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怀清：文学论文的几种常见形式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燕京访问学者。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近现代中外文学关系以及比较文学。

一、从一般阅读到专门的文学阅读

阅读是人类最早的获取各种信息的方式之一。早期先民们在森林里追寻猎物，需要根据猎物所遗留下来的各种痕迹来辨识其游走逃脱的去向；在河流里面捕鱼，需要对季节、河流、水流、河段诸多因素进行“阅读”、分析和综合判断，以选择捕鱼的适当地点时机；在土地上耕种，更是需要对季节、天气、土壤、雨水、种子等进行细致观察、综合分析和斟酌判断，来对播种、耕耘、收获等作出决定。所有这些，也是“阅读”与人类生产劳动及日常生活之间密不可分关系的具体体现。

自从人类开启了结绳记事的方式以来，尤其是在文字语言产生之后，阅读的方式亦就从“大地”上的阅读，延伸、扩展、转换到了各种记事符号所生成的文本形态的阅读。阅读的场景及方式，也从劳动、生活中的广泛意义上的松散形式的阅读，逐渐转向更具体、更细致、并不直接依赖真实场景的符号形态的文本信息的阅读，也就是从直接观察阅读宇宙、自然、大地、劳动、生活等，延伸到或集中到对于人类自身所制作生成的文字语言符号及文本的间接阅读，人类的阅读活动，因为文字语言符号的出现以及教育的发展，而发生了巨大且深远的改变。

随着文字语言的出现，文学文本及文学阅读亦随之产生。《论语·阳货》中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段文字不仅是对诗歌特性及功能的一种经验式的概括描述，大概也是汉语中文语境中较早对于文学阅读的意义功用所进行的观察总结。而从直接阅读到间接阅读，人类阅读的对象、形式、方式以及过程及结果等，都发生了持续深刻的改变，其中文学文本的出现，以及对于文学文本的阅读，就是人类“阅读”这一方式及进程中最有代表性的“进化”或“进步”之一。

对于以纸质文本形式为主要对象的文学阅读而言，人们的阅读行为需要哪些条件或准备呢？对此，不同文明体历史上曾就“阅读”形成了一些特殊的礼仪规范，譬如对于有些经典尤其是圣经的阅读，阅读之前甚至还需要阅读者斋戒沐浴、焚香静心等，当然这些都是相对特殊的“文学阅读”。不过，即便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阅读，在有些人看来，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开展并完成的活动。在这些人看来，并不是任何一位拥有一双眼睛的读者，都可以真正开展文学阅读并从中受益，原因很简单，同时听起来亦挺特别，那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阅读，并不是依赖于任何一个健康人皆有的“外在的视觉”，而是依赖于一个人的“内在的感觉”和“活力充沛的灵魂”。“阅读在其深层意义上不是一种视觉经验。它是一种认知和审美的经验，是建立在内在听觉和活力充沛的心灵之上的。”(1)这一要求提醒我们，真正的阅读，源于内在自我的建构和培育——学术自我的起点，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生发出来。

无论是所谓“内在的感觉”，还是“活力充沛的灵魂”，可以肯定的是，都是将文学阅读“特殊化”或非常识化及非日常经验化的安排处理，也是对阅读者的潜在可能性所提出的特殊要求。

显而易见，无论这种特殊要求是否合理，它都对阅读者仅仅停留在知识、经验及常识逻辑基础或范围内的文学阅读方式与习惯提出了挑战，并借此将文学阅读与“文学”这一特殊的阅读对象从其他知识类的阅读对象中分离出来，启示并告诫阅读者需要为文学阅读这一艺术审美活动进行心理上的准备。

当然，这种看待文学阅读的态度方式，无疑是一种理想的甚至过于理想化的态度方式。毋庸置疑，现实语境中的文学阅读是多种多样的，也是有着各种层次的，阅读者的目的、动机以及方式形态亦千差万别。如果每一次的文学阅读之前都需要“开启”读者的“内在视觉”以及都需要激发“活力充沛的灵魂”，这样的文学阅读恐怕亦难以持续重复。

