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存成：新中国成立以来高句丽考古的主要发现与研究

作为历史上的一个称谓，高句丽既是一个民族的名称，又是一个政权的名称，其间还曾被作为中原政权所设置的地方机构县的名称。它们的沿袭关系是族名—县名—政权名。高句丽族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之一，在文献记载中出现该族名称，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在鸭绿江中上游地区、图们江流域和朝鲜半岛北半部之广大地区置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其中玄菟郡初治沃沮城(今朝鲜东北部之咸镜南道咸兴)，公元前82年内迁至郡属三县之一的高句丽县(另二县是上殷台和西盖马)，据近年考古工作，该郡县城址在今辽宁省新宾县境内发现。当时高句丽族的活动中心在今浑江流域和鸭绿江中游的辽宁省桓仁和吉林省集安地区，高句丽族归玄菟郡管辖。

高句丽政权建立于公元前37年，至668年灭亡，在历史上存续了705年之久。其疆域也从浑江流域和鸭绿江中游地区逐渐向外扩展，强盛时期西抵辽河，北到今吉林市，东到今延边地区，南到朝鲜半岛汉江流域。其都城三治两迁，初期都城在今辽宁省桓仁，公元3年迁至今吉林省集安，427年再迁至朝鲜半岛平壤。其中以桓仁和集安为都的时间达464年之久，占高句丽政权全部历史的三分之二。而且迁都平壤后，集安国内城作为“别都”，列高句丽晚期“三京”之一，仍不失其重要的地位。①因此，至今在以集安和桓仁为中心的我国东北之东南部广大地区，仍保留着大量而又重要的高句丽遗存。

一、主要发现

我国高句丽遗存的发现，以集安好太王碑为最早，时间在清朝末年。根据碑文拓片，我国的一些官吏和金石学者便开始进行研究，有的还作了实地考察。接着，一些日本学者利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在对好太王碑进行非法考查的同时，也开始了对城址、墓葬等其他高句丽遗迹的非法调查、发掘，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之前。在此期间，我国个别学者克服重重困难，也对部分遗迹进行了调查。对于众多高句丽遗迹、遗物进行大量而有计划的调查、发掘、研究和保护，还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尽管高句丽遗迹在辽宁、吉林两省的分布情况以及两省各自的整体考古工作计划有所不同，但是高句丽考古工作在两省的进展基本上是同步的。

辽宁省在20世纪50年代末配合水库工程对桓仁县高力墓子村积石墓进行调查、发掘，获得了高句丽早期墓葬的宝贵材料。②1960年代本溪、抚顺两地也都有墓葬发掘，其中1960年在本溪东约50公里的小市镇内发掘的一座，其形制具有辽阳魏晋墓葬的特征，而出土的陶器和马具等金属器，与鲜卑和高句丽所出都有相同风格，虽然墓葬族属至今仍未确定，但是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在该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③之后，辽宁的高句丽考古工作则有所放慢。进入1980年代，继以往调查，1983年起连续三年对抚顺高尔山城、即高句丽“西边要害”新城城址进行了较大面积的发掘，发现了重要的高句丽建筑遗迹和丰富的陶器、铁器。④辽宁省高句丽山城众多，自此开始，辽宁省先后调查了沈阳石台子山城、西丰城子山山城、凤城凤凰山山城、海城英城子山城，以及大连、岫岩、丹东、铁岭、开原、新宾、桓仁等地的多处山城，⑤其中对石台子山城于1990年、1991年小范围试掘之后，1997年又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清理和重点发掘，2000年重点发掘了城内的蓄水设施，最近出版综合报告。⑥1991年还发掘了雅河乡米仓沟“将军坟”，这是在桓仁县发掘的第一座封土石室壁画墓，其墓葬形制、壁画内容和出土的釉陶器，与在此之前发掘的集安长川2号墓基本相同。⑦1994年对高丽(力)墓子村所余积石墓又进行了正式发掘，其结果再次证明该墓地的时代为高句丽政权建立之初。⑧高丽(力)墓子村墓群距五女山城不远，这对于推断五女山城的年代有重要的价值。1996年桓仁五女山城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1999年、2003年，辽宁省、本溪市和桓仁县的文物考古部门对五女山城进行了全面调查和四次大规模的发掘，发掘面积达5000多平方米，发现多种不同性质的遗迹和遗物，其全部材料都被收录在大型调查发掘报告《五女山城》⑨中。同样是为了全面了解山城的面貌和年代，2000年在抚顺高尔山城东侧1、5公里的山坡上发现了约百座高句丽墓葬，当年与次年发掘了几十座，其中一座还残留人物等图像壁画；⑩接着，2002年起在沈阳石台子山城后面的山坡上也调查发现了几处高句丽墓葬，并连续进行了三年发掘。(11)在山城方面，2005年对大连市庄河城山山城的前城与后城进行了详细调查。(12)本溪市平顶山山城于2002年发现，2008年经专门调查，被确认为高句丽山城。(13)

