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靖，潘艳，董宁宁，司徒克：良渚文化的生业经济与社会兴衰

近些年来，随着反山遗址大型贵族墓葬、良渚古城、莫角山宫殿区和大型水坝的发掘，良渚文化成为研究的热点。依据碳十四年代测定结果，良渚遗址的时间上限为距今5300年左右①。良渚文化尽管年代开始较早，率先跨入早期国家的门槛，但是到距今4300年前后突然消亡，持续了1000年左右的发展历程中断。关于其消亡的原因众说纷纭，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包括洪水等自然灾害与玉料等资源枯竭在内的自然环境原因，二是过于注重神权等人为原因，三是环境原因和人为原因交织②。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认为要全面地认识良渚文化消亡的原因，对当时生业状况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本文主要从生业状况切入，结合相关研究，对良渚文化的兴衰提出认识。

一、材料和归纳

首先将良渚文化遗存分布的区域分为浙东沿海地区、太湖平原地区和江淮东部地区，分别介绍已经发表的良渚文化遗址动植物考古研究成果（图一）。

（一）浙东沿海地区

1.塔山遗址位于浙江象山县，其新石器时代上层遗存属于良渚文化晚期，出土动物有家猪、赤麂、水鹿和水牛等。可鉴定标本数中，家养动物占20%，野生动物占80%。该遗址先民在良渚时期的肉食来源以狩猎为主③。

2.慈湖遗址位于浙江宁波市，其上层属于良渚文化晚期，良渚文化层出土的植物遗存未经系统浮选和定性、定量研究，仅介绍有酸枣、麻栎果和桃核等④。

（二）太湖平原地区

1.莫角山遗址位于浙江杭州市余杭区⑤。2011～2012年，莫角山东坡的废弃堆积中发现了一个填满大量炭化稻米的灰坑，属于良渚文化晚期，可能是两次火灾形成。据测算，这两次火灾造成的稻谷损失为1～1.5万公斤⑥。

2.茅山遗址位于浙江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古城以东约20公里处⑦，这里清理出了良渚文化时期的稻田遗迹。良渚文化中期的稻田面积从1～2平方米至30～40平方米不等。田块间有生土埂，并有纵横交错的小河沟，部分有明显的排灌水口⑧。良渚文化晚期的稻田形态和稻作活动比中期更趋复杂。稻田由河道、河堤兼道路、灌溉水渠和田埂构成，长方形田块的面积为1000～2000平方米。稻田耕作层土样中鉴定出植物27种，多为草本，木本极少，多年生种类多于一年生种类，表明当时可能还没有采用深耕移栽技术⑨。晚期水田可能利用可控制的灌溉设施。此外，动物和人的粪块被作为土壤改良剂添加到耕作土中，这种做法在良渚文化晚期比良渚文化中期更多见。焚烧也被广泛应用于土地生态管理⑩。良渚文化晚期水稻田的变迁体现了稻作生产规模和劳动形式的巨大变化，反映出良渚文化晚期社会有较强的行政控制力和社会动员力，以及较为严密的劳动分工(11)。

河道沟渠的采样和浮选也提供了一批植物遗存，据初步整理，发现近100个种类。水稻遗存的比例约占50%，小穗基盘形态表明均为驯化种群。其他果实和杂草种子比较丰富(12)。

3.小兜里遗址位于浙江海宁市，其良渚文化早中期的植物遗存以水稻为主，还有少量的杂草。依据水稻小穗基盘的形态和数量，水稻是主要农作物(13)。

4.玉架山遗址位于浙江杭州市余杭区，年代从良渚文化早期一直延续到良渚文化晚期(14)。对植物遗存进行的定性、定量分析表明，水稻始终占有较大比例，多见小穗基盘，确认属于驯化种群。瓜果和杂草较少，无法与水稻遗存相比(15)。