如果将这种文学阅读视为“真正的文学阅读”，随着人类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教育的发展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文学教育进一步专业化，并成为现代教育中的一部分甚至成为一种职业，对于文学的阅读亦随之职业化，亦就是专业化和专门化。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讨论文学论文及其书写形式的前提语境。

也就是说，随着现代学术体制的建立，在上述“真正的阅读”之外，又有职业化的阅读。它更多指向体制化的学术生产要求，阅读的目的是生产一种可供检视和评价的学术产品。也因此，文学阅读和文学研究的方式与其他学科逐渐趋同，其特殊性亦随之被弱化、甚至消失了。

显然易见，无论是一般意义的文学阅读还是所谓真正的文学阅读，并没有对阅读者的阅读提出研究的及专业的、专门的评论要求。而在职业化的文学教育语境中，文学阅读除了阅读者个人欣赏、品味、咀嚼之外，还需要阅读者借助于一些可广泛重复使用的阅读方法及研究方法，以对阅读文本及阅读过程进行研究考察，并将研究结果书写成文，成为现代知识生产及学术研究链环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而如果将“真正的文学阅读”与职业化、专门化及专业化的文学阅读予以对照比较，就会发现理想化的文学阅读与职业化的文学阅读之间所存在的落差，以及在阅读行为结束之后所生成的“结果”形态上的差别。如果说“真正的文学阅读”在阅读完成之后的归宿是阅读者个体自我的“内在享受”与“自我提升”的话，职业化的文学阅读的结果，似乎更多指向的是体制化的学术生产要求，一种可检视、可评价、可外部掌控的文学知识或学术产品。在后者的语境中，文学阅读、文学研究及文学论文的书写，与其他学科、其他门类、其他专业的文献阅读、研究及论文的书写并无二致。文学的特殊性包括文学阅读、文学研究以及文学论文书写的特殊性亦随之被弱化甚至消失了。

二、科学时代的文学论文

事实上，文学阅读、文学研究以及文学论文书写在现代社会、现代教育体制中的地位、处境，一直都比较尴尬。与其他门类的艺术形式所不同的是，文学教育在普通教育中的地位并没有受到明显的“歧视”或“虐待”，相反还被制度高度肯定了。可是，教育制度对于文学教育的肯定，又是以将文学教育“普通化”和“一般化”为其代价的，也就是说，文学教育应该体现出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相同至少类似的学科属性。在此语境中，自然科学成为一种“类”的规约标准，而文学教育——文学阅读、学术研究及论文书写——亦为这一“类”的标准所规约，事实上，不仅文学的独特性或自主性逐渐被削弱了、压制了、遮蔽了，文学的地位其实亦随之边缘化了。

对于文学存在的地位及处境构成再一次侵蚀挤压的，是社会科学的兴起及繁荣。如果说自然科学因为其研究对象及研究方式的明显差异而相对容易为文学被侵蚀挤压的领地、权益提供鸣冤叫屈的理由或借口的话，社会科学则是在文学的传统领地里，至少在与文学传统领域有所交集或关联的地带，向文学发起的毫不掩饰的进攻。如果说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在19世纪、20世纪的迅速发展挤压侵占了文学的一些传统领地的话，还不如说这些研究方式对文学阅读、文学解读、文学研究乃至文学论文的展开生成，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文学阅读的“艺术”审美属性亦随之不断自然科学化及社会科学化。

最初，上述这些学科的兴起，一度给处于自然科学侵蚀挤压之下并被轻视为一种“软弱”的学科及知识的文学教育，提供了“苟延残喘”的机会甚至东山再起的希望。借助于这些学科所提供的研究范式及书写语言，文学研究及学术论文书写似乎获得了类似于科学研究及科学论文的“科学性”——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属性的学术“科学性”。