吉林省集安保留的高句丽遗存，总体数量最多、种类最为齐全，遗存年代的持续时间也最长，这里不仅坐落着两座高句丽中期的都城，而且分布着数千座高句丽墓葬，其中既有包含着十几座王陵在内的大量积石墓，也有包含着数十座壁画墓在内的大量封土墓，同时闻名中外的好太王碑就耸立在集安城外的原野上。所以集安的高句丽考古一直是吉林省考古工作的重点。1958年对东台子建筑遗址进行发掘，使我们对高句丽高等级建筑的结构和瓦件有了较清楚的认识，(14)同时对好太王碑、站前石柱和丸都山城、国内城进行了调查、实测，在梨树园子南遗址发现了珍贵的白玉耳杯。1960年、1962年先后两次由通化地区和集安县组成文物普查队，对全县文物进行了普查，其中包括高句丽南、北道上的几处重要的关隘和城堡，同时还清理了五盔4号、5号和通沟12号壁画墓，其中五盔4号墓的壁画保存得相当完整，色彩也非常鲜明艳丽。(15)1963年发掘了麻线沟1号壁画墓。(16)1968年和1970年，两年集中发掘了700多座墓葬，其中包括重要的长川1号壁画墓，壁画中伎乐百戏、山林逐猎场面和拜佛图堪称诸墓壁画之佳作。(17)1972年发掘了长川2号壁画墓。(18)1974年发掘了禹山下41号方坛阶梯石室壁画墓。(19)1975年发掘了七星山1196号和万宝汀242号积石墓。(20)从1975年开始，对国内城城墙连续进行了解剖，获得了国内城建筑年代和建筑结构的重要资料。(21)1976年配合农田建设，集中清理了100多座中小型墓葬，其中绝大部分是封土墓，为探讨该类型墓葬结构、葬俗和演变提供了重要资料。(22)1980年代中叶，为了配合集锡公路建设(集安—锡林浩特)，于禹山墓区之铁路北侧发掘了100余座墓葬，在墓葬形制结构和随葬品方面都有重要的发现。(23)1990年对太王陵墓室进行清理，发现了原意料不到的石椁，现已作了复原。集安之外，对于吉林、延边、柳河、辽源等地的高句丽山城，在这期间也先后进行了调查。(24)1997年，经30年后，在1966年考察测绘的基础上，对集安洞沟古墓群进行了全面详细的复察测绘，并公开出版了调查测绘报告，为进一步加强洞沟古墓群的管理、保护和研究提供了切实的基础。(25)在此复察测绘过程中，发掘了禹山3319号墓，这是迄今在集安发现的唯一的一座积石砖室墓，而且出土南方青瓷器，地表左前方有人面刻石，室内发现壁画残迹，都格外引人注意。(26)之后，从2001年到2003年，吉林省、集安市文物考古部门对丸都山城、国内城和集安大型积石墓进行了同样是空前规模的调查发掘，发现了大批重要的遗迹和遗物，三本大型调查发掘报告《丸都山城》、《国内城》、《集安高句丽王陵》于2004年和上述《五女山城》同时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其中《集安高句丽王陵》报告中定为王陵的大型积石墓13座，每座墓单列一节，介绍仔细，其他数座“待核实确认的王陵”大型积石墓介绍得很简单，之后，其中有几座则单独发表了报告或补充报告(禹山540号－JYM540号、山城下砖厂1号—JSZM0001号、山城下砖厂145号—JSZM145、黄泥冈大墓—JYM0030、禹山2112号—JYM2112号)。(27)另外，有的学者推测集安蒿子沟1号大型积石墓(JHM1)为东川王陵，并进行了调查。(28)

通过以上发现，使我们对高句丽遗存的面貌和内涵的认识逐渐扩展和加深，为全面深入地开展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主要研究

关于高句丽考古研究，首先不可忽视的是田野工作后发表和出版的考古报告，因为一篇或一部好的发掘报告，不仅体现作者整理材料的思路、方法，同时也必然渗透出作者分析材料的观点、看法。第二则是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前者多是专题研究，后者多是综合研究，其观点都是在大量收集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篇或一部好的论著，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要比考古报告提高许多。综合以往各类研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都城、山城、墓葬及其出土或相关遗物几方面。

1.都城研究

关于高句丽都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都城的组合、布局、建筑与年代等方面。从大的地区来看，高句丽的都城是三治两迁，即初都桓仁，公元3年一迁集安，427年再迁平壤。文献记高句丽5世纪以后的都城是山城与平原城相结合，(29)高句丽王战时上山，平时则居于山下平原城。而据考古发现，这种山城与平原城相结合的布局在以集安为都的时期已经具备，而且在以桓仁为都的时候也可能就开始了。

(1)初期都城。桓仁五女山城早就被学术界推定为高句丽初期的都城，以往的工作多是调查，大规模的发掘是从20世纪末开始的。该山城位于县城东北85公里、浑江对岸的五女山上。五女山海拔806.32米，居周围群山之首，山的主峰自半山腰突兀直上，形成十分险要的悬崖陡壁。五女山城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南北长约1540米，东西宽约350—550米，周长4754米，其中只是在山下南面、东面山势稍缓的地方和山上重要豁口处石筑城墙，全长565米，其余4189米则皆是利用陡峭的悬崖和山脊为墙。山城分山上、山下两部分。山上部分位于山城西南部的主峰上，南北长600米，东西宽110—200米，地势高亢平坦，有供瞭望用的天然平台和蓄水池。1996年开始的大规模发掘，主要是在山上进行的，共发现五个时期的文化遗存，第一期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第二期为青铜时代晚期，第三期为高句丽文化早期，相当于两汉之际，第四期为高句丽中期，相当于4世纪末至5世纪初，第五期为金代。其中在第三期发现并确认了高句丽早期的典型陶器竖耳罐，在第四期发现了大量的设有曲尺形“火炕”的半地穴建筑址。这些发现不仅说明古代人们在此活动年代久远，更重要的是为推定高句丽初期以此为都、之后继续使用提供了实际证据。

从五女山城顺浑江而下10公里处，同在江的右侧还有一座平原土城，名下古城子古城。高句丽政权的创始传说记载其始祖、即北方夫余族王子朱蒙来此建立政权时，曾利用过原有的一城。所以包括笔者在内、学术界早有注意到下古城子古城。(30)这次在发掘五女山城的同时，也对下古城子古城进行了调查和试掘，地层叠压和出土遗物证明该城在高句丽初期已存在，这就为高句丽初期都城同样具有山城与平原城相结合的布局提供了可能性。问题是该城是当时高句丽“自行”修建的，还是属于原来的汉城，仍有待于以后的继续工作。

(2)中期都城。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高句丽中期的都城在集安，这在学术界基本形成共识。集安市位于吉林省东南角之鸭绿江右岸的一个狭长盆地，这里空气清新，山川秀丽，气候温和，水土适宜，俗有吉林省的“小江南”之称。该地被认定为高句丽中期都城的城址有两座，一座是今市区所在的平地城，即文献记载中的国内城，另一座是位于市区西北2.5公里处的山城子山城，在文献记载中先后被称为尉那岩城和丸都城。两座城址构成典型的山城与平地城相结合的布局。高句丽以集安为都长达425年，有几次攻防战争发生于此，因此高句丽王也上下迁移不断。