5.卞家山遗址位于浙江杭州市余杭区，发现了良渚文化中期的墓地和灰沟，碳十四测年结果表明遗址的年代跨度约为距今4900～4500年。这里发现了良渚文化晚期的码头，年代可能晚于距今4500年(16)。该遗址出土植物种子20余种，农作物有稻米和粟，还有坚果、瓜果，以及陆生和水生杂草。考虑到绝大多数植物遗存出自码头遗迹区域，它们可能反映了良渚文化中心区及周边区域物资聚集的大致情形。稻米已成为当时居民的主食，而粟的出现暗示中国南北方谷物交流的可能性，大量瓜果种实的存在反映了良渚人食物的多样性(17)。该遗址出土了相当数量的软体动物遗存，经过定性分析，确认腹足纲有方形环棱螺、似梨形环棱螺2种，瓣鳃纲有圆顶珠蚌、中国尖脊蚌、扭蚌、鱼尾楔蚌、矛蚌、背瘤丽蚌、河蚬等7种。它们是当时居民采集的食物(18)。经过对动物骨骼的定性、定量分析，确认爬行纲有龟、鳖2种，鸟纲有大雁、天鹅、鸭等3种，哺乳纲有狗、家猪、梅花鹿、水鹿、水牛等5种。依据可鉴定标本数，家猪占总数的93%，鹿科约占5%，鸟类占1%，其他动物均不足1%，以家养动物为主(19)。

6.美人地遗址位于浙江杭州市良渚古城的东面(20)，属于良渚文化晚期。初步报道的植物遗存有稻、葫芦、甜瓜、桃、梅、杏、柿、南酸枣、葡萄、芡实、菱角等(21)。经过对动物骨骼的定性、定量分析，确认爬行类有淡水龟，鸟类有雁族，哺乳类包括猪、鹿和水牛。其中，猪属占总数的77%，鹿科占6%(22)。家猪最多。

7.南庄桥遗址位于浙江杭州市余杭区，年代约为距今5500～4000年，包括良渚文化各个时期的遗存。对扇形植硅体的分析表明，当时很可能存在水田耕作，且水稻由马家浜文化时期未分化的多样性原始群体向粳稻方向演进(23)。

8.朱墓村遗址位于江苏昆山市，主要堆积为良渚文化时期。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该遗址的年代为距今4920～4410年，属于良渚文化中晚期。这里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的水稻田遗迹(24)。经过浮选鉴定，发现了水稻和水生或有喜湿习性的杂草种子，基本体现了水田植物种群的构成。植硅体分析显示水稻扇形植硅体的浓度高于一般水稻田的标准，也印证了良渚文化时期稻作的存在(25)。

9.绰墩遗址位于江苏昆山市。这里发现了良渚文化早期到晚期的遗存，在良渚文化时期仅见零星的稻米和杂草种子(26)。通过对动物遗存进行定性、定量研究，确认鱼纲有种属不明的1种，爬行纲有种属不明的龟1种，哺乳纲有狗、家猪、梅花鹿、麋鹿和水牛等5种。狗和家猪为家养动物。依据最小个体数，良渚文化时期的家猪和狗约占总数的67%，梅花鹿和水牛各占17%，以家养动物为主(27)。

10.少卿山遗址位于江苏昆山市。这里发现了良渚文化早期到晚期的遗存，良渚时期遗存的年代约为距今5300～4100年。良渚文化早期房址F1的生活面发现了大量鱼骨、炭化米粒、杂草等。地面黑灰层的土样中检测出的稻属植硅体密度高于一般的稻田土，推测地上曾铺垫稻草(28)，这说明水稻的秸秆已经用于居民的日常生活。对文化层和房址内水稻植硅体的分析表明，遗址周围曾生长大量水稻，且可能属于粳稻类型(29)。通过对动物遗存进行定性、定量研究，确认鱼纲有种属不明的鲤科1种，爬行纲有种属不明的龟1种，哺乳纲有家猪、梅花鹿2种。动物组合中家猪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75%，野生动物约占25%，以家养动物为主(30)。