而对于这种期待文学教育借助于社会科学的兴起而重获新生的努力，无异于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这些外力似乎为文学教育摆脱自然科学的侵蚀挤压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但另一方面，这种机遇不过以转换了的一种形式，再次强化了科学研究范式的无可挑战的尊崇地位。科学研究、科学研究范式以及科学研究语言包括科学研究论文的书写体例格式等，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冲击，相反，社会科学的兴起，连带着文学教育以及文学研究对其的追随模仿，进一步抬高了科学研究的普适性和无可挑战性。

对于自然科学以及与之在思想形态上具有匹配性、类似性的自然主义或浪漫主义思想在18、19世纪西方世界的“甚嚣尘上”甚至“泛滥成灾”，西方文学界、批评界及学术界都曾有过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回应，其中20世纪初期美国以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 1865—1933）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者”（New Humanist），对于欧洲科学主义和自然主义这两股思潮的“泛滥”深感忧虑，并对古典文化中所尊奉的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进行了重新阐释，并对这些原则在当代文明建构中的支撑性、引领性地位及作用给予了高度重视及维护。

如果说白璧德的立场及观点更多还体现在文化批评领域的一般原则的话，T. S. 艾略特则显然是将白璧德的相关思考及立场主张引申到文学批评领域并引起广泛关注的现代文学批评家。除了在诗歌创作及批评领域一方面肯定英语诗歌中诗人在“感觉的机制”方面所形成的将思想融化转换成为感情反应之传统外，以及积极肯定了将分离的感觉经验整合在一起的“睿智”，另一方面同时亦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是，T. S. 艾略特还对人文主义的、道德的以及宗教的价值等命题表现出非同一般的思想兴趣。也就是说，T. S. 艾略特的文学批评，并非是那种正在逐渐呈现出一种职业化倾向的专门批评，而是将文学批评扩展到了人生及社会，这也曾经是文学大有作为的领域和确立起话语权与影响力的空间。T. S. 艾略特的这些批评，集中体现在他的《传统与个人才能》（1917）、《欧文·白璧德的人文主义》（1928）、《关于人文主义重新思考后的意见》（1929）、《现代教育和古典文学》（1932）、《宗教和文学》（1935）以及《古典文学和文学家》（1942）等文论中(2)。这些文论不仅反映出艾略特在上述命题领域及其相关领域持续的关注与深刻的洞见及思考，同时他的这些文学思考之表达——通过文论的形式——亦为20世纪文学批评乃至文学论文的书写，提供了某些范式启发。这些文论似乎并没有为20世纪初期西方文学批评界及研究界方兴未艾的方法论推崇所左右，而是坚持了一种极具思想与语言个性同时又富于批评的传统性的言说与书写方式。这种言说及书写方式的范式意义，已经超越了T. S. 艾略特及其时代的局限，对于21世纪的文学阅读、文学研究以及文学论文书写乃至一般意义的人文学术，似乎都具有一定的启示。

三、“文学例外论”

从文学创作以及批评史的角度来看，文学不仅有着不同民族国家、不同民族语文的差异，而且也确实存在着不同时代地域的差异，这些与自然科学的“超越性”或者社会科学研究的“普适性”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学科间距或者相对独特性。大概与此有关，亦有一些观点认为，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大行其道的时代，人文学术尤其是文学研究及文学论文的书写表达，应该允许有足够的自由性，亦就是所谓的“文学例外论”。

“文学例外论”不仅揭示出文学阅读、文学教育以及文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间的差异，甚至在宽泛的艺术大类之中，文学与绘画图像影视艺术以及舞台表演艺术等亦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文学语言和文学书写所依赖借助的文字符号本身所具有的历史的、文化的、精神的以及审美的延续性及系统性——人类依赖于文字符号所生成的文本，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形式的丰富性上，都是难以估量、无法超越的，其中的文学文本对于人类的情感、思想、精神及信仰等，都产生过并依然在产生着深刻影响。这也是“文学例外论”生成的历史与现实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从思想史角度看，“文学例外论”还有另外一些指向或现实表现。