山城子山城同样是经多次调查后，本世纪初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山城地势南面低，其他三面高，石构城墙修建在这簸箕状的环形山峰之上，周长6947米，城内山谷纵深，也有平缓的山坡。通沟河从山城南侧自东向西流过，然后南折流经国内城西墙外而注入鸭绿江。《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记：琉璃明王“二十二年(公元3年)冬十月，王迁都于国内，筑尉那岩城。”现学术界也基本形成共识，认为“国内”即是指今集安市区所在及其上下沿江盆地，尉那岩城是指该山城，从2世纪末开始，山上王对山城再加修筑，并“移都”于此，则改称丸都。之后，3世纪中叶被魏将毌丘俭攻陷，4世纪中叶为防御慕容皩进攻第三次修筑，结果还是被慕容皩攻陷而毁。以后再不见修筑丸都城之事，但至6世纪中叶仍见记载，说明高句丽后期丸都城仍属重要的山城。

经调查发掘，全城共发现门址7处，正门位于南墙低凹谷口，谷口两侧城墙至此内向曲折，形成内瓮城门，门道已被破坏，两侧保留排水涵洞。正门西边不远的南墙上新发现一门，单门道，外侧同样建瓮城。山城内遗存有石筑瞭望台及戍卒居住址、蓄水池、宫殿址、墓葬等。在上述各遗址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瓦件和钉、镞等铁器。瓦件绝大部分为红色，少许为灰红色。板瓦的纹饰有方格纹、席纹、菱形纹等。筒瓦素面，个别刻划文字或鸟首等不同符号。瓦当的纹饰为莲花纹、兽面纹和忍冬纹。宫殿遗址出土的文字瓦中，有15件发现“小兄”字样，说明“小兄”的职责与都城建筑有关。小兄之名始见于《魏书》，在高句丽官吏中居于第四位，由此说明该宫殿在4世纪之后复修过。

将与丸都山城相配合的国内城定为今集安市区所在平地城，这在学术界已成定论。该城址平面略呈方形，石筑城墙，1984年测的是方向155°，东墙554.7米、西墙664.6米、南墙751.5米、北墙715.2米，周长2686米；2003年测的是北墙长730米，西墙长702米。城墙皆是以石砌筑，其中东墙、北墙、西墙南段属于高句丽时期，而以北墙保存较好。城墙外侧用规整石块砌成阶梯状，并残存数个马面基址。城墙内壁用不规整的石材内收斜砌。

关于国内城石筑城墙的年代，明确的记载见于342年，(31)或者可再前推到3世纪中叶。(32)那么在此之前，该处是否有古城存在呢？《三国史记·地理志》记，“孺留王二十二年(3)，移都国内城……都国内历四百二十五年，长寿王十五年(427)移都平壤”，好像高句丽迁都今集安时，国内城已经存在。20世纪70年代初次试掘，曾在几处石城墙的底下发现一道剖面呈弓形的坚硬土垄。(33)于是有不少学者推测该土垄可能是公元3年高句丽迁都至此时所借用的原土城，但是后来发掘，情况又有不同，所以该问题仍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高句丽修建该平地城，是从石城开始，近年发掘，在北墙内侧地表下发现的第二道石墙基已被确认为高句丽时期的，它晚于现存地表上的石墙，说明高句丽时期对平地城石墙进行过复修。

国内城城内已广建房屋，在城内中部偏北处连续发现高句丽时期的古代墙基、大型八角形或覆盆形础石和大量的高句丽红瓦片，说明这里有宫室一类的重要建筑。城外，北面山脚下和东面的平地上都发现与城址同期的建筑，其中东面0.5公里处的东台子遗址，有学者认为是当时高句丽的社稷遗址。(34)

高句丽以集安为都期间，西通辽河流域有两条交通路线，史称“南道”和“北道”。关于这两条道路的具体路线，多年来中外学者不断进行讨论，还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意见，但是20世纪60年代在集安境内新开河谷与韦沙河谷调查发现的关隘、哨卡遗址，却一直是探讨确定此“南道”和“北道”走向之中的可靠依据。有名的毌丘俭纪功碑就是在丸都山城西边不远的原交通道路上发现的。

427年高句丽从今集安迁都到原乐浪郡所在的平壤，开始以大成山城和清岩里土城(或安鹤宫)为都，之后，552年始筑、586年搬进长安城，即今平壤市区所在古城。该城在一城之内，据北高南低之地势，依次分隔为北城、内城、中城、外城，内城置王室，中城置衙署，外城置居民；其中在外城又规划、修建了整齐的内有十字街道的里坊；北城占据山峰，以保卫内城。可见，该城是在原山城和平地城互相配合的传统基础上，又吸收北魏洛阳城的规划之后形成的新布局。它既保留了原山城利于防御的优势，同时又改变了原山城和平地城分离两处的不便，将山城和平地城合为一体，使战时防御和平时居住达到了合理统一。

2.山城研究

山城是高句丽城址的突出特点，其分布广，数量多，是其他任何时代和任何地区都无法比拟的。之所以如此，这与高句丽“多大山深谷”的地理环境和高句丽政权自始至终攻防战争连年不断是分不开的。文献记，“高丽城雉依山”，一遇战事，“耕夫释耒，并皆入堡”(35)，就是指山城而言。伴随着调查工作的展开，山城也成为学术界讨论的重点之一，先后有几篇论文发表，(36)出版的著作中，《高句丽古城研究》虽然名为“古城”，其主体部分仍是山城。(37)笔者《高句丽遗迹》，将山城单列一章，进行了详细的统计与分析。以上论著，从山城的统计开始，探讨分析的主要问题是山城的分布、规模、类型、城墙的构筑和城内设施及建筑等问题，同时对与山城有关的高句丽晚期西部千里长城也进行了讨论。

(1)山城的分布。我国境内的高句丽山城，笔者最近统计，截至2009年公开发表的材料，并包括上述作为都城的桓仁五女山城和集安山城子山城在内，共106座，大大超过分布于朝鲜半岛的数量。(38)根据高句丽的势力发展及其战事防御和交通等需要，这些山城又可分出几个不同区域。