11.龙南遗址位于江苏苏州市吴江区，年代从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的过渡时期至良渚文化晚期，约为距今5400～4200年(31)。良渚文化时期的遗存出土了大量植物遗存，未经系统浮选分析，初步鉴定确认有稻米、菱、甜瓜、葫芦、南酸枣、红蓼等6种(32)。遗址地层和红烧土中发现水稻、芦苇、茭白等植物种类的植硅体，稻属扇形植硅体形态分析表明良渚文化时期存在水稻栽培，当时的稻种接近现代粳型稻(33)。通过对动物遗存进行定性、定量研究，确认腹足纲有田螺1种，瓣鳃纲有蚬1种，硬骨鱼纲有鲤鱼1种，鸟纲有种属不明的1种，哺乳纲有狗、野猪、家猪、獐、梅花鹿、麋鹿和牛未定种等7种。依据可鉴定标本数，家养动物狗和家猪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70%，野生动物约占30%，以家养动物为主(34)。

12.广富林遗址位于上海市松江区，发现良渚文化早期至晚期的遗存，碳十四测年结果表明良渚文化遗存的年代为距今5300～4200年(35)。遗址发现了沟（渠）等遗迹，还有大型偶蹄类（牛）和零散的人的脚印(36)。植物遗存经系统浮选分析，良渚文化时期遗存出土87粒种子，包括葫芦、甜瓜、稻、桃、芡实、菱、楝、南酸枣等8个种类，其中芡实占比最高，其次是葫芦和桃，其他种类比例均较低(37)。对地层所含植硅体的分析表明，良渚文化时期此地的水稻种植已相当广泛，而且在水稻收获季节先民可能有集中脱粒、储藏稻谷和焚烧秸杆的行为(38)。出土动物遗存进行了定量分析，其动物组合以鹿科等野生种类为主(39)。

13.马桥遗址位于上海市闵行区。通过植硅体分析，发现稻亚科扇形植硅体的含量在良渚文化层和马桥文化以后的堆积中含量较高，而在马桥文化堆积中含量较低(40)。通过对良渚文化时期动物遗存进行定性、定量研究，发现腹足纲有田螺1种，瓣鳃纲有牡蛎、文蛤和青蛤3种，软骨鱼纲有1种，硬骨鱼纲有1种，爬行纲有鳖1种，哺乳纲有狗、家猪、梅花鹿、麋鹿、不明种属的小型鹿科和牛等6种。狗和家猪为家养动物。依据最小个体数，家养动物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56%，野生动物约占44%，家养动物略多于野生动物(41)。

（三）江淮东部地区

该地区仅有江苏兴化市的蒋庄遗址开展过系统的动植物考古研究。蒋庄遗址的年代为良渚文化中晚期，初步报道的植物遗存包括稻、芡实、菱角、甜瓜属、葫芦科、豆科、柿、莲子、杏、桃、栎、蓼、酸模、棟、苍耳、葎草、荇菜、眼子菜、毛茛、金鱼藻等(42)。我们正在对动物遗存进行整理和分析，初步分析结果显示，动物遗存以鹿科为主，约占65%，其次为猪，约占14%，另有数量极少的龟、鸟类、小型犬类、虎、牛等，整体上以野生动物为主。

尽管浙东沿海地区、江淮东部地区发表动植物考古研究成果的良渚文化遗址仅有1～2处，且仅有单一的动物考古或植物考古的研究结果，但是上述地区不少距今1万年以来的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龙虬庄文化遗址均发现了种植水稻的证据(43)。赵志军对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水稻种植的发展过程进行过全面归纳，认为良渚文化已经进入以稻作农业生产为主导经济的农业社会(44)。因此我们推测，浙东沿海地区和江淮东部地区在良渚文化时期已掌握了种植水稻的技术，但是可能因为局地环境和社会组织的差异，水稻种植在整个生业中的比例仍有所不同。依据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当时居住在这些地区的遗址的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以渔猎为主。而太湖平原地区的多个良渚文化遗址呈现两种获取食物资源的生业方式。一种存在于以莫角山、茅山等遗址为代表的良渚文化中心区域，水稻种植技术和产量均达到较高水平，水稻成为主要食物来源，当时还发现了粟，可能来自北方地区的交流；获取肉食资源主要通过饲养家猪，还包括少量渔猎活动。另一种存在于以广富林遗址为代表的良渚文化边缘区域，获取植物性食物的方式主要是种植水稻，并伴有采集野生植物的行为，而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以渔猎为主，仅饲养少量家猪。