卢梭在其《论科学与艺术》(3)这一驳杂且充满自我纠缠乃至悖论的文论中，对于科学、艺术的进步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做出了负面的评估和说明，并提出了他以个人自由（而不是权力）为中心的自然主义的思想主张。这种主张呼吁一种直接、自由、以个体自我需求及目的为指向、自然、健康的个人生活——用卢梭的语言，就是简朴、纯真、美德与非艺术化或反艺术化的个人生活。

尽管卢梭在此文论中提出了非艺术化甚至反艺术化的思想主张，给人们留下了反对科学与艺术的深刻印象，但结合卢梭的语境以及他在其他文论中的立场观点，卢梭所反对的，应该并非是科学与艺术本身，而是当时正在体制化、权力化、等级化的科学教育和艺术教育，或者说与科学和艺术有关的教育制度本身。

相较于卢梭时代的科学与艺术教育，现代科学及艺术教育制度化的范围和程度毫无疑问更为明显。如果参照卢梭的立场及观点，现代艺术教育，似乎亦是在以“艺术化”的制度形式，一点点地改变甚至摧残艺术的本质属性。在这样的语境中——艺术教育语境以及艺术的学术研究语境——重新关注“文学例外论”的意义与价值，并不是在于为文学教育提供一种优先的、超越的地位待遇，而是再次提醒在知识、教育、学术日渐体制化的文明进程中，对于“文学例外”的理想坚持，所突出的恰恰正是人文学术与人文传统中人的意义与价值，突出的对于个人自由及个人权力的尊重与落实，突出的对于任何名义及形式的非个体的制度化的知识生产与学术生产的谨慎与防范——正是这种不断制度化的进程及倾向，侵蚀挤压了文学所赖以生成及生存的外部条件环境。

在学习和使用范式的同时，也要意识到，科学研究的范式，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一成不变的。在中国现代学术范式的建立过程中，胡适和鲁迅是两个重要的人物。余英时曾论述过胡适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范式意义。这一借鉴西方学术规范而建立起来的现代学术范式，影响至今。另一方面，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写作，又呈现出现代学术写作的另一种可能性：它既不同于中文传统学术书写，又极大保留了写作者的独立性和自由性。

此外，形式和规范的意义是有限的，它不能取代“真正的阅读”，而且其本身也是历史化的产物，不是唯一的。而艾略特和鲁迅的学术实践也提醒我们，文学具有区别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特殊性，同时也显示出在文学研究中实现这种特殊性的可能。

四、文学的外部研究

在现代教育及现代学术体制中，西方的文学研究话语无疑长期处于主导性的地位，也因此，西方学术界对于文学阅读、文学研究以及文学论文的理论阐述和具体实践，对于当下高等教育国际化和学术研究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学术界的影响，显然也是存在的，而且也是广泛而深刻的。

在中国文学由传统转换到现代的进程中，式微的不仅有传统文学本身，还包括传统文学的批评及研究范式。某种意义上，今天中国学术界所使用的文学阅读及文学研究范式、书写语言及体例格式等，基本上是以现代以来引进、消化并吸收的西方研究范式、话语体系及体例格式为主。

按照西方学者对于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研究的方法分类——兼顾到文学的背景、环境以及时代、种族等——可以分为文学的外部研究与文学的内部研究这两种。

文学的外部研究，一般会从下面几个方面或关系结构来展开，即：

1．文学和传记

2．文学和心理学

3．文学和社会

4．文学和思想

5．文学和其他艺术

尽管将上述关系结构界定为文学的外部研究，但这些外部因素对于文学创作、文学阅读以及文学研究的作用、影响也是真实存在的。从定性的角度来看，“所有的历史的、所有环境上的因素，对形成一件艺术作品可以说都有作用”，不过，一旦进入到分析、研究环节，需要“评估、比较和分析那些据说足以决定一件艺术作品的个别因素时，实际的问题便随之而生。”(4)也就是说，其实文学的外部研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亦面临诸多挑战，具体而言，“那些提倡从外在因素研究文学的人士，在研究时都以不同程度的僵硬态度应用了决定论式的起因解释法”。(5)更关键的是，从这种外部研究的理论来源中还可以发现它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科学有着哲学上的亲缘关系”(6)。当然，文学的外部研究的理论来源或亲缘并不仅止于此。

