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物处”到“文物处”
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文化部,设立文化部文物局,主管文物、博物馆、图书馆事业,局长郑振铎、副局长王冶秋。郑振铎同时兼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人民政协文教组组长。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文物局和考古事业的设置情况,谢辰生先生2018年在回忆录设专章“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物事业”叙述,第一节即“文物局草创”[1]。
该节中,谢辰生先生指出“在文物处刚刚建立的时候,文物处一开始叫古物处,后来考虑到古物无法涵盖革命文物,就改名为文物处”[2]。约略提到了“古物处”到“文物处”的改名,并据郑振铎致夏鼐先生信札中名称差异,注释“新中国成立初期该处的名称变化”。
其中最早一封为10月30日郑振铎致夏鼐先生“盼望兄能即日北上,主持‘古物处’,为考古发掘工作的领导者”,第二封为11月5日致夏鼐先生的信中,继续讲“古物处的组织分五科,登记、接收、古建、发掘及档案”,第三封为12月27日“兄如能指出‘文物处’,对于这方面可以有一个通盘的筹划,岂不甚好。秉琦兄是可以帮助兄的”[3]。显示机构名称的改变,应在11月5日后、12月27日前的两月之内。
在1992年出版的郑振铎先生书信看,11月5日,郑振铎先生还在11月10日致信夏鼐先生[4],不过信中未提文物、古物名称。《夏鼐日记》1949年10月11日至11月12日间空缺,11月12日记“下午教育厅召集古物保管整理座谈会”,表明当时仍用“古物”[5],此后至年底再无相关记述。因此何时、为何将“古物”改为“文物”的问题并不明确。苏秉琦先生藏信较明确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11月1日文物局成立当天,苏秉琦先生向王振铎去信介绍文物局筹划,“文物局的人事还在安排中,裴(文中)公在原则上已暂允可任博物馆处处长,副处长一职,郑(振铎)公属吾兄,裴(文中)公当然赞成。郑(振铎)公又想把古物处请夏作铭来担任”,与10月30日郑振铎先生致夏鼐先生书信内容相符,表明郑振铎先生邀夏鼐先生主持“古物处”的意向早已确定,因此之后给夏鼐先生反复去信邀请自是深思熟虑的结果。11月28日,苏秉琦先生致王振铎先生信,则第一次明确了“古物处”为何改名:
文物局内的三处是图书、博物、文物。“古物”是原拟的名称,周总理说:“古太多了,不要净管古的”,所以改为“文物”。“考古”一词大概从未采用过。[7]
这样我们也就基本明确,从“古物处”更名为“文物处”的时间应在11月28日之前,不会延至12月。而更名的原因,也确如谢辰生先生言是“考虑到古物无法涵盖革命文物”,但最重要的是,更名的主张乃是由周恩来总理提出,体现的是国家最高领导集体的管理意志。
有此指引,我们可进一步确定可能的更名时间。据相关文献,1949年11月21日周恩来总理对在中南海办公政府机关全体工作人员讲话,指出“人民政府的一切工作都在草创中,没有前例可援。我们根据需要创立的许多机构,并不完备,应该根据实际情况作些变更。……新政府的工作人员不仅要完成政府所决定的工作,还要负责改进这个机构。人民政府不仅要求工作人员有积极性,并且要求有创造性”。因此“古物处”改为“文物处”的时间,很可能是在此前后或不久。即,在“根据需要创立的许多机构”和“根据实际情况作些变更”过程中,考虑到“革命文物”的重要性,因此将之前“古物处”改为了“文物处”。
该信的内容,不仅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建国初期文物局设立初始既高度重视“革命文物”保护,而且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更名也大大丰富了当时既有的文物内涵,是文物学研究的重要“发现”。
当然,建国初期考古人员“稀少”,大规模的考古工作还尚未启动,自然不会有“考古处”命名,这也就是苏秉琦先生信中言“‘考古’一词大概从未采用过”的主要原因。而随着各地考古工作的大规模开展和重要性的额不断体现,“考古处”的设立自然顺理成章,而这也正是周恩来总理提出政府机构的设置在“没有前例可援”情况下,“应该根据实际情况作些变更”的具体表现。
[1] 谢辰生:《谢辰生口述: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19页。
[2] 谢辰生:《谢辰生口述: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20页。
[3] 谢辰生:《谢辰生口述: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21页。
[4] 刘哲民、陈政文:《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学林出版社,1992年,331-332页。
[5] 夏鼐:《夏鼐日记》卷4,华东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71页。
[6]苏恺之:《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11-112页。
(作者:刘瑞)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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