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理环境、气候波动，良渚社会的人口状况、政权特征、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相互关联、共同作用，形成了良渚文化区域内生业发展不平衡的特点。生业发展的不平衡与自然、社会、文化的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最终促成了良渚文化的消亡。

（一）生业不平衡的特征

通过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古人能够不断生产食物以满足自身生活及人口增长的需求，这是保证社会不断发展的最重要前提。良渚文化中心区的水田、灌溉设施、施肥行为相关遗迹及上万公斤稻谷的发现，证明当时的稻作生产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可能还存在聚集各地水稻进行仓储的能力。在此基础上，跨入文明社会的良渚古代王国建立起来(45)。对多个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证实，良渚文化已经进入以稻作农业生产为主导经济的农业社会。但是，农业经济不仅有农作物种植，还应该包括家畜饲养。从各遗址出土的家养动物与野生动物的比例来看（图二），良渚社会政权中心区域即今浙江余杭一带的遗址中，家养动物都占绝对优势。在中心区域以外的今江苏苏州、上海一带，家养动物仍占50%以上，但优势不如前者明显。到了良渚文化势力范围南北边缘的延伸地区，即今浙江宁波、江苏兴化等地，野生动物成为肉食的主要来源。这种状况即便到良渚文化晚期也没有改变。

这些现象似乎说明尽管良渚文化普遍种植水稻，良渚文化中心区及其他部分地区的生业方式为种植水稻和饲养家畜，还有一些地区获取肉食资源尚没有形成饲养模式，数千年来延续的渔猎传统基本没有改变。所以我们推测，良渚文化的生业形态整体发展不平衡。这种生业形态的特征限制了良渚文化只能在具备稻作生产和饲养家畜生业方式的地区不断延续和发展。其他地区缺乏保证良渚社会持续发展壮大的经济基础，无法支撑如良渚中心区那样庞大的上层建筑和大量人口，简单的生业方式基础上不会形成复杂的上层建筑，不能形成对良渚中心区的竞争压力。

中原地区的多种农作物种植和多种家畜饲养的生业特征在相当长的时期、相当大的区域内具有一致性。具备相同生业特征的广大区域，为政治中心在不同地点先后崛起奠定了广泛的经济基础(46)。相比之下，良渚文化的生业特征可能导致其政治中心只能依靠一个特定区域进行统治，延续千年，但最终不能像龙山时代的中原地区那样，不同区域多个生业方式相同的地点先后成为中心，在代表先进文化的中心持续更替过程中促进社会不断发展壮大。

（二）生业经济与人口数量

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由渔猎转为饲养家畜，是人口不断增长和野生资源相对有限之间矛盾的产物，人口增长的压力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这个转变过程可称为“被动发展论”(47)。良渚文化中心区出现的通过饲养家畜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与其他地区以渔猎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不一致，说明当时不同区域可能存在人口密度的差异。根据各地已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数量和所在区域面积计算，良渚文化中心区即今浙江余杭地区大约平均每20平方公里发现1处遗址；嘉兴地区每19平方公里发现1处遗址；而良渚文化的边缘地区，如苏沪地区大约平均每78平方公里发现1处遗址，包括常熟、张家港、常州等地的太湖以北地区，约每91平方公里发现1处遗址(48)。遗址的分布密度与人口的分布密切相关，遗迹分布的疏密差异也造成了各地区生业方式的差异。在遗址分布分散、人口数量有限的地区，以渔猎方式获取肉食资源更为常见，这可能是因为地广人稀，充足的野生资源可以满足古人的肉食需求。