对于非专业的文学阅读而言，文学的外部研究可能并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与价值，不过，对于那些专门的、专业的文学阅读及文学研究来说，那些与一部作品有关的背景及知识，可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部文学作品，至于这些关联性的外部知识是否真正构成了这一部文学作品的起因，或者是否有意以此对其开展基于所谓起因研究法的文学研究，这些显然并不是解决文学阅读和文学研究的真正有意义的正确方法。

不过，将上述文学的外部关联因素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的起因来开展研究，与将这些因素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存在而形成对于一部作品的解释，这两者在研究范式及学术价值上是不同的，后者（即从这些外部因素的综合结构中来理解或解释文学作品）并不是一种影响研究的理论实践，它也并不真正关注这些因素与文学作品之间是否存在着起因或决定性的影响形塑关系，而只是试图建构起一种对于一部文学作品的足够充分丰富的阐释结构，也就是说，在这一阐释结构中，所涉及的上述那些外部因素，并不是对于作品的生成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而更多是被用来作为理解或解释作品的方法。

需要稍作补充的是，围绕着上述文学的外部研究所引发的有关文学研究方法的论争一直未曾休止。事实上，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或实证方法一直都甚有影响。在中国文学研究史及学术史上，这种实证方法曾经以汉学、朴学的方式出现并形成过颇有影响的传统。而且循着上述研究范式，亦产生过不少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对于中国传统人文学术亦产生过深刻影响。不过，在那些坚持捍卫文学的纯洁性的学者眼里，那些“唯事实主义”“历史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学术研究传统，都不过是实证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在关注并捍卫文学的纯洁性者的眼里，这些考证论者建构起来的所谓知识的金字塔，“并不能揭示文学的根本问题”，因为“真正的文学关注的不是惰性的事实，而是价值和质量”。(7)

五、文学的内部研究

上述将文学文本及创作者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性影响因素一并纳入文学研究的阐释结构之中进行考察分析的研究范式，不仅考察那些外部的因素，更关键的是，将那些因素视为关键性的影响因素，甚至将之作为决定性因素，来建构起一种在作者、作品及上述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因此，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研究论文，亦就成为文学的外部研究范式中极为常见的论文学术范式。

与外部研究不同的是，韦勒克认为，“在文学中似乎永远无法建立‘有X必有Y’之类的因果关系式”。在他看来，“文学研究是一种系统的知识体系，它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和目的，它的核心问题，是要把文学既作为艺术，又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表达来研究”。(8)

就西方文学批评史而言，韦勒克的文学观以及对于文学研究范式的主张，明显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以及“新批评”（New Criticism）有着密切的关联性，甚至就是上述“三个学派理论观点的综合式继承”。(9)

具体而言，韦勒克对于文学及其研究的看法，是以强调文学的“文学性”为其核心支撑的，这也是“文学例外论”在理论及实践层面的表现形式之一种。这种观点及主张要求：把文学作品作为一个交织着多层意义和关系的复杂的艺术整体，强调文学艺术本身的价值以及对其进行审美判断的批评研究。(10)

而上述将文学作品理解为“多层面”的复杂结构的认知立场，并循此将文学研究的方式大体分为四个层面，即声音层面（谐音、节奏和格律）、形式及其意义层面、意象与隐喻以及文学文本中通过想象、虚构而创造出来的那个“世界”（“诗的神话”）。在《文学理论》“文学的内部研究”一部分中，韦勒克从下面这些方面对文学的所谓“内部研究”做了展开论述：