(2)山城的规模。高句丽山城的规模，大小不一，大的周长超过万米，小的才几百米。这和山城的地位、作用及其所在地点、修筑年代等因素是有关系的。大、中、小不同规模的山城互相照应，构成了高句丽严密的防御体系。

(3)山城的类型。高句丽山城大都修筑在依山傍水之处，在山势、地形的选择以及平面的布局诸方面形成了几种大致相同的类型，即簸箕型、山顶型、“筑断为城”型和左右城、内外城四种。

簸箕型山城多修在环形山脊之上，山脊往往是三面高一面低，山势陡峭之处，多以悬崖为壁，不筑城墙，而山势平缓低凹之处则必修城墙，城内有纵深的山谷和开阔的坡地。山顶型山城皆修在山顶之上，城内地势高亢，而且多较平整，四周多为悬崖陡壁，或一面稍微缓和，缓和之处修筑城墙，其他地方或以悬崖为壁，或再筑城墙。“筑断为城”的名称，来源于文献对乌骨城、即凤城凤凰山山城的记载。(39)凤凰山山城周长15 995米，其中人工石砌城墙7525米。人工墙首先是封堵南、北峡口，其他则是修在东西两侧的山脊上。其他再如集安韦沙河谷原高句丽古道上的关马山城，它是在“丁”字形山谷的三个谷口分别筑墙，和河谷两旁的山峰共同围成的山城。左右城、内外城，是指在平面布局上有相互联系的两城，而其中的某一城又可以是上述的簸箕型或山顶型。

(4)山城城墙的构筑和城内设施及建筑。山城的城墙以石筑为主，土石混筑、土筑的很少。石筑的山城贯穿、分布于高句丽的整个时期及整个地区，而土石混筑、土筑的山城多位于中、后期的西部防线。石筑城墙内外壁的石材一般都要经过加工，呈方形或长方形，也有的是一头大一头小的楔形石。墙的内部用扁条石层层交错叠压拉接，缝隙间用碎石填塞。为了加强防御，在山城城墙的拐角处和制高点上多筑有高台，以便于瞭望，有的高台上原来还可能有角楼之类的建筑。女墙是石筑城墙常备的，在不少山城女墙的内侧也发现成排的小型石洞。石洞的作用，有的认为是竖立滚木礌石立柱用的，有的认为是放置弩机的，还有的认为是在石城墙上增置木墙雉堞时竖立木桩用的。(40)中后期山城的城墙，又往往修有马面。一座山城可以开几个城门，只有个别小型山城才开一个城门。主要城门位于山势比较平坦、便于出入的一面，而城内有水溪的话，则从此流出，所以在城门旁往往修筑涵洞。为了加强防御，重要城门又多修有瓮城。为了保护水源，很多山城内修了蓄水池、水井、水坝等设施。为了便于防守，部分山城内又有利用原来高台或经人工修筑而形成的瞭望高台，俗称“点将台”。有的山城，在其城墙内侧和高台附近，分布着大小不等的圆形土坑，估计是戍守兵士的居住址。有的山城内还发现了仓库建筑遗址和烧瓦窑、冶铁遗迹。

(5)高句丽晚期长城。据文献记载，为了加强西线防御，高句丽晚期还修筑了长城。(41)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先后有学者进行调查，并展开讨论，逐步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千里长城”是从辽宁省西丰城子山山城至金州大黑山山城的“山城联防线”，它以大、中、小型山城和平原城，以及个别地段的土墙一起构成一个防御组群。(42)另一种意见认为“千里长城”即贯穿于辽吉两省的“边岗”，其走向，东北自吉林省德惠之松花江南岸开始，西南到营口入海。现在大家比较倾向于后者。经调查，该长城南起营口市老边区，进入海城经西四方台、牛庄等地即与后世的明长城相接，连续500余里至开原市镇北堡离开明长城直北而去，由昌图县进入吉林省，经梨树、怀德、农安，抵德惠县松花江乡的老边岗屯，全长1000余里。(43)目前，高句丽“千里长城”问题已经广泛引起辽吉两省文物考古界的关注，有关部门已开始安排专项调查工作。最近张福有先生的《高句丽千里长城》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内收录了作者去实地调查过程中所拍摄的大量珍贵照片，为该课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形象资料。

3.墓葬研究

墓葬是最常见的高句丽遗存，其数量多，分布广，在中心地区尤其集中。比如集安，曾调查发现古墓群71处，墓葬12 358座，其中绝大多数是高句丽墓葬。(44)高句丽墓葬的类型，从外观上可分为“积石为封”(45)的积石墓和以土为封的封土墓两大类。具体分析，同是积石墓和封土墓，又各有不同。其中，积石墓中很早即引起重视的是那些规模巨大的王陵和与其有关的好太王碑，封土墓中则是那些绘有精美壁画的大中型壁画墓。从总体上看，积石墓早，封土墓晚，其交替演变的时间在4、5两个世纪。在由积石墓向封土墓的演变过程中，墓葬的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都在变化，由此可以看出高句丽文化的原有特点及其与周邻地区、民族之间的关系。

(1)积石墓。积石墓是在地表上用石块堆筑成的墓葬。它是高句丽墓葬的两大类型之一，约占墓葬总数的一半。这些墓葬历代被破坏、扰乱，特别是一些小型墓就更为严重。对于积石墓的研究，多年来主要集中在类型方面。

关于积石墓的类型，由于学者各自观察的角度和研究的基点有所不同，所以对墓葬类型的命名和划分则有区别，但是从总的趋势看，大家的认识逐步接近，而且都同时注意到了墓葬内外两方面的结构。(46)积石墓的外部结构可分为无坛，方坛(又称有坛、基坛)和方坛阶梯(又称阶坛、阶台)三种。所用石料有河卵石、自然石块和加工过的石材，有碎有整，有粗有精，并不一致。方坛阶梯的构筑方法多是分级平筑，逐级内收，而时代较早的墓葬或位于山坡上的墓葬之下坡处，有的则是自内向外，筑起几道石墙，上高下低，依次倚护被称为阶墙构筑法，此类墓葬又称阶墙积石墓。积石墓的内部构造可分为石圹和石室两种。石圹是石砌四壁、上无盖顶石，一般无门无墓道。石室则是上有盖顶石，并且有门有墓道。内外结合，则形成无坛石圹墓、方坛石圹墓、方坛阶梯石圹墓和无坛石室墓、方坛石室墓、方坛阶梯石室墓六种，其中前三种又可合称积石石圹墓，后三者合称积石石室墓。