人口数量低的情况在长江下游一直持续到先秦及更晚的时期。清华简《越公其事》详细记载了勾践励精图治，推行五政，即好农、好信、征人、好兵和饬民(49)。征人成为越国的重要国策，可见当时增加人口的重要性。《国语·越语上》载：“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50)。这些促进生育的措施同样是为了增长人口。尽管先秦时期做出了多种努力，但《史记·货殖列传》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51)。可见，人口数量少从史前到先秦时期一直是制约这个地区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人口数量少，围绕资源利用和利益需求产生的各种矛盾发生频率也低，这种状态不利于促进社会管理进步。因此，除了莫角山中心区能够大量聚集人口，建造城和大坝，良渚文化的其他分布地区没能聚集大量人口，形成规模如同莫角山的中心，与莫角山的统治集团分庭抗礼。没有像龙山时代的中原地区，由于人口众多而围绕资源的获取、统治权的执掌频繁出现战争(52)。而频繁的战争实则是资源的再分配和社会结构的重组，这正是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生业经济与交流竞争

交流和竞争是促进生业发展的动力。从文化互动来看，良渚文化分布区的东缘和南缘临海，在这些地区没有发现与其他文化交往的迹象。分布区西部的浙闽丘陵区以西发现多处包含有良渚文化因素的遗址，其中也有非良渚文化的因素，有些良渚文化因素还出现了变异(53)。这些迹象说明在良渚文化的西侧存在数个地域范围相当小的弱势文化，它们对良渚文化不能构成先进文化或生产力的影响。在江淮地区以北，良渚文化与薛家岗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对峙，与这两个文化的交流较为明显。薛家岗遗址可见以双鼻壶、细高柄盘形豆等为代表的良渚文化陶器和玉琮等，良渚文化遗存中也发现了明显属于薛家岗文化器物的陶扁腹壶、直口壶和多孔石刀等(54)。当时的交流主要体现在器物上。江苏新沂市花厅遗址被认为处于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交汇处，其晚期遗存可能接受了良渚文化的影响或被良渚文化占领(55)。

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位于良渚文化北部、与大汶口文化交流前线的聚落并未接受多少先进生产力要素的影响。以蒋庄遗址为例，当时的生业方式是种植水稻和以渔猎为主获取肉食资源，相比良渚文化中心区的生业发展水平，蒋庄遗址的层次较低。而靠近蒋庄遗址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如山东枣庄建新遗址、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均以家养动物为主(56)，安徽宿州杨堡遗址、临泉宫庄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也显示了稻粟兼作的农业模式(57)。但蒋庄遗址的先民并未引人以农业和家畜为主的生业模式。由于周边不存在多个强势文化，良渚文化没有积极引进先进生产力要素和思想观念，也不存在抢夺资源的有力竞争，没有危机感，因此缺乏向上发展的动力。这与龙山时代中原腹地接受周边地区“泛东方文化系统”（包括主要分布于豫北、豫东及更东的后冈二期文化、造律台文化或称王油坊类型，以及海岱龙山文化）、“南方文化系统”（分布于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泛西北文化系统”（包括分布于晋陕高原的各支龙山文化和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的影响(58)，从而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明显不同。

（四）生业经济与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影响着生业经济的发展，也是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良渚文化位于长江三角洲，这个地区有较大范围利于水稻耕作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为良渚文化发展提供了很好的自然环境基础(59)。从水稻种植所需的水热条件，及菱角、芡实、迁徙鸟类等多种人类可利用的动植物资源来看，大部分良渚文化分布区的生业方式都充分利用了湿地的生态系统，尤其是从湿地生态发展起来的水稻种植成了良渚文化时期主要的农业方式(60)。可见，良渚文化生业的发展和长江下游典型的湿地环境息息相关。

