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门殷戴家湾遗址、随州金鸡岭和幕阜山地区的冶炼遗存（中国冶金起源系列之九）

【编者按】中国冶金技术起源于何方何时？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是涉及到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重大命题。郭静云教授团队近期刊发《中国冶炼技术本土起源：从长江中游冶炼遗存直接证据谈起》（郭静云、邱诗萤、范梓浩、郭立新等著，全文分上下篇，分别刊发于《南方文物》2018年3期和2019年3期）。

【摘要】通过对长江中游迄今已发现的可能与冶铜有关的证据的再疏理，认为当前中国青铜技术西来的说法仍有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疑问，包括传入路线不明、技术发展脉络不同、青铜器的器型和制造方式不同等等。中国青铜技术并非接受外传，而是本土自行发展，其源头在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中游具备矿物易得和陶窑技术先进两项优势，且其国家社会已经足够发达和复杂，足以供养工匠，并形成对金属器的需求。尽管目前学界普遍将长江中游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乃至后石家河文化都归类为“新石器时代”，因此发掘时并不留意与青铜技术相关的遗迹遗物，留下的资料稀少零散，但是通过仔细梳理考古资料，仍可以发现长江中游地区公元前第四千纪和公元前第三千纪的诸多遗址，如龙嘴、屈家岭、一百三十亩、石家河、殷戴家湾、金鸡岭，以及幕阜山区的诸多遗址等，其实均已经发现铜块、青铜工具、红铜及青铜炼渣、冶炼工具和设施、相关废品等直接证据，并先后出现过普通圆型炉、竖穴式圆型炉、长型横穴式炉，长条型龙窑式熔铜炉以及用炼缸进行冶炼和熔铜的坑式冶铸工作坊，并且其冶炼活动深入其精神文化中，影响整个社会。这说明，长江中游经历了漫长的认识铜料并探索冶炼的过程；此时，周围地区并没有别的掌握青铜技术的文明，因此长江中游冶炼技术无疑是本土起源的。

因全文较长，现分节摘发。

（五）天门殷戴家湾遗址

冶炼场所不一定都是坑式。在不影响聚落安危和日常生活的郊区，也可见地面式的冶炼场所，或者挖很浅的土坑。殷戴家湾遗址发现这种冶炼废料堆积。遗址位于石家河城东南，距石家河城约4公里。2005年的发掘，发现四处人工活动面和一座灰坑，从这些遗迹中出土了原生或次生的所谓“孔雀石”。根据陶器类型判断，这些遗存的年代应也属于石家河文化早期。[vi]

殷戴家湾遗址发现很多疑为石家河时代的活动面，发掘者将为描述为：“由灰白色细黏土夹少量陶片碎末和黑褐色铁斑颗粒土拌和而成”，厚度5~15cm，最宽10m，报告推论为建筑遗迹，但未发现柱洞和墙基，可能只是一个工作台面，作用不清楚。[vii]在其中一座灰坑H1中发现铜料或冶炼废料，从出土物来看，似乎也同样有冶炼和祭祀两种活动的遗存。该坑比较宽但不深，形状不规整，长宽为4.8×4.52m，深度0.36m。坑内填灰褐土，夹大量草木灰。包含物有多种陶容器、陶纺轮、石镞等，另发现已腐的猪下颚骨。陈树祥和龚长根认为，殷戴家湾遗址H1有祭祀坑作用[viii]。长江流域在祭祀坑摆放猪下颚骨的习俗源远流长，可溯源到新石器中晚期，尤其是在湘西山区一直带有通天的含意[ix]。因此H1应该有祭祀活动的判断准确无误。

图十二: 殷戴 H1灰坑。H1出土的遗物：H1:15小坩锅，口径6.4cm底径3.17cm高8.1cm; H1:34小坩锅，口径7cm底径3.3cm高8.1cm;H1:18小坩锅，口径8.2cm底径3.2cm高9.6cm; H:44夹粗砂灰陶炼缸，口沿40.06cm残高17.8cm; H1:55夹粗砂灰陶炼缸，残高9cm; H1:66磨版石，7.75×5.7×1.25cm; H1:16穿孔石刀；H1:42磨制石镞，长7.45cm; H1:43磨制石镞，残长5.75cm。TN3W73:16炼缸残片，残高8.8cm; TN3W83:9炼缸残片；TN3W73:4球型石锤，9.65×5.2cm; TN3W73:6小坩锅，口径7.9cm底径3.3cm高8.6cm;TN3W73:19小坩锅，口径5cm底径2.4cm高7.7cm; TN3W83:1小坩锅，口径5.2cm底径3.2cm高7.4cm; TN3W83:3口径6.2cm底径3.2cm高8.2cm.