根据对上述不同类型墓葬之修筑、葬俗、随葬品等因素的统计比较，发现积石墓外部结构之无坛、方坛和方坛阶梯，在其开始出现和发展阶段会有先后顺序，而待三种结构齐备后则表示的主要不是时代早晚的不同，而是等级高低的差别；积石墓内部结构从石圹到石室的变化，不是墓葬等级的不同，而是墓葬时代先后的差别。

(2)集安大型积石墓王陵与好太王碑。高句丽王共传28位，多是以父子或兄弟相传，也有的以叔侄或祖孙相传。第一位王葬于“卒本”桓仁，从第二位王迁都集安到第二十位王长寿王迁都平壤为止，这些王的墓葬都在集安。(47)分布于集安的王陵类型，根据前述高句丽墓葬的演变，应是大型方坛阶梯石圹墓或大型方坛阶梯石室墓。

而进一步确定其中某一座墓属于某一位王，由于有关证据发现太少，仍是相当困难的。百十年来学术界讨论比较多的还是围绕着好太王碑、太王陵和将军坟来进行的。好太王碑据其碑文知道是414年高句丽第二十位王长寿王为其父、第十九位王好太王立的碑，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根据太王陵将军坟的石材加工、修筑技术和出土遗物等情况分析，多位学者认为太王陵是好太王的陵墓，将军坟是长寿王的陵墓。

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7月在集安市区之西的麻线河右侧河边又发现了一通新的高句丽石碑，碑文保存不如好太王碑，其主要内容是对高句丽王陵守墓制度的记述，具体立碑时间、为何或为谁而立等问题，学术界仍在讨论之中。(48)

(3)集安、桓仁壁画墓。我国境内的高句丽壁画墓，绝大部分坐落于集安市区附近。从20世纪初开始，就有不少外国人先后来到集安进行调查，并发表了一些报告。我国对集安高句丽壁画墓的专门研究，首见于《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4期发表的杨泓先生的论文“高句丽壁画石室墓”。之后，又有不少学者作过不同程度的研究，而系统细致的研究，还是从北京大学宿白先生于1974年编印的《三国一宋元考古》(上)内部讲义中的专门章节开始的，其中对当时发表的壁画墓内容列了详细的表格，至今所见墓葬不断增加的统计表格，同样是在此表格的基础上充实发展起来的。(49)集安高句丽壁画墓，迄今共发现30座，除5座为积石石室、1座为积石砖室外，其余24座皆为封土墓；(50)桓仁和抚顺近年先后各发现封土壁画墓1座。

壁画墓分布于山坡、河谷谷地和平地不等。墓室平面，皆为方形主室；部分还有前室、横前室，或者在墓道，甬道两侧开耳室；个别的有两室同向并列，异穴同封。室顶结构，分别为穹窿叠涩、平行叠涩、覆斗形和抹角叠涩几种。墓门方向，多偏于西向和南向。壁画内容，大体上分为反映墓主人家内生活、出行、狩猎、战争场面和莲花、王字云纹、环纹图案，以及日月星云、四神、奇禽异兽几大类。

根据墓葬形制结构和壁画的变化，集安、桓仁壁画墓先后可分为四期或三期，演变序列是大体相同的。

第一期包括角觚墓和舞踊墓。两墓位于禹山南坡，上下相距仅几米。形制为方形主室，穹窿叠涩顶；横长方形半前室，覆斗形顶。壁画内容以墓主人家内生活、出行、狩猎为主，保留中原汉魏晋壁画遗风。该期年代推测为4世纪中叶至5世纪初。

第二期包括麻线沟1号、通沟12号、山城下332号、长川2号、桓仁米仓沟“将军坟”和山城下983号等墓。这几座墓位于山坡或河谷平地，墓室平面呈方形，室顶为平行叠涩或覆斗形，个别在顶部中心出现小抹角。室外有左、右耳室，耳室由大变小，逐渐退化。壁画内容除第一期的常见题材继续流行外，莲花和王字云纹图案明显增多，看出4世纪后半叶自中原传入佛教已产生影响。该期年代应在5世纪。

第三期包括龟甲莲花墓、散莲花墓、长川1号与4号、下解放31号、冉牟墓、环纹墓、三室墓等，仍是多分布于山坡，个别下降到平地。墓葬形制结构基本为方形单室或前后双室，墓室外的耳室不再存在，墓顶仍以平行叠涩和覆斗形为主，而抹角叠涩的成分在逐渐增加。壁画内容和第二期大体一致，莲花、飞天等佛教题材仍占主导地位，长川1号还绘出了拜佛场面和菩萨形象。该期时间跨度应在5世纪末到6世纪中叶这个时期。

第四期包括四神墓、五盔4号与5号，皆位于禹山山脚平地。方形单室，与中原北朝后期的墓制相同，室顶为大抹角叠涩。壁画直接绘在平整的石面上，四壁以四神为主体，四隅、梁枋和室顶充满了怪兽、盘龙等恐怖图像和日月神、牛首人等各种古代传说，以及乘龙驾凤的众多伎乐仙人。其中五盔4号墓中所绘身着南朝服饰的人物和八卦图形，透视出高句丽晚期在最高统治者提倡之下佛、儒、道三教合流同归的背景。该期时间约在6世纪中叶至7世纪初。第四期墓葬不仅壁画更加精美，而且规模也明显大于前三期，所以近年有学者提出这是高句丽迁都平壤后回葬的几座王陵，(51)该问题值得与平壤高句丽壁画墓一起研究时综合考虑。