湿地环境易发水患等自然灾害，可能对生业发展产生影响。马桥遗址的环境考古研究证实，良渚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曾两次遭遇水灾，两次水灾并非由于海侵，而可能是海面升高导致地下水位抬升，以至湖沼面积扩大造成的；或者是因为洪水泛滥。由于洪水淤积层被良渚文化的墓葬打破，说明水灾并未对当地的良渚文化造成毁灭性打击(61)。良渚文化靠近海岸，多种海岸灾害也可能影响了良渚文化的发展。台风、洪水、海平面上升和地下水盐类成分的变化，都会对良渚文化造成不同的环境压力(62)。我们推测，持续1000多年的良渚文化可能遭遇并成功应对了多种自然灾害。但是，当较大的自然灾害与统治集团的应对能力出现问题结合到一起，就可能对良渚文化带来极大的破坏。尤其是在距今4200～4000年，气候不稳定引起了长江下游环境恶化(63)，可能导致了当地野生资源的锐减，依赖水稻这种单一作物的农业经济难以为继。

相比之下，中原地区的气候及地貌特征使其成为当时较为适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区域(64)。从生业经济来看，中原地区作物和家畜的品种呈现多样性，当一种动植物资源受到环境影响产生波动时，人们可以转而利用其他作物和家畜，缓冲自然环境的影响。

（五）生业经济与统治集团治理

生业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与统治集团的管理密切相关。良渚文化的一个典型特征是玉礼器系统及神人兽面纹在整个良渚文化分布区表现得极为统一，这可能是维系良渚社会政权组织的主要手段和纽带，显示良渚文化有着极强的社会凝聚力，且存在统一的神灵信仰(65)。良渚文化能够持续千年之久，应该与当时统治集团的有效治理密切相关。但是，这种神权至上的机制和观念长期持续，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66)。

良渚文化中心区的统治集团虽然推动各个地区接受了以莫角山遗址为中心的思想意识和玉器，但是并没有促使他们接受中心地区的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生产模式，所以良渚文化没有雄厚的整体经济实力。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良渚文化统治集团虽然在中心区集中了大量人口，但未成功推进各地区人口持续增长。良渚文化统治集团虽然与其北面实力较强的薛家岗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有一定的交流，但在固有的神权至上的思想制约下，没有积极引进先进生产力和思想观念，缺乏外来动力，不利于发展。

良渚文化统治集团虽然依靠精神力量的作用，统一了整个地区，但是在良渚文化的后半段，已经出现从鼎盛向衰退的转变(67)。精神力量不能取代经济基础的作用。在经济基础比较稳定的时候，精神的力量可以增强凝聚力；当遇到持续的自然灾害，破坏了原来的生产方式，造成食物来源缺乏，民众的温饱成为尖锐问题时，精神的力量将无济于事，各种矛盾就会极大地动摇社会结构，导致整个社会陷入一蹶不振的状态，致使良渚文化最终消亡。

长江三角洲地区当时仅有良渚文化一枝独秀，且生业经济发展程度不均衡，不像中原地区有多个聚落群并存，且农业经济水平相当。因此，在中原地区，由于各地经济水平接近，当一个掌控大局的聚落群衰落，另外一个代表先进思想和生产力的聚落群就可能趁势崛起。

通过分析多个良渚文化遗址动植物遗存的研究结果，可知当时良渚文化尽管中心区存在先进的生业方式，但是整体的生业状况发展明显不平衡，没有全面发展生产力，为人口增长奠定经济基础，造成人口有限，不可能形成多个中心相互促进的局面；加之良渚文化位置偏于一隅，缺乏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和竞争，没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压力和动力。良渚文化晚期，统治集团和宗教体系可能趋于僵化，不注重实际经济需求，导致无法应对自然灾害引发的多种社会矛盾，使得良渚文化最终走向消亡。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力基础可以对文化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但是，如果生业经济的发展不够全面，以此为基础建立的上层建筑又缺乏引进新的生产力要素的机制，社会的全面和长期发展则难以维持，这个社会最终也经受不住不利因素的打击。