1．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

2．谐音、节奏和格律

3．文体和文体学

4．意象、隐喻、象征、神话

5．叙述性小说的性质和模式

6．文学的类型

7．文学的评价

8．文学史

韦勒克对于文学研究所作出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划分，并不是要简单地否定前者而肯定后者，事实上，从韦勒克对于前者的论述看，他并没有将“外部研究”作为一种与文学——作家及作品——毫不相干的研究而予以批评，而是对这种研究的意义与价值进行了重新阐释和定位，既没有夸大这种研究中的“决定论”“因果论”倾向及主张，也注意到了这种研究在解释作家、作品的语境中所可能的视角及知识贡献。

六、考证类论文及其延伸

与上述文学研究方法或范式密切相关，文学论文的常见形式，亦就关涉着文学的外部研究及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直接相关且最常见的论文书写形式，莫过于实证类、考据式论文。而这种考证类常见论文形式既见之于作家论，亦见之于作品论。这种论文形式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论文形式中极为常见，譬如《莺莺传》研究，可以生成的考证类论文，即常见从下面一些方面展开：

1．故事原型、版本之流播迁变：《莺莺传》（《会真记》）——唐李绅《莺莺歌》——宋赵令畤《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另有《莺莺传》话本、《莺莺六幺》杂剧——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元王实甫《西厢记》杂剧——明李日华《南调西厢记》、陆采《南西厢》——清查继祖《续西厢》杂剧、沈谦《翻西厢》传奇等。

2．张生原型考

3．莺莺原型考

4．《莺莺传》与中国文学中的“始乱终弃”话语及“此恨绵绵无绝期”话语源流考

上述研究及论文形式，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实证”“考据”展开的，不过亦并非均属于所谓文学的外部研究，譬如对于《莺莺传》所涉及的中国文学中的相关话语系统的研究，就与文学的内部研究中的形式及其意义以及“意象与隐喻”乃至文本所创造出来的那个“世界”等关注有着一定关联。由此可见，在具体的文学论文的书写过程中，很多时候并非简单、机械、孤立地使用某一种研究方式而不涉及其他。

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实证类、考据式论文同样常见。所有有关作家的生平资料以及作品创作背景、过程以及社会时代的文献资料的发掘、分析与研究阐述，在现代文学研究中依然是一种常见的研究方式及论文著述的生成形式。像作家传论以及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原型考证之类的论文成果，依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富有思想活力和学术生产力的领域。像鲁迅研究中的“鲁迅传论”类型的论文著述，就是该研究领域中极为活跃而且成果斐然者。再譬如巴金《家》中的觉新形象原型考、觉慧形象原型考一类的研究论文形式，亦甚为常见，不过这种人物原型考一类的论文，已经不再是简单地利用文献资料来进行实证研究了，其中还渗透着研究者对于人物形象的分析解读，事实上已经将内部研究中的“意象和隐喻”等关注及研究，引入到了带有实证、考据为主的研究范式之中了。

七、文本解读类论文及其延伸

文本解读类论文，亦可以视之为以文本为中心的论文。这种论文大体上与上述所谓文学的内部研究有着更直接与密切的关联。不妨以鲁迅下面一组小说文本试作说明：

1．《孔乙己》

2．《药》

3．《明天》

4．《阿Q正传》

5．《白光》

6．《祝福》

在上述小说文本中，小人物、病、药以及死亡等意象甚为常见，它们共同构建出来一个鲁迅小说文本中的那个“世界”，一个由小人物、疾病、药以及死亡所生成的想象虚构出来的“世界”，这个“世界”又是如此的鲜活和“真实”，特别是当小说文本的叙述逐步展开之后。而对于这些意象和隐喻的考察分析，亦就是对于鲁迅小说的意象世界、独特的语意系统以及“文学性”进行研究阐述。