(4)墓葬类型演变、葬俗与重要随葬品。高句丽墓葬两大类型积石墓和封土墓，积石墓据其内、外结构的不同，又可分出几种不同的类型，而从时间先后之发展序列来看，则是积石石圹墓和积石石室墓。积石石圹墓流行于高句丽政权建立之前到5世纪，积石石室墓流行于3世纪末、4世纪初至5世纪。封土墓内部为石室，包括中小型无壁画封土石室墓和大中型有壁画封土石室墓。中小型无壁画封土石室墓的上限，与积石石室墓出现的时间相当，其下限可到高句丽政权灭亡之后。大中型有壁画封土石室墓的时代在4世纪中叶至7世纪初。积石石圹是高句丽本民族的墓葬类型。4世纪初，高句丽接受中原文化影响，墓葬内外结构发生改变，石圹变石室、积石变封土，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一共持续了4、5两个世纪，积石石室墓则是这期间出现的过渡形式墓葬，其数量不多，至5世纪末，便和积石石圹墓一起被日趋发展起来的封土石室墓取而代之了。在此发展演变过程中，墓葬的葬俗也在发生着程度不同的变化。

高句丽墓葬大都分布在山坡、山脚或河谷两旁。相比之下，积石墓多在地势较高之处，封土墓多在地势较低之处。其中，积石墓往往依地势高低自上而下成纵行排列，每行长达几十米、乃至百米以上，上边的早，下边的晚，下边的墓依上边的墓修筑。据和近代世界其他地区民俗学的调查材料对比，知道高句丽积石墓中的这种排列现象，应属原始氏族族葬的遗俗。5世纪以后，随着积石墓的消失，该现象也走向消亡。在积石石圹墓葬中，还发现了不少火烧的迹象，圹坑中的石块都被烧结，随葬的陶器、铁器、铜器被烧变形，与烧结的石块粘连在一起，可见其温度是相当高的。这种火烧迹象迄今只发现于积石石圹墓中，而积石石室和封土石室墓中都没有发现，说明它是与积石石圹墓并存的一种古老葬俗。

关于高句丽墓葬的葬具，在封土石室墓中出土多例棺钉、棺环和棺板残片，说明这时已普遍使用的是木棺。而在积石墓中很少看到上述木棺构件，其中在规模较大的积石墓中出土的却是两端作同向弯曲的铁扒锔，推测这些墓葬中使用的应是木椁，木椁用材粗大，以铁扒锔连接固定。《梁书·高句骊传》记载当时的高句丽墓葬“有椁无棺”，应是指此而言。可见由木椁变为木棺，是与石圹变石室同步的。

高句丽崇尚厚葬，从以往发现来看，尽管未被扰乱或盗掘的墓葬所剩无几，但发掘中仍出土多种随葬品，有陶器、釉陶器和各种金属器等，其中出土于4-5世纪中型积石墓内的比较多。从20世纪80年代起便开始对陶器进行综合研究，(52)其大体变化是，陶质由夹砂变为泥质，陶色由红褐色变为灰色，制法由手制变为轮制，常见器物是罐、壶类，后来增加了盆、钵、盒、灶、釜、甑等，其中变化特征明显的是四耳展沿壶；4世纪受乐浪地区汉文化影响出现了釉陶。金属器中有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兵器和马具，其中生活用具有的是中原输入品，兵器中铁镞尤其多见，马具发达，从中可看出鲜卑族的影响。(53)

高句丽民族及其政权，是我国东北及东北亚地区历史上有很大影响的一个民族和政权。通过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在以桓仁、集安为中心的广大区域内保留的高句丽遗存是相当丰富的，而且从中既可以看出高句丽民族文化的自身传统和地区特征，同时还可以看出与周邻民族和地区文化交流的影响，尤其是中原文化的影响。因此，有计划地研究和保护好这些重要遗存，对于研究我国东北及东北亚地区的考古和历史是相当重要的。新中国建立以来，辽宁、吉林两省的若干处重要的高句丽遗存已先后被列为省级或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4)2004年我国申报的“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项目，在于苏州召开的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顺利通过为世界文化遗产。今后，我们将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进一步提高责任意识，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注释：

①《隋书》卷81《东夷·高丽传》：“其国东西二千里，南北千余里。都于平壤城，亦曰长安城……复有国内城、汉城。并其都会之所，其国中呼为‘三京’。”《新唐书》卷220《东夷·高丽传》：“其君居平壤城，亦谓长安城，汉乐浪郡也……又有国内城、汉城，号别都。”

②陈大为：《桓仁县考古调查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1期。

③辽宁省博物馆：《辽宁本溪晋墓》，《考古》1984年第8期；1960年在小市镇内发现的另两座，1986年得以发掘，但形制简化，出土物也少，参见《北方文物》2001年第2期；王增新：《辽宁抚顺市前屯、洼浑木高句丽墓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10期。

④抚顺市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辽宁抚顺高尔山古城址调查简报》，《考古》1964年第12期；徐家国、孙力：《辽宁抚顺高尔山城发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87年第2期。

⑤周向永、赵守利、邢杰：《西丰城子山山城》，《辽海文物学刊》1993年第2期；崔玉宽《凤凰山山城调查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94年第2期；富品莹、吴洪宽：《海城英城子高句丽山城调查记》，《辽海文物学刊》1994年第2期；许明纲：《大连地区高句丽四座山城略考》，《博物馆研究》1996年第1期；杨永芳、杨光：《岫岩境内五座高句丽山城调查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94年第2期；《丹东虎山高句丽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2)》，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宽甸虎山高句丽泊汋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4)》，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曹桂林、王铁军：《铁岭境内五座高句丽山城简介》，《辽海文物学刊》1994年第2期；周向永、王兆华：《辽宁铁岭市催阵堡山城调查》，《考古》1996年第7期；周向永、王兆华：《辽宁铁岭张楼子山城调查》，《北方文物》2001年第2期；周向永等：《辽宁开原境内的高句丽城址》，《北方文物》1996年第1期；抚顺市博物馆、新宾县文化局：《辽宁新宾县黑沟高句丽早期山城》，《文物》1985年第2期；抚顺市博物馆：《辽宁新宾县转水湖山城》，《北方文物》1991年第1期；佟达：《新宾五龙高句丽山城》，《辽海文物学刊》1994年第2期；抚顺市博物馆：《辽宁新宾县高句丽太子城》，《考古》1992年第4期；周向永：《西丰城子山、铁岭催阵堡两山城重戍卒营地的相关问题》，《东北史地》2011年第1期；梁志龙、王俊辉：《辽宁省桓仁县高俭地山城调查》，《东北史地》2011年第1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8—2009年辽宁桓仁县高俭地山城发掘简报》，《东北史地》2012年第3期。

