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周王家关系

【编者按】周的兴起是中国历史的大事件之一。这里刊发郭静云教授关于殷周关系以及周人兴起历史背景的分析与观察的系列论文,此为第二篇。欢迎关注与转发。

一、殷周王室的传承

王国维先生被周人的文献说服，认为周人文化背景与夏、商人都不同，所以周统治者废除异族的古文明而形成了新的文明。这种看法在国内外历史学界迄今为主流。可是本文细查传世及出土文献记载、殷末周初的考古资料的结果并非如此。本文认为各种史料一贯地表达，在殷周之际，西伯姬昌家族属于殷商王族的氏家之一，是纣辛的亲属。

据传世和出土文献所载，孤竹国的墨胎氏属于殷商王族的氏家之一，可是孤竹国和殷王家为亲族的关系，乃几百年的通婚基础。同时文献也描述姬氏周人与殷商王族有两百余年的通婚关系。所以在殷商制度中，周国的姬氏属性应与孤竹国的墨胎氏相类，都属于殷商王家的亲族。

殷商时期具有父系、母系并重的双嗣制度，这影响对先王的祭礼传统。甲骨文明显地揭示，参加祭祀先王礼的，有在位的王、多子和多生三种子孙后裔，“多子”是指先王的宗子，而“多生”是指女系后裔，所以其氏族不一，但同属先祖所生的后裔，而有资格参加祭礼。

文王既为殷商国家诸侯之一，又属先王所生的后裔，故有资格参加国家宗庙之礼。但据周原卜辞所载，文王不仅参加国家宗庙之礼、受胙，还亲自主导祭祀成汤、大甲、武丁等先王之礼。以笔者浅见，这确实具有外交策略上的意图，藉由亲自主导先王之礼，西伯已开始强调自己继承成汤的正统性。因此西伯祭祀成汤与祈求克殷的目的并无矛盾，文王认同大殷之祖，强调自己是受先王护祐的后裔，祈求祖先保祐他的王室，而非帝乙的王室。周王以祭礼团结商属诸侯的策略，才能有成功的基础。周文王向大甲求祐同时，也祭告于周地方的先伯或先母。

总而言之，虽然历史传统中一直强调商周异族、异源的概念，实际上却有很多文献都表达商周之间的亲密性。对照出土资料，这其实才是史实留下的痕迹。商周王家虽然分属不同的“氏”，建立了不同的朝代，但据殷商双系制度两者应属同一族。周王家原是殷商上层贵族之一，其语言、信仰、文化都相同。甚至在古代的父母双嗣制度中，周文武王和殷商王族有着共同的先祖。文武王时，周王家在诸侯间强调其承续成汤的正统性，并最终以此政策取代了殷商王室。对当时的周人来说，强调自己与殷商先王传承的关系是有利的。

直至政变之后，新王朝开始进行改革，建立起新的政治系统，逐步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或许是成王时期，才开始强调“既绌殷命”[1]确定崇拜文武的礼制，不再祭祀殷商先王，并强调周与殷商之间的区别。同时在严格确定父系继嗣制后，不同氏族的亲属关系渐行渐远。成康王之后，鉴于新的历史情况，周人认为强调殷周异族，将更符合其政策目的，从而形成商周异族、异源、异氏、异姓的叙述传统。昭穆王之后，王的谥号与殷王已不相同，这或许也反映出商周关系被逐步抹去的痕迹。

关于商周异族、异源的概念如何形成，目前仍缺乏资料。可是传世与出土资料都能证明在商周之际，他们确实是同族的关系。伯夷叔齐故事中，周封伯不仅是“上谋而行货”， 而且“杀伐以要利”。对此，周原甲骨文恰可为证。整理者曾提到：

周原卜辞中另有“伐蜀”、“克蜀”和微、崇等诸侯国的记载，亦反映了周和四周各国的关系及其施力的迅速增长。同时卜辞中出现的山川地名，如“密山”、“礿于洛”和征伐“密须国”等，说明文献中周文王后期确实征伐了西北、西南的一些诸侯小国，“三分天下有其二”完全是历史事实，这就为周武王联合这些国家共同举兵灰商奠定了基础。[2]

可见，出土与传世文献资料确实可以互为补证。笔者以为，虽然传世文献强调的是周王朝与殷商区隔的意识形态，但传世文献也足以反映出，殷周实为同族，发动政变驱逐纣王的，是殷商自己的上层贵族。而且，周在出兵之前，即曾暗中策划、布置阴谋之网，“上谋而行货”，“杀伐以要利”。这都是上层贵族政变的情形，在当时，这些上层贵族必然也是王室的亲属，系出同源。