具体而言，在《药》《明天》中直接描写了“病”与“药”，在《孔乙己》《阿Q正传》以及《祝福》中写到了濒临死亡及行刑，在《白光》以及《祝福》中还描写了“疯狂”。想象一下鲁迅的小说中的人物们所生存的那个世界——那是怎样的一个世界！鲁迅的小说，不仅“发现”并描写了一大批小地方的小人物，而且还通过描写这些小人物被生活所淹没的存在，揭示出某些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被生活表象所暂时遮掩的惊人真实。

为什么鲁迅小说中会让孔乙己、阿Q、祥林嫂、单四嫂子等一大批小人物“出场”？他们的出场亮相，对于中国现代小说和现代文学来说意味着什么？由他们所生成的一个“世界”又是怎样的一个世界？这一“世界”对于由“帝王将王、才子佳人”所占据的另一个“世界”的文学想象与叙述来说，又构成了怎样的反差与挑战？在《药》《明天》《白光》与《祝福》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一个富有隐喻象征的意义链环？

与上述追问相关，鲁迅的小说文本中常常直接描写了死亡或者隐喻了文本中的人物的死亡结局。“死亡”无论是作为一种题材、一种人物无法摆脱逃避的现实命运抑或是一种主题，在鲁迅的小说审美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与哲学启示。与此相关，鲁迅小说中直接或间接存在着的“救命”与“救人”隐喻，亦由此而得以落实，而不是一种苍白虚弱的空洞象征。

而与上述一组小说形成某种对应及对话关系的，是鲁迅下面一组文本：

1．《狂人日记》

2．《孤独者》

3．《在酒楼上》

4．《墓碣文》

5．《过客》

与第一组文本不同的是，这一组文本中的“人物”，或多或少带有一些觉醒者、探索者、先行者甚至于牺牲者的色彩。也因此，他们的“命运”，或由他们的存在所揭示出来的那一个“世界”，与第一组小说文本许许多多的小人物们所组成的“世界”之间，存在着或生成出怎样的关系，也是阅读解析鲁迅的小说写作一个值得思考探索的领域。在《狂人日记》这一组文本中，更多涉及的，并不是可预见或尚未及的“死亡”命题，而是生存的意义、寻找及其意义以及重回远点的徒劳空虚及无意义。由此亦揭示出鲁迅的小说及散文诗中对于生命、存在、意义等深刻的体验、敏锐的洞察与深入的思考。更关键的是，鲁迅的叙述文本，并非是一种哲学式的思想文本，而是艺术地解决了思想如何融合转换成为一种具体的生活及生命体验与感觉，并通过一种想象、虚构的方式创造出一个文本世界来的文本化过程。对于上述两组文本的分析研究，以及所形成的论文形式，就是对鲁迅文本的意义世界所进行的内部解读与阐释。

八、理论 文本类论文及其延伸

20世纪以来各种文艺理论的兴起繁盛，给文学阅读以及文学研究带来了许多方法论意义上的启示，而借助于这些文艺理论的帮助，来对文学文本进行解读阐释，也成为20世纪文学研究尤其是专业化、学科化的文学研究及论文书写中颇为常用的方式方法。

现代西方文学研究以及论文书写，亦成为各种文论大行其道的实验，这些以理论为中心、为架构来解读文学文本的方式，往往带有理论先行、居高临下、以理论为中心而作家的文本沦为理论注脚等种种“弊端”。

众所周知，自文艺复兴以来，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批判现实主义等西方文艺思潮，与西方文学之间一直是共生共存、相辅相成的。韦勒克所谓文学的外部研究中，就包括对于这些社会及文艺思潮的研究。而与这些20世纪之前的文艺思潮与文学文本之间的关系及学术研究范式明显不同的是，20世纪以来的文艺思潮与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显得似乎更为密切，也更密切地渗透深入到文学研究之中，甚至成为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必须接受的理论训练与研究书写范式。这些文艺思潮既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样影响广泛久远者，亦有对当代西方学院派文学研究及文学书写产生重要影响的俄国形式主义、精神分析批评、新批评、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阐释学、符号学、叙事学、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文化批评等诸多思潮流派。与上述理论思潮的流行并产生影响密不可分的一种现实表现或者相关学术成果，就是对于一些作家作品的阐释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深入。譬如对于丁玲、萧红、张爱玲等女性作家的作品，借助于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等理论话语来开展研究，确实弥补了一些过去研究在视角、方法以及话语体系方面所存在的不足。