不过坑中也出土了与冶炼有关的器物，如数件陶质粗厚、底部加厚的手制“红陶杯”，即是长江中游常见冶炼坩锅，同时出土了几件夹粗砂的炼缸碎片，相关石器则出土了两面都有砥凹面的磨板石（abrasive plates）残器。在坑的旁边也发现有小型坩锅、炼缸碎片和在幕阜山冶炼专业遗址典型的球型石锤（spheroidal hammerstone）等。这些器物的功能和发展脉络我们将来会专门讨论，这些工具都是长江中游从大溪时期以来逐步出现的配套工具。在世界其他古代冶炼遗址中，亦有发展和建立类似相配套工具组合的情况[x]。（图十二）

（六）随州金鸡岭遗址

湖北随州的金鸡岭遗址位于汉江支流涢水上，是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遗址，没有绝对年代数据，不过，因位于屈家岭、石家河文化诸城聚集区域的北缘，较为偏僻，发展时间应该略晚。该遗址中发现了许多灰烬及烧土的堆积。其中探方WNT1109属于石家河文化早期的第7层（呈现厚度约60cm），多含红烧土颗粒，中间发现一块被发掘报告称为“孔雀石”的东西（实际上，应该属于次生氧化铜块或者氧化亚铜废料，图三）[xi]。

出土铜料的WNT1109，虽然没有明显的炼炉或灰坑遗迹，但是此处第7、第6层充满烧土，铜料发现于无任何遗物的烧土层旁边，其上就有灰烬坑。第7层发现遗物不是很多，均为碎片，报告里只记录了一件石鉼工具（small roundflat stone anvil），这也是冶炼遗迹附近常见的器物。地层中烧土块很多，有些较大[xii]。如果烧土不是呈现小颗粒，而是大块出现，这往往不是在地表上直接火烧的痕迹。一般而言，炼铜炉壁其外表上也像一块较硬的烧土而已。报告内多次提及这种成块的烧土，但是因为报告描述不足，也没有经过检测，我们目前无法进行确切的判断。另外，在发现这一件所谓“孔雀石”的位置的上层，有大型建筑遗迹，在外墙的建筑基础有基槽，基槽内堆积很多石块，发掘者认为这不是居住房，而有某种社会或专业性的作用，例如：作坊。鉴于金鸡岭遗址实际上发现很多成套的冶炼工具，我们认为这个作坊的建筑，应该与青铜技术和冶炼活动有所关联。

（七）幕阜山地区

自第三千纪后半叶起，在幕阜山地区也发现很多冶炼遗迹，包括配套工具、炼炉遗迹、炉渣等。虽然发掘不足，学界也还没有系统地分析，但已经有基本认识及讨论。因此幕阜山的资料，可以用来对照，有助于理解早期的遗迹遗物。为此，需要另文专门讨论幕阜山专业区与冶炼浇铸相关的遗迹和遗物。

（未完待续）

注释

[vi]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们市博物馆，《湖北天门市殷戴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江汉考古》2008年6月（增刊），第77页。

[vii]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门市博物馆，《湖北天门市殷戴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江汉考古》2008年6月（增刊），第76-87页。

[viii]陈树祥、龚长根，《湖北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铜矿石与冶炼遗物初析——以鄂东南和鄂中地区为中心》，第5页。

[ix]郭静云，《天神与天地之道》，第311－334页。

[x]StanislavGrigoriev, 2015, Metallurgicalproduction in northern Eurasia in the BronzeAge, pp.71-73, 91-92.

[xi]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隋州金鸡岭》，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1、38－51、246─247、277页、彩版九：1；十五：6。

[xii]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隋州金鸡岭》，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1、38－51、246─247、277页、彩版九：1；十五：6。

【声明】本文作者为郭静云、邱诗萤、范梓浩、郭立新，为《中国冶炼技术本土起源：从长江中游冶炼遗存直接证据谈起（二）》（原载于《南方文物》2019年3期）之第一部分。若有引用或转载，务请说明作者与来源。