生后来回顾这段经历，说自己当时“吸引住南北的书贾们，救全了北自山西、平津，南自广东，西至汉口的古书和文献。没有一部重要的东西曾逃过我的注意。我所必须求得的，我都能得到”。这样便使重要文献流落海外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在那种危难时刻，作出如此伟大的贡献，是多么不容易啊！

新中国成立前夕，郑振铎再次为保全古代文物进行极大的努力。1947年，他曾发表《保存古物刍议》一文，历数近百年来祖国文物、图书被掠夺、盗卖的一系列痛心事实，尖锐地指出：“把重要的应该‘保存’的古文物、古文书而任意的往外国送，简直是卖国的行为”，“不仅好利的商贾们是民族文化的叛逆者，即放任他们将古物、古书源源流出的责任者们，也将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他大声疾呼，古文物、古文书是民族文化的眼珠子，为了学术的发展，为了民族文化的维护，我们必须堵住大门，不能听任其盗卖、偷运，应该以全力来对付这种文化上的卖国人物，打击那些不肖子孙！有一次，郑先生得知上海的古董商人，为了逃避财产，准备将价值几十万美元的珍贵古物集伙运往美国，感到非常着急。经过他的四处奔走，主要是通过新闻界人士给予古董商人以强大的舆论压力，终于阻止这次偷运古物事件的发生。与此同时，郑先生还自己花费很多钱财，大量收购从北方运到上海的古代陶俑，尽可能减少其流失国外的损失(这几百件陶俑，编印为《中国古明器陶俑图录》，原物则在1952年全部捐献国家，由故宫博物院收藏)。1948年底，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之际，郑先生对古物、古书的安全深为忧虑，曾在写给夏鼐的一封信中说：“文物、古书在南京者‘身份’极重。故宫所藏，因为流传有自之‘国宝’，即研究未竟之‘生坑’，未为世人所知，亦复极多。不知作何打算？弟耿耿不寐，殊为焦虑。……弟所怕者，唯以‘北京人’之复辙为虑耳。”当时，郑先生虽然无法阻止国民党政府将收藏在南京的古物运往台湾，却把他在上海从日寇铁蹄下抢救出来的大批古书保存下来。那批古书在抗日战争期间曾转移到香港，继而被日本侵略军劫夺，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追回。郑先生组织人力重新整理时，有意拖延时间，整理好的也迟迟没有运往南京，终于保全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央工作团接收。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深知郑振铎对文物方面的情况非常熟悉，于是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便委派他担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后任文化部主管文物工作的副部长(自1954年10月起)。同时，兼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物工作方面，他在王冶秋副局长的紧密配合和大力协助下，网罗若干第一流的专家学者建立起强有力的工作班子，为制定和贯彻文物保护的政策法令，打开全国各地文物工作的局面，积极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考古工作方面，他依靠梁思永、夏鼐两位副所长，集中有限的田野考古人才，在重点地区有计划地开展大规模发掘。随后，又在郑先生的亲自主持下，采取中央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三方合作的方式，创办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考古专业，举办过四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培养和扩大考古工作的队伍。他为开拓新中国的文物考古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郑振铎在文物工作中，注意及时向中央领导同志反映情况，善于争取他们的关心和支持，使重大的疑难问题得以顺利解决。1951年秋，郑先生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去印度、缅甸访问，出国途中经过香港，得知乾隆皇帝“三希堂”中的“二希”——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另“一希”为已被运往台湾的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正被人典当在一家外国银行，当即向国内报告，请求全力抢救。后来，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赶在1951年底典当期满之前，将这两份珍贵的书法收购回国，避免了外流的损失。1954年夏，北海前门拓宽马路，扩建金鳌玉蝀桥，有人主张拆除风景优美的团城，郑先生坚决反对。后经周恩来亲临现场视察，采纳郑先生的正确意见，使团城完整地保存下来。1955年10月，郭沫若、范文澜、吴晗等六人联名上书国务院，要求发掘明十三陵中的长陵，郑先生提出反对意见。周恩来支持郑先生的意见，决定暂缓发掘长陵，改在定陵进行试掘，以便取得发掘经验。1956年3月，郑先生在陕西视察工作期间，陪同路经西安去西藏的陈毅副总理参观半坡遗址发掘现场，这引起陈毅的极大兴趣，于是决定将半坡遗址保护起来，建立了全国第一座古代遗址博物馆。

