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秦陵:秦朝留给我们什么？

公元前221年，位于西北边陲的秦国，以虎狼之师力压群雄，结束了春秋以来五百多年诸侯称霸、列国纷争的动荡局面，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首次统一。

秦朝就这样凛然登上历史舞台。

这是一个拥有全新国家结构和特征的大一统帝国，一系列新制度、新措施构筑起当时世界上最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这也是一个以铁血和强悍闻名的王朝，集创造力、内聚力和想象力为一体。尽管，这个强大的王朝只存在了15年，但它依然为我们探寻盛衰之变、追问治乱因果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

站在这个时代之巅的人，是秦王嬴政——这位被刘邦感慨有“大丈夫”风范的皇帝，此刻，正躺在骊山脚下规模宏大、气势雄伟的陵园中。

与尘封在秦陵深处的种种谜团一样，秦帝国的崛起同样被视为一个东方奇迹。

在那个变化剧烈、思想活跃的时代，周王室衰落，群雄并起，形形色色的风云人物接踵出现在中原大地，上演着一幕幕忠诚与背叛、生存或毁灭的复杂戏码。

相较之下，秦国的出场，则显得格外低调。秦国的开国君主名为非子，后世也称他为秦非子，是一个“奉旨养马”的人。

马，是当时重要的战略资源。因为非子擅长养马，且成绩斐然，周孝王将渭河流域的秦地（今甘肃天水一带）赐封于他。从此，“秦”正式成为一个政治实体。

安于现状、循规蹈矩，向来不是秦人的性格。历史决定了秦人的命运，而他们也几乎从一开始就选择了绝地反击。由于长期与戎狄为邻，加之诸侯国之间讨伐征战频繁，秦人想要赢得立锥之地，就要练就剽悍尚武的生存本领，更有赖于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将“富国强兵、奖励耕战”作为秦国的基本国策，就显得顺理成章了。公元前361年，刚刚即位的秦孝公发布“求贤令”，明确提出招揽人才的首要标准是要有富国强兵之策。一时间，各类人才源源不断来到秦国。从张仪、商鞅、范雎，到姚贾、李斯，这些出身低微的布衣将相，在秦国找到了施展才能的广阔舞台，也为秦国的强势崛起注入催化剂。

后人认为，秦国“之所以兼天下者，诸人之力也”。秦国最终能一统天下，并非偶然，而是大势所趋。秦孝公在种种掣肘和限制下，不问出身、不拘一格选用人才的远见和魄力，为秦帝国的建立赢得了先机。

到秦昭襄王时，秦国扩张的步子迈得更快。尽管战争是无比残酷的，但秦军是一支组织严密且装备精良的作战队伍。当时，名将白起先后通过伊阙之战、长平之战，击败了韩、魏、赵，实现了三分天下有其二，领土和实力已远远凌驾于六国之上。

守卫秦陵的兵马俑不同兵种，且千人千面，但所有的兵俑都没有头盔。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在前线冲锋的士兵和将领不戴头盔？原秦始皇陵考古队队长段清波在《秦陵——尘封的帝国》一书中认为，秦军不戴头盔作战，是为了在战场上显出英勇的气势，以勇武的气势压倒敌人。

秦军的组织严密，从另外一个侧面得以窥见。史料记载，参与修建秦陵的72万人中，除了工匠之外，还有大量的罪犯和战俘。为了保证修建质量，每人都得在制作的器物上刻上自己的名字，形成了严格的质量溯源体系，一旦出现任何质量问题，都要逐级追究，轻者返工记过，重者挨罚受刑。“物勒工名”堪称是完备的“问责追责机制”。

秦昭襄王的曾孙，就是之后吞并战国六雄、完成统一大业的秦始皇嬴政。可以说，秦始皇最终得以统一天下，实际上是秦国一直以来与时俱进、变法自强的必然结果。

赳赳老秦，共赴国难。“赳赳”二字，显示出一股不服输、不畏死的“拧劲儿”。这股“拧劲儿”如火种一般，成为中华民族饱经磨难却斗志更强的不竭力量源泉。

被后世称为“始皇帝”的嬴政，并不是要完成一次简单的朝代更迭，他要完成的是国家的再造和社会运行模式的重建。

从13岁即位开始，这位从小就不被看好，在屈辱、自卑和磨炼中成长起来的秦王，便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努力。秦人五百余年的梦想，由他变为现实，他最终成为历史聚光灯下的千古一帝。

灭掉六国后，如何统治如此辽阔的疆域成为秦帝国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作为破题之举，一举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基本格局。