附记：本文得到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秦岭，上海博物馆考古部宋建、陈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斌、郑云飞、宋姝，安徽大学吴卫红，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林留根，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胡耀武，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罗运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志鹏，吕鹏，陈相龙的指教，特此致谢。

①[英]科林·伦福儒等：《中国复杂社会的出现：以良渚为例》，《南方文物》2018年第1期。

②a.刘演等：《中全新世以来杭州湾古气候、环境变迁及对良渚文化的可能影响》，《湖泊科学》2014年第2期。

b.[日]中村慎一：《玉の王権-良渚文化期の社会構造》，见《古代王権の誕生》，角川書店，2003年。

c.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文物》2009年第3期。

d.蒋卫东：《自然环境变迁与良渚文化兴衰关系的思考》，《华夏考古》2003年第2期。

e.陈杰：《良渚文明兴衰的生态史观》，《东南文化》2005年第5期。

③吕鹏、蒋乐平：《塔山遗址动物遗存鉴定》，见《象山塔山》，文物出版社，2014年。

④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慈湖遗址发掘简报》，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建所十周年纪念（1980～1990）》，科学出版社，1993年。

⑤a.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莫角山遗址1992～1993年的发掘》，《文物》2001年第12期。

b.刘斌、王宁远：《2006～2013年良渚古城考古的主要收获》，《东南文化》2014年第2期。

⑥同⑤b。

⑦丁品等：《浙江余杭临平茅山遗址》，《中国文物报》2010年4月6日；《浙江余杭茅山史前聚落遗址第二、三期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1年12月30日。

⑧郑云飞等：《浙江余杭茅山遗址古稻田耕作遗迹研究》，《第四纪研究》2014年第1期。

⑩庄奕杰、丁品、Charles French著，宿凯、靳桂云译：《中国长江下游茅山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水稻耕作的水资源管理及农业集约化》，见《东方考古》（第12集），科学出版社，2015年。

(11)同⑧。

(12)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岭老师告知。

(13)高玉、秦岭：《小兜里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见《小兜里》，文物出版社，2015年。

(14)楼航等：《浙江余杭玉架山遗址》，《中国文物报》2012年2月24日第4版。

(15)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岭老师告知。

(1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卞家山》第382～389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17)《卞家山》第418～424页。

(18)《卞家山》第433～437页。

(19)《卞家山》第424～432页。

(20)同⑤b。

(21)郑云飞：《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生业形态与稻作农业》，《南方文物》2018年第1期。

(22)[日]松井章等：《良渚遗跡群美人地遗跡出土の動物遗存体（初報）》，见《中国新石器時代におけゐ家畜，家禽の起源と、東アジアへの拡散の動物考古学的研究》，奈良文化財研究所，2016年。

(23)郑云飞等：《从南庄桥遗址的稻硅酸体看早期水稻的系统演变》，《浙江大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版）2002年第3期。

(24)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昆山市文物管理所：《江苏昆山朱墓村遗址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4年第2期。

(25)邱振威等：《江苏昆山朱墓村良渚文化水田植物遗存分析》，《东南文化》2014年第2期。

(26)秦岭、傅稻镰：《绰墩遗址与澄湖出土的部分植物遗存》，见《昆山绰墩遗址》，文物出版社，2011年。

(27)刘羽阳、袁靖：《绰墩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研究报告》，见《昆山绰墩遗址》，文物出版社，2011年。

(28)奚彩萍：《少卿山遗址发掘成果》，见《绰墩山——绰墩遗址论文集》（《东南文化》2003年增刊1）。

(29)王才林、丁金龙：《江苏昆山市少卿山遗址的植物蛋白石分析》，《考古》2000年第4期。

(30)同(27)。

(31)a，苏州博物馆、吴江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吴江龙南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7期。

b.苏州博物馆、吴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吴江梅堰龙南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第三、四次发掘简报》，《东南文化》1999年第3期。