为了切实掌握各地文物保护工作的具体情况，郑振铎在文物局建立以后，接连派遣阵容较强的勘查团去各地考察。例如，1950年裴文中率领的雁北文物勘察团和东北考古发掘团，1951年吴作人、常书鸿等率领的炳灵寺石窟勘察团，1953年吴作人率领的麦积山石窟勘察团。考古研究所方面，则由夏鼐率领考古发掘团，前往辉县、长沙等地进行规模较大的发掘。为了做好基本建设工程中的文物保护工作，郑先生曾邀请中央有关各部的代表和各方面专家开会座谈，并曾在科普讲座上亲自作了题为《基本建设人员应有的古文物知识》的报告。他还经常去各地视察文物保护工作，一旦发现基建部门破坏重要遗址的事件，当即提请国务院严肃处理。在郑先生的领导下，又打破了地区和部门之间的界限，组织起考古调查发掘的大协作。例如，1951年河南禹县白沙水库和1954年洛阳城建工程的配合发掘，都由文物局、考古所、北京大学和当地文物部门协作进行。1955年，为配合国家治理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的宏大工程，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组成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调集全国各地的数十名考古工作人员，由夏鼐、安志敏率领共同进行调查发掘，更是搞得热火朝天。

郑振铎十分重视文物展览工作。他主持文物工作期间，每年都由文物局出面举办大型的文物展览。例如，1950年的“伟大祖国古代艺术展览”，1951年的“敦煌文物展览”和“《永乐大典》展览”，1952年的“中国印本书籍展览”，1953年的“楚文物展览”及“故宫绘画馆开馆展览”，1954年的“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1956年的“五省出土文物展览”，1958年的“黄河水库考古工作展览”，等等。这些展览，郑先生往往撰有专文介绍，有的亲自主持筹备工作。那个时候，考古研究所进行的一些考古发掘结束以后，也多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公开展出，使考古成果迅速和人民群众见面。

郑振铎对文物考古方面的出版工作，花费过很多心血。50年代初，文物局创办《文物参考资料》，考古所恢复《中国考古学报》；1955年，考古所又创办《考古通讯》，这三个刊物都由郑先生任编委会主任或编委会召集人。1952～1953年，郑先生几次派人去上海，调集彩色铜版、珂罗版的印刷专家及设备，建立全国唯一的文物印刷厂。1956年经郑先生倡议，着手筹备文物出版社，至1957年正式成立。

郑先生对美术考古资料的出版特别关心，除前已详细叙述的版画方面外，曾先后为《敦煌壁画选》、《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宋人画册》、《故宫博物院所藏中国历代名画集》、《中国古代绘画选集》，以及《陕西省出土唐俑选集》、《永乐宫壁画选集》等书，撰写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长篇序言。这些序言，结合各该图集所收内容，运用新近发现的丰富资料，论述中国古代绘画和雕塑的悠久历史与优良传统，使中国古代绘画、雕塑两大重要门类的研究，从此打破长期以来的陈陈相因局面，跨入充满生机的新天地。1958年计划编辑出版记录性大型图录《敦煌》，郑先生又亲任编委会主任委员。

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考古工作的健康发展，1956年初在郑振铎的主持下，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召开全国考古工作会议。随后，郑先生又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考古学组组长的名义，与尹达、夏鼐一道，主持制订了《考古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这个规划的基本设想是，考古研究的主要任务应该放在创新方面。这就是说，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提高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以便取得翔实可靠的实物资料，然后利用这些新取得的资料，结合过去积累的成果，进行科学分析和综合研究，使考古学成为真正的历史科学。同时又认为，对于在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金石学，尤其是其中的优良传统，也应该加以汲取和发展，使之成为系统化的古器物学，而这可以作为现代中国考古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关于后者，在远景规划中列入的整理、编纂项目就有：《甲骨文字集成》、《殷周青铜器铭文集成》、《汉简集成》、《古钱汇编》、《敦煌丛编》、《石刻丛编》，以及《宋元明清金石文字图录丛书》等大型项目。其中，“金石丛书”200种的详细选目，是郑先生亲自安排的。目前，除“金石丛书”未能着手外，其它各项有的已经完成，有的即将完成，有的正在进行，大体按当时的规划办理。

郑振铎先生有几句口头禅，每当看到新发现的精美文物时，总是赞不绝口地说：“非常之好！好的不得了！好极了！惊天动地的！”实际上，郑先生在世的时候同最近十多年相比，真正惊人的考古发现并不太多。满城汉墓的金缕玉衣，马王堆汉墓的女尸、帛书、帛画和丝织衣物，曾侯乙墓的整架编钟，秦始皇陵兵马俑和铜车马，以及广汉三星堆铜人、法门寺地宫文物，他都没能看到。郑先生说过：“唯大时代乃产生大著作。我民族光荣之建设，正息息在牺牲与奋斗中迈进。”当前，我们正需要发扬郑先生那种坚忍不拔、勇于开创的可贵精神，编纂更多有分量的大部头著作，以适应我国文物考古事业的更大发展，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应当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