⑥李晓钟、刘长江、俊岩：《沈阳石台子高句丽山城试掘报告》，《辽海文物学刊》1993年第1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沈阳市石台子高句丽山城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0期；沈阳市文物考古工作队：《辽宁沈阳市石台子高句丽山城第二次发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3期；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沈阳市石台子高句丽山城2002年Ⅲ区发掘简报》，《北方文物》2007年第3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沈阳市石台子高句丽山城蓄水设施遗址》，《考古》2010年第12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台子山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

⑦辛占山：《桓仁米仓沟高句丽“将军墓”》，载《东北亚考古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

⑧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本溪市博物馆、桓仁县文物管理所：《辽宁桓仁县高丽墓子高句丽积石墓》，《考古》1998年第3期。

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五女山城：1996—1999、2003年桓仁五女山城调查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

⑩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抚顺市博物馆：《辽宁抚顺市施家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10期。

(11)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沈阳市石台子山城高句丽墓葬2002—2003年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10期；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04年沈阳市石台子山城高句丽墓葬发掘简报》，《北方文物》2006年第2期。

(12)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大连城山山城2005年调查报告》，《东北史地》2006年第4期。

(13)梁志龙、马毅：《辽宁本溪市平顶山高句丽山城调查》，《东北史地》2009年第5期。

(14)吉林省博物馆：《吉林辑安高句丽建筑遗址的清理》，《考古》1961年第1期。

(15)吉林省博物馆辑安考古队、辑安县文物管理所：《吉林辑安高句丽南道和北道上的关隘和城堡》，《考古》1964年第2期；方起东：《吉林辑安高句丽霸王朝山城》，《考古》1962年第11期；曹正榕、朱涵康：《吉林辑安榆树河流域高句丽古墓调查》，《考古》1962年第11期；吉林省博物馆：《吉林辑安五盔坟四号和五号墓清理略记》，《考古》1964年第2期；王承礼、韩叙华：《吉林辑安通沟第十二号高句丽壁画墓》，《考古》1964年第2期；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集安五盔坟四号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

(16)吉林省博物馆辑安考古队：《吉林辑安麻线沟一号壁画墓》，《考古》1964年第10期。

(17)吉林省文物工作队、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长川一号壁画墓》，载《东北考古与历史》第1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

(18)陈相伟：《集安长川二号封土墓发掘简记》，《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1期。

(19)吉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吉林集安的两座高句丽墓》，《考古》1977年第2期。

(20)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县两座高句丽积石墓的清理》，《考古》1979年第1期；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万宝汀242号古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

(21)集安县文物管理所：《集安高句丽国内城的调查与试掘》，《文物》1984年第1期。

(22)柳岚、张雪岩：《1976年集安洞沟古墓清理》，《考古》1984年第1期。

(23)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文物保管所：《集安洞沟古墓群禹山墓区集锡公路墓葬发掘》，载《高句丽研究文集》，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3年。

(24)董学增：《吉林龙潭山高句丽山城及其附近卫城调查》，《北方文物》1986年第4期；延边博物馆：《延边文物简编》，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88年；吉林省文物工作队：《高句丽罗通山城调查简报》，《文物》1985年2期；辽源市文管所：《吉林辽源市龙首山城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94年第3期；唐洪源：《辽源龙首山再次考古调查与发掘》，《博物馆研究》2000年第2期。

(25)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编著：《洞沟古墓群1997年调查测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

(26)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洞沟古墓群禹山JYM3319号墓发掘报告》，载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吉林集安高句丽墓葬报告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

(27)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吉林集安高句丽墓葬报告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其中禹山2112号(JYM2112号)在1994年先作过清理，报告见《北方文物》2004年第2期。

(28)张福有、迟勇、孙仁杰：《集安蒿子沟墓地调查与东川王陵考》，《东北史地》2006年第3期。

(29)《周书·异域传》：(高句丽)“治平壤城。其城，东西六里，南临浿水。城内唯积仓储器备，寇贼至日，方入固守，王则别为宅于其侧，不常居之。”

(30)魏存成：《高句丽初、中期的都城》，《北方文物》1985年第2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五女山城：1996—1999、2003年桓仁五女山城调查发掘报告》附录《桓仁县下古城子高句丽城址1998年调查与试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304－315页；李新全、梁志龙、王俊辉：《关于高句丽两座土城的一点思考》，《东北史地》2004年第3期。

(31)《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六：“(故国原王)十二年(342)春二月，修葺丸都城，又筑国内城。”“国内城”的全名在《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这是第一次正式出现。

(32)3世纪中叶，魏将丘俭攻破丸都城，东川王二十一年(247)春二月，“王以丸都城经乱，不可复都，筑平壤城，移民及庙社。”(《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五)因为此时位于今平壤的乐浪郡仍然存在，高句丽不可能迁移到那里，于是有学者认为此处的平壤有可能是山下平地城。近年有学者提出此时的平壤城应是位于集安东北45公里之鸭绿江上游右岸的良民古城，该城址于1964年被淹没在云峰水库内，参见张福有：《高句丽第一个平壤城在集安良民即国之东北大镇——新城》，《东北史地》2004年第4期。

(33)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高句丽国内城址的调查与试掘》，《文物》1984年第1期。

(34)方起东：《集安东台子高句丽建筑遗址的性质和年代》，《东北考古和历史》第1辑，1982年。

(35)《册府元龟》卷985，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1571页。

(36)陈大为：《辽宁高句丽山城初探》，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辛占山：《辽宁境内高句丽山城的考察》，《辽海文物学刊》1994年第2期；王绵厚：《鸭绿江右岸高句丽山城研究》，《辽海文物学刊》1994年第2期；陈大为：《辽宁高句丽山城再探》，《北方文物》1995年第3期；魏存成：《吉林省内高句丽山城的现况与特征》，该文曾于1999年汉城第五次高句丽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之后又收入远方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的《黑土地的古代文明》论文集。