整个制度设计包含了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在中央层面，秦朝在皇帝之下设立“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他们互不统属、相互牵制，各自只对皇帝负责。在地方层面，秦朝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郡，并在各个郡中设置长官——守、副长官——丞、军事指挥官——尉、监察官——监御史等官员，这些官员全部由中央直接派遣。之后，随着秦朝国土面积不断增加，三十六郡又发展成为四十八郡。

监察制度是古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无论是中央的御史大夫，还是地方的监御史，二者的共同职责都是用监察权来制约行政权。

粗看起来，这些制度并无出奇之处。但如果探究制度运行背后的逻辑，结合出土的大量秦简，不得不令人感慨其复杂、精准与缜密。秦以严苛法律而闻名，从秦孝公时期商鞅“徙木立信”，到秦始皇“推行法家政治”，法律保证了这个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庞大帝国得以高效运作。

出土于湖北省云梦县的秦简《为吏之道》首篇就谈“道”，“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为吏之道》还对官吏的考核奖惩提出“五善”“五失”等具体标准。“五善”的大致意思是忠信笃敬、清廉奉公、办事谨慎、择善而行、谦虚礼让，而“五失”指的是自我膨胀、骄纵专横、越权行事、目无王法不知利害、轻贱有才能的人而贪婪财货。

实际上，以权钱交易、用人不公、贪婪奢靡、正气不张、失职渎职等为代表的腐败现象长期存在于封建社会，而古代监察制度在肃清吏治、缓和社会矛盾、调整阶级关系、权力制衡以维护封建政治秩序运行上发挥出重要作用。虽然秦朝的这种制度设计仍然是作为维系封建统治的一部分，但其对于公权力的监督、对于腐败的约束、对于官吏内在素质和外在行为的考核，体现了中国古代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在今天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因此，谭嗣同会感慨，“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

与“两千年秦政”并行的事实是，秦始皇是西周以来诸侯兼并、列国争霸的终结者，也是用新的政治社会秩序取代旧的政治社会秩序的肇始者，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由他和他的王朝正式开启。

两千多年来，高大的秦陵封土一直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引发人们好奇心的是封土下的地宫和可能埋藏的无数珍宝。2002年，通过对秦陵的物理探测发现，封土下面是一座呈台阶状的九层高楼。

除了严刑峻法之外，残酷奢侈也是秦始皇饱受后世非议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一个不能忽视的背景是，秦朝的统治是建立在彻底摒弃商周时期以血缘分封为支撑的基础上的，只有来一场彻彻底底的改革，才能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让整套政治制度合理有序运转。

纵观人类历史，几千年间，曾出现过不少地域辽阔、辉煌一时的大帝国，但在各领风骚数百年之后，无不消亡解体为单一民族的普通国家。唯有秦帝国在国家、民族、文化认同基础上所奠基的古老中国，虽历经分裂与动荡，饱受侵略与宰割，却一次次浴火重生，走向复兴。

这是秦始皇敦本务实、兼收并蓄的另一面。他用法家制度，挟雷霆之威推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为这个帝国制定了具有前瞻性的顶层战略谋划。这或许才是秦帝国作为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真正意义——生活在辽阔土地上的华夏先民，第一次对这个泱泱大国有了统一的认识。而这一切，又怎能简单地以抽象的道德标准进行评价？

在秦统一全国之前，战国诸侯有各自的度量衡，流通货币的形状、重量也都不同，有布钱、刀钱、圆孔钱等等，给国家财政政策和社会生活造成了许多不便。于是，秦始皇决定统一度量衡，并制造标准量器分配到全国。保存至今的“秦量”“秦权”就是当时的标准量器。同时，形形色色的货币也被统一成被称为“半两钱”的货币。这种圆形方孔的形态，不仅成为后世铸造钱币的典范，也影响了朝鲜、日本等国。

秦朝对于文字的统一，则是中国文字演变史上的一次大转折，为构建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奠定了文化根基。

秦帝国建立后，秦始皇在十年时间里进行了五次最高规格的“巡行”，以纠察百官、了解地方治理情况、强化自上而下的凝聚力。这种形式，到汉武帝时期正式成为一种制度，在国家监督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除亲自巡视外，皇帝还会派员前往地方视察，既体现“巡”的威慑，又传递“视”的严明。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巡行至会稽，在会稽山所立石刻上云：“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

这段话的意思是，朝廷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远近的情况都很清楚，运用事理物情，考察核实实情，分别给予合适的界定，天下官员百姓，无论贵贱，都没有隐情。这是秦始皇人生中最后一次“巡行”，在队伍行至沙丘附近时，他染病不治，在路上驾崩。

赫赫秦制，百代为纲。在秦朝的废墟上，一个新朝代孕育勃兴，前后延续了四百余年。它完美承袭了大秦帝国留下来的一整套国家制度，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汉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