不过，正如上述阐释中已经提到过的，无论是在文学阅读还是在文学研究及书写阐释中，作家作品都不应该沦落为理论家或理论的材料与注脚。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阅读和文学研究（包括论文书写），依然应该将阅读或反复阅读作为起点——体验、理解以及阐释书写的起点，而不是用作家作品来支撑并证明理论的有效，也因此，在这种文学论文的书写过程中，力戒先有理论框架，然后去搜罗作家文本，并随之展开粗暴的剖析式的研究和形成论文。在这种论文形式中，理论亦只是作为论文书写者所借用的话语形态而不是需要研究者和写作者去捍卫的所谓“真理”。也只有这样，研究者和书写者才能够保持自己在研究及书写中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也只有这样，作为文学研究成果的学术论文，亦才能够保持其应有的学术性与“文学性”——一种基于文本的阅读体验基础之上的文学研究。

理论 文本式的文学文本解读及论文写作方式，今天依然很常见。这种论文的写作形式中当然亦有写得相当好的，但是写得好的那种论文，一定是论文的写作者，把他所借用的那一套理论话语真正意义上吃透了，真正意义上化解了。写作的过程，是一个化解一套理论话语的过程和结果，而不是生吞活剥地拿一个理论话语，俨然举着一把明晃晃的大刀，非常粗暴地来对一个文学文本进行基于理论背景及体系的肢解。所以请大家注意上述小标题中在理论和文本中间用了一个加号。之所以要用这个加号，就是提醒同学们用加号的这种类型的论文写作往往会是比较差的，在理论与文本之间，最好不是加号，两者之关系最好是一幅太极图。太极图中间有一条线，那一条线是什么？那是一条动态的、不断转换生成着的线，它表明阅读者和写作者能够把理论和具体的文学文本的分析讨论、自我表达和书写融合在一起。这样一种以理论为基础，以理论为背景的论文的书写，依然是有意义和价值的。

20世纪之前的文学论文的书写，会借助譬如古典主义的一般原理，借助启蒙主义的一般思想，包括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的一些原则，对文学作品进行研究、评价和书写。进入20世纪之后，我们现在可以借用的还有更多理论。以这样一些理论话语作为一种研究的范式、背景或依托乃至工具，来进行文本的阅读或者说文本的解析，包括论文的书写，也是颇为常见的。关键是，在书写论文的过程当中不要把理论和文本的阅读研究中间用加号的形式，最好是用这个太极图中间动态变化线的形式表达出来。而此节标题中之所以用加号将理论与文本连接起来，并不是肯定这种解读与书写方式，而是提醒要审慎使用理论结合文本的这种阅读与书写形式。

九、混合类论文及其他

鉴于此种类型的研究论文在具体方法及内容上基本上融合了上述三种主要的论文类型，此不赘述。

(1)　［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中文版序言。

(2)　［英］托·斯·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3)　参阅［法］卢梭：《论科学与艺术》，何兆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　［美］勒内·韦勒克、艾斯汀·沃伦合著：《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5)　同上书，第74页。

(6)　同上书，第74页。

(7)　［美］勒内·韦勒克、艾斯汀·沃伦合著：《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9页。

(8)　［美］勒内·韦勒克、艾斯汀·沃伦合著：《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9页。

(9)　［美］勒内·韦勒克、艾斯汀·沃伦合著：《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10)　［美］勒内·韦勒克、艾斯汀·沃伦合著：《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来源：《通识写作：怎样进行学术表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