(37)王绵厚：《高句丽古城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

(38)关于中国境内发现的高句丽山城，前不久笔者再次进行了整理，参见《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1期；对于朝鲜半岛之朝鲜境内发现的高句丽山城，前不久笔者也进行了初步整理，参见《边疆考古研究》9，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

(39)《翰苑》注引《高丽记》：“焉(乌)骨山在国西北，夷言屋山，在平壤西北七百里，东西二岭，壁立千仞，自足至巅，皆是苍石，远望巉岩，状类荆门三峡。其上无草木，唯生青松，擢干云表。高丽于南北峡口筑断为城，此即夷藩枢要之所也。”转引自《辽海丛书》第4册，沈阳：辽沈书社，1985年影印本，第2519页。

(40)抚顺市博物馆、新宾县文化局：《辽宁省新宾县黑沟高句丽早期山城》，《文物》1985年第2期；迟勇：《高句丽都城的战略防御系统》，载《高句丽研究文选》，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3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五女山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92页。

(41)《旧唐书·高丽传》记：“(贞观)五年(631)，诏遗广州都督府司马长孙师往收瘗隋时战亡骸骨，毁高丽所立京观。建武惧伐其国，乃筑长城，东北自扶馀城，西南至海，千有余里。”

(42)梁振晶：《高句丽千里长城考》，《辽海文物学刊》1994年第2期。

(43)李健才：《东北地区中部的边岗和延边长城》，《辽海文物学刊》1987年第1期；冯永谦：《高句丽千里长城建置辨》，《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1期，《高句丽千里长城“西南至海”段考古调查报告》，载鲍玉春、王禹浪主编《东北历史地理论丛——纪念李健才先生从事东北历史地理研究50周年专集》，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2年；张福有：《高句丽千里长城调查要报》，《东北史地》2010年第3期。

(44)吉林省考古研究室、集安县博物馆：《集安高句丽考古的新收获》，《文物》1984年第1期。

(45)《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高句丽传》：“(高句丽)男女已嫁娶，便稍作送终之衣。厚葬，金银财币，尽于送死，积石为封，列种松柏。”

(46)李殿福：《集安高句丽墓葬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陈大为：《试论桓仁高句丽积石墓的类型、年代及其演变》，载《辽宁省考古、博物馆学会成立大会会刊》，1981年；方起东：《高句丽石墓的演进》，《博物馆研究》1985年第2期；魏存成：《高句丽积石墓的类型与演变》，《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魏存成：《高句丽遗迹》第3章第1节，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孙仁杰、迟勇：《集安高句丽墓葬研究》第5章，香港：亚洲出版社，2007年。

(47)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和地理志记载，朱蒙在位19年，死后葬龙山，“大武神王三年(20)春三月，立东明王庙”，其后新大王、故国川王、东川王、中川王、故国原王、安藏王、平原王、荣留王数次去卒本祀始祖庙，说明东明王庙和王陵始终都在卒本、即今桓仁之地，而不在集安，也不在平壤。高句丽第28位王宝藏王葬于西安附近。第21至27之7位王，以往多认为是葬于朝鲜半岛平壤地区，近年也有学者提出仍葬于集安，墓葬的类型皆为大型封土石室壁画墓。参见张福有、孙仁杰、迟勇：《高句丽王陵通考》，香港：亚洲出版社，2007年。

(48)集安市博物馆：《集安高句丽碑》，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3年；林法：《集安麻线高句丽碑小识》，《东北史地》2013年第3期；徐建新：《中国新出“集安高句丽碑”试析》，《东北史地》2013年第3期；魏存成：《关于新出集安高句丽碑的几点思考》，《东北史地》2013年第3期；孙仁杰：《集安高句丽碑文识读》，《东北史地》2013年第3期；耿铁华：《新发现的集安高句丽碑初步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5期；张福有：《集安麻线高句丽碑探综》，《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5期。

(49)魏存成：《高句丽考古》第2章第4节，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刘宣堂：《中国集安高句丽壁画墓与辽东、辽西汉魏晋壁画墓比较研究》，载韩国高句丽研究会编《高句丽研究4·高句丽古坟壁画》，首尔：韩国学研文化社，1997年；耿铁华：《高句丽古墓壁画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

(50)这5座积石石室墓是折天井墓、禹山下41号、山城下798号、山城下1408号、山城下1405号；1座积石砖室墓是禹山3319号；24座封土墓中角觚、舞踊、三室、四神、冉牟、环文6座墓报告于1940年在日文《通沟》下卷中发表，龟甲莲花、散莲花、美人、通沟12号4座墓当时在其他文章中也有简单报道，新中国建国后又重新清理了通沟12号墓和三室墓，其余14座是新发掘的，即麻线沟1号、山城下332号、长川2号、山城下983号、长川1号、长川4号、下解放31号、五盔4号、五盔5号、万宝汀645号、万宝汀1368号、山城下1305号、山城下1407号、东大坡365号。2008年出版的《高句丽古坟壁画研究》又增添了6座，但介绍简单，也没发表线图，其中封土墓5座：JYM2174号、JWM0709号、JWM1022号、JSM0491号、JSM1020号，积石石室墓1座：JSM0725号。

(51)张福有、孙仁杰、迟勇：《高句丽王陵通考》，香港：亚洲出版社，2007年。

(52)耿铁华、林至德：《集安高句丽陶器的初步研究》，《文物》1984年第1期；魏存成：《高句丽四耳展沿壶的演变及有关的几个问题》，《文物》1985年第5期；乔梁：《高句丽陶器的编年与分期》，《北方文物》1999年第4期。

(53)杨泓：《中国古代马具的发展和对外影响》，《文物》1984年第4期；魏存成：《高句丽马具的发现与研究》，《北方文物》1991年第4期；王巍：《东亚地区古代铁器及冶铁术的传播与交流》下编第2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54)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桓仁五女山城、沈阳石台子山城、凤城凤凰山山城、吉林市龙潭山城、集安洞沟古墓群、集安丸都山城与国内城、柳河罗通山城、通化市自安山城。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