二、从殷周政变背景读宋微子开故事

笔者认为，《史记·宋微子世家》的故事，反映的也正是殷周政变时期，贵族之间“上谋而行货”的情况。

历来学者们多针对伯夷、叔齐的故事进行论辩，却较少关注其与微子故事的关连性。说及微子开，一般常引用《论语·微子》“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3]之语，以及《尚书·微子》的告文。《史记·宋微子世家》也同样强调微子的仁贤。但若不从道德，而从历史的角度来读这些文献，微子的故事实可填补商周之际贵族内斗的一些片段状况。

《史记·宋微子世家》言：

微子开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纣之庶兄也。纣既立，不明，淫乱于政，微子数谏，纣不听。……微子度纣终不可谏，欲死之，及去。[4]

《吕氏春秋·仲冬纪·当务》解释其兄弟矛盾的缘由：

纣之同母三人，其长曰微子启，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纣也，甚少矣。纣母之生微子启与中衍也尚为妾，已而为妻而生纣。纣之父、纣之母欲置微子启以为太子，太史据法而争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纣故为后。用法若此，不若无法。[5]

无论微子开是纣的庶兄或是同母之兄，兄弟间显为敌对关系。武王和微子定下盟约，武王立都于中原之西，而中原东南之地则封给微子。中原之东南周口鹿邑县有发现西周初期的大王墓，学者们认为，这应属宋微子开家的墓葬。[6]此为所以考古发掘对传世文献记录微子封于宋的旁证。

上引《吕氏春秋·季冬纪·诚廉》在叙述夷齐故事时，也特别提及微子：“又使保召公就微子开于共头之下，而与之盟曰：‘世为长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诸。’为三书同辞，血之以牲，埋一于共头之下，皆以一归。”[7]

《史记·宋微子世家》后有言：“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8]清代梁玉绳认为这部分描述恐有误：第一，微子不是亡国之子；第二，微子早已行遯，不在殷都内；第三，武王和微子早已定盟，并非武王克殷后，微子才与周联盟。因此这应是描述亡国太子武庚的动作。[9]梁玉绳先生的修正应无误。

武王克殷后，封给微子广大的领土，但也给殷商太子武庚及其它殷家宗子封土和君位：“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武王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纣亲戚）。”[10]这样的描述，并不像是完全消灭殷王家的政权，而更像是殷纣被兄弟（含同父宗兄弟和堂表兄弟）所杀，最后由周领导的联盟取代了他的政权。无论是出土史料抑或这些故事的记载，对商周之际的描述往往不像两个族群的争斗，反而更像国内贵族的政变。

政变之后，掌握权势的新王朝乃重新安排政局，以符合新的时代需求，中国历史逐步走向新的阶段，但直至昭穆王后才可看出实际的改变。成王时期，武庚企图再掌王权之事，使周王室更加隔离与商。《史记·宋微子世家》言：

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当国。管、蔡疑之，乃与武庚作乱，欲袭成王、周公。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微子故能仁贤，乃代武庚。[11]

成王时期，贵族不断抗争，反抗周的姬氏贵族，希望殷王之子再度掌权，利用殷王的名义提高自己的权力。因此成王只能“既绌殷命”，让抗争的贵族失去其号召基础。这是典型贵族间内斗的情形。微子与纣辛原有所冲突，导致他不愿支持其子武庚，反而成为周王可靠的伙伴。所以在周人的眼目中，微子“仁贤”。

微子的荣誉应源自周统治者的政治需求和周的正统性意识型态。周统治者不可能彰扬两位行为异于微子并对周政权进行批判的人。伯夷、叔齐的荣誉源自政变受苦的百姓对政治人物观察，表达无政策利益的价值观。姬发政变时，纣辛的亲兄、亲子，皆曾参与其联盟，接受姬发为王，并分得殷国之地。只有伯夷、叔齐耻之，遂饿死于首阳之下，以持守自己的淳性，因此受人佩服，尊为贤者。