(32)同(30)a。

(33)a，郑云飞等：《龙南遗址红烧土植物蛋白石分析》，《中国水稻科学》1994年第1期。

b.汤陵华等：《江苏梅埝龙南遗址古稻作的调查》，《农业考古》1992年第1期。

(34)吴建民：《龙南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动物遗骸的初步鉴定》，《东南文化》1991年第3、4期。

(35)陈杰等：《上海松江区广富林遗址的环境分析》，《考古》2007年第7期。

(36)同(21)。

(37)王海玉等：《广富林遗址（2008年）浸水植物遗存分析》，《南方文物》2013年第2期。

(38)张玉兰等：《从广富林遗址中的植硅体组合特征看先民农耕发展》，《科学通报》2003年第1期。

(39)正式报告尚未发表，承上海博物馆陈杰研究员告知。

(40)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马桥：1993-1997年发掘报告》第341～344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

(41)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马桥：1993-1997年发掘报告》第347～369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

(42)南京博物院：《江苏兴化、东台市蒋庄遗址良渚文化遗存》，《考古》2016年第7期。

(43)潘艳、袁靖：《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长江下游的生业形态研究》（上），《南方文物》2018年第4期；《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长江下游的生业形态研究》（二），《南方文物》2019年第1期。

(44)赵志军：《中国稻作农业起源研究的新认识》，《农业考古》2018年第4期。

(45)同(21)。

(46)袁靖：《中原地区的生业状况与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关系》，见《西部考古》第11辑，科学出版社，2016年。

(47)袁靖：《中国动物考古学》第175～183页，文物出版社，2015年。

(48)郭明建：《良渚文化宏观聚落研究》，《考古学报》2014年第1期。

(49)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柒）第8～19页，中西书局，2017年。

(50)《国语，越语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51)《史记，货殖列传》第3940页，中华书局，2013年。

(52)陈杰：《文化生态史观视野下的文明化进程》，《中原文物》2010年第1期。

(53)朔知：《良渚文化的范围》，《南方文物》1998年第2期。

(54)朔知：《初识薛家岗与良渚的文化交流》，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8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

(55)栾丰实：《大汶口、良渚文化的汇聚点》，《文物》2004年第4期。

(56)袁靖：《中国动物考古学》第147、148页，文物出版社，2015年。

(57)程至杰等：《安徽临泉宫庄遗址碳化植物遗存分析》，《农业考古》2019年第3期；《安徽宿州杨堡遗址碳化植物遗存研究》，《江汉考古》2016年第1期。

(58)许宏：《何以中国》第33～9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59)同②e。

(60)潘艳：《人类生态视野中的长江下游农业起源》第287～29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

(61)a.宋建、洪雪晴：《上海马桥遗址古环境探析》，《考古》1999年第8期。

b.Liu,Y.et al.,Middle Holocene Coastal Environment and the Rise of the Liangzhu City Complex on the Yangtze Delta,China,Quaternary Research,84（3）,pp.326-334,2015.(62)a，同(52)。

b.Wang,Z.et al.,Middle Holocene Marine Flooding and Human Response in the South Yangtze Coastal Plain,East China,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187,pp.80-93,2018.

c.Chen,T.et al.,Mid-to Late Holocene Geomorphological and Hydrological Changes in the South Taihu Area of the Yangtze Delta Plain,China,Palaeogeography,Palaeoclimatology,Palaeoecology,498,pp.127-142,2018.

(63)Atahan,P,et al.,Holocene-aged Sedimentary Records of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Early Agricultural in the Lower Yangtze,China,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27(10),pp.556-70,2008.

(64)周昆叔：《中原古文化与环境》，见《中国生存环境历史演变规律研究》（一），海洋出版社，1993年。

(65)刘斌等：《良渚：神王之国》，《中国文化遗产》2017年第3期。

(66)a，同②d。

b.同(52)。

(67)a，同②d。

b.同(52)。

来源：《考古》2020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