三、周原政权中央的特殊性

虽然前文证明，殷周王室实为同一家族之关系，但这并不否定周原本土所形成之文化的独特性。在新石器时代时期，宝鸡地区的彩陶文明，北与甘肃马家窑有文化来往，南则通过陈仓古道和褒斜古道，与汉江流域的大溪文化缔结关系，因此，学界早已发现大溪彩陶文化与半坡彩陶文化间具有某种程度的来往。同时，虽然渭河汇流入黄河，水路交通便利，但早期渭河东游的居住条件并不良好，三门峡和黄河中下游的资源贫瘠，因此宝鸡先民前往河南西北角发展的情况并不踊跃。

直至青铜早期，因气候变动、北方族群掠夺以及其它今日难以掌握了解的情况，渭河流域的彩陶文化没落，先民或往其它地区流动，导致青铜早期时代的周原地区聚落遗址极少，根本不见古城遗址。直至将近殷商时期，周原遗址的数量才开始逐步增加。并且，若吾人从先周文化的涵盖范围来看，其与中原地区的交流关系，往往还不如通过陈仓古道和褒斜古道，从而与汉江流域及广汉地区的文化交流来得频繁。先周文化与新石器半坡和马家窑文化的关联并不多，期间似乎产生过文化断层，但还是可以发现西南广汉、汉中、丹江和鄂西北等地的文化，对此处文化发展的影响十分深刻，目前的先周与西周早期考古，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例如位于陈仓古道上的国，与三星堆文明的关系十分密切，通过这些关系，三星堆的文化形象和技术对先周文明的亦十分有所影响，此外，宝鸡出土的部分先周与西周初期的礼器，与殷商末期随州羊子山鄂国的礼器相同，足证先周文明在与汉江流域的长期来往中，逐渐吸收了许多先进的技术。因此，周本土的文明亦不离长江中上游文明的影响。

不过，在先周文化中亦依然可见黄河北游下来的影响因素。据此，吾人可以推论先周文化的形成，乃是具有西北先戎与西南先蜀、先巴等不同文化之因素所融合而成。这与传世文献中所叙述的情况一致，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从周时代起，语言便逐步吸收了藏族语言的特点，也反映了殷商之后政权中心与西边山脉族群的关系。

根据以上资料，使我们初步推论出以下情况：某些西北掠夺者的族群，在殷商之前便已开始在宝鸡地区定居，并利用南下的路线，与汉江及广汉古文明发生交流。此族群在定居后，便从掠夺者的生活方式，逐步发展成以定居族群的经济活动为主，其中包含了农耕和商业，并且学会了许多南方的技术，而成为南方的农耕文明、居于山上的族群以及草原族群之间的联络者，利用其地理位置发展商业。殷商末期的周国因掌握了通商要道而富强，并以此为始逐步扩展己方政权的势力。

西周文明形成的情况与其它文明的关系，目前尚需要依靠考古发掘以增加研究的材料，不过，从初步观察中，笔者提出推论如下：既然本人认为夏文明的中心在汉江下游（古名为夏水），那么位于周原的文明，确实并非是从殷商继承对夏的知识，反而是在殷商之前或同时，便已经通过自己的交通线，吸收了夏文明的精神、文化、技术，同时亦从同一管道得知了夏文明的神话历史与传说。只不过，殷商上古帝国建立后，殷商政权到达周原，将周原的族群纳为属国，并积累牧产、马匹、矿物等西北及西南的资源。这便确定了周原在殷商帝国里的重要性，并且促使黄河流域的交通线成为主要国道。殷商透过派遣“侯”统治周原，并与周原贵族通婚，逐渐将周原族群同化，周王室来源即于此。

由于上述原因，周王室成为殷商王室的旁系，因此当周室初掌握政权后，并不刻意否定其与殷商王室间的传承关系。可是到了昭穆王时期，在新的政治情势下，开始强调其自身与殷商无关的独特性，并伪托与夏的传承关系。西周晚期的周室掌握了记述文献记录的权利，因此将夏的历史改写成自身族群的前史，并隐藏了夏文明的地域范围实际上就是周时期的楚地一事。造成后人误解，以为夏的位置在黄河流域。然而，最近考古的发展皆显示：中国境内的文明起源在长江流域；直至青铜时期，草原地带才出现文明化的活动，但此文明的发展重点不是产业，而是战争。青铜早期时代，以黄河作为南北不同文明的边界，直到接近殷商时代，黄河才逐步成为文明交通的要道，并形成了南北、东西集中的“中”文明。

【说明】本文摘自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90-394页。欢迎个人转载，机构转载请与本公号联系。转载或引用务请说明作者与出处，若有出